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过去20年里苏联／俄国历史的第一部完整记载，由一位观察者“在内部”写成，他目睹了书中描述的几乎每一件事情。苏联“改制”的优点与缺陷，它那出人意料的内外结果，冷战的结束，民族主义的勃兴，苏联的自我解体，以及后来俄国的种种戏剧性场面，在书中都通过一种新鲜的观点来叙说和解析……本书读来令人明白，发人深省，这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本生动的、详细的、同时也是值得参考的好书。

1991年，东欧风云突变，庞大的苏联顷刻之间解体，给世间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弹指间又过去了15年，慢慢地许多内幕被揭露出来。苏联解体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也逐渐清晰，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廓清事情的真相。

西班牙著名记者拉斐先生曾经长期驻守莫斯科，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前后过程，并且同政变各方的首脑人物亲密接触，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信息。他在本书中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世界形势与欧洲秩序的跌宕，“从前的苏联”和“开放的苏联”的主要状况，苏联的民族矛盾和权力真空，总统制的实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震荡，政变和解体，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等等。

长期以来，人们对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和它的后果疑惑颇多，观点相左。作者经过长时间的采访、调查、分析、思考和研究，终于写出这部34万字的客观“报告”，读来令人明白，发人深省，这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本生动的、详细的、同时也是值得参考的好书。

中国、俄罗斯之比较 （代中文版序）

风云突变的时代

1 从前的苏联

2 自由的代价

3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和切尔诺贝利

4 “开放”的意外礼物

5 分裂的开始：叶利钦奇观

6 乐观的欧洲秩序的崩溃

7 权力的真空和各式各样的危机

8 民族的觉醒

9 转移

10 实行总统制、“推土机政策”和联邦制

11 1991年的8月

12 领导空缺期和结局

13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西方和俄罗斯

尾声：疑惑和问题

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西方，人们都马上就对新一代领导人取得政权的意义做出了评价。可是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突出的特点：有进行社会改革的宏伟抱负与没有具体的目标和任务、有强烈的改革愿望与没有实施改革的构思的一种奇怪的结合。

我在1987年夏天为《先锋报》所撰写的第一篇专论苏联形势的文章中说明过，已开始的改革的主要目的大概是什么。我写道：“苏联领导人想要克服苏联相对于工业发达国家而言的结构方面的落后状态，想要让苏联人民积极地参加改革。”接下来我指出：“一切都表明有着一个旨在使苏联社会变成一个比较有用和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的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计划。”

诊断通过了时间的检查，但是紧接着最初决定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却是完全不成功的：除了要实现有力的改革的总意图外，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从1986年起，国家改革方案的详细提纲，和已下过定义的有关改革的行动方法及目标的行动计划，竞变得如此迅速和如此彻底，这就证实，他们不仅没有统一的战略思想，而且对自己本人和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概念。

最初说出来的想法是相当保守的，并且只反映出专家治国论者的深深忧虑和从政治上及思想上巩固现有制度的意向。在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第一次当众亮相的时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的工人们面前，十分朴实地说出了因苏联“从70年代初开始”差距越来越大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而起的忧虑。新领袖指出，增长速度的下降使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形势以及“无条件的国防课题的解决”变得复杂起来了。戈尔巴乔夫说：“从前我们靠大量劳动力和天然资源的投入达到高速度的增长。现在两者都没有。人口上的又一个浪头——战争的回波——导致了劳力的短缺，而且也不必指望能吸收到新的物质资源和天然资源。首先，它们不是无限的，其次，想得到它们就需要一笔巨大的费用。只有一个办法——采用先进设备、自动化技术、能耗量较少和无废料的工艺来达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用这种办法可以和应该确保国民年收入的增长率不低于百分之四。”

无论是从科学院院士阿甘别吉扬的“加速策略”算起，还是从与酗酒和酒癖斗争的运动算起，这个阶段都是在1986年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从1987年春天开始的另一个阶段，它的主要口号是“改造”，它不仅有经济上的潜台词，而且也有社会政治上的潜台词。1988年开始了第三个阶段，这时候“社会民主化”被宣布为改革的主要目标。最后一个目标经常被理解为受控制的制度修改。在1987—1989年间，通过一些决议和法律破除了在诸如外贸、银行事业、合作社运动这样一些享有特权的领域里以及在一些更加具体的部门——共产党和青年组织里的国家垄断。随后一直到1990年为止，运用各种方案培植市场关系：从“合营经济”到以“陨星的”纲领《500天》表现出来的自由派的侵略型资本主义。

在民族关系方面，最初的计划里说是要给予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社会主义式的”独立自主权去解决经济问题，以便过几年后苏联会变成一些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在国际关系方面，超级大国之间达成一致的裁军方针先是变为大量的单方面的让步，这些让步解决了主要的争论以及与争论相关联的在冷战期间积累起来的问题(关于战略和战术性的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然后是变为接受以往由占优势的强国为受自己影响的地区所说出的那种最奇怪的学说(苏联外交部的官方代表根纳季·格拉西莫夫把它叫做“西纳特拉学说”，以便纪念弗兰克·西纳特拉写的一首歌《用你的方法》)。按照这一学说，苏维埃联盟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做它想做的那种事，最终的结果就是超级大国从中欧和东欧的撤离，这种撤离就其无条件性、做出决定的单方面性和它们的后果来说都是无先例的。

自然，这些大事件的前后关系中有着显而易见的、彼此相关联的、变化迅速的、相互矛盾的问题和情况。可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那种由于实行改革而出现在社会面前的新任务是完成原先任务后的结果的情况，竟然连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至少在大概还可以用力挡住飞速下滑的雪崩的1990年之前，国内所发生的事件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不断变化的计划在自己的基础中有着一个共同的因素：即兴的构思只预见得到进行改革的积极后果。消极的方案和在事情发生未预见到的转折时的纠错措施看来似乎是没有的。

如此乐观的主观方案不仅从一开始就给改革的实施造成困难，而且还有着十分明显的社会后果。正如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面前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样，每个新方案都会列举它今后会带来的成就(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将是4％，苏联的每一个家庭在2000年之前都将得到一套独用的住房，食品和日常必需品的长期短缺现象将被消除……)。这在社会中引起很大的希望。在1990年12月之前，当工业生产在除战争年代外的整个苏维埃历史期间里第一次开始下降时，已经是在对物价和货币流通量的控制丧失以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国家领袖的威信就大大地动摇了。

P35-37

中国与俄罗斯被其于世纪之交所经历的巨大变革联系在一起。前苏联解体所造成的重大后果在这里我不需赘述，然而在中国又发生了些什么呢?在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将会对中国100年乃至150年的发展历程做出怎样的评述?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中国在20年至30年间所进行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外，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可谈之处，那么这又是些什么内容呢?我想也不外乎以下几点：

在21世纪，城市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要聚居地。城市化进程将真正的“激素效应”带到了社会有机体之中。家长制度消亡或解体了。农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导致了其他问题的产生，给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各位一定都能了解我所指何来，在此我也不愿浪费笔墨。但大家必须了解的一点是，中国正处于这一星球上最大变革的中心，其前景乃是千年的盛事而非百年的辉煌。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已将近3倍于西班牙人口的农民变成了城市人口。而在接下来的16年中，政府计划(一般而言，在中国，政府计划的目标总是能达到的)预计会有3亿至4亿的农民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按照每一个中国城市人口将消耗3.5倍于他们农民兄弟的能源计算，可持续发展问题——这远非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又被置于风口浪尖，中国就身处其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我想讨论的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中，中国所占据的优势。这些差异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至少直到现在为止)，而俄罗斯却非如此。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仅仅是全球油价形势的反应。

概括地说，从后斯大林主义到市场经济转换的所有案例中，我们发现中国人成功的秘密即是制度的稳定。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强力，没有政局的稳定，无论是通过中央集权还是民主道路，都不可能会成功。这种稳定就如同一条导线，将中国的四大优势贯穿在一起。它们表现在：

首先是政治阶层即“etakratia”的恶化程度要小得多。这是什么意思呢?“etakratia”是一种不同于官僚体制、又高于官僚体制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特定的定义的话，在传统的苏维埃制度研究中将它含混地称为“nomenklatura”。言归正传，我想说的是两国的统治阶层对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

在俄罗斯，贪欲的泛滥与缺乏制度约束的官僚政治、斯大林主义消亡后完全的无政治化的恶化程度是相一致的。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混乱的中国的问题在于它的脆弱和衰败，那么苏联的弊病就在于其对于“强国”的过分追求。而荒唐的是，正是这种过分的追求最终葬送了这个国家。

俄罗斯的无政府阶段相对较短，只有从1917年至内战结束之间的短短数年，而在中国，这一阶段长达一个世纪。接着，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排挤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新了的传统的俄罗斯专政的官僚政治组织。而转过来，这一组织又被一个恐怖的警察机构控制，这一机构通过“清洗”的手段除去可能的竞争者来保卫领袖者的个人权威。

这一体系在此时期履行了所有国家的基本职能(工业化，夺取战争的胜利等等)。而这些职能的履行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明显是过于严酷的。斯大林去世后，这一官僚体制就被打破了。就如同历史学家穆希·卢温(Moshe Lewin)所说：在斯大林时期，政党为了一个领袖的利益失去了它的权力。在赫鲁晓夫之后，它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这次是因为国家机器吞并了统治核子，而政党仅作为其代表者和发言人而存在的。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成为了行政机构的轴心。

当这一体系进入一个停滞期之后，政党也不再有能力将国家从泥沼中拉起，因为它也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苏联的体系是一个没有政党的体系，而这一体制也被指引着进入变化和改革的进程。  苏联的官僚政治体系的“自由”以及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的缺失，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向“etakratia”的重构，这是一种向所有权聚集的转变。国家的最基本利益被牺牲了，私有化经营控制了民族的遗产。

俄罗斯本可以做出相似的选择，一种同其基本内涵的转变相符的、同爱国的目的相符的、同传统、保守的形势相符的选择，就像中国一样。尤里·安德罗波夫可能是丧失了在俄罗斯实现“中国模式”的最好机会，而这在那些关于他的最近的研究中更加得到了证明。

在俄罗斯，对于客观地检视苏联历史这一问题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一些人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远离了文明。男外一些人则把它看成一段光荣的历史，因为他们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人类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沿”。而这两种看法都有失清醒。自由派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了一场将苏联时代从历史上抹去的“十字军”运动，即使是20年后的今天，在官方的电视频道中依然存在着一样的论调。坦白地说，这一态度是同发展的进程相违背的。毕竟苏联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它曾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制衡世界(考虑到今天臭名昭著的布什总统和他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运动，这一力量是多么的必要)，它曾经在1945年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革命”。这一革命使得苏联成为世界上具有最先进的教育的国家之一，而这次革命也是今天的俄罗斯不会最终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苏联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苏联时期多种族、多宗教以及文化传统的共容。

将这一切一笔抹去是非常愚蠢的事，除去那些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和鼓噪的俄罗斯电视节目，俄罗斯的普通百姓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今日的俄罗斯，在历史地理解十月革命这一点上相当地无力。这并不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是就俄罗斯早在1917年之前就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言的：这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依靠革命解决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我们不仅很难理解苏联时代的一切，同时也很难理解俄罗斯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更何谈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后工业时期”发展的有效模型。而现在俄罗斯社会对于过去的态度，只能让这个社会更加士气低落，任其滑入一个“为国家的衰落而痛苦与悲伤”的境地。而将这段历史描述成为一个虐待与虚无主义的历史，更无助于对斯大林主义的严肃检视。如果对于历史没有一种严肃的态度，那么就更无未来可言。

让我们讨论中国的优势，即政治民主化战略。如何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自冷战时期的思想继承而来)的思想，造就了许多目光短浅的人。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对于中国人权和政治自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异端而过分的。而实际上，中国正是按照西方传统的政治民主道路前进的。这一经典的规则被描述如下：首先是经济的自由化，在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的民主化。这就是西方传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伴随着重重压力和社会骚动。19世纪，在自由的欧洲，超过一半以上的成人没有投票的权力。他们丧失这种权力的原因是由于普查中各式各样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同财产状况和其他一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妇女是不能具有投票权的，直到1905年，妇女们在芬兰才第一次获得了这种权力。

这一经典的规则也在20世纪的东亚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而与此相反的是，在印度、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那些过去的民主国家，民主往往成了次要的、可笑的一部分，被吞噬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我的结论是：越来越自由的中国正沿着西方传统的道路前进，而此时，俄罗斯则遵循了拉丁美洲、非洲的模式。

中国的另外一点优势，是同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的特征有关的。与此同时，政府也认识并承认发展法治政府的必要性。对于这种必要性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指引了一条发展和开放之路，而这正是俄罗斯所缺乏的。在莫斯科，政体变化的趋势正好与中国的相反，是倒退的。戈尔巴乔夫要求限制多元，加强控制。这一趋势被现任的普京总统政府很好地利用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他对于稳定国家的努力依然可圈可点。

另一方面就是反对腐败。在过去的5年间，中国法院宣判了上万名腐败的国家公务人员。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出现在几年前一些国际经济杂志评选出的“中国最富有的人”的名单之列，而今天他们则出现在监狱的铁窗之后……在这里，腐败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情况在俄罗斯就不一样，无论是叶利钦时代还是普京时代，反腐败的斗争同中国都无一丝相同。

最后，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它的管理，将一个“好政府”的烙印打下。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能够提升人才的机制，它可以把人才提升到政府以及党内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就是决策体系，这一体系集合了集体的智慧，能很好地听取建议。

中国的领导人经常举办学习会议，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所有政治局成员都要参加。这种会议一般是以听取各种专题报告为主(比如说“法治政府”，腐败，同俄罗斯的外交以及经济战略等等)。来自于中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的专家学者们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他们的论文以及报告，领导人提问，记录，做出结论，从而制订出高品质的政策。

上述情况在俄罗斯都不存在，比如说，在1992年，科学院经济研究院就已经相当精准地预测出俄罗斯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是却没人予以注意。

最后，为了避免中国的盲目乐观，我想指出俄罗斯同中国相比所具有的明显的三大优势。

第一点就是人口资源比例。这一点俄罗斯无疑是异常优秀的。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国人口数目巨大，同时还进行着规模巨大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对于不可再生资源与日俱增的消耗，我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所面临的首要危险。从生活质量，环境恶化以及社会幸福而言，现在所谓成功的发展正成为以后发展停滞的阻碍，甚至会带来崩溃的危险。俄罗斯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人口资源比率上的优势，寻找到一条通向生态经济再次复兴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复兴绝对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内实现，这种发展必须要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合作努力，实现共赢。

俄罗斯的第二点优势在于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更有利的位置。今天的中国越来越依靠于经济和商业发展的进程，失去了自身对局面的控制。关于这点我仅愿指出在世界500强——它们是全球化的真正所有者——的名单中，只有58家(12％)来自亚洲，其中46家是日本公司……因而，俄罗斯的自给自足就成为其巨大的优势。如果资本主义系统中出现危机，俄罗斯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多大的伤害，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危险就要大得多。

俄罗斯的第三点优势在于“etakratia”的缺失。在今天的俄罗斯，专制的政治阶层“nomenklatura”——这名字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曾经集中并垄断了整个体系(政治力量，所有权，意识形态的方向，体系的组织结构)最具活力机能部分的阶层消失了。今日的莫斯科正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展现自己，中产阶级和官僚政治的混合阶层在普京的领导下，梦想着重现绝对专制阶层的位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想再回到同“nomenklatura”一样的社会位置是不可能的。这种转变是社会的基础，它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为民主所必需的社会自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不像今天的俄罗斯只是一副空架子。

中国的领导人宣布要将人均GDP从现在的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3000美元。而这一阶段正是没有铁腕不足以保持稳定的时代。因而，他们认为集权是中长期民主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会不会游泳(权力的垄断)，得到水里才能见分晓。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即将要亲眼目睹中国这一伟大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新一代的学者们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吸取得越多，他们在发展中面临的危险就越小。

北京2005年秋

“高水平的记者能比许多历史学家提供更多的历史知识。拉斐这本关于俄国变迁的记事便是如此。”

——[西班牙]安东尼奥·埃罗尔萨，《国家》

“这一主题需要高水平的综合和深刻的分析。作者以一种出色的方式完全达到了这个艰巨的目标。读过此书后，读者能更容易理解当代俄国。”

——[俄国]罗伊·梅德维捷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