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些作品，不是因为优秀而成为传奇，而是因为作家与作品的特殊命运。作家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文革”期间，始终以不同版本的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直至1979年正式出版。430万册的印数，虽然只给张扬带来1000元的稿费，却使这本书成为“感动过一个时代的书”。

《第二次握手》确实“影响了一代人”，“感动过一代人”，“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在黑暗年代里，它确实打动过人心，发挥过“追求光明”、“传递火炬”的作用，让千千万万人“心里燃起了光明的火焰”——这些都是事实；然而，这本书写得并不好——这更是事实。

第一章 《归来》案发

 1 1975年1月7日：在浏阳大围山区被捕

 2 1975年1月14日：第一次审讯

 3 回顾：逃亡中写作《归来》

 4 “前科”：反对“文化大革命”

 5 知青们向我讲述我写的《归来》

 6 强大的预审班子

第二章 “反动家庭”

 7 母亲、父亲和祖父

 8 姨母向母亲讲述的故事

 9 1963年2月第一次到北京

 10 外祖父与“苏凤麒教授”

 11 一件小事改变了舅舅的一生

 12 舅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笔记本

第三章 从《浪花》到《归来》

 13 从十七岁的处女作到十八岁的《浪花》

 14 从短篇《浪花》到中篇《香山叶正红》

 15 1970年改题《归来》并“流毒全国”

 16 《归来》1974年稿：第一次跨入长篇行列

 17 “我喜欢《归来》，更喜欢它的作者!”

第四章 “犯罪根源”

 18 “中鲁迅的毒太深了!”

 19 十三岁时震撼：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

 20 优秀的中国女科学家们与“丁洁琼”

 21 1963年夏我从图书馆被撵出去

 22 中国科学：1956年的热潮在1957年夭折

 23 “大跃进”——受骗与省悟

 24 独立思考和尽量多懂些科学

 25 狱中读《反杜林论》所受到的启示

第五章 瘟疫般的株连

 26 “一根绳上的四只麻雀”

 27 “细菌武器”问题

 28 “资产阶级腐朽没落”

 29 去浏阳搜罗伪证到汨罗迫害无辜

 30 “只有一个人没有陷害你”

第六章 围剿与反围剿

 31 他们说：丁洁琼是叛徒!我答：张春桥是叛徒!

 32 “特务”、“走资派”和“反动权威”

 33 “砒霜”、“鸦片”与爱情

 34 1975年6月26日的“围剿会”

 35 何奋强对当年参与。围剿”的证词

 36 居心险恶的“领唱”

 37 “我投降，但不完全投降”

第七章 “最后的斗争"

 38 1977年3月7日的《抗议书》

 39 周总理逝世后的局势变化

 40 “于无声处听惊雷”

 41 1976年9月23日：写在布片上的《控诉状》

 42 “临刑拒绝忏悔”

第八章 法官李海初

 43 《北京日报》的“内参”和新华社的“举报”

 44 公安局的《起诉书》与法官的阅卷摘录

 45 李海初的良心和战术

 46 刑庭研究、省高院研究和省政法小组研究

第九章 “战长沙”

 47 为《握手》平反的第一枪

 48 风霜雨雪长沙城

 49 1978年12月21日：审讯室里的北京来客

 50 湖南文联和顾志成、邝夏渝的鉴定意见

 51 “张扬不是反革命，我们一定要替他平反”

第十章 “历史是这样的……”

 52 对“其他问题”还要审查

 53 刑庭讨论与法院、公安联席研究

 54 李海初的《报告》和省委领导的“指示”

 55 鉴定被烧毁的“毛选”

 56 师院的重新鉴定和三位教师的证词

 57 提到日程表上的“放人”问题

 58 《归来》案中的“交锋”

 59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第十一章 第二次平反

 60 “病入膏肓”：住进北京结核病院

 61 在病床上修改《第二次握手》

 62 文学史上唯一由读者取名的作品

 63 《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文章

 64 风云突变：冤案制造者们的癫狂反扑

 65 项庄舞剑，意在何“公?”

 66 《第二次握手》第二次平反

 67 这本书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

后记

1 1975年1月7日：在浏阳大围山区被捕

1975年1月7日，南方某农村阴冷潮湿的上午。男女老少社员们都忙着出工。十点半左右，工间休息时分，生产队队长来找我，说是公社“革委会”周主任让我去谈口粮问题。

我是1965年9月从长沙市“上山下乡”的，在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浏阳紧邻省会长沙，在长沙东面，是一个大县，人口八十余万，面积五千多平方公里，比中原地区和本省一些县大许多倍，从县城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出县境都要走一百多甚至二百多华里。因为地域辽阔，所以全县居民操多种方言，除山区常见的“客姓话”外，本地话大体分东乡、西乡、南乡、北乡四种口音。全县当时划为两镇十区，下辖六十多个公社(乡)。大围山区在浏阳“东乡”(东部)的最东端。大围山雄伟险峻，森林密布，是湖南与江西两省的“界山”，也是著名的浏阳河发源地。大围山区辖四个公社，中岳位于山下丘陵区，地势最平缓，离县城最近。公社机关就坐落在我们生产队。公社是一栋青瓦土砖木构架的两层楼房，外墙涂着石灰。社员们那些低矮、古旧甚至东倒西歪的土砖屋，包括我的住处，就错落趴伏在那栋白色楼房四周。我那屋子据说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黑糊糊的土砖墙上满是窟窿，墙体明显倾斜，靠那些已经发黑，虽然古老却还结实的檩子梁木支着撑着拉着才没垮掉……

公社“近在咫尺”。两三分钟后我就跨进了公社革委会周主任的屋子。

那时，我们下乡已经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已折腾了九年。我们这个知青组和附近所有的知青组一样，人都快走光了。女知青都嫁了人或不知去向，男知青也都“离乡背井”，以种种手段跑江湖混生活；还有一些知青“病退”回了城，极少数招工进了厂矿。我们组只剩下我一条光棍。我经常出工，累了或病了也在自己的土砖屋内歇几天。那几天我正歇着，搬来土砖和了泥巴砌了个自己设计的“多功能灶”，也就是灶膛不直通烟囱，而是让烟道斜着上升，呈阶梯状排列多个“灶膛”，可以搁置其他锅、盆、壶等，充分利用余热。山区多林木，虽然自1958年“大跃进”，特别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乱砍滥伐得很厉害，但林木仍比其他地方多，人们习惯于烧柴；木柴火焰高，热气流大，热量浪费也大，就促使我搞了这么个“发明创造”。“多功能灶”点火试了几次，惹来很多社员和小孩围着看；但我还不满意，还想“改进”，每天都累得疲惫不堪，搞得满身泥水。生产队长来叫我时，我仍围着自己的“新发明”团团转。

我们这个生产队，绝大多数男人都姓黄，彼此都有点亲缘关系，却没有任何宗族观念，从来不“团结”。几乎每年都要选出一位新的生产．队长，当然一般也都姓黄。现任队长也姓黄，却并非本地人，而是从株洲农村迁来的。当时的农民都很穷，他这外来户就更穷，连住房都是别人丢弃的破屋。因为缺这样少那样，便趁知青们不在时搬走我们一些生产生活用具。他搬走了我用什么呢?于是向他索还。黄队长恼羞成怒，和他那快嘴利舌的老婆一起跑上门来又叫又跳大肆辱骂，骂娘，骂我是“劳改犯”，等等。接着又打击报复，克扣我的口粮。我多次向公社反映，但无人理睬。好了，今天终于叫我去谈话了!

一分钟后我就到了公社主任屋里。黄队长也跟了进去。我一屁股坐下，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黄队长则不断驳斥我，为他自己辩护，声称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打击报复，不给我口粮是对的，等等。而周主任则神情古怪，哼哼哈哈，像在倾听我的诉说和我们的辩论，又像是心不在焉；他似乎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也不知在朝谁点头……

也许就在周主任点头时吧，门外走进四个男子，都身穿当时那种藏青色警服，戴着同样颜色的大盖帽。他们默然无语，呈半环形在我的前面和侧面坐下。我瞥瞥他们，旁若无人，继续侃侃而谈。

公社“革委会”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不知朝谁又点了点头，一面望着一位警官道：“怎么样，你们说说吧。”

什么，他们说说?不是谈我的口粮问题吗，他们能说什么?

然而那位中年警官居然开口发问了，而且是望着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了，却感到茫然。

“哪里人?”

“年龄?”

“现在住址?”

几个问题我都回答了，却仍然没有反应过来，根本没考虑这几个人为什么问我和有什么权利问我。我从来没遇见过这种事，这种场面。

“你被拘留了。”他简单而平稳地向我宣布，同时亮出一张纸头。

这不是我第一次被拘留，却是第一次看到拘留证。

我接过纸头看看，是“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公安局签发的，“执行人”一栏中写着“李树贵”，大概就是眼前这位中年警官吧……

1966年“文革”开始便“彻底砸烂公检法”。1967年“一月风暴”后“文革”进入高潮，各地各单位先后建立名叫“革命委员会”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军队也开始“支左”，便以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相当于原政权构架中的“公检法”)和各级“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顾名思义，这是用军队监督“公检法”的运行和保证“公检法”的权威)代替原来那套专政机器。林彪自我爆炸后，重新整理被搅得一团糟的国家机器，恢复了各级“革委会”公安局和各级法院，却没有恢复检察机关。“文革”期间明文规定，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职能；也许在某些执政者看来，“文革”这么多年了，绝大多数人都“彻底革命化”了，已经“玉宇澄清万里埃”了，因此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检察机关了。后来我听说，这位李树贵“文革”前是省公安厅一名科长。他身材高大，冷漠刻板；当然，也可能只在“犯人”面前是这样。我想他一定是个好警察，忠于职守，上面叫他做啥就做啥；哪怕让他去逮捕省委书记或是共和国元帅，他都会干的。

“咔嚓”一声，我被戴上手铐。P1-4

《第二次握手》确实“影响了一代人”，“感动过一代人”，“感动过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在黑暗年代里，它确实打动过人心，发挥过“追求光明”、“传递火炬”的作用，让千千万万人“心里燃起了光明的火焰”——这些都是事实；然而，这本书写得并不好——这更是事实。

一本写得并不好的书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那个百花凋零、文化荒芜的时代造成的特殊现象。而1979年1月平反出狱后，我的健康状况，还有其他主观和客观条件，都使我不可能把这本书改得更好；所以，1979年6月《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前夕，我在该书《后记》中坦承“现在成书的这部作品是非常不像样的”，表示“希望能允许我在今后的岁月里，如果还有机会，把这部粗糙的作品修改得稍趋完美一点”。

这是真心话。所以，后来的二十多年里虽然有多家出版单位与我联系，表达了重印、再版或收进各种“文库”的愿望，还有一些单位希望把《握手》拍摄成影视作品，均被我谢绝。原因就是这本书写得不好!每次我的答复都是：待新版本写出来再说吧。

还好，命运使我“还有机会”。如果从搜集和研究材料算起，恐怕有二十多年了；自1963年2月第一稿以来，在长达四十三年的漫长岁月中，至少重写了十几遍，而此次实际写作是从2003年10月29日开始的，至2006年3月21日脱稿，共历时两年零五个月。2006年6月，《第二次握手》(重写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原版本二十五万字，而重写本为六十一万四千字，就是说，扩充了一倍多。但是，发生变化的远不止是字数。我相信，如果从文学、科学、艺术、历史和政治等等方面作全方位的审视，重写本有了大幅度的充实和提高；这部作品将向全人类展示我们民族的美丽与尊严，再度感动这天这个时代的中国人。

第一批新书抵达耀邦故里也是我的定居地湖南浏阳后，浏阳市于2006年7月3日上午举行了首发式；下午，在有关官员和工作人员陪同下，我们驱车前往江西共青城。7月4日上午瞻仰耀邦陵园。我和亲人们潸然泪下，深深鞠躬，敬献花篮。伫立陵墓前，回首便可远眺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鄱阳湖……

我在一本崭新的《第二次握手》(重写本)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上四个大字：献给耀邦。

我最早看到《第二次握手》这个书名是在手抄本坏书名单中……我深深思考一个问题：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横暴追剿、严加封锁之下，这本书却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为什么有这样大的魅力?

刘白羽(1979年12月10日《人民目报》)

文化流氓姚文元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作者正是在这种藏着杀机的“批示”之下走进了牢狱，几乎丧失了生命。事实上完全出乎姚文元的估计，书的作者张扬只是一个在浏阳山区插队的普通知识青年。

秦牧(1979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在“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下，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们，曾经冒着被批判被斗争的危险，在黯淡的灯光下阅读这本书，传抄这本书，使这本书不胫而走，使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

丁玲(1979年8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张扬这个名字，应该和他的作品《第二次握手》一同写入我们新中国文学史。

碧野(转引自1980年1月26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业务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