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人面桃花》连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后,著名作家格非推出最新长篇小说,坚持纯文学道路的抗鼎力作!
故事发生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从上海来到梅城,在浴室卖澡票,偶遇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并成为他的秘书。谭功达虽然爱慕她,但也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后来姚佩佩遭人强奸后一怒杀死了对方,并开始逃亡。而谭功达对梅城的规划理想也屡遭挫折。受到排挤下放到花家舍后,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桃花源”已经在这里实现……就在他决心去找姚佩佩的同一天,姚佩佩归案被枪决,而他也因为包庇罪和反革命罪在梅城监狱死去。
一部小说的动机往往来源于一个简单的比喻。我在写《人面桃花》时,无意中想到了冰。在瓦釜中迅速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过去和未来。这个比喻是我的守护神,它贯穿了写作的始终,决定了语言的节奏和格调,也给我带来了慰藉和信心。那么,什么是《山河入梦》的比喻呢?我想到了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地。假设,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苦楝树;假设,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它。望着这片阴影,姚佩佩在心中许了一个愿,闭上了眼睛。不管姚佩佩如何挣扎,那片阴影永远不会移走,因为它镌刻在她的心里。为什么我的内心一片黑暗,可别人的脸上却阳光灿烂?这是姚佩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自从谭功达提出这个议案之后,大会小会开过十多次,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在异想天开。尤其是主管工业和水利的副县长赵焕章,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的理由是:眼下连年饥荒,县财政入不敷出。刚刚上马的铜管厂、水泥厂都濒临倒闭,河道要疏浚,灾民要救济,军烈属要抚恤,学校要新建,教师要工资。这大坝一修,少不得要淹掉几个村庄,移民安置费从哪里来?他这么一说,县政府大小官员同声响应,把谭功达脸都气歪了。
他私下里还问过姚秘书。不赞成倒也罢了,这小妞还尽拿一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来打趣他:“哟,谭县长,您随农业代表团去了一趟高加索,见识了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电灯电话,回来就逼着我们修大坝发电,您若是去了莫斯科,还不得让我们去修克里姆林宫呀。”
谭功达被她的一番话噎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掐住她那娇嫩细长的脖子来解气。不过,转念一想,又隐隐觉得这个小妮子颇不平常。毕竟是从大上海来的有文化的青年,她竟然知道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看起来她似乎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傻。
他又去把那通讯员出身、现任县办公室主任的钱大钧找来问话。钱大钧过去常年跟着他打游击,一直伴随左右,人前叫他谭县长,人后叫他谭大哥,是谭功达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心腹知己。不料,谭功达说起建筑大坝之事,钱大钧略一沉吟,便用那“掏心窝子的话”好心规劝道:
“旧社会做官的人,只图地方太平无事。若遇紧急,能拖就拖,能混则混;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如果硬是蒙混不过去了,火烧到眉毛,也只是拆那东墙补这西墙,移那桃花接这梨木,引那北江之水灭这南山之火,只为保住头上的乌纱。为官一任,白银干两,任期一满,自顾升迁。管他冬夏春秋,冷热温凉。现如今,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兢眼前这些鸡零狗碎、焦头烂额之事都不遑应付,何苦无风兴浪,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水库大坝我是外行,却也知道那不是一个便宜的买卖。伤筋动骨,吉凶难测,万一弄出个三长两短,只怕是不好收场……”
一席话说得谭功达站起来又坐下去,坐下去又站起来,欲申斥,又无言。没等大钧把话说完,他就把桌子一拍,一声不吭,径自走了。出了门,这才在走廊里骂道:“呸!我还当你是个智囊,却原来也是一个獐头鼠目之辈。”
最后,他只得向他的老上级,住在鹤壁的老虎求援。老虎原名聂竹风,家在庆港,曾跟着他父亲宝琛,在陆家帮佣多年。谭功达刚参加新四军的时候,老虎已经是挺进中队的一个团长了。一九二六年,席卷梅城一带的大饥荒中,老虎扛着一袋大米,踏着深深的积雪,星夜来到普济,救了一村人的性命。这件事,老虎多少年来一直津津乐道:“你母亲直到去世之前,也没有弄清楚那袋大米究竟是哪儿来的。”
对于在普济修建大坝一事,聂竹风起先也极感踌躇,禁不住谭功达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得说:“你要的钱,地委只能替你出一半,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工程技术方面我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不过老弟,这长江之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凡事可缓不可急。万一弄他个坝塌堤崩,水淹七军,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你可不能指望我再来帮你擦这烂屁股。”
吉普车驰进水库大坝,山路也变得陡峭险峻起来。山上的猕猴跳下来挡道,司机小王左躲右闪,颠得姚佩佩一路大呼小叫。可白庭禹照样一路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汽车进入一片茂密的山林,谭功达看着身边直呕酸水、脸色惨白的姚佩佩,又看了看村舍上空那一轮恹恹西沉的红日,眼前突然浮现出家家户户花放干树、灯火通明的美好蓝图来。想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桃源盛景,他的目光飘忽不定,渐渐地游离出一片恍恍惚惚的虚光来。
姚佩佩嗔道:“县长,我的头上被撞出了好几个大包,不信你摸摸。”说着就歪过头来,让县长查验。可谭功达根本没听见她说什么。佩佩见县长目光痴呆,与那《红楼梦》中着了魔的贾宝玉一个模样,知道他又在犯傻做美梦了,就推了推他,低声说:“县长,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谭功达经她这么一推,就听得前面隐隐约约传来一片哭喊之声。
吉普车刚刚在地上停稳,一伙披麻戴孝的农民“呼拉”一下围了过来。他们不顾民兵的阻拦,像潮水一般把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谭功达他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打开车门,刚一下车,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就被数不清的扁担和竹竿敲得粉碎。当地的几个乡干部眼见着县长驾到,想控制一下局面,却被人群冲散。幸亏几个身背钢枪的武装民兵拉出一道人墙,谭功达才得到片刻的喘息之机。
他早晨在电话中只听说大坝出了事,可没想到聚集了这么多人。谭功达对夏庄一带剽悍的民风早有耳闻,但没料到居民如此蛮横。他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这样的场面,倒是第一次遇到。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姚秘书,起先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皮鞋,还满地去找另一只,被人群一冲,连手里的一只也顿时不见了踪影。她使劲地抬起脖子,而谭功达的一只胳膊正抵着她的后脊梁。他的骨头还真硬!不知不觉中,她的双脚也已离开了地,随着人潮漂移沉浮。正在这时,她突然看见脑袋上出现了一个黑黢黢的家伙,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可等它到了近处,就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是一口黑漆大棺材。姚佩佩躲躲闪闪,最后很自然地依偎在了谭功达的怀里。她的头晕乎乎的。忽然,她听得人群中有人高声叫喊:“让那个狗日的县长出来说话!”心里不由得替谭功达捏了把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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