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读《红楼梦》吗？你对里面的人物了解多少？你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史湘云？妙玉？贾探春？……不管你喜欢谁，只要你爱读《红楼梦》，你都应该读读本书，听听专家们是怎样评论她们的。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主要介绍薛宝钗。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来翻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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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雪为肌骨易断魂

作者的态度

《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典型

——林黛玉和薛宝钗

钗黛合一新论

——兼论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

扬黛抑钗倾向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卷二 都道是金玉良缘

薛宝钗的“金玉姻缘“

“虽离别亦能自安”

——也谈宝钗的结局

薛宝钗另有情缘

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

——也谈薛宝叙

卷三 山中高士晶莹雪

薛宝钗论

薛宝钗的思想本质 

评薛宝钗

大观园中温柔的“理”剑

——论薛宝钗的劝说活动及其文化蕴涵

卷四 冰雪招来露砌魂

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

任是无情也动人

——试探曾雪芹笔下薛宝钗情感世界的发展

漫说薛宝钗的“冷”

卷五 淡极始知花更艳

形象的丰满和批判的贫困

——关于薛宝钗这一典型及其批评

论薛宝钗的性格

美的毁灭和封建文明的衰落

——论作为审美对象的薛宝钗

薛宝钗一面观及五种困惑

卷六 不语婷婷日已昏

薛宝钗形象探源

“冷香丸”的象征意义与薛宝钗的形象

试论“蘅芜院”的文化意蕴

薛宝钗姓名新解

天光云影共徘徊

——简论薛宝钗气质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到底这两个典型人物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只有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分析，才能得到回答。

俞平伯在《红楼梦底风格》一章中，分析到这两个人物形象时说：“即钗黛是他(指作者)底真意中人了；但钗则写其城府深严，黛则写其口尖量小，其实都不能算全才。”这虽是企图着重说明作者对书中的人物的态度，实际上是在说明两个人物的差别。这充分暴露了俞平伯分析人物形象的形式主义观点。他所看到的仅仅是表面现象上的差别，丝毫也没有接触到隐蔽在这些表面现象之后的本质差别，反而把这些表面现象当作确立“钗黛合一论”的基础。按照他的见解，处于《红楼梦》悲剧性冲突中心的林黛玉——这样一个为封建制度所毁灭的叛逆形象，和她完全对立的正统人物宝钗的差别，仅仅在于“城府深严”和“口尖量小”。俞平伯的批评是想抹煞这两个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对立的矛盾和冲突的目的，不是很显然了吗?

有着完整的悲剧性格的林黛玉，生动地体现着一个叛逆的贵族少女在封建礼教重压下的悲惨命运，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承担着因袭的重负。她渴望自由，追求着自主的婚姻和爱情。但是，在腐朽的贵族社会里，这样的人是没有生活权利的。林黛玉像贾宝玉一样，她精神上孤独、苦闷，在荣宁二府的贵族生活环境中没有可以向其倾吐心事的人。尽管有知心的宝玉，但在封建礼教精神枷锁的重压下，也很难有彼此倾吐底蕴的机会。相反的，却时常为一些彼此试探的小纠纷，激起感情上的波澜。“多愁善感”“尖酸刻薄”的林黛玉有着多么阴郁的气质啊!林黛玉暴露了女人的纤弱和狭窄。这就是好些“红学家”对林黛玉的“人性”所作的评论。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却是善于透过人物的行动分析它的社会根源的。对于林黛玉典型性格的许多特点，不能抽象地去看，而是应当把它放在产生它的那个贵族社会的典型环境里加以分析，这样就会看出，林黛玉悲剧性格阴沉的一面正反映着封建制度所加给妇女的沉重的压力。听听这个孤傲灵魂的心声吧：“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一个本来适宜于摄取生活中一切美丽的东西的人，却生活在卑污的环境里。你能让她唱出什么样的声音呢?她那悲凉的声音正是对封建礼教的愤怒的抗议，像是发自荒凉的山谷中的求救的声音，声音虽微，并不失其要挣扎出险境的力量。人们从林黛玉阴冷的性格里不只是受到消极的悲伤的感染，而且激发起对造成她悲剧性格的封建礼教的强烈憎恨。何况从林黛玉的悲剧性格里发出的并不只是悲凉的声音，她还有其叛逆性格的一面。她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和封建贵族大家闺范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这使她和卑污的环境日益乖离。当她初入贾府之时，是怀着对这家庭不可理解的畏惧心情。可是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礼教束缚、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的熏陶，并没有摧毁这个贵族少女叛逆的灵魂。她坚持着自己对生活的见解，更顽强地发展着她那与卑污的环境不妥协的精神。

封建阶级要求妇女“无才便是德”，林黛玉却有封建阶级不需要的“才”，而又无封建阶级所要求的“德”。第42回薛宝钗对她进行了一次如何做人的说教：“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林黛玉不正是走了这“不可救”之路吗?、

封建阶级的礼教，是男婚女嫁得由父母作主，而林黛玉却“读书”而不“知礼”，自己进行了爱情的选择。对她来说，除爱情之外，别无其他值得关心的生活内容。她全身心地沉溺在感情的泥淖里，而且经常在同贾宝玉的争吵中暴露感情，置封建礼教于不顾。

封建阶级需要的是成为男人附庸的“贤良”女性，而林黛玉却从来也不劝贾宝玉去努力于功名利禄，相反的，她和贾宝玉唱的是一个调子，十分鄙视封建阶级的仕途经济。

她对周围的一切总是很冷淡，甚至持着反感的态度。那些显贵的皇室国亲在她的眼中也不过是些无聊的“臭男人”。她幻想着、追求着美好的生活的理想，要求个性无拘束的自由发展。然而，要想挣脱封建社会中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锁链，却谈何容易。林黛玉悲剧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

林黛玉以这样一个不合封建闺范的姿态走进了这个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贾府。她带着异样的眼光，接触着极端豪华腐烂的生活。她从自己的生活见解出发，尖锐地讽刺着这个大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卑劣和庸俗，特别是对封建礼教的崇奉者薛宝钗，有时是采取了辛辣的、尖锐的攻击态度，撕破她虚伪的面孔的。

智慧过人的林黛玉不时预感到与卑污环境周旋无力的。在苦竹凄风的潇湘馆里，只有宝玉才能给她带来几分人间的温暖。她悲剧性格的愈益发展、消极情绪的愈益增长，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她的理想和爱情不仅在现实中是不能实现的，就在想象中也是显得空虚飘渺。当人间最后的一根游丝——她与宝玉的爱情——也被黑暗的魔刀割断时，“冷月葬诗魂”的林黛玉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封建礼教的沉重压力给林黛玉带来了悲剧的结局，然而它也宣告了自己的破产。林黛玉以自己的生命冲破了礼教的束缚，从这个悲剧性格的深处，发出了要求生活权利和自由的呼声。在众寡悬殊的斗争中，她悲惨地失败了，却从未向自己的理想变节。这就是这个贵族少女充满了悲剧性的叛逆精神。

而作为与林黛玉相对立的形象薛宝钗，她是向着什么样的生活前进的呢?她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夜——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的呢? “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行为豁达，随分随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人。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笑。”薛宝钗一进贾府，就取得了被环境所推崇喜悦的地位，显示着她具有着正统人物的风范。也正是这样，才更强烈地映照出黛玉反传统性格的特色，使人理解到在贵族阶段正统人物的圈子之外，还有一个叛逆的灵魂存在。

薛宝钗的性格恰恰和林黛玉相反。作者在介绍她出场时说：“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8回)王凤姐则给了她这样两句评语：“拿定了主意不干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在她那“容貌美丽”、“端庄贤淑”的外衣下，掩盖着一颗封建主义信奉者的极为虚伪的灵魂。她很善于奉承、迎合，而又做得自然，懂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寄居在荣国府，她首先博得了贾母的欢心。有一次，贾母替她做生日，叫她点戏，她很熟悉贾母的喜好，就投其所好地点了几出贾母爱听的戏，取得了贾母的“更加喜欢”。(第22回)元春从宫里送出来一个灯谜，她明明一目了然，心里觉得“并无甚新奇”，但嘴里却还要“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早猜着了。”(第22回)在滴翠亭边，她偶然地偷听了小红和坠儿说的私心话，引起了她的一连串封建大道理的联想，但为了自身的利害，却又“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ct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着，假装追寻林黛玉，巧妙地解脱自己，嫁祸于人。(第27回)她这种“会做人”的言行谈吐，有时已经显露出同王凤姐一样冷酷和丑恶的本质。譬如金钏儿投井事件，分明是大观园统治者王夫人的一笔血债，连她自己都有了“不安”的感觉。可是，薛宝钗却面带笑容地向她的姨母讲了这样一篇冷酷的道理：“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旁边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薛宝钗这番自行失足落水的话，不是有意给王夫人开脱罪责么，不是充分暴露了她的封建阶级的残酷本质么!

P13-16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搂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