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冯玉祥将军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奔走各地,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曾继任出任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指挥对日对日作战,同时又巡视督察军训,向百姓宣传抗日救亡道理,他先后游历四川二十多座县城,广泛发动献金救国运动。在八年抗战中,他体察士兵生活和民间疾苦,痛斥亲日派投降卖国罪行,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以“屹然志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书中以大量史实披露了抗战中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文笔朴实无华,是一本有珍贵史料和文学价值的史书。
冯玉祥将军(1882-1948)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从光绪、宣统以至蒋介石),历尽沧桑,饱尝忧患,毕生追求光明和进步,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强的民主斗士。《冯玉祥自传》包括《我的生活》、《我的抗日生活》和《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三卷,是其“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之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
本卷《我的抗战生活》是冯玉详将军的口述,由其秘书笔录而成的。1937年抗战伊始,冯玉祥将军怀着共赴国难的愿望,奔走各地,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既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又巡视督察军训,向百姓宣传救亡道理,广泛发动献金救国运动。他深知士兵生活和民间疾苦,痛斥亲日派派投降卖国罪行,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以“屹然志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本书以大量的事实披露了抗战中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具有珍贵的史料和文学价值。全书以第一人称口述,读来真实生动,朴实无华,振聋发聩,是一部值得阅读和收藏的好书。
说着就快到“八·一三”了,这一天我们开一个中央政治会议,在陵园一个无梁殿里头。什么叫无梁殿呢?就是完全用砖砌起的一个大殿。在这里开会,确定了程颂云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阎百川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就是平汉路,第二战区就是晋绥,第三战区就是京沪。在开会的时候,汪兆铭那个鬼头蛤蟆眼的同他的一位同志,就打算了怎么样坑害主张抗战的人们,怎么样培植主张投降的人们,一言一行都明白地表现出来。
到了十五号,我从南京出发,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出发以前,我写了一个遗嘱,交给我家里的人,放在我箱子里头。主要的话如下:
“同日本鬼子打仗,是为了雪国耻、收失地,上可以对得住祖先,下可以对得住子孙,成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不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孙绝不能同日本鬼子妥协。我有几间房子,都交给李德全就完了。”
出发的时候,参谋长是熊斌代理,刘骥为总参议,后来参谋长换了鹿钟麟。从陵园寓所出发,过了宜兴就遇见日本鬼子的六架飞机,飞得很低,看见飞机上边日本鬼子的太阳徽很真切。当时若是轰炸,那我们马上就完了。看那样子,和后来的证明,知道他是炸陵园和南京去了。我到了苏州张治中的司令部,知道张治中正在前头打仗,并且打得非常激烈。我同他的副官长谈了不过三分钟的话,我说:
“我要到上海附近去看看。”
出了他的司令部,离开苏州也不过五里就听见苏州附近有大的轰炸。后来知道,就是炸了那个司令部的外边和里边。由此可见,日本人在京、沪、苏州一带,布满了间谍侦探。
后来听说,有一户人家在苏州车站附近开了一个茶馆,在楼底下设有无线电台,他在车站附近看见什么情况,听见什么消息,就马上给日本人报告。不多几天,他的一个独子竞在外面被敌机炸死。他的太太骂他:
“你这个人,没有良心,不能得好报应,你看你给日本鬼子报告消息,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连你的儿子都炸死了,你这不是报应是什么昵?”
夫妇俩越吵越厉害,打起来了。他的女人就去告发了,他被地方上的人捉住,问实了才枪决的。苏州出的这样事情,不止二三十起。
日本鬼子想出的害人法子,非常之多,一个是下象棋,一个是下围棋。他完全是为了勾搭中国人,收买中国人,稍一不慎,就被他们诳骗了。他特别注意的就是地方上这些破落户,没有正经职业,而有酸不溜丢的蹲茶馆的能耐,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没有别的办法,最容易被日本人收买。若是真正读书的青年,或是工人,或是农民,日本人也没有法子接近,他也不敢接近。他知道这些青年和真正的老百姓是有良心有血性的,他一说坏话,这些人就去打他,他怎么敢同这些人接近呢?
我到了昆山车站附近,我的一个副官不认识路,急急忙忙地把引路的小汽车开到昆山车站上去了。这是个死葫芦头,汽车路不通上海,又转回来。刚出车站还没有二百步,敌人的十二架飞机就到了,在车站附近俯冲式轰炸,把车站上的队伍炸死了很多。我是下了汽车在一个破房子里,带几个传令副官站在那房子底下,叫汽车开出去二三百步,借着道边上的树木隐蔽起来。敌人轰炸完了,飞机走了,我出来一看,熊哲民参谋长蹲在稻田里,只露出个脑袋来,幸而没有伤着他。这时的谷子刚刚秀齐,水是很深的。
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先生的司令部,张发奎同志、顾祝同同志、张治中同志、陈诚同志,他们都是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另外有杨虎同志,他是上海警备司令。我把在这个司令部里头所见的情形写在下面:
一、很有一种作战的精神,紧张沉着,各司其职。
二、电话、电报十分忙碌,看出战斗的激烈。
三、李印泉先生、张一磨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别的几位,从苏州来慰劳军队。他们在大轰炸之下,不顾一切地来慰劳将士,为什么?他们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爱护国家的一种真诚,一种热烈的感情。
四、我们大家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这张相是很宝贵的,值得纪念的。
今天回溯往事,也就想起张一唐老先生一九四三年在嘉陵宾馆聘他的女儿。一九四五年他就死了,这老先生没有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完全投降,真是可惜得很。
李印泉先生前几年在他云南的家乡带着许多家乡子弟,跟日本人拼过多少次的死命,真是老当益壮,越老越坚强,实在不愧是民众的楷模。
江问渔先生住在重庆乡间,吐血很厉害,这实在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教育家。
我记不清,我想黄炎培先生当时也许在场。黄炎培先生这些年来,为抗战,为救国,东奔西走,历尽辛苦,真是到处大声疾呼。胜利之后,他为了民主,为了和平,也努了很大的力。后来还有人去搜查他的家,拿枪对着他家人的胸口,问有枪没有枪,这都是历年以来真诚爱国的人所遭遇的意外的侮辱。最近他到上海去了,还不知道光景怎么样呢!
在张治中的司令部里,同几位朋友开了会议之后,我就回到苏州西边的一个大庙里。这一路上,敌机时而在前面轰炸,时而又在后面轰炸。到苏州附近,就将要黑天了,遇着敌机十几架低飞扫射。我同周参谋几个人下了车伏到一个坟地里,从地上向上看飞机,看不十分清楚,我想他向下看也是看不清楚。
敌机过去之后,不到五分钟,苏州城里就有一阵很大的爆炸声音。
这天晚上,我住在苏州附近山上的大庙里。这个庙里边,情形很特别,还有些个古迹。分别记述如下:
一、客厅非常的大,能坐几十桌客人。
二、挂单的和尚也很多,可怜得很。
三、三更半夜里就起来打坐念经,看那一碗饭真不容易吃。
四、我想已经开始抗战,这般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也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为什么不用他们去抵抗敌人?为什么不用他们去做生产事业?为什么叫他们在这里坐吃山空?
五、我觉得这是革命政府的耻辱,也表现了我们社会的落后。
六、有人说吴王夫差原来的宫殿就在那院子西边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和尚不慌不忙的,如数家珍一样,说出多少古迹来,我听他的话,有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
次日一早,敌人的飞机就到庙顶上,转了一个圈走了,我们用过早饭就到上海去,看汽车路上,各种车辆太多了,军队也很多,把这路堵塞得喘不过气来,大家都不能通过,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到了前方。
上海的战场,在一百里以外看着,半边天都是红的,远远地听见炮声昼夜不停。敌人企图先把上海给打开,因为他们扬言三个星期要把中国打投降了。又说,最多用不了三个月。所以才集中力量海陆空齐进,对着上海全力攻击。我们也是尽力地把所有能打的队伍都调了来,一师一师的,一军一军的,简直是用最大的力量拼死命。
有一天晚上,蒋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到前方来开个会议。这天午后九点钟,我们在距张治中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开会(看那光景也不过四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来了。先是大家报告敌人的情形,后是决定怎么个打法。当时报告最详细和陈述意见最有意思的,就是张治中先生。他主张抄袭敌人的背后,从敌人的腰里头截击,我很赞同他这话。后来,蒋先生又详细地指示了一番,就散了。蒋先生坐汽车到苏州,在一个旅馆里停了一下,不到十分钟就上了火车回南京去了。火车刚开,敌人的飞机来了,把旅馆马上炸平。可见敌人的间谍在苏州是如何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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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将军(1882—1948)是一位身经两朝(清、民国)数代(从光绪、宣统以至蒋介石)的著名爱国将领。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很多重大事件中,都有他的影响存在。冯玉祥将军历尽沧桑,饱尝忧患,毕生追求光明和进步,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强的民主斗士。《冯玉祥自传》包括《我的生活》、《我的抗日生活》和《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三卷,是其“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之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
《冯玉祥自传》自解放前首印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关注。许多读者对冯玉祥将军传奇式的经历感到新奇、钦佩,同时对本书以往编辑工作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1982年冯玉祥将军百年诞辰时,在北京举行冯将军百年纪念活动,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我和我的家人时说:冯将军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为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世界知识出版社现据上海书店编印的《民国丛书》第五编影印本重印,此次对本书作了尽可能细致的校勘、订正;复承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诗人张杰在再版此书时给予的支持与协助,谨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这本《我的抗日生活》是胜利以后就着手写的,到今天算是完成了这个工作,感觉很愉快。
往前翻看一次,说的都是实话,写的都是实事。可是正因为是实话实事,一定又得罪了不少人。我且不管那些,我想起中外的两个故事:
一个是唐朝的事情,有一年闹蝗虫,闹得“飞蝗蔽日,所过赤地”。这样的大灾难,按理讲总得让皇帝知道,好救济灾民。可是官员们恐怕说了这话,惹皇帝不高兴,不说呢,又怕万一知道了碰钉子,于是有位最聪明的京兆尹杨知,他上了个奏文说:“蝗虫不吃庄稼,都抱着荆棘自杀了。”此外还有皇恩感召一类的话。奏文上去以后,皇帝当然高兴,百官听了也都来称贺——这个小故事,真是天真可爱。
再者,我们看到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那里算旧账,要追究珍珠港事件责任问题,连参谋总长马歇尔元帅都得去出庭——这在中国人看来,或者认为是多余的事吧?
可是,正因为我们“不咎既往”,便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就容易再犯错误,使历史的进程,受到阻滞。这对于人民,就是延长灾难。正因为如此的关系,我乃将这八年的经历,忠实写出,其是非得失,只好留待读者评判。
冯玉祥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