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是中华民族危亡时期人文学科的避难所,是那个时代特异的历史个案。本书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文人学者随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驻扎在宜宾市李庄的情况。该书描述的历史的过往，梳理那个时代的学术生活，不仅是对严谨学术的适当阐释，也是对执著学术精神的无限景仰。

本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人文中华》系列丛书中最新的一部，该书图文并茂详尽介绍了作为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庄的抗战历史及地位，生动地再现了抗战时期活跃在李庄的流亡学者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让读者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往事，看到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阅读此书，还会引发起读者对中国文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作出深度的反思，中国文教应该走向何处。

序

绪言

风雨中的仓皇

南溪的“请勿打扰”

李庄的敞亮胸怀

登上栗峰的中央研究院

流亡学者的安慰

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

强力努行博士·李

敦厚长者董作宾

山坳里的博物展

彭山发掘的意外收获

东巴文化之父李霖灿

石印珍本《六同别录》

李约瑟造访栗峰山庄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

圣殿上的同济大学

安居抚慰异乡客

令人回味的咀嚼

同济降伏“麻脚瘟”

同济的外籍教授

白肉领衔的味觉冲击

禹王宫的德语演说

生物学家童第周

野地里的建筑学摇篮

环绕病榻的梁家

中国建筑史之父梁思成

独一无二的林徽因

村舍里的沙龙

费正清的感动

龙眼树下的团队

远去的帆影

后记

针对日本汉学界“大东亚共菜圈”的荒谬理论，傅斯年在北京图书馆的一次会上提出：“书生何以报国？”讨论的结果是编一部有关东北的历史著作。1932年，傅斯年联络徐中舒、蒋廷黻等几位学者撰写出版了《东北史纲》第一卷，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解读史地材料，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上。后来李济将该书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调查团作参考。

“横槊磨盾之气，轻裘缓带之风”，不正是傅先生之写意么？

傅斯年历家国之难，怀千古之忧，看重士人节操且敢作敢为。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豪气干云，是新潮社的领军人物之一。抗战中傅斯年连续四届当选参政员，提出不少政治改革的主张，一度将矛头直指当局核心成员孔祥熙。傅斯年后来叙述他倒孔的动机说：

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昕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院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者也。

傅斯年八方烧香，费尽移山心力，维持学人基本生活条件，在板栗坳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还为专家配备助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实践，这些助手中的大部分也都成为专家。除此之外，他还在所内制定了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的制度，要求各位研究员用讲座的形式介绍自己的研究状况和成果，促进所内的相互交流。对研究人员课题的研究，傅斯年从不干涉，让他们自由讨论，自由发展。

后来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回忆说：

我想做什么事情，傅先生从来不曾回拒过、只要我想做些什么研究，他无不赞成，这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往往办事的人，总是要你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你所要做的事。从这两件事看，一是他能认识人，二是能让你做你想要做的事，这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

同时，傅斯年也为史语所制定丁一套系统严密的管理措施，遇事敢于决断，勇于担当，对事不对人，且一以贯之，这难免给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而傅斯年自己也非常清楚。

四川的季候和昆明很不一样，但一切都得适应，尽快恢复正常。办公时间从7月1日起到11月lO日前，研究院的办公时间改为上午六点半到十一点半，总共五个小时。而自11月10日起，上午八点半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办公，总共六个半小时。以前每两个星期一次的讨论会也恢复了，大家都要轮流讲演，题目提前公布。地点在牌坊头的大花厅里。

傅斯年亦政亦学，不畏权门豪族，言谈举止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桀骜之气，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气概。他事必躬亲，治事认真，为人行政有一种德国人一丝不苟的谨严，是现代学术机构管理的科学典范。中央研究院乃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作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大所史语所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傅斯年那种威严的老虎作风，严格把关的治所戒规，已成为史语学派的一种象征。学生眼中的傅斯年是个既令人敬重，又有些让人生畏的师长。板栗坳年轻一辈的学者，若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都会转身奔逃。据说那些逃不了的，有时会被抓去陪他下棋。

傅斯年身兼数职，称得上“位高权重”，但自己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他向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告贷时说：“……夙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深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板栗坳当地老人回忆说，当时傅斯年每天只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一碗稀饭，偶尔招待来访的客人，甚至要向邻居借钱，实在接济不上了就卖书。傅斯午一生最好读书藏书，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买书上，非到万不得已，是不卖书的。而傅斯年卖书所得，却又常用来周济所内同仁。他穿的都是旧衣服，但干净平整。

傅斯年办史语所舍“浮华得名之士”，而奉行“找新才”的原则，严耕望、王利器、王铃、何兹全等都是经傅斯年这个伯乐发现，并最终走上学术道路的。

傅斯年是个山东大汉，人又长得胖，与其有嫌隙的陶孟和先生揶揄说：“傅孟真若是唱评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

关于傅公的体态，民间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回，傅斯年、李济、裘善元：位先生在重庆应邀参加宴会。饭后主人替客人雇厂三乘滑竿。六个抬滑竿的站在门口，第一十出来的是裘善元，轿夫见是一个人胖子，部相互谦让不愿抬；第二个出来的是李济，剩下的四个轿夫见比刚才出来的还要胖，于是又来一番谦让；等到傅斯年最后出来时，剩下的两个轿夫二话不说，打起滑竿转身就逃，弄得主人很是尴尬。原来傅斯年比李济还胖。

那些曾给傅斯年抬过滑竿的轿夫，后来并未证实这段传说，因为傅斯年虽说胖些，毕竟也有人抬得动。板栗坳轿夫张海洲回忆说，傅先生经常坐滑竿到镇上办事，从李庄趸船码头乘船下重庆。路上只要轿夫闪一下，他就马上喊停，自己下来走。若是到镇公所办事，傅斯年总会给轿夫们一些零钱，让他们在君子居茶铺边喝茶边等他。有一回，驻守板栗坳的步兵连长鞭打冒犯自己的乡民，被傅斯年知道后，马上将这乱耍威风的兵爷唤到门外院坝当中，端着军帽规规矩矩顶着烈日挨骂。围观乡民大为解气，至此才知道傅斯年是个“大官”。

山坳里凡接触过傅斯年的乡民，都知道这个大胖子的脾性与为人，却没人知道他的学问。

作为一代高屋建瓴的学问家，当年其率领建构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模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正在逐步为人所认知。

著名学者杜维运先生说：“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共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

如果把学术研究比做开矿，傅斯年显然不是安分的矿工，也不是掌子面上的班组长，而是组建开采机构、筹措开采机械、选择开采人员、掌握整个开采方向的矿长。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23年里，史语所同仁大规模发掘安阳殷墟、整理明清档案、开展方言调查，整合与造就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董作宾等一批国际知名的学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傅斯年本人虽未在学术上留下皇皇巨制，但史语所本身就是他精心雕塑的一件学术精品。

东方学术诚然需要陈寅恪与赵元任，但那一离乱时期的东方学术，无疑更需要傅斯年。正统的东方学术当为拥有这“门里门外跑来跑去”的大略通才而倍感庆幸。

强力努行博士·李

由于傅斯年的存在，李济遂不是到李庄的学人中最胖的一个，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他只是略微有些发福的魁伟汉子而已。

李济，字济之，平日不苟言笑，与傅斯年性格迥异，早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徐志摩曾在给他的书信中对其赞誉有加：“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在李庄的六年，李济是往返于张家祠和板栗坳之间次数最多、最忙碌的人之一，他一方面是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一方面又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他除常年在板栗坳整理安阳出土的陶器和铜器、在张家祠处理行政事务及伏案写作之外，还时不时地要去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会议。(P32-36)

我是在李庄考入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投入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先生门下，并开始我的学术生涯的。年内作者与我联系，说正在着手写一本有关李庄的书，书名叫“中国李庄”，希望我能说几句话。

时光飞逝，转眼60多年过去了，但李庄的那段生活，至今如在眼前。这60多年，我曾两次回到李庄，每次都说了不少的话，但为写李庄的书撰序，还是头一次。

李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一度成厂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因为当时有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的两个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营造学社在那里，当地一时名家汇集，文风兴旺。这些文教机关、学校来自各个地方，曾经几次辗转，最后才在李庄落脚。从1940年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逐步迁返复员，直到1946年才算全部迁出，在李庄一共住了五六年的时间。这些单位对李庄人的文化水平的提高、风气的开化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李庄也给了学人们必要的滋养。在李庄这块土地上培育了一批青年学子和专家学者，无论他们身处何地，这些曾经在此学习、工作、生活过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这块土地。

李庄是中华民族危亡时刻人文学科的避难所，是那个时代特异的历史个案。21世纪的中国学术正面对一些新的课题，在这样的时候对那个时代的学术生活进行一番梳理回顾，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同时在这样的时候给李庄一个恰如其分的评述，也是我们那一代学人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作为那个时代的当事人，我们已用各种形式对往事做了零星的回述，或许因为“身在此山中”，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会“不识庐山真面目”，那么由旁观者的角度来描述历史的过往，兴许会更冷静、更客观、更容易接近事物的本质。

通读《中国李庄》全稿，我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尽管短短的六七万字，不允许作者捡拾李庄生活的所有细节，但书中貌似平淡的笔触，不仅有对严谨学术的适当阐释，也满含对执著的学术精神的无限景仰。我认为，当读者们捧起这本书的时候，那个时代深远的学术记忆将被唤醒，而李庄昔日的温和面容也会变得异常亲切。

今天恰好是抗战胜利五十九周年纪念日，《中国李庄》是抗战文化一个重要侧面不乏深度的回顾，也可以看成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人文地理再发现。如果说李庄在抗战时期对学人们的大度接纳，是我们无法报偿的付出，那么我希望读者们能够通过《中国李庄》，理解我们那一代学人对李庄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希望这样一本文图并茂的小书，能为李庄抗战文化遗存的保护，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庄属于历史，李庄不应该在历史深处继续沉睡，中国人文学术，必将焕发新的活力。

祝福故乡！

祝福李庄！

祝福中国人文学术！

罗哲文

2004年8月15日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庄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在享用了坝上的美食和短暂闲适之后，我们萌生了做事的念头……

身居各地的前辈学者以及李庄七八十岁的老人，仍能回忆60年前的往事，近年活跃的出版，也为我们凝固了抗战时期许许多多的集体记忆，但太多相互矛盾或歧义丛生的材料，反倒常常使我们不知所从，好在我们没有被材料淹没，解读李庄的热情也没有因此而消退，幸运地从数百万字组成的文阵中突围出来。

涉及李庄的所有材料，无一例外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大名鼎鼎学术机构和学者们身上，这原本不足为怪，然而李庄竟被轻易地忽略了，仿佛学者们曾经生存过的地方只是后人们追忆先贤不得不设定的一方虚拟空间。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想为李庄着上更多的笔墨，但这本图文兼备的小书是《人文中华》系列丛书之一，不能从容纳入更多的文字，而学者、学术机构以及学术建树部分是缺一不可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回到原地，对涉及李庄民俗的内容加以剪裁，即便这样，我们仍试着用简短的文字保持我们对李庄的历史视角，竭力避免作出无关自身痛痒的地域酷评。在学者生活的部分，则尽量忠实于学者们实际走过的时空之旅，而不致让读者满脑子充塞着作者想当然构造出来的虚拟事端。

我们曾拜访的罗哲文、王世襄、李光谟等先生原在李庄生活过的学者和学子们，许多人早巳成为成就卓著的学问家或学界泰斗，却仍在学术道路上跋涉不辍，他们从未忘记李庄，但又实在无暇对这样一段艰难的岁月进行整理。此书面世之际，正值抗战胜利60周年，六十正预示着一个历史轮回，但愿这本《中国李庄》能在时间深潭里滴落几声回响，让历史驿站的李庄为更多的人们所知晓，将中国人文学术精神，传到更远的地方。

感谢王世襄、罗哲文先生为本书题签；感谢罗哲文、李光谟、王家葵、徐亮工、冯至诚、雷文景、张哮、左照环先生于百忙之中为我们审阅全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感谢孙远宾、毛霄、张承刚、尹晓波、王工、黄晓光、吴传荣、朱兵、张汉青先生及邓素华、张焰女土给了我们许多写作便利，感谢李庄镇政府，杨福泉、宁成春、喻磊、牛牛、王荣全、陈绍荣先生为本书提供的珍贵素材和图片；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张问渔先生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长久先生给我们相当的自由，鼓励我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撰写本书，并帮助我们最后定稿。由于时间所限，书中个别历史图片未能找到作者，谨此致歉并希望他们见书后与我们取得联系。

作者

2004年11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