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溥仪先生特赦返京写起，按照历史顺序，依次写出他在北京植物园、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直到去世为止的全部生活。同时将侧重介绍他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他在祖国各地漫游和参观访问时的所见所感，他作为普通公民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政治活动及外事活动的情况，他为神圣的祖国统一大业所做的工作，他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患病和去世。

从本书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位皇帝经过改造，已经发自内心的厌恶封建专制制度了，虽然这个制度曾给予他人间最豪华的物质享受，但也给他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这一奇迹般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改造罪犯的政策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溥仪的后半生》由著名溥仪研究专家王庆祥先生撰写。

作者有幸与溥仪的几任妻子李玉琴、李淑贤等长期合作，听她们亲口述说溥仪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作者有幸接触溥仪先生的二弟溥杰、二妹韫和、三妹韫颖、四妹韫娴、五妹韫馨、四弟溥任、七妹韫欢、族侄毓嵣、族侄毓喦等族亲人士及其家属，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从不同角度提了可靠的资料。

作者有幸访问了原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少将总务处长沈醉等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们，作为溥仪先生的同事，他们讲述了许多有关溥仪先生的亲历见闻。

作者有幸访问了伪满国民勤劳部“大臣”于静涛、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秘书官高丕琨等，他们也提了大量重要的口述资料。

作者遍查了北京、南京以及东北各地与溥仪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媒体报道……

这一切是写作本书的重要依据。书中配以近100幅珍贵照片，形象地展示了溥仪后半生工作、生活的情节和鲜活场面。

前言

第一章 特赦

一、新生之日

二、离开抚顺

三、回到北京

四、家族大团聚

五、掀开新的一页

第二章 园丁

一、第一个岗位

二、“我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三、集体生活

四、中国人的骄傲

五、溥杰回来了

第三章 文史工作者

一、走进专员办公室

二、重理旧事

三、在政协大院里

四、撰写回忆录

五、给后世留下信史

第四章 黄昏之恋

一、前半生的婚姻悲剧

二、黄昏恋

三、“蜜月”

四、难言之隐

第五章 家庭生活

一、衣、食、住

二、文化情趣

三、与凡人殊

第六章 畅游山川

一、旧地重游

二、江南揽胜

三、西北观光

第七章 普通公民

一、“龙”返人间

二、给人民代表投一票

三、打开心扉

四、关心天下事

五、不忘“改造”

六、懂得关爱别人了

第八章 政治生活

一、列席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

二、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三、撰文纪念九一八

四、与昔日政敌握手言欢

五、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发言

六、1962-1964年，后半生的黄金时段

七、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八、“末代皇帝”与“末代总统”在北京握手

九、参加1965年的国庆活动

十、“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两度露面

第九章 外事活动

一、在植物园接待外宾

二、会见日本议员阿部文男

三、与乌拉圭记者的谈话

四、一份回答外宾的记录稿

五、病中答客问

第十章 动乱之中

一、从笃信到怀疑

二、在“引火烧身”的日子里

三、“红八月”来临之际

四、浊流滚滚来

五、著作受到批判

六、“皇娘”造反

七、“清官秘史”揭秘

第十一章逝世前后

一、肾癌，未能早期发现

二、住进高干病房

三、曲折的病程

四、“协和医院”变成了“反帝医院”

五、绝笔和遗言

六、骨灰重新安放

新版后记

公元1959年12月4日，对爱新觉罗。溥仪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是他后半生的起点，从这天开始，溥仪不再是皇帝，也不再是罪犯，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因此，这不能不是他感慨万千的一天。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主席台上方，正面悬挂大红绸制成的横幅，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战犯大会”几个大字，右侧条幅写的是“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左侧条幅写的是“改恶从善，前途光明”，会场布置颇有喜庆色彩。

大会即将开始，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有辽宁省和抚顺市政府领导干部，省公安厅厅长和省高级法院院长，而抚顺市公、检、法的官员坐在后排。

在押的国民党和伪满战犯300余人列队进入会场，顺序在长条木椅上落座。记者拍摄的一个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真实场景：溥仪和他的同学们并排坐着，每人的面孔都是严肃的，完全可以想见那时的心情有多么紧张。不过，左前胸上戴有981号白色名签的溥仪却显得安详自若。这显然是在宣布特赦名单前拍下的，当时，溥仪对自己不被特赦有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他也有点儿不想立刻就离开这里。

当主持会议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代所长金源宣布开会后，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侯西斌代表省委、省政府发表了简短讲话，随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登台宣读特赦名单，全场鸦雀无声。

“爱新觉罗·溥仪!”这就是那张“特赦名单”所报出的第一个名字。

溥仪一下子愣住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在一两秒钟之内突然出现了，他似乎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受这一事实，呆呵呵地坐在原处未动。这时，坐在旁边的溥杰急了，暗暗捅他一下，悄声说：“快站到前面去!”

溥仪如梦初醒，竟激动得哭了起来。手疾眼快的记者迅速摁动快门，留下了这个永恒的瞬间，从照片上看得出：他的激动发自内心，哭出声音，流下热泪，那完全是人之常情。不过当时他还无从知道：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记挂着他的改造，为他的点滴进步而高兴。这次对他的特赦也是党中央最高领导层经过充分讨论所做的决定。

溥仪终于慢慢地站了起来，在全体战犯注目下，缓缓走到主席台前，伸出颤抖的手，从刘生春副院长手中第一个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然后鞠躬行礼。那份通知书上标明编号为“1959年度赦字011号”，落款日期上骑缝印着带有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章。正文如下：“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54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这通知书无异于向世界宣告：一个崭新的政治生命诞生了，就诞生在中国的宣统皇帝的躯壳之中。这时记者再摁快门，准确摄下了溥仪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手中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时的场面。这消息当天就登上了日本报纸的显要版面，第二天又在华盛顿、伦敦、巴黎，以及中国台北和香港等地见了报，一下子传遍了世界。

全国共有33名战犯在首批特赦中成为公民，而抚顺战犯管理所共特赦了10人，其中伪满战犯两人：伪满皇帝溥仪和伪满第10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国民党战犯8人：国民党25军40师上校副师长杜聚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上校高参赵金鹏、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外事科长兼北平警备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孟昭楹、国民党工兵团70军参谋处二科少校科长唐曦、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建军委员会军训处训练课少将课长白玉昆、国民党徐州总部定国部队3支队中校副支队长周震东、国民党工兵团72军233师698团上校团长叶杰强和国民党晋冀区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贺敏。  这10位新公民站到前排，无一不激动得泪流满面。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世界上无数的改朝换代产生了无数的末代君主，或断头，或流放，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溥仪却改变了历史!

代所长金源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溥仪在那次特赦大会后分组讨论时的发言。他痛哭流涕地总结了前半生的罪恶历史，还面对苍天发问：“谁让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是封建王朝，是自己企图借助洋人的势力复辟封建制度!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道路。今后，我愿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特赦大会开完后，根据领导的安排，这10个人搬到同一房间来住，等候出发。因为他们都已经有了“公民”的新身份，当然不可以再住“监号”了。P1-3

爱新觉罗·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1964年出版后，很快被译成英文、日文和印尼文等多种文字，中国港澳地区及国外报刊也争相连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的前半生》反映了溥仪的觉悟，说明他经过十年改造已经变成新人。对历史有了公正的认识，所以才受到海内外亿万人民的欢迎。溥仪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时也称道这本书说：“‘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已经死了，说句公道话，最后他改造得不错。”这时，总理拿出一本《我的前半生》，对后藤一行说：“你们都读过他写的这本书吧!从他来说，认识是提高了。刚过60岁就死了，如果不得肾癌的话，一定会活得更长。使一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的觉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理又说：“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

海内外有无数的人要了解这个奇迹，当他们已经从《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熟悉了溥仪之后，就更想知道这位改造好了的末代皇帝到底是什么样子。

早在1961年，已有日本人来到北京，拍摄了以反映溥仪特赦后生活为内容的影片，名为《皇帝与庶人》。同年5月嵯峨浩回国时还特意给溥仪带回一部拷贝，并在自家专场放映，请溥仪看过。其后又有民主德国的摄影工作者拍摄了关于溥仪的纪录片，而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廖承志亲自过问、中国新闻社拍摄的大型彩色纪录影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从1963年开拍，到1965年底告成。作为这部影片的主要角色，溥仪接受特别邀请，于1966年3月9日与全国政协领导人一起观看了样片。

溥仪在当天的日记上记载了这部影片的大致内容：“影片开始，我和贤即李淑贤，走出家门到政协去。在会客室与外国记者谈话。谈涉清末时代，镜头移向明清皇宫，出现清朝统治时期丧权辱国以及慈禧太后卖国行为的画面。接着是我幼时的照相，辛亥起义，推倒清朝，袁世凯统治，张勋复辟，我在天津和帝国主义分子、反动军阀政客的照相。继之是日本侵略东北，土肥原要我到东北，在东北祭祖，访日，向富士山行礼，迎伪神等种种丑剧。然后是解放战争的场面，帝国主义以及蒋介石被驱逐，我归国改造，在东北参观，铲土劳动，在医务室学习和工作，自己缝补、洗衣等。最后演到特赦当时的情况，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在植物园劳动，在政协工作，参观西安、延安和洛阳。在洛阳拖拉机厂、洛阳滚珠轴承厂，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回京后，族人在溥杰家欢叙……”该片刚制作完成就被国家主席刘少奇调看，并给予肯定，后来在海外发行，受到了热烈欢迎。

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溥仪就接待了一批批外国朋友。特赦以后，更有数以百计的国际友人接踵而至，通过他们，特别是新闻界人士，溥仪向全世界报道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同时也为我们留下许许多多极有意义的历史镜头，其中部分照片刊登在海内外千万种报刊上。其间，溥仪本人也曾为中外报刊撰写文章，抒发真情实感。

也有人很早就提出了系统撰写溥仪后半生生活的构想，《我的前半生》尚未出版的时候，曾专程前往抚顺采访过溥仪并出版一本《末代皇帝传奇》的香港记者潘际垌来到北京，提出要再度采访他特赦后的生活，以便续写《传奇》的姊妹篇。正当溥仪准备允诺的时候，有位领导提了意见，说潘早年在内地工作时“有右派言论”，在政治上靠不住，如果让他写，出版后会有不好的影响。当然，这件事只能到此结束了。数月后，《我的前半生》一举轰动了世界，海外几家华文报纸纷纷与全国政协取得联系，希望给他们一个“趁热打铁”的机会。把溥仪特赦后的经历细节撰写成文，以连载的形式刊出，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这次政协领导是支持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东莼与溥仪谈话时，连找谁帮忙整理都确定了，但溥仪不同意，他认为公民生活才三四年，给党和人民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以后如果真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再写不迟。

后来的几年里，一些访问过溥仪的外国朋友，仍再三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请他自己动笔，再写一部关于后半生的书，以续前传。溥仪总是这样解释说：“我的后半生不能用笔写，而要用实际行动写。它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为祖国工作，为人民服务，贡献自己的力量。”到了1964年7月，他又在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结尾处发挥了上述想法：“党的伟大改造政策使我得到了光荣的新生，使我分清了是非，认识了真理。真理愈接近我，我就愈仇恨自己的过去，新生的溥仪是坚决反对那个皇帝溥仪的。我已经用文字写下了《我的前半生》，今后要用实际行动写我的第二本书，这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不断学习和自我改造，提高思想觉悟，与祖国兄弟姊妹在一起。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很可惜，溥仪在特赦后仅活了8年，就被肾癌夺去了生命，从时间看比50多年的前半生短了许多年，但从生命的意义看又胜过前半生不知多少倍。他用文字写下了关于前半生的著作，也用实际行动写出了令人感动的后半生。

当然，把溥仪先生的后半生用文字再现出来，让国内外更多的朋友们了解这一“奇迹”，还是很必要的。溥仪逝世以后，我很荣幸在李淑贤女士的支持下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好在勤奋的溥仪先生在世时给我们留下大量日记、笔记、会议记录、学习体会、思想总结和发言草稿，以及接待外宾的谈话记录等文字资料，为今天撰写《溥仪的后半生》书稿提供了宝贵素材，加之李淑贤保存的一批书信、文物和照片，使这部分素材更加充实和丰富。

溥仪后半生生活中的亲密伴侣李淑贤，不但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和文物，使之经历10年动乱而至今犹存，同时她还长时间地回忆，从已经逝去的甜蜜时光中找回那些动人的生活场景，这无疑为本书增添色彩，当我向她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时，她回答说：“我们都应该感谢敬爱的周总理，是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亲自安排了对溥仪的保护措施，也是他老人家在溥仪去世后时时给我以关怀，使我这样病弱的身体能够活到今天，没有总理，这些资料连一页也不会剩存。”

本书的编撰原则是尊重历史事实，目的是用文字再现溥仪先生的后半生生活，为此将尽量引用原始资料，一切必要的叙述完全忠实于历史原貌。

本书从溥仪先生特赦返京写起，按照历史顺序，依次写出他在北京植物园、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直到去世为止的全部生活。同时将侧重介绍他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他在祖国各地漫游和参观访问时的所见所感，他作为普通公民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政治活动及外事活动的情况，他为神圣的祖国统一大业所做的工作，他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患病和去世。笔者是史学工作者，自知不会以文学之笔去描绘和渲染，如果还能够依据掌握的资料，朴素地勾画出那并非久远的历史轮廓，已是奢望了。

从本书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一位皇帝经过改造，已经发自内心的厌恶封建专制制度了，虽然这个制度曾给予他人间最豪华的物质享受，但也给他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这一奇迹般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改造罪犯的政策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79年8月初，我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的委派，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途中曾在北京停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振华先生建议，顺便拜访溥仪夫人李淑贤女士，也可邀她为杂志撰写回忆文章，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于是借助他与李淑贤的老关系，共同走访了她。

在北新桥李淑贤的原住所，我们受到主人十分盛情的接待。她说因为身体不好，写文章比较困难，但还是答应提供回忆口述记录资料。尤使我们欣慰的是，她至今还保存着一批溥仪的遗稿和遗物，她说以前不知道这批资料的价值，只是当作纪念品留下来的，现在她表示愿意与《社会科学战线》合作，整理并出版这批珍贵资料。后来，杂志社领导又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交给了我。

受托整理溥仪手稿的过程中，我逐步发现这些资料足以显示溥仪后半生中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场面，如果再查阅有关文献，并辅以必要的调查，有可能写出关于后半生的传记，本书的构思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撰写过程中，为了核实和补充资料，我又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次访问曾与溥仪朝夕相处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杜聿明，全国政协委员李以劻、杨伯涛、罗历戎、方靖以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等，他们都尽自己所知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这里更应该特别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溥杰先生和全国政协委员董益三先生，他们二位向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给我的写作以最有力的支持。现在，他们都已经先后谢世了，好想念他们啊!

1980年10月《溥仪的后半生》初稿草成，当时曾印发前言和目录，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得到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学界老前辈佟冬的支持。与此同时，天津人民出版社纳入了出版计划。交稿后出版社有关同志曾帮助我逐章逐节地修改一遍。由于成书日短，搜集的资料不完备，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不够深入，加上有人冒用李淑贤名义，向党报反映虚假情况，导致某领导人批示却调查无果等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种种原因，这部书稿暂时搁置下来。

1982年底，我的科研课题重新列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规划，并得到原东北史研究所所长周兴(曾任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已退休)的鼎力支持。这使我得到机会寻访全国许多地方的知情人，查阅大量档案文献，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有关图书报刊，补充了一批重要的新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5年初写成第二稿，字数比初稿增加三分之一，结构也相应地做了调整。其间，周兴先生不但给予具体指导和经费资助，而且逐章逐节阅看原稿，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此外，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振清、王承礼、马万里，原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家磊等，都在关键时刻给予了重要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的定稿与问世，都将是很困难的。

考虑到溥仪是一位影响很大的历史人物，他的后半生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我所在的单位为慎重起见，决定将第二稿送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并呈请领导部门审查。其间，承蒙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凤歧和吉林省政协副主席辛程，在繁忙的工作中拨冗审阅了书稿，并决定由《吉林文史资料》先行刊印，在统战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内，直接向广大读者征求意见。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温维淳、吉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张恩惠和周兴共同承担了征求意见稿的编审工作，他们可贵的劳动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当本书作为征求意见稿在1985年7月印发后，曾寄送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及省、市统战部门领导、政协委员，还有溥仪的家属、亲属、生前友好等，广泛征求了意见。见到本书征求意见稿的广大基层读者，也纷纷来信表示欢迎与支持，许多人寄来详尽、宝贵的修改意见，或对观点、史实提出异议，或代拟某章某段改写方案，或对句式、遣词、用字、标点等做细致的推敲。他们中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下列各位：吉林市政协常委、吉林省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毓螗，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敏，沈阳第三机床厂五车间党总支副书记王廷一，青海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安装处卫生所医生周露芳，吉林市第十三中学历史教员周克让，内蒙古奈曼旗档案局干部胡永平，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社会学部教师常青山，辽宁省兴城县县志编纂办公室干部李正冠，民主建国会吉林省委机关干部孙毅。

80年代后期，在影、视、剧的艺术观赏圈里，出现一股中国末代皇帝热。中、意、英三国合拍的电影《末代皇帝》史无前例地一举荣获奥斯卡9项大奖，嗣后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录制的28集连续剧在全国播映，从而把这股热浪推向巅峰。为使观众了解溥仪一生的完整形象，天津人民出版社决定立即公开出版《溥仪的后半生》。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在本书付梓之际，又作了些文字修改，而更全面、更彻底的修改，当时正在积极准备中。

1997年春天，东方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告诉我，该社拟推出“溥仪书系”，希望能够得到溥仪夫人李淑贤和我的支持，我当即与李阿姨商议。就在这前一年，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一书著作权纠纷案终审判决下达，《我的前半生》一书著作权归溥仪自己，李淑贤胜诉了，她有权决定《我的前半生》一书出版事宜。她说，她很愿意把《我的前半生》这本书交给东方出版社，放在“溥仪书系”中，与《溥仪的后半生》、《我的丈夫溥仪》等书统一出版。

一年后“溥仪书系”第一批共六种问世了。让我非常难过的是，李阿姨已经在1997年驾鹤远行，竟没能看到她期盼着的“溥仪书系”各种著作的出版。我永远忘不了1999年6月9日傍晚，那天是李阿姨远行两周年纪念日，我把“溥仪书系”六种著作整齐摆放在李阿姨遗像前，郑重地告诉老人家说：“《我的前半生》、《溥仪的后半生》、《我的丈夫溥仪》等书已经遵照您的意见出版发行，您可以放心了!”

李阿姨确实可以放心了，这是因为《我的前半生》已经遵照她的意愿由东方出版社重新出版，还因为《溥仪的后半生》、《我的丈夫溥仪》这两本书也都遵照她的意愿和她新回忆并记录下来的崭新内容，分别动了大手术，重组框架，增添情节，许多观点也重新斟酌过，目的是让溥仪后半生的传记形象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溥仪无疑是一位政治人物，但他的传记却不应成为政治宣传品，而只能是他的某一人生阶段的生活实录和客观评价，这也正是李阿姨所希望的。

岁月不居，转眼又过去了8年，东方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我的前半生》和《溥仪的后半生》，每本书又配发了近100帧稀见的珍贵照片，这些能让历史鲜活起来的照片，读者肯定是会欢迎的。当此之际，我有责任如实说明这两本书问世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要说明溥仪夫人李淑贤的意愿和她老人家生前已经做过的事情。

对于《溥仪的后半生》的再版，我的心情还是忐忑不安的。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一书在海内外赢得了数以千万计的读者，人们既然对溥仪的前半生感兴趣，自然也会愿意了解他的后半生，那么那些热切盼望着的读者，对这本《溥仪的后半生》是否会感到满意，正是我深感不安的原因。

作为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如果本书尚有价值的话，也首先要归功于保存了大量溥仪遗稿的李淑贤女士，还应该感谢为本书做出贡献的其他人士。不敢掠人之美、妄自居功，耿耿此心，热切期望广大读者继续提供宝贵的批评意见，以使本书再版时更臻完善。

王庆祥  2006年12月30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