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关于土默热红学研究的理论专著，土默热红学由洪昇论、蕉园论、西溪论、盘山论、《长生殿》论、钗黛合一论、南明底色论、南宋文化论、遗民思想论、夫妻著书论、三源分流论十一个部分组成，自成系统并自圆其说，也以往的任何红学成说都完全不同。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是写洪昇心中不吐不快的“国仇家恨”，是一代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挽歌，是一群知识女性的命运挽歌，是一世封建名门望族的衰落挽歌，是一个封建王朝的覆亡挽歌。

土默热红学并不完全否定当今主流红学关于曹雪芹这个人物同《红楼梦》的特殊关系。《红楼梦》确实是在乾隆中期由曹雪芹传抄出来的，但创作时间在清朝初年，比曹雪芹要早一个甲子时间。

《红楼梦》的作者，也就是书中那个深自忏悔的“我”，作品的主人公宝玉的原型，是清初的大文学家、戏曲家、诗人洪升；书中大观园原型，是洪异的故园杭州西溪的一组江南园林；书中金陵十二钗的原型，是洪升的姐妹“蕉园十二钗”；书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四大家族”原型，是洪黄钱顾四个在清初败落的“百年望族”。洪升创作《红楼梦》的缘起，是迭经三次“家难”后，对自己和姐妹们青少年时期美好生活的辛酸回忆，与对造成“茫茫白地”悲剧结局的痛苦反思。

土默热红学不仅按照文学创作三要素，清楚地揭示了《红楼梦》作口明的时间、地点、人物来源，而且还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指导，通过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充分证明了《红楼梦》是明末清初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而不是某个作家“天才”脑袋杜撰的产物。

序 读《西溪泛红》感言

一、有凤来仪篇

 1.“有凤来仪”与“大舜正裔”

 2.《红楼梦》“绛珠神瑛"神话溯源

 3.《红楼梦》为什么要写“小耗子偷香玉”故事

 4.“元妃省亲”的故事是何时写成的

 5.满纸自怜题素怨 片言谁解诉秋心

 ——洪昇是《红楼梦》原作者推论

 6.《红楼梦》妇女观发微

二、太虚幻境篇

 7.洪昇与石头

 8.靖本明远堂拙生考证

 9.从“稗畦草堂本“《长生殿自序》看洪S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及旨趣

 10.《红楼梦》“作者自云”解读

 11.土默热还原《红楼梦》

三、芹溪处士篇

 12.芹溪考论

 13.再考芹溪

 14.创作《红楼梦》的“芹溪”究竟是谁?

 15.《红楼梦》与《履霜操》

 16.“色健茂金萱”诗句为什么是“颂圣”

四、蕉园绛云篇

 17.《红楼梦》应是“蕉园诗社”传记性小说

 18.《红楼梦》仿作南明妓女诗考辩

 19.《红楼梦》与《织锦记》同源考辩

 20.林黛玉·林以宁·柳如是

 21.红楼三钗名字正解

 22.灯火阑珊林黛玉

 23.钗黛为什么共用判词

五、风月宝鉴篇

 24.从洪界的人生轨迹看《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结构

 25.洪异初创《红楼梦》始末

 26.好一个秦可卿!

 27.皇商家族与冷香怪药

 28.“天下古今第一淫人"辨析

 ——论《红楼梦》与明末文人心态之关系

 29. 宝玉为什么患有“爱红毛病"

六、探隐抉疑篇

 30.贾雨村，掀起你的盖头来

 31.赵香梗何许人也

 32.“南汉先生”考证

 33.《红楼梦》著作权辩伪

 34.大观园中人际称呼探隐

 35.贾琏应是成年后的宝玉

 36.巧姐为什么能进入金陵十二钗行列

 37.从清代避讳制度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

 38.红海微澜，继起波涛

 ——读周汝昌先生《红海微澜录》感言

七、唯物史观篇

 39.用唯物史观指导《红楼梦》研究

 40.胡适新红学的实质是否定《红楼梦》

 41.究竟是谁在亵渎《红楼梦》秦 轩

 ——兼论土默热红学的研究特点

 42.从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看《红楼梦》成书过程

 43.从“太虚幻境”看《红楼梦》文学思想传承

 44.《红楼梦》何以是个“俗艳女子"?

 ——与徐晋如先生商榷

 45.洪昇的诗才曹雪芹不能望其项背

八、楼外谈红篇

 46.末世朝阳耀红楼秦轩

 ——洪昇逝世三百周年祭

 47.百年红学混乱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两部《红楼梦》

 ——论明义本《红楼梦》是曹雪芹“披阅增删”再创作的《金陵十二钗》

 48.土默热红学考证路径漫谈 秦 轩

 49.红学各流派兼容互补的结合点

 50.大观园·水西庄·西溪

 51.《红楼梦》开卷第一回说了“三四门子的话”

 52.《金玉缘》决无可能是《红楼梦》的初稿本

附录一 《红楼梦》与东北方言

附录二 再谈《红楼梦》与东北方言

附录三 作者小传

附录四 洪昇手迹

代后记 俞平伯和土默热 秦 轩

          “有凤来仪”与“大舜正裔”

元妃省亲是《红楼梦》作品中的重头戏。细读书中这些章节，再联想到红学家们对元妃省亲本事的考证，很容易使人产生以下疑问：

第一，既然《红楼梦》作者要借元妃省亲事写康熙南巡，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转男作女，把皇帝写成皇妃?又为什么让省亲的动因是当今皇帝“至孝纯仁”，认为“世上至大莫如孝字”?

第二，元妃省亲的接待场所是大观园，主体建筑是大观楼，行幸的第一个地方是“蓼汀花溆”，作者为什么单单把大观园中相对狭窄、并不起眼的潇湘馆，说成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又为什么说为这里题名“有凤来仪”“颂圣方可”?

第三，元妃省亲走后，作者为什么一定要让黛玉居住在这里，并为清纯少女黛玉取号为莫名其妙的“潇湘妃子”，刻意把黛玉的眼泪与“窗前也有千竿竹”联系起来，让读者产生“斑竹一枝千滴泪”的联想，马上联想起死了丈夫昼夜哭泣的娥皇女英?

要想解开这些疑问，必须搞清《红楼梦》隐写的皇帝南巡时间地点，以及接驾者究竟是谁。《红楼梦》确实是借元妃省亲写康熙皇帝南巡，但描写的不是曹寅接驾，而是高士奇接驾；接驾地点不是南京织造府，而是杭州的西溪山庄。当然，描写这些场面故事的作者也不是曹雪芹，而是洪异。高士奇为了接驾，特意在杭州西溪修建了“西溪山庄”，康熙来到这里，见到遍地清溪修竹，十分幽静清雅，内心十分高兴，亲笔为山庄题名“竹窗”，并在诗中赞美这里“十里清溪曲，修篁入望深”。“修篁”就是茂密挺秀的竹林，这就是《红楼梦》书中潇湘馆的真正原型。

作者在书中让宝玉把潇湘馆题名“有凤来仪”，并说这是“颂圣”，众清客全都轰然叫妙，究竟妙在哪里呢?原来，作者这里用的是《尚书》《益稷》篇“箫韶九成，有凤来仪”的典，“韶”乃舜作之乐曲，“凤”字代指凤凰，但凤凰是雌雄成对，凤雄凰雌，“成双对”出现方可称“来仪”。康熙帝南巡携有后妃，称“有凤来仪”很贴切。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作者使用这个典故，明显是有意把康熙南巡说成“仿舜巡”，有意把康熙与“大舜”(舜帝)联系起来。

据历史记载，舜帝巡游天下，死在南巡的中途“苍梧之野”，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听到凶信，寻找到潇湘(湖南)，哭舜帝的泪水染红了斑竹，这就是“潇湘妃子”的出处以及“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典故。作者在《红楼梦》中使用“潇湘妃子”典故，也明显是有意把康熙皇帝与舜帝加以比附。

《红楼梦》用“有凤来仪”典故写元妃，目的在于影射元妃与“舜”之关系，其根本目的是影射元妃原型康熙皇帝与舜帝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无独有偶，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也有类似描写：“最喜无祸无灾，活了九十七岁，阅历多少兴亡，又到上元甲子。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尧舜代表着贤明的君主，代表着君王政治的最高境界，代表着千秋万代受人景仰的圣贤。难道洪昇创作《红楼梦》、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目的，都是有心肉麻吹捧歌颂康熙皇帝么?

非也，非也!表面上看，以舜帝喻当朝皇帝，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如此阿谀皇帝者不乏其人，但在清朝初年，这种比附却有其极为特殊敏感的意义，换言之，是具有强烈的讽刺挖苦意味!原来，明清鼎革后，江南正统文人遗民思想严重，往往把刚刚入关的异族统治者称为“胡虏”、“蛮夷”(为防止清廷发现，很多人把“虏”写作“卤”，把“夷”写作“彝”)，不肯与之合作，以示“华夷之大防”。清廷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证明自己与汉族不是“华夷大防”之关系，曾经指使一批御用文人，利用《孟子》“舜东夷也，文王西夷也”的提法，考证出舜乃是颛顼的七世孙。颛顼是东夷，因此帝舜自然也是东夷。以此说明汉族最崇拜的“舜”及其后裔殷商，以及殷商后裔的“孔子”，也都是“夷”，因此在满汉民族间根本不存在“华夷大防”问题，并附会满清与殷商同源，就是“东夷”的后代，是舜的正宗后裔，因此是中华之正统，“得天下之正”超过周秦以后中国的历朝历代。

洪昇在《红楼梦》中用潇湘馆和“有凤来仪”典故描写康熙南巡，暗示的应该是这个历史事件。再从《红楼梦》元妃省亲故事一开始，就说皇帝“至孝纯仁”来看，根据史书记载，舜帝正是所谓“至孝纯仁”帝王的典范，他的父亲“瞽叟”屡次三番要害他，他按照“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母于不义”的原则，一直隐忍到底，对父亲始终尽孝道。《红楼梦》用这个“至孝纯仁”的皇帝影射舜帝，正是明清鼎革后江南遗民文人影射满清宫廷的通常手法。

《红楼梦》在暗中讽刺“大舜正裔”的同时，也没有忘了恶毒咒骂代表胡虏蛮夷的“耶律匈奴”。第六十三回，在描写宝玉同小戏子胡闹时，故意把芳官周边头发剃掉，让她打扮成“小骚靼子”模样，并说：“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姓名。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东府妾偕岚佩凤等人叫走了嘴，竟然把“耶律匈奴”转音成了“野驴子”。作者可以把剃青头皮梳辫子之人取名“耶律匈奴”加以“作践”，并刻意交代当今之世乃“大舜之正裔”，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再做深一步联想，《红楼梦》书中描写探春理家，对宝钗说《姬子》书中云“处运筹之界、登利禄之场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追问下一句，探春不肯说，认为是“骂自己”。对《姬子》书和书中这四句话，红学界长期以来既找不到出处，也不理解其中意思。其实，联想到清廷以舜帝比附自己，这段话很好理解：“处运筹之界、登利禄之场者”，指的就是新王朝的当权者、受益者和降顺者，“运筹之界”、“利禄之场”就是官场，就是仕途经济之地。“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指的就是他们窃取“舜东夷也，文王西夷也”之词，为异族统治者的正统地位正名，违背了孔孟关于“华夷大防”之道。

这个“姬子”究竟是谁?难以寻到确切所指，应该是泛指抱亡国之痛的遗民士大夫阶层。此类语言在明末清初有民族气节的文人，如刘宗周、陈子龙、夏完淳父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著作中俯拾皆是，因此也没有必要坐实“姬子”是谁。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姬”为周朝国姓，为中华正统的代称，明末清初坚持民族气节的文人，字和号中用“周”字的很多，如黄道周、刘宗周等，《红楼梦》中，为贾政取字“存周”，似乎也是同一意思。

这个“姬子”也有可能是作者洪昇自况，在洪昇传世作品中，找不到直接骂清廷统治者和变节官僚文人的语言，但在他的传奇作品《长生殿》中，借用雷海青骂贼之语言，把“恨仔恨泼膻腥”的外族侵略者，“大家都是花花面”的投敌变节者，统统骂了个狗血喷头!有的学者认为洪昇的《长生殿》是明写安史之乱，暗写明清改朝换代，不是没有道理。

《红楼梦》作品中屡次出现“末世”的提法，交代故事发生在“末世”背景下。书中《好了歌解》及《好事终》等曲子，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末世”的社会“算总帐”场景。有清一代，查文人作品，关于“末世”的提法，在清末鸦片战争以后有，在清初改朝换代后的顺康年间有，其他时间则极为罕见。《红楼梦》当然不是鸦片战争后清朝末期的作品，它的“末世”背景，以及对“舜东夷也”的大量隐写，同样证明《红楼梦》乃清初遗民思想的产物。  P2-4

          读《西溪泛红》感言

                   土默热

今年四月，受主办方杭州西溪湿地管委会、西溪文化研究会、吉林人民出版社之邀，笔者出席了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举办的“《红楼梦》与西溪文化研讨会”。国内四十多位知名红学专家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和争鸣，令笔者受益匪浅。

笔者的《红楼梦》研究，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交流不多。初次参加这么多著名红学专家学者集聚一堂的盛会，自然要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一些切磋探讨。对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笔者的第一印象是复杂的，他们有的风度翩翩、谈吐精妙，有的学富五车、旁征博引，总之都是一副大学者的气魄，令笔者这个“土老冒”心仪折服。他们对《土默热红学》的态度也各有千秋，有的热情鼓励、奖掖提携，有的傲然置之、旁若无人，有的旁敲侧击、冷嘲热讽。笔者对这些赞成、冷漠或反对的意见，自然印象深刻；但并未以其意见之左袒或右袒划分“敌我阵营”，而是把这些专家学者一律引为良师益友。

在这些专家学者中，给笔者印象最深刻，感受最亲切的一位，是浙江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先生。之所以形成如此印象，主要原因倒不在黄先生对笔者学说的赞成和支持，而在于一个知名学者所表现的那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治学态度。黄先生是国内知名作家，目前正在搞《红楼梦》新版电视连续剧脚本创作。《红楼梦》研究本来应该是文学研究范畴的事情，有知名作家来介入《红楼梦》研究，是红学之幸。似乎不应该以知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创立“秦学”，而排斥作家进入《红楼梦》研究圈子中来。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作家毕竟是最有发言权的。与黄先生能够成为笔砚交，笔者引以为幸。

西溪研讨会结束以后，黄亚洲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西溪泛红》，用优美的文学语言，对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鼓励，对笔者的学术境遇给予同情，令笔者好生感动，赋《感怀》一首。笔者的学生秦轩，将这首《感怀》诗寄给黄亚洲先生，黄先生在“博客”上又发表了《西溪泛红之二》的文章，继续对笔者给予关怀和鼓励。

用黄亚洲先生的话说，笔者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蒙古族汉子”。一部红学史，其中也包含着蒙古族学者的巨大贡献，从哈斯宝到三多，这些蒙古族学者的红学成果，至今仍是红学园圃中的璀璨奇葩。笔者虽然不学无文，不敢同本民族先人比肩，但对《红楼梦》的热爱，同先人则是一脉相承的。蒙古民族的特性是热情、爽直、真诚、坦白，交友忠贞不渝。在蒙古族汉子的《(土默热红学)续》出版之际，愿意用亲爱的汉族兄弟黄亚洲的两篇《西溪泛红》，做这部专集的序言。愿《西溪泛红》与《土默热红学》相伴而行，同开生面。黄亚洲与土默热之间的友谊，将印证汉蒙两个民族的学者，在学术领域中也是“两个离不开”的常青树!

            西溪泛红

                   黄亚洲

今日相握土默热的手，才知此公不仅特能想，还特能说。

他相携宝黛钗降落于杭州西溪，并且亲手给这一干怨家打开了一幢幢房门：怡红院原来是洪园，衡芜苑原来是花坞，潇湘馆原来叫竹窗(洪异老友高士奇接驾康熙南巡之地)，稻香村原来叫柴门，芦雪庵原来就是西溪名景秋雪庵。

他又给这一干女子正名：金陵十二钗正称应为“西冷十二钗”。清初杭州女子诗社“蕉园诗社”(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原来就是这帮冤家结社吟诗的原生态。

土默热这位蒙古族汉子说他目前很孤独，我认为这种孤独状态是正常的，你推倒了一座大厦，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站着，太阳光底下当然只有自己的影子了。

杭州籍红学家杜春耕吃中饭的时候对他说：“我赞同你有些观点，但有些地方我仍旧有看法。”这样的评价也应该算是同行之中赞同度很高的话了。

不管土默热的“空降部队”最终能否固守阵地，西溪反正是有福了。我以很大的兴趣注视这一场事变，并且愿意以杭州市文化顾问的身份推荐土默热先生为杭州市荣誉市民。

来自草原的文化旋风于2006年肝向无敌地南下，包括春晚的那首“吉祥三宝”。

春天到了，西溪泛红，宝黛钗毕现，二期工程上马，真的都是有趣的事情。

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是胡适先生治学的重要准则，但正是胡适先生的某个小心求证之后的结果，成了许多红学家从此不敢再大胆假设的罩门，胡适先生的光环确实扎眼，众人的眼疾很可能由此产生。

敢于从源头上说一些与众不同的话是很需勇气的，这是一种变异，但是变异往往也是历史的拐点，惯性很大的历史总是需要变异来加以校正的。然而变异的代价也大，且不必说中世纪那个不尊重地球皇位的人被火活活烧死的著名故事，上世纪和本世纪那些敢于说出鹿就是鹿的人，不也是一个个很孤独的吗，没钉在木架子上焚烧已是万幸了。

总还是有人敢于评价皇帝的新衣的，他们遵循的是事实，事实是长春之树，被风摇动着，在当代人面前或者在下一代入面前或者在下两代人面前，发出真实的声响，总是有人在这种真实的声响里陶醉，不惜醉眼朦胧，目如剑炬，孤芳自赏。

土默热的魅力就在于此，而我也相信，他的孤独将是暂时的，尽管他现在知音很少，只有他的一群忠实的学生在拼命维护师道尊严，我很愿意信奉土默热的推断和求证，因为我是杭州人，浓郁的乡土之情造就了我对这位酿成“西溪泛红”的蒙族兄长有一种天然的阶级感情。

西溪二期工程要开工了，我感觉在新建的“洪园”中可以辟一“土默热红学陈列室”，陈列一些土默热手稿，解说他的主要红学论点，甚至在室内可置一土默热铜像，因为土默热对杭州人氏洪异功莫大焉，对西溪湿地功莫大焉，置一铜像不为过。

愿西溪真的从此红了，越来越红，让远在东北的土默热先生和他的学生们远远望见，相视一笑，生出“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样的欣慰之情。

         俞平伯和土默热

立这样一个题目做本书的后记，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的奠基人，在当今红学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土默热教授是新红学的掘墓人，在当今红学界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把这两个风马牛般的学者扯到一起做文章，这篇后记怎样写下去呢?

且莫着忙，山人自有妙计——就从俞平伯先生的临终忏悔说起吧。“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俞平伯先生临终前大彻大悟，发出了“程伟元、高鹗保存《红楼梦》有功，胡适、俞平伯腰斩《红楼梦》有罪”的忏悔性宣言，彻底否定了自己一生据以安身立命的学说，并说这种全盘否定是“大是大非”问题，虽然“难以辞达”，但是决不能含糊。

这是否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临终前的呓语呢?似乎不是；这是否是仅就“腰斩《红楼梦》罪行”所作的忏悔呢?似乎也不完全是。其实，俞平伯先生在漫长的后半生学术生涯中，早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学说，他曾经多次痛心疾首地说：按照胡适和自己的学说，《红楼梦》“越读越糊涂”，“我看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由此可见，俞平伯老人的临终忏悔是清醒的，真诚的，全面的，发自内心的。

俞平伯老人为什么要断然否定自己一生成名成家的根基，临死前发出振聋发聩的自我反戈一击呢?根源恐怕还在于一个正直学者的良知未泯。俞平伯先生后期对《红楼梦》的研究，产生了一种直觉的怀疑，就是按照胡适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去解读《红楼梦》，就是“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令人莫名其妙、昏昏欲睡。“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红学研究的书出的越多，《红楼梦》作品本身就显得越荒诞无稽。这样的与研究本体逆向运行的荒唐学问，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那么，究竟是红学出了问题，还是“红楼”出了问题呢?答案当然是前者。俞平伯先生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红学学说出了问题，但还没有来得及重新研究，就赍志而殁了。大师身后坚持正统红学的芸芸学者，学者良知大概还没有与俞平伯先生一起复苏，仍旧沿着胡适、俞平伯开辟的“有罪”道路，按照惯性继续向前滑行，并把红学进一步推向比“断烂朝报”还要糟糕的“探佚学”、“秦学”的荒谬境界，中国红学难道真的要走向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么?

另一位老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以“以红学始终上了胡适的当”为殷鉴，抛开被红学界挖掘了近百年的“曹家店”遗址，另起炉灶，重治红学。他以学者的良知，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和深厚的历史、文学功底，经过十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在索隐旧红学和胡适新红学之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红学体系。这个老人是谁呢?朋友们看了本书就知道了，他就是本书的作者——我的恩师土默热教授。

“土默热红学”体系是我提议如此命名的。因为传统红学一直把索隐红学称为“旧红学”，把胡适红学称为“新红学”，土默热老师的学说，是一个同以往新旧红学都完全不同的学说，又自成体系，万无取名“新新红学”的道理，所以还不如用他的创始人名字命名。特别是这个学术体系的创立，是土默热老师独立完成的，因此用“土默热红学”命名，更显得贴切和准确。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最震撼学者心灵的格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之后无路可以走。”俞平伯先生是胡适红学阵营中第一个真正醒悟的智者，他虽然意识到梦中“上了胡适的当”，但梦醒之后并没有看清前面的道路，他临终前沉痛的遗言，说明心灵中的苦痛几乎无以言表。土默热教授毅然抛弃胡适红学荆棘丛生的道路，另闯出一条平坦宽阔的坦途，虽然这条道路上还有数不清的障碍需要克服，前面的路程还很遥远，但毕竟初步消解了俞平伯老人在天堂中的遗憾，老人应该可以瞑目安息了。

红学的新曙光已经透出了地平线，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美好时刻，还会远吗?

                          秦轩

                       2006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