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文学的经典之作，被誉为美国版的《我们仨》，陈忠实、毕淑敏，深情作序，强力推荐！

荣获2005年美国各在奖项：美国国家图书奖、《时代》杂志十大好书、《纽约时报》十大好书、畅销书第一名，亚马逊书店十大好书、编辑选书第一名，台湾诚品书店、金石堂书店连续上榜。

本书将文学的笔触深入到内心最稚弱的地方，充满了令人感动的真诚和凄美，一如雨中的蔷薇，坚定而瑰丽。文字读来令人心碎，这个爱的故事，让读者掩卷流泪。

一秒，跨越生与死……一年，思念绵延，奇想不绝……一生，相濡以沫，直到死亡把我们公开……

“我们尚在生命途中却要面对死亡”，女作家狄迪恩抒写了丈夫去世，爱女重病一年间的所见、所感、所想、所思。备极哀怨。四十年共同生活的片断回忆，细腻而满怀温情：哀悼的同时还有许多对于生命的思考，关于死亡、疾病，关于幸与不幸，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悲伤，以及生命本身，而一切的背后，是一颗因挚爱而破碎的心。

此书一经出版就被评论家誉为“悼亡文学的经典之作”，获得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评论界称选它为美国版的《我们仨》。

陈忠实序

毕淑敏序

正文

译后记

2

2003年12月30日，星期二。

我们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看望了金塔娜。

我们回到家中。

我们讨论晚饭在外面吃还是回家吃。

我说我来生一堆火，我们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开始做晚饭，我问约翰想不想喝一杯。

我给他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拿到客厅给他；他坐在火堆旁边的那张他经常坐的椅子上看书。

他在看的书是戴维·弗洛姆金的作品，一本《欧洲最后的夏季：谁发动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的长条校样。

我准备好晚饭，在客厅中摆好餐桌。家里如果没有其他人，我们便在客厅的火堆旁边吃饭。我发现自己一再强调火堆，因为对我们而言火堆很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约翰和我在那儿共同度过了二十四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们通过生火来给房子加热。我们甚至在夏天的夜晚也生火，因为雾会弥漫进房子。火堆表明我们在家，表明我们划出了一道防线，表明我们这个夜晚是安全的。我点亮了蜡烛。约翰在餐桌坐下之前说他想再喝一杯。我又给了他一杯。我们坐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搅拌色拉上。

约翰在说话，然后他不说了。

他停止说话之前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的时候，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单一麦芽威士忌。我说不是，我给他倒的是第一杯那种威士忌。“很好，”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你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在那几秒钟或者那一分钟的另外一个时刻，他在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什么贯穿了其后的二十世纪。

在他停止说话的刹那间，我不知道我们在谈论的是哪个话题，威士忌还是一战。

我只记得抬头看。他的左手抬起来，浑身瘫软，一动不动。起初我以为他在开一个糟糕的玩笑，想让那难受的一天变得好过一点。

我记得说“别这样”。

他没有回应，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已经开始吃饭，噎住了。我记得我将他从椅背上抬起来，对他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我记得他的身子很重，他向前滑落，先是滑到餐桌上，然后滑倒在地板上。在厨房的电话旁边，我贴了一张卡片，上面有几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救援号码。我把那些电话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并非因为预料到有这样的时刻。我把那些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只是为了预防这栋楼里面万一有人需要救护车。

别的人。

我打了其中一个号码。接线员问他是否还有呼吸。我说“快点来”。医务人员来了，我试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完，他们已经把约翰躺着的那一部分客厅变成了一个紧急救护室。他们(有三个人，或许有四个，甚至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说不清)中有一个正在跟医院说话，他们似乎正要把心电图传送过去。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注射器，他们给他打了很多针。(肾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鲁卡因胺?我想起了这些药名，但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说他可能噎住了。有人摇了摇手指，否定了这句话：呼吸管道没有异物。他们好像使用除颤仪，想恢复他的心律。他们可能激起了一声正常的心跳(或者这只是我以为的，我们一直沉默不语，那是一声猛烈的跳动)，然后它消失了，又开始了。

“他仍在颤动。”我记得打电话那人说。

“室颤，”隔日早晨，约翰的心脏病医生从南塔基特打电话来说，“他们说的可能是‘室颤’，也就是心室颤动。”

他们也许说了“室颤”，也许没有。心房颤动不会立即或者必然引起心跳骤停。心室颤动会。也许他们说了室颤。

我记得自己试图在脑海中理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救护人员已经在客厅了，从逻辑上说，接下来应该去医院。我觉得救护人员可能会非常突然地决定要去医院，我可能来不及做好准备。我可能来不及带齐需要携带的物品。我可能会浪费时间，拖他们后腿。我找到了我的手提包，一串钥匙，还有一份约翰的医生给他做的病历摘要。我回到客厅，医务人员已经在地板上摆了一台电脑，他们盯着屏幕看。我看不见屏幕，所以我望着他们的脸。我记得有个人瞟了其他人一眼。他们做了决定，匆忙离开。我跟着他们到电梯，问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走。他们说他们先将轮床推下去，我可以乘坐第二辆救护车。其中有个人陪我等电梯上升回来。等到他和我坐进第二辆救护车的时候，载着轮床的救护车正从大楼前面开走。从我们的大楼到长老会医院的分院(原来的纽约医院)之间隔着六条街。在我记忆中没有救护车的警报声。在我记忆中一路畅通无阻。当我们到达医院的急诊入口时，轮床已经消失在医院的大楼中。有个人在车道上等待。其他所有人都穿着医生的服装。他没穿。“她是病人的妻子吧?”他问司机，然后转向我。“我是你的社工。”他说，我想肯定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

“我打开门，看到那个穿着绿色衣服的人，我明白了。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句话是一个母亲说的。她十九岁的儿子在基尔库克被炸弹炸死，这是她在HB0纪实频道上说的。鲍勃·赫尔伯特在2004年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这句话。“但我当时觉得只要不让他进门，他就没法告诉我。那么——那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所以他一直说：‘太太，我要进去。’而我一直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进来。’”

救护车和社工的那个晚上过去将近十一个月之后，我在吃早餐时看到这句话，当时我认出这种想法与我的如出一辙。

在急诊室中，我看到轮床被推进一间病房，又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上来推动。有人让我在休息宰等待。我听从了。那儿有一道有出入证件才能跨越的线。在这道线后面等待，似乎是。在这道线后面等待意味着我仍有时间对待这件事，我的手提包里面有几张保险卡，我以前没有和这家医院接触过——纽约医院是长老会医院的康奈尔分院，我熟悉的分院是哥伦比亚分院，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在第168号街和百老汇的交界处，至少二十分钟车程，对这类急症来说太远了——但我能够让这家陌生的医院发挥作用，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等他病情稳定之后我可以安排他转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我思考着转到哥伦比亚即将碰到的细节(他将会需要一张有遥测监护仪的病床，最终我还可以让金塔娜也转到哥伦比亚去，她被贝斯·以色列北院接收的那晚，我在一张卡片上记录了几个哥伦比亚医生的寻呼机号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能让这一切实现)，当时那个社工又出现了，领着我走过那道需要出入证的线，走进休息室旁边的一间空房。“你可以在这里等待。”他说。我等待。房间很冷，或者冷的是我。我在寻思从我打电话求救到医务人员抵达之间隔了多久。好像根本就没隔着什么时间(上帝眼里的一粒微尘，这是我在休息室旁边的房间中想起的一句短语)，但肯定至少也有几分钟。

为了编写一部电影中的某个情节，我曾经在工作室的布告板上贴着一张粉红色的索引卡片，我用打字机的卡片上打出一个从《默克手册》中摘录出来的句子，说的是大脑能够缺氧多久。在休息室附近的房间，我脑海中浮现出这张粉红色索引卡：“大脑组织缺氧四至六分钟即可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或者死亡。”当社工再次出现时，我告诉自己肯定记错这个句子了。和他同行的是个男人，他介绍说是“你丈夫的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死了，对吧?”我听见自己问医生。医生望着社工。“没事的，”社工说，“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们带我走进约翰躺着的病房，病房的帘幕都放了下来，这时只有他一个人了。他们问我是否需要牧师。我说是。一个牧师出现了，说着悼词。我向他道谢。他们把约翰用来存放驾驶证和信用卡的那个银色钱夹交给我。他们把原来在他口袋中的现金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表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机交给我。他们把一个塑料袋交给我，他们说袋子里面是他的衣服。我向他们道谢。社工问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我请他帮我拦一辆出租车。他拦了一辆。我向他道谢。“你有坐车的钱吗?”他问。我说我有，我是个冷静的人。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探望金塔娜回来之后，约翰将夹克和围巾挂在一张椅子上。当我走进房间，看到它们仍挂在原位(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一件《因为你爱过我》摄制组人员穿的巴塔哥尼亚牌防风上衣)，我在想一个不冷静的人会怎么样。崩溃?需要镇静剂?还是尖叫?

P6-13

死亡是文学的一大母题，这本书将死亡硬生生地摆在众人面前，逼我们去直视，因此首先感佩作者的勇气。爱是文学的另一个母题，作者把爱掰开揉碎了，洒在我们心里，又让人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温柔的陷阱。爱与死的纠结便成就了生命的一切矛盾、悲哀，同时也有精彩。这种精彩来自于一种奋而相争的力量，与死神争，与时间争，与命运争。其实这就是生命，作者写出了生命，写出了一个写作者对全部生活的思考。

这种力量同样在文字中显露，干净利落，洗尽铅华后的必然，结果就是直面真实。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我们得以直达本质，安静得让人心惊肉跳。

文学无国界。美国女作家的生命思考和感受，同样给乡土中国的芸芸众生带来震撼，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经历生命，领受生命带来的一切，爱、幸福、悲哀、死亡……

琼·狄迪恩(Joan Didion)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杂文家，她1934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郡望为法国的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祖上先迁居美国东部，随后又到美国西部拓荒。她父亲的曾祖父是第一批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拓荒者，传到她已经是第五代了。她的父亲弗兰克·瑞斯·狄迪恩是一名军官，二战期间在部队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童年时代，狄迪恩曾随着父亲到科罗拉多州和密歇根州的军事基地生活。他们一家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回到了萨克拉门托定居，琼·狄迪恩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且直到1956年大学毕业才离开加利福尼亚州。

童年的生活对琼·狄迪恩的个性和成年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狄迪恩一家信仰圣公会，父亲是军官，母亲在银行工作，两人都非常开明。“在我们家的人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既不受人打扰，也不打扰他人。”在这样一个家庭，她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独立的性格使她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小时候开始写一些故事，但她憧憬的不是当作家，而是成为演员。后来她发现演员和作家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作家能够计划自己将要做的事，演员却不行，演员只能等待别人来跟他说要做什么事情。她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生活方式。

20世纪40年代末期，年将及笄的琼·狄迪恩入读萨克拉门托的麦克拉奇高级中学。念中学期间，为了练习打字，她曾用打字机一字一句地将海明威的几部作品打了出来，并从中揣摩写作技巧。

1952年，狄迪恩入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美国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马克·肖勒当时正在该系任教，他虽然没有亲手为狄迪恩修改过文章，但却令她明白了写作的本质和目的。四年的大学生涯，让狄迪恩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文学和语言学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让她养成自己的写作观念。1976年，狄迪恩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2600多个单词的短文，在这篇旨在阐明她的写作理念的文章中，她回顾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习生涯：

在伯克利念本科时，青春年少的我绝望而不懈地试图给自己购买能够进入这个观念世界的通行证，试图将自己的头脑锻造得能够应付抽象的观念。

简要地说，我试图思考。我失败了。我的注意力总是不可避免地回到具体的、可触摸的事物，回到当时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认为肤浅的外在世界。每当我试图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我总会发现自己心不在焉，只是看着窗外鲜花盛开的梨树，看着那梨花如何飘落在我的地板上。每当我试图阅读语言学理论，我总会想到山上的质子加速器发出的光芒。我说我想到质子加速器的光芒时，如果你们只以抽象的观念思考，你们可能会马上怀疑我把质子加速器当成一个政治符号，以为我凭借这个词来扼要地指称军事一工业的复杂关系以及它在这个大学校园扮演的角色，但你们如果真的这么想，那就错了。我只是在寻思质子加速器会不会发光，发出的光芒是什么样子。我在想着的是一个物理事实。

这两段话是我们理解狄迪恩所有的作品，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这本《充满奇想的一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的关键。这并非意味着狄迪恩真的缺乏理解抽象概念的能力，恰恰相反，从伯克莱毕业的那年夏天，她撰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论文，探讨了弥尔顿的《失乐园》的核心问题：在这部作品中，宇宙的中心究竟是太阳还是地球。独立自主的性格使得狄迪恩不屑于以现成的抽象观念来理解生活。对她来说，纯粹的抽象观念和纯粹的客体一样没有意义，有意义的精神活动只能是个人对外在世界的直接反应。换言之，作家只能而且应该写以自己为中心的外在世界。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在上述这篇《我为什么写作》的文章中把写作称为一种侵犯性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行动，原因在于，写作的本质就是将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自己的观念以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读者，就是改变读者的思维，迫使读者以自己的方式看待外在世界。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和乔治·奥维尔的同名文章一样，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之作。虽然文章是在狄迪恩毕业之后20年才写的，却反映了作者当时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实际上，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良好的知识素养，给狄迪恩带来了人生的一大契机。

1955年夏天，在伯克莱加州大学念大三的狄迪恩到位于纽约的《时尚淑女》杂志编辑部当实习编辑(值得一提的是，在狄迪恩之前两年，红颜薄命的天才诗人和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也曾在《时尚淑女》实习，并把她的经历写进了轰动一时的小说《钟型罩》中)。1956年，毕业前夕的她参加一次由《时尚》杂志主办的征文比赛并获奖，从而得到该杂志的垂青：向她提供一个宣传文案的职位。

1956年，从伯克莱毕业之后，年方22岁的琼·狄迪恩毅然决定孤身一人到离家2000余英里的纽约工作，很难说这种选择及其所需的勇气不是独立自主的性格使然。20世纪50年代的萨克拉门托依然是一个封闭的美国西部河边小城，而纽约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之一，这两种生活环境的巨大反差给琼·狄迪恩带来了何种心理影响，《世界人物传记》中的“琼·狄迪恩”条做了一番描述：“身为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人，狄迪恩和那些东部出版机构眼中的野心家一样，也备受地区差异带来的心理不安所折磨。跋涉的西进路途曾让她的祖先饱尝风霜雨露之苦，而如今，这段重返东部之旅也考验着她固执西部视角的文学忍耐力和成就。”

琼·狄迪恩的祖先曾远赴西部，筚路蓝缕地开创新生活；和他们一样，她也经受住“考验”，从低微的宣传文案慢慢升迁，到1963年辞职时，她已经被擢升为该杂志的专题编辑。在她的编辑生涯中，琼·狄迪恩学会了如何让文笔更加简练，更加直接，开始给《时尚淑女》、《国家评论》等杂志撰写书评和影评。到纽约的第三年，也就是1958年，狄迪恩遇到了约翰·格里高利·邓恩。

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出身于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服过两年兵役，当时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在纽约的《时代》杂志当编辑。同是名校出身、同样从事编辑工作、同样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他们经过几年的交往之后，于1964年1月30日成婚。

……

当我写下这篇文字时，我意识到我不愿意让它结束。

我也不愿意让这一年结束。

我已不再疯狂，但记忆依然模糊不清。

我寻觅解决的办法，但没有找到。

我不想让这一年结束，因为我知道随着时光的流逝当一月变成二月，当二月变成夏天，某些事情将会发生。约翰死亡的瞬间在我脑里留下的印象将不会这么直接，这么清晰。它将会变成前一年发生的事情。我对约翰本人——活着的约翰——的感觉将会变得更加遥远，甚至变得“墨糊”，变得柔软，变成一种让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也能好好生活的东西。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一整年来，我一直依靠去年的日历来确定日期：我们去年的这一天在干什么呢?我们在哪里吃晚饭呢?我们在金塔娜的婚礼后飞到檀香山的日子是不是去年的这一天?去年今天是我们从巴黎飞回来的日子吗?今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对一年前的今天的记忆是一段没有涉及约翰的记忆。去年的今天是2003年12月31日。约翰并没有看到一年前的这一天。他那时已经死了。

这是我在穿过莱克星顿大道时想到的。

我知道我们试图让死者活着的原因：我们试图让他们活着，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和我们在一起。我还知道如果我们将要独自生活，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将死者摈弃，让他们走开，让他们死去。

写到这里，这篇译后记是该结束的时候了。琼·狄迪恩在国外文名素著，在国内却默默无闻，但愿译者的后记能让国内读者对她的生活和作品多一份了解，而至于这本跻身2005年《纽约时报》十佳图书之列、并高踞当年美国亚马逊网站编辑推荐图书榜首的经典之作，还请诸君自行阅读体会。

美国女作家的生命思考和感受，同样给乡土中国的芸芸众生带来震撼，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经历生命，领受生命带来的一切，爱、幸福、悲哀、死亡……

——陈忠实

本书将文学的笔触深入到内心最稚弱的地方，充满了令人感动的真诚和凄美，一如雨中的蔷薇，坚定而瑰丽。

——毕淑敏

以文字舟筏渡生死之河，是我读过既静美如诗，又让我肃然魂耸之作。

——台湾作家 钟文音

攀登人生峭壁绝崖的真实记录,读来令人胆战心惊,却也令人目眩神迷……文字简洁、内敛、功力直追海明威。

——美国三届桂冠诗人 罗伯特·平斯基

一经出版就赢得“文学经典”的美誉，将在美国文学史上永垂不朽。文字读来令人心碎，这个爱的故事，让读者掩卷流泪。

——《今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