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西方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以西方的理性精神阐述了儒教与道教对中国社会的作用。

理性化是韦伯研究“中国命题”的出发点。在他看来，儒教伦理显然是一种宗族伦理，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就是“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因此，无法形成西方那种理性的企业及纯粹客观的经营关系。

这是影响每一代学人的知识名著，它第一次用西方的理性视角解读“感性中国”。

　　本书是一本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历史著作，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即“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制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社会正统的价值体系——儒教。韦伯认为中国的士人阶层“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就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的一种俗人道德”，“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士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第三部分“道教”。韦伯认为道教受到儒教的排斥，在中国被视作异端，不过，韦伯认为道教和儒教尽管是对立的，但是它们同样信奉传统主义。

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若干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最终未出现资本主义的变革的原因。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使因为缺乏一种宗教伦理可以作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的杠杆。不管是道教还是儒教，都不可能成为这样的杠杆。

编译者语

马克斯·韦伯 传略

 童年时代

 求知

 重返柏林

 学者风范

 变故

　永远的博学家

　韦伯年表

儒教与道教

　第1章　城市、君侯与神

　　货币制度

　　城市与行会

　　同近东比较的君侯管理与神明观

　　中央君主的卡里斯马大祭司地位

　第2章　封建俸禄制国家

　　分封制的世袭卡里斯马特征

　　重建官僚制的统一国家

　　中央政府与地方官

　　徭役与捐税

　　官员俸禄与税收包干

　第3章　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

　　封建制度与财政制度

　　军队制度与王安石的变法试验

　　对农民的财政保护及其对农业制度的影响

　第4章　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

　　没有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

　　宗族经济与祖宗崇拜

　　宗族组织

　　乡村自治

　　经济关系的宗族制约

　　法律的世袭结构

　第5章　士等级

　　士的文化政治特征

　　《诗经》《春秋》与孔子文化精神

　　科举制度的历史及演变

　　儒学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

　　士的等级特征

　　君子的儒学教养

　　官员的威望

　　经济政策观点

　　士与独裁制和宦官的持久斗争

　第6章　儒教的处世之道

　　官僚制与教权政治

　　自然法与法律逻辑形式的欠缺

　　缺乏自然科学的思维

　　儒教的本质

　　儒教的入世性

　　礼的中心概念

　　孝

　　经济信念与拒斥专门人才

　　孔子的思想

　　经典的意义

　　正教的历史发展

　　早期儒教的悲歌

　　儒教的和平主义本质

　第7章　正统与异端(道教)

　　中国的教义与礼仪

　　隐居修道与老庄

　　神秘主义的实际结论

　　正统与异端的学派对立

　　道教的长寿术

　　道教的历史发展及文化特征

　　巫术的理性系统化

　　道教的伦理

　　佛教在中国的一般地位

　　中国正统与异端伦理的传统主义性质

　　中国的教派与异端迫害

　　太平天国起义

　　发展的结论

　第8章　儒教与清教

　　两个标准和教派

　　儒教的现世性和不渝的巫术传统

　　中国人的民族素质

　　无处小在的礼仪

　　儒教的社会伦理

　　清教的得救理论

　　儒教与清教的伦理比较

　　两种伦理精神之分析

　　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结论

述评：韦伯与《儒教与道教》

 伟大的社会学家

　基本内容和核心思想

　韦伯笔下的儒教与道教

　韦伯命题与中国命题

　当代学者对韦伯“命题”的反思

货币制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国内贸易市场，这种贸易对于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必不可少。尽管如此，由于农业生产所占的特殊地位，直到近代，货币经济都不及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那样发达。

在貌似现代的形式中，中国的货币制度保存着十分古朴的特征，“财”字至今仍保留着“贝”的古老含义。据载，直到1578年，云南还用贝币纳贡。周代就已有“绢币”，以后的历代，绢都可以用于纳税。同样古老的货币功能的物质承担者还有珍珠、玉石、锡。公元7年，篡夺皇权的王莽试图建立一种龟甲、贝同金、银、铜一起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等级，结果以失败告终。同样，据不可靠的资料，理性主义的帝国的统一者秦始皇，只允许制造圆形的铜币与金币——镒与钱，禁止使用任何别的交换与支付手段，结果没有成功。公元前2世纪末武帝时期，银似乎才成为铸币用金属，直到公元1035年才成为南方诸省的税收方式，这无疑主要是出于技术原因。金要从沙中淘来，采铜在技术上相对容易些，银则只能实实在在地开矿采得。然而，中国人的采矿和铸币技术，都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据说从公元前12世纪起，也可能是公元前9世纪起，反正直到公元前200年才见诸文字的硬币制造，用的是浇铸技术而非压刻。因此，这些硬币极易仿制，成色相差很大。直到17世纪，成色差异还远远大干各种欧洲硬币。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它们就不是唯一可用的流通尺度。

由于鞑靼人钱袋里的金子，所以黄金储备先是骤增，继而又骤降，金银随之而变得稀缺(尽管在相应的技术条件下银矿会很有开采价值)，所以，铜一直是通用的日常交易的货币。编年史家，尤其是汉代的编年史家深知，西方的贵重金属流通量要大得多。年年有一大批贩运丝绸的大型商队把西方的黄金带人中国，罗马铸币的发现是其证据。可惜这种贸易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便停止了，直到蒙古帝国时期方才有了转机。在墨西哥、秘鲁银矿开工后的一个时期，产出的大部分银币作为丝绸、瓷器、茶叶的等价物流入中国。这对于活跃西方贸易，缓解中国市场银币的紧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政府拥有采矿权，也拥有造币的经济特权。《周礼》所载政府设置的九府中，就有造币府。矿山部分由皇家靠摊派徭役开采，部分由民间私办，不过由官府统购是其前提。铜被运往京都造币局，高额运费大大增加了铸币的造价。仅此一点，就使打击牟取暴利的盗铸伪币的斗争毫无成效，尽管这种斗争经久不息地贯串于各个世纪。

为了满足大量铸币的需要，政府经常从日本购买造币用铜，并没收储藏在私人手中的铜。私家银矿向有司缴纳矿山使用费，有司除上缴国库外，余下部分的款项，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云南是金矿的主产地，同其他矿类一样，分成块状租给大小老板进行小本经营，根据其产量收缴使用费，最高达到40%。中国开矿的技术一直很原始，直到17世纪仍有关于矿山开采技术十分落后的记载。

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结构中固有的传统主义，一再使各种严肃的币制改革失败。每一场战争，财政需要都须依靠暴力的铸币改革，铜的短缺又使铜钱被用于武器制造，而和平的到来又意味着曾作为武器的铜在国内泛滥。任何政冶动乱都可能导致矿山关闭，铸币的短缺与过剩都引起过惊人的价格波动，大量受到官吏们默认的私人的伪币工场一再出现。贪官污吏并不把国家垄断放在眼里，致使圈家实行货币垄断的尝试一次次地失败。政府无奈地默许私人造币的结果，使货币制度乱得一塌糊涂。汉武帝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硬币垄断制度，通过清除私人造币工场，改善造币技术，重新确立了国币的信誉。但是，因为对奴匈战争的巨大支出，不得已发行了由白鹿布制成的信用货币。可惜货币的易于伪造，使这次试验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0年前后汉元帝统治时期，造币金属奇缺，这大慨是政治动乱带来的后果。接着，篡政的王莽推行了枉费心机的28品铸币的货币等级试验。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第一次发行了仿照银行流通手段的国家流通货币，但是，仅仅在开始时获得了银行方式的金属储备，以后就步履维艰。到了蒙古统治时期，这种情况尤甚。铜本位制不光意味着造币成本惊人的高昂，而且货币运输费用太高，对于货币经济的流通与发展，这都是十分不便的一种货币形式。由于工业和艺术用铜，即使在太平盛世，可支配的铜量也不稳定，这种十分突出的矛盾，影响着物价和租税负担。币值大跌大落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使一次又一次建立以纯粹的货币税为基础的统一税制的努力都难逃失败，不得不重新退回到实物税的路上，其结果是经济的僵化自不待言。

中央政府对于货币制度，除了要考虑战争的直接需要及其他财政动机外，还必须牢牢地把握物价政策。货币本位政策决定了对外贸的禁止或控制，这是因为害怕自由进口时货币外流，同时担心自由出口商品时外币泛滥。迫害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宗教政策，但也有财政上铸币的原因。一切由于寺院艺术的需要而动用造币原料制造艺术品的作法，都不断危及货币市场。大量熔化硬币导致货币严重短缺，铜被电积，货币经济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物易物的经济。国家系统地规定铜制品税率，劫掠寺院财产，最后还试图推行对青铜器和铜产品的垄断，这种垄断后来导致了对全部金属品生产的垄断。除了铜币以外，铁币也作为铸币时兴过一段时间，但是，向铁币过渡的多次尝试都未能成为现实。周世宗统治时，记载了官方呈文要求放弃铸币利润，解除对金属使用的控制，以避免对金属制品价格的垄断，但是未能实施。

银行债券最初显然具有证券性质，目的是确保批发贸易不受铸币混乱的影响，后来又具有了流通手段的性质，主要用于区域间汇兑。纸钞最初用木版印刷，后来改为铜版。由于纸张质量低劣，钞票极易磨损，磨损得不能辨认的票子在交易中便无人收取。纸币的回收期最初相对较短，后来便延长了好几倍。由于纸钞的实际面值不断下降，收税机关拒绝接受作为纳税手段的纸币，因而使纸币的信誉一落千丈。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在每一笔大宗交易中支付的纸币都要占一定比例，有时甚至禁止用金属货币支付，但无济干事。在正常条件下，纸币流通量同金属货币流通量之间的比例，大体保持在18世纪英国1:10的水平上。蒙古人忽必烈可汗进行过分级发行金属债券的试验，这种作法曾被马可-波罗大加赞赏。

明太祖洪武八年，禁止用金银充当货币，明代宗景泰元年，禁止用铜充当货币，因为与金属货币并存的纸币贬值了。单一的纸币本位制有成为终极货币体系之势，大商业城市中银号行会的票据在各地均可兑现。

总的说来，贵重金属占有量的猛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发展。但是，贵金属占有量的增加并没有伴随传统主义的解体，而是与传统主义携手并进，资本主义现象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人口的惊人增长，既没有刺激经济形式的发展，也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刺激，反而是与静态经济形式相联系。(P2-P5)

马克斯·韦伯是一位罕有的天才式人物。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那么多的领域同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到西方去读书，不管你学习社会科学的哪门学科，似乎都与韦伯有关：政治学要读韦伯，社会学要读韦伯，经济史要读韦伯，法律社会学则非读韦伯不可，历史学方法论也离不开韦伯。

近百年前，马克斯·韦伯已经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个人安身立命的悖谬，他从列夫·托尔斯泰的问题中看到现代人对整体性意义丧失的焦虑，又从尼采的思想中看到承担终极意义之丧失、价值分裂和意义歧义的可能，从而开启了一条自由主义的文化现代性的研究范式与思想路线，却不仅仅是奠定了理解的社会现代化研究的社会学。

韦伯是横跨多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大师，他的学术领域，从对当时德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扩展为对西方社会转变的历史研究，再引申到对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表现出了揭开人类社会所有奥秘的勇气；相应的研究成果，统统被后人视为理论经典。韦伯重点研究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所谓“祛魅”，实际上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剥去迷罩在人类社会现象上的神化或魔化的种种光环。韦伯注意到了理性化并不只有一种西方式形态，在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同样存在理性化形态。但是只有西方式的理性，才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它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方向。在强调理性的同时，韦伯又十分重视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情感、信仰等因素。韦伯认为西方理性化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理性化与人的自由化之间的复杂张力。

中国学术界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介韦伯思想，很快成为我国学人瞩目的理论热点，理性化、祛魅、合理化牢笼、行为类型、统治类型、法律类型、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等理论概念和投入理解、理想类型、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等方法论名词风靡于中国知识界。韦伯及其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视角。

韦伯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冲击，不仅是他的新教伦理的命题(即韦伯命题)，同时还有体现他的“中国命题”的《儒教与道教》。此书的目的，是要证明中国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理性的近代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或缺的行动伦理。

韦伯关于中国传统的分析富有说服力和洞察力，因为他是在用自己的心和生命体验去从事中国研究。

当今，“韦伯学”已经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显学，牵动着西方与东方众多思想者的心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