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历代顶级文臣系列”丛书之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他们并非纯用儒学，儒、兵、法、道等来治世。历代治世能臣，也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施展才华。有人有幸遭遇明主，受到信任，柄政握权，一展抱负；有人明珠投暗，受到猜忌，被人嫉恨；有人生居显赫，死蒙哀荣；有人功成身退，百代流芳；也有人作威作福，遭人唾骂。阅读本书，领略他们每个人的不同际遇，不同风采，各自的一段生动的故事，以及他们在治国安邦中展现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谋略。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英雄辈出，群星璀璨。其鼎盛大势。离不开佐世之顶级文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闻名，他是北宋开国功臣，历仕宋太祖、太宗两朝，曾三度为相。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个开风气的人物。他所主持的庆历新政，开宋朝改革之先声。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他不仅位居宋朝知名政治家之列，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前言

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

盖世功名却偶然——寇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

宋代的福尔摩斯——包拯

孤独的改革家——王安石

行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司马光

南宋第一相——李纲

未曾得君行道的政治家——朱熹

用之可以尊中国——辛弃疾

徒把金戈挽落晖——文天祥

仲淹并不认可晏殊等人的批评，接下来又做了一件更为激进的事，就是上书请太后还政。仲淹认为仁宗已经20岁，太后垂帘听政也已7年，现在应该卷帘撤班，还政仁宗，自己到后宫颐养天年了。仲淹屡次触犯太后，终于被贬出朝廷，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做了通判。第二年三月，改为通判陈州。两年后，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在听政十年后去世，仁宗亲政，原来的一些因为触怒太后而被贬的官员都得到了提升，仲淹也被召回京城，担任了谏官。

刘太后死后，仁宗生母真相暴露，有很多官员开始上书指斥刘太后。这时候曾屡犯太后的范仲淹却为刘太后说了好话，他劝告仁宗：“太后奉先帝遗命，保护陛下十多年。陛下应该忘其小过而念其大德。”仁宗这才醒悟。仲淹在刘太后活着的时候劝太后尽母道，在仁宗亲政后又劝仁宗尽子道，调护两宫，都是人所难能的事，不像很多人是看风使舵，见机行事。可见仲淹的犯颜直谏全是出于公心直道，而不是沽名钓誉。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又何必要屡触龙鳞呢？这时候的范仲淹如果借着仁宗对自己的信任，谨言慎行，猎取高官厚禄自是不难。然而在所当言而循默不言又岂是仲淹的作风？仲淹刚回朝任职半年多，就再一次以言获罪。

仁宗的皇后郭氏是前朝名将之后，为人骄纵专横，仁宗并不喜欢她，但迫于刘太后压力，立为皇后。在刘太后在世的时候，她与仁宗还能够相安无事，太后死，郭后又多年无子，仁宗开始专宠尚氏、杨氏两位美人，这引起郭后的强烈不满。有一天，尚氏凭借仁宗的宠爱，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气急之下，朝着尚氏就是一耳光，仁宗急忙上前阻拦，结果结结实实地打在仁宗脖子上。仁宗大怒，有意废黜郭后。第二天上朝，仁宗指着脖子上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很委屈的样子。宰相吕夷简本来就与郭后有矛盾，于是建议仁宗废后。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仲淹上书极论不可，请仁宗绝此念头，以免引起混乱。仁宗在吕夷简的支持下绕过台谏下诏废后。被激怒的台谏官员们在长官孔道辅和范仲淹的带领下全体出动，直奔皇宫，叩门大呼要见仁宗。仁宗便把这事推给了吕夷简，传旨去找宰相理论。吕夷简引东汉光武帝刘秀废后的典故作为仁宗废后的依据，仲淹责问道：“那是光武帝失德，何足为法？其余废后的都是昏君，做宰相的怎么能劝圣上仿效昏君所为呢！”吕夷简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拱手道：“这事明天请您自个对皇上说吧。”殊不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孔、范等人刚刚到家，贬官的诏书就到了，天刚亮就被押出国门。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仲淹被贬往睦外！此时距离仲淹被召回京师仅仅八个月。在睦州，仲淹凭吊了东汉隐士严子陵钓台，重修了严光祠堂，写下了著名的《严先生祠堂记》，表彰严光“使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于名教”。廉贪立懦，又何尝不是仲淹的理想？“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称颂的是严光，又何尝不是18年后仲淹树立于人们心中的永远的墓志铭。

在知睦州几个月后，仲淹改知苏州，回到乡邦。仲淹在苏州的时间也不长，却做了一件传之久远的大事业，就是兴办苏州府学。仲淹在睦州的时候，就热心教育，将孔庙拓展，建置学校，调到苏州以后，仲淹除了治水救灾外，就是兴办教育。

据传仲淹在苏州南园买到一块地基，准备建房做以后定居的打算，有风水先生看过之后说道：“此地当世出卿相。”仲淹听后道： “果真如此的话，我不能据为已有。我家出贵人，怎比得上天下之士都能够受教于此，使代不乏贤！”于是将这块地捐献出来建了学校，这就是苏州府学。在建成之后，有人疑惑地问，这样是不是有点大？仲淹回答道：“我倒是担心以后又会觉得小。”学校建成之后，仲淹又特地给当时著名大儒孙明复写信，请他到苏州讲学，“讲贯经籍，教育人才”。仲淹还作了一首《南园》诗：“西施台下见名园，百草千花特地繁。欲问吴王当日事，后来桃李若为言。”表达自己对学校建成的欣喜和培育天下英才的期望。不愿自家世代踵贤，宁得天下贤才而育之，这样的博大胸怀，纵千百年间，又能几人？

仲淹在苏州待了也不到一年，景祐二年八月范仲淹又被召回京师做了侍从官。

仲淹被召回后，又积极言事，这使得宰相吕夷简很难堪，于是便提议任命仲淹做了开封府的长官，因为开封府向来公务繁忙，这样可以使仲淹忙于衙门事务而殆于言事。但仲淹将京师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当时老百姓中有民谣流传：“朝廷无事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不久，仲淹便再次与吕夷简发生来冲突。吕夷简做宰相，官员的进退多出其手，经常会有官员找吕夷简拉关系，走后门。于是仲淹就向仁宗上《百官图》，指明官员的进退，如何才是正常的、公平的，如何就是走了关系，破格的，希望仁宗不要把破格进退官员的大权全交给宰相。仲淹还指出吕夷简不是个称职的宰相，应当另外找人取而代之。吕夷简大怒，对仲淹说道：“宰相的职责就是选拔人才，如果都是按部就班，那还要宰相做什么！”吕夷简认为仲淹迂阔，有名无实，并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结果仁宗支持了吕夷简，仲淹被贬官饶州。(P59-6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些士大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呢？这又要说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要忠心辅佐明主，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只做帝师，辅佐明主坐天下，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我们历数古代的名相、名臣，从先秦的管仲、乐毅，到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从唐朝的魏征、宋代的赵普，到元代的刘秉忠、明朝的刘基，莫不如此。刘备三顾茅庐，隆中问计，请诸葛亮出山；朱元璋聘请浙东刘基、叶琛、章溢、宋濂到自己的军中，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种种故事，向来脍炙人口。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他们认定的“道”不能实行，他们宁可不做官。

那么，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他们心中的“道”是什么？换句话说，作为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终极关怀又是什么？一言蔽之曰：“安民”。

如何安民？扫灭群雄，一统天下是安民；制礼作乐，建立秩序是安民；治水开山，兴农殖货也是安民。为了安民，他们展现出惊人的胆略和智慧；为了安民，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安民，他们呕心沥血，不惜拼死直谏。他们的安民，往往是通过忠君来表现的。忠君是手段，安民才是目的。阿谀逢迎并不是真的忠君，“以道事君”，不惜犯颜直谏，使君归于正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靠什么安民？有一个著名的掌故，说到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历仕太祖、太宗两朝，三度为相，他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不论是戡乱平叛、统一天下，还是富国裕民、臻于至治，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都只用半部《论语》就够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手中的法宝，他们认为以此治国平天下将无往而不胜。其所以能够取胜，则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爱民才可以安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爱民就无往而不胜，半部《论语》足矣！

历代文臣治国，也并非纯用儒学，儒、兵、法、道等等，不免杂用。历代治世能臣，也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施展才华。有人有幸遭遇明主，受到信任，柄政握权，一展抱负；有人明珠投暗，受到猜忌，被人嫉恨；有人生居显赫，死蒙哀荣；有人功成身退，百代流芳；也有人作威作福，遭人唾骂。治世能臣也各有七情六欲，甚至并非正人君子。而他们每个人的不同际遇，不同风采，又各留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可供我们品味和咀嚼。他们在治国安邦中展现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谋略，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可供我们继承和借鉴。至于那些品德高尚，心系百姓忧乐的仁人们，借用宋代范仲淹的话说，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堪称读书人的千古风范了。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毛佩琦

2006年10月31日

子北京昌平北七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