你喜欢读《红楼梦》吗？你对里面的人物了解多少？你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史湘云？妙玉？贾探春？……不管你喜欢谁，只要你爱读《红楼梦》，你都应该读读本书，听听专家们是怎样评论她们的。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主要介绍秦可卿。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来翻阅吧。

你喜欢读《红楼梦》吗？你对里面的人物了解多少？你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史湘云？妙玉？贾探春？……不管你喜欢谁，只要你爱读《红楼梦》，你都应该读读本书，听听专家们是怎样评论她们的。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主要介绍秦可卿。

卷一 画梁春尽落香尘

秦可卿晚死考

——石兄《风月宝鉴》旧稿探索之一节

《秦可卿晚死考》质疑

秦氏之死与贾府盛极之衰

风情月貌败家根

——秦可卿享强寿考

秦可卿病因及死期臆说

卷二 谁识今朝寻病源

论秦可卿之死

论秦可卿之死及其在《红楼梦》中的典型意义

关于秦可卿之死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新臆

秦可卿与贾瑞死因破译

卷三 相逢若问名何氏

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摘要)

——与刘心武同志商榷

秦可卿非允糖女儿考辨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刍议

卷四 十二花容色最新

试论《红楼梦》中的“兼美”形象

一个主观化的“复合人”幻影

——可卿为钗黛“合影”说新解

秦可卿别论

——兼谈曹雪芹的性爱观

卷五 情天情海幻情身

论秦可卿

梦与秦可卿

锦绣荣华倾刻尽

——论秦可卿的象征意义

曹雪芹对于秦可卿的创作

卷六 不知谁是惜花人

刀斧之笔与菩萨之心

——秦可卿之死与曹雪芹的美学思想

秦可卿故事改写过程探原

——兼说《石头记》的探佚问题

“兼美”审美理想的失败

——论曹雪芹对秦可卿的塑造及其他

《红楼梦》中的五个“秦可卿”

还记石头成一梦欲解红楼觅二秦

——二秦形象的整体考察

连接两“界”的纽带

——秦可卿结构意义初探

            关于可卿死期

戴不凡同志用了大量篇幅来详细考证秦可卿是于“赏中秋”晚上“淫丧天香楼”的，并根据“字里行间所透露的”，列出十条证据。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戴不凡同志提出的这十条证据。

戴文之证一日：“‘开夜宴异兆发悲音’……究竟预兆了东府贾珍何事。……赏中秋以后很久，甚至到了次年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庙烧香还愿时，亦未见贾府发生什么重大事件致惹得祖宗阴魂叹息。”戴不凡同志此论恐亦不甚妥。因为东府之祖宗亦即为西府之祖宗，何以见得祖魂叹息只是具体“预兆了东府贾珍何事”呢?至此时，宁、荣二府已是势败力危，“大厦将倾”，如中秋赏月后不久，迎春嫁到孙家，孙绍祖任意欺凌，竞“指着迎春的脸说道：‘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顿，撵到下房里睡去!”’孙绍祖原是贾府门生，如今竟敢如此欺侮贾府干金，何也?当知贾府之势日减，五千金尚不能偿，亦无力回护迎春!贾家之败，一至于此。祖宗见此家道中落之景况，怎不痛心长叹?如果戴不凡同志把贾府祖宗不仅视为“东府”祖宗，而且也视为“西府”的祖宗，可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了。

戴文之证二日：“在书中若隐若现的这个‘贾蓉之妻’，在‘赏中秋’这片文字中忽然频频出现。”贾蓉之妻出现，使得戴不凡同志起疑。让我们看看蓉妻何为“若隐若现”，又如何“频频出现”的。其实“赏中秋”之前，蓉妻就已曾几次露面，如“清虚观”中“蓉妻”初次露面，“除夕祭宗祠”一回里提到“蓉妻”五次，“元宵开夜宴”时又出现四次，至于“赏中秋”文字中“蓉妻”字样不过四处，并没有什么可疑的频繁活动。戴不凡同志何以见得“蓉妻”过去的活动都为“若隐若现”，而这时却独为“频频出现”呢?

戴文之证三日：“贾珍乃由于‘近因居丧’、‘不得游玩’，‘无聊之际’才在‘天香楼下箭道里’射鹄，以至发展成为大开赌局、玩弄男宠的。这位无所不为的珍大爷，如果在行为上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作书人当不致接着就写‘异兆’；而且原本恰恰又是写秦可卿淫丧于天香楼的。”戴不凡同志在这里认为“异兆”当起于贾珍“行为上更进一步的发展”，即贾珍与秦可卿在天香楼的丑行，这种设想亦不甚当。因为贾府中污秽之丑闻甚多，贾琏与鲍二女人偷情，被凤姐抓住，告到贾母那里，“贾母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似的，那里保得住呢?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如此看来，“天香楼”之事又何足为奇?若说祖魂见此即叹息，则祖宗阴魂岂不是几世几年叹息不止了吗?

戴文之证四日：“‘天香楼’原为‘西帆楼’，因避曹寅讳怕见西字而更名的。但改名时为什么不改他名，却偏偏名之为‘天香’呢?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在‘赏中秋’这片文字中，频频写到了桂花；雪芹是不是据此联想而将楼名改为‘天香’呢?”此论中，戴不凡同志根据“天香”推及桂花、月亮以至中秋，且有古诗为证，似乎也有道理。不过，根据“天香”二字推及他论，亦无不可。如一说：“天香”犹指帝王宫殿的香气，有皮日休《送令狐补阙归朝》诗为证：“朝衣正在天香里。”贾府世代簪缨，出入朝廷，以“天香”名楼，正为颂圣之意。或曰：“天香”就是祭神、礼佛用的香，沈俭期《乐城白鹤寺》一诗中有“潮声迎法鼓，雨气湿天香”之句。宁府贾敬“一味好道，只爱静养”，怎知不是他敬神之意?何以见得楼名“天香”必为可卿中秋而死的伏笔呢?

戴文之证五曰：“贾珍让贾蓉出面作局家聚赌，而尤氏又外出时，这个‘贾蓉之妻’是宁府中孤独的‘女主人’了。”中秋夜，“‘贾蓉之妻’陪邢夫人先回家，‘各自上车回去，不在话下’。——这无异是说，蓉妻(秦可卿)是单独一人回家的。这位无所不为的公公和无所不为的媳妇在上述规定情景下可能发生什么事?……”戴不凡同志此论实难服人。戴不凡先生何以见得“在上述规定情景下”就必有天香楼之事呢?“赏中秋”一晚，贾珍、贾蓉随众人陪贾母饮酒赏月，二更后方归，这夜不一定能再“作局家聚赌”了。既然贾蓉夜夜聚赌，唯有这一夜在家中，蓉妻为何偏偏这夜必上天香楼?而况蓉妻身为宁国府的少奶奶，虽然“各自上车而去”，又岂能“单独一人回家”，按理总应是“一群丫鬟媳妇围拥着”送回房去安歇的。蓉妻深夜回府，的确构成嫌疑，但若无充分证据，是不能凭嫌疑定罪的。

戴文之证六日：“秦氏内房正可以直通天香楼……”以此引证出天香楼上有可能发生异事。其实，雪芹原稿中的确曾有天香楼一段文字，而后，作者承畸笏之命，将这段文字一并删去了，此事人皆知之，戴不凡同志不必在此反复考证了。只是这天香楼座落何处，与“可卿死于‘赏中秋’晚上”之论又有何相干呢?

戴文之证七日：“据今传本，秦可卿死于晚上；而赏中秋时‘贾蓉之妻’正是在夜里中途离席，单独回家的。”秦可卿“死于晚上”是用不着讨论的；蓉妻中秋赏月后回家，自然是在夜间。戴不凡同志以“可卿死于晚上”且“蓉妻夜间中途离席”为证，但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必然联系，戴不凡同志却没有具体论证。

戴文之证其八日：“凤姐是在晚上梦醒后得报知秦氏遽死的；赏中秋时凤姐正好因病未参加，当是在家睡觉也。”戴不凡同志还记得秦氏死后，凤姐协理宁国府的文字hE?当时，凤姐一身兼宁、荣二府之重任，“天天于卯正二刻就过”宁府来，“忙得凤姐茶饭也没功夫吃，坐卧不得清静；若到了荣府，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既回到宁府，荣府的人又跟到宁府。凤姐如此，心中倒十分欢喜，并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贬，因此日夜不暇，筹划得十分的整肃。于是，合族上下无不称叹者。”这时之凤姐何等的英武、能干、威重令行。若戴不凡同志认为赏中秋时凤姐病卧家中，梦醒后得知秦氏死去，那么卧病床上，竟不能参加中秋夜宴的凤姐又怎么可能继而即生龙活虎地料理秦氏丧事，“协理宁国府”呢?

戴文之证九日：“13回秦氏死后，宝玉要去东府，贾母说‘夜里风大’，这正可以和75回鸳鸯拿斗篷来给贾母，说‘夜深了，恐露水下来，风吹了头’并观，——在气候、情景上这两处是相互沟通的。”此处可见雪芹书中，秦氏死时，正是三秋时节，确与中秋节的“气候、情景”有相似之处。只是年年金风，岁岁白露，怎见得到了“凸碧堂品笛”日，“露水下来”时，吹着贾母的风就是秦氏死后，宝玉要去东府时刮的风呢?

戴文之证十日：“……若谓雪芹据石兄旧稿改作的初期稿子写秦可卿死于中秋之夕，那么这正和林如海殁于九月初三的日期紧紧衔接了。……正如脂批所云：‘若不遣去(黛玉)，只写阿凤、可儿等人，却置黛玉于荣府，成何文哉!因必遣去，方好纵笔写秦。’……”依戴不凡同志之说，“旧稿”中黛玉归省，如海病故当于秦氏“淫丧天香楼”这年九月初三。据戴不凡同志上文论证：可卿死时，宝玉已二十余岁，那么，比宝玉小一岁的颦儿，此时也应二十许了。如果林如海此时尚在人世，理当早接回黛玉，或为其论婚事，岂有使颦儿二十许尚寄居于荣府之理的!

总之，就以上所举情况来看，我以为：一、戴不凡同志的《秦可卿晚死考》一文尚不足以证明“秦可卿在石兄旧稿中死期很晚”；二、只凭上述材料，论定秦可卿“当是死于‘赏中秋’晚上”，恐亦难成立。

P18-22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搂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