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可以把本书作为“正史”来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对其中所涉及的真实历史事件提出看法，因此，作者无意将本书作为一个“历史写作”的范本，更不想让读者失望地发现，这只是一本流水账式的“历史年鉴”或内容枯燥的“帝王家谱”。

因此，本书就天安门广场的历史渊源和建筑沿革展开描述的同时，重点刻画了这个历史地位独特的广场所见证的帝王的幽默、军阀的人性，乃至中国普通大众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憧憬与迷茫，苦痛与欣喜，当然，更不缺乏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初期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

在本书中，逝去的历史复活了。

本书是对天安门广场近700年历史的一次全新解读，随着作者严谨又不失轻松的笔触，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在充实的历史资料衬托下。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更加跌宕起伏、血肉丰满，当读者透过它们把目光重新凝聚在天安门广场上时，全新的空间感所建构起的人性色彩浓郁的传统文化，无疑为迷失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的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情脉脉的精神家园。

明代部分

引言

第一章 天下大明

第二章 新都权柄

第三章 正统“北狩”

第四章 正德遗闻

第五章 中日干戈

第六章 万历宫乱

第七章 铁腕崇祯

第八章 岁在甲申

清代部分

第一章 故宫新朝

第二章 盛世遗闻

第三章 苍鹰击殿

第四章 强盗来了

第五章 谤木空悬

第六章 庚子奔命

第七章 五凤惊飞

民国部分

第一章 “洪宪”实录

第二章 诸侯窃国

第三章 直奉争雄

第四章 北洋末日

第五章 汉卿当年

第六章 亡国岁月

第七章 天下有道

新中国部分

第一章 迎接朝阳

第二章 见证开国

第三章 辉煌开篇

第四章 凯歌行进

第五章 新局面

第六章 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立

朱棣本人非常清楚，就当时情形来说，北京三面皆有险患，并不是一个建都的好地方。

明代初期，西北的蒙古余部对明朝的威胁仍然很大，虽然他们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已经灭亡，但回到自己民族的发源地后，没过几年的时间，整个民族又回到牛肥马壮六畜兴旺的状态中。早在洪武年间。他们就常常组织起新一代的蒙古壮汉攻掠边境。到永乐时，其声势有增无减。

其次，东南还有契丹、女真遗民，虽然辽、金政权已亡百数年，但其后裔在明朝统治下，却时时不忘当年之霸业。他们势力当然还不是很大，但已经不能够坐视不理了。

这样说来。北京正处在西北、东南两股外族势力的夹制之下，虽然所谓的“燕山天险，太行绵延”可做守护的屏障，但作为一国中心，终究距危险太近，倘若战火燃起，地势雄险而人为有失的话，则防线一旦告破，国家心脏即尽暴露于敌，回旋余地实在有限。

他也知道，在明代以前，辽、金、元三代都是定都北京的，因此他想好了说辞，一旦有大臣对迁都提出异议，就以此为理由驳斥他们。但他心里明白，这三代都起自边陲少数民族，广漠之地为他们的根本，他们据北京为都的话，地势对明朝来说不利，对他们言则最为有利。

蒙古人定都北京而治天下，都城虽然偏远，但却接近他们的根据地。蒙古人施行的暴政导致中原兵起后，他们镇压不利，节节败退。明朝举大军北伐，顺河南、山东一线进逼北京。蒙古的贵族眼见大事不妙，就采取“能守则守，能退则退”的战术逐步收缩自己的势力。直到形势一溃千里，这些贵族就保护他们的皇帝北出八达岭进入塞北地区，然后出张家口、宣化北走集宁退人内蒙。

这时，燕山之险就成为阻挡追兵的天然屏障，等你通过八达岭上把大军带出来后，再对其追击的话，人家早已经回到了自己历代生息的广漠之地。那时候再与他们作战以求犁庭扫穴、永绝后患的话，在天时、地利、人和尽失的情况之下。胜算自然不大。

作为一个以聚集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为核心的政权，以北京为都，来自南方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它主要防范的是西北与东南方向的蒙古人和契丹、女真后裔(尽管作为女真后裔的满族在约280年后才成气候，但就是他们最终成为明王朝的大患)，如果两端兵起，对北京就形成夹击之势。

这时，北京作为都城的弊端就显示了出来。因为距敌太近，京都一旦遇警，其他地区即使能够立刻组织起部队“勤王”，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完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形势。

这么说。国家一有战祸，首都就处在最前沿，这实在是很悬的一件事情。

但在朱棣的眼里，国家内部的危险远大于外部的这些危险。

经过“靖难”以来对南京政府的清洗，他发现，这些大臣挨打不挨打一个样，你打他打到自己都找不到借口再打了，他还是不告饶也不服气。就是说，怎么着也能够应付你，偏偏你明明知道他不服气，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使他们铁了心和自己干事业。这真让他没了办法，也更让他加剧了对南方政权官员的不信任。

朱棣自己十分清楚，江山虽然是他一个人的，但他断然无法以一个入的力量治理好这么广阔的土地，从根子上说，他是需要人才的。可是，在他的血腥清洗下，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才不是做了刀下鬼就是成了滚刀肉。尽管他起用前朝的杨士奇等人担任内阁要职，但南方人心惶惶，君民隔离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这种情况让朱棣觉得，自己留在南京就如同悬在半空中一样，非常的不踏实。因此，他希望利用迁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要回到自己有群众和政治基础的老巢去做皇帝。这样，即使发生动乱，他也不至于像在南京那样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而且，他还要摆脱南京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行政机构。

《明史·成祖纪》中记载：“(永乐元年)(朱棣)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接着又“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

这段资料证明，朱棣在即位之初就有意识地对北京进行规划和开发。

农业的开发，富人的移民使北京很快繁荣了起来，也给朱棣的“迁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永乐四年。朱棣感到北京基础建设工作进行得差不多了，就着手对北京城进行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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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是北京!我们到啦!——”浩浩荡荡行进着的队伍中。皇太孙朱赡基发出的稚嫩童声虽然被谨慎的父亲迅速制止，但已经足以让永乐皇帝朱棣从长途旅行的困倦中清醒过来。当他从专供皇帝使用的、以皮革包裹车梁的御辇上坐起来时，又是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使人不敢迫视。

这位以武功得天下的皇帝对仪仗的要求向来讲究，何况这又是他人主新都的出巡，因此，护驾的武士比平常多出近一倍的人数，仅护卫他和皇后、妃子、皇太子车辇的“锦衣卫”就达八千人之众。这样的规模只有后来的嘉靖皇帝的出巡堪比。

护驾的“锦衣卫”大都是由朱棣亲自挑选的。他们头戴竖翅的乌纱帽．加以水貂皮耳套，穿着衬以黑圆领的绛紫色官衣和外黑内红的披风，个个体格健硕，目光深邃，显示出其武艺精深。腰间悬挂的以赤铜包头的刀鞘中，镔铁锻造的腰刀在寒风中微微抖动，不以手握持，只怕立时会脱鞘飞出去饱饮鲜血。真可谓杀气腾腾。

“锦衣卫”所骑，都是清一色的蒙古汗血马，如果不是这些英武骑士的大力挈制，马缰根本勒羁不住它们，只要主人稍加放纵，它们就立时电射而出：此时伺驾左右，在不得自由驰骋之下，它们似乎略显烦躁，鼻子中不断“突突”喷出白色气柱，既显示自己体内蕴藏着充沛的能量，也表现出对严冬毫无畏惧。只待翻蹄亮掌，到沙场去叱咤。

看着这般情景，朱棣的嘴角泛出一丝满意的微笑，是年他已经53岁了，可魁梧的身材依然不见佝偻，浑身上下犹散发出逼人的英气；虽然旅途的颠簸确实让他感到一些疲倦，但被皇孙兴奋的叫声吵醒后，撩开那绣着龙腾图案的帘子，远远看到北京的“丽正门”在旌旗的掩映之下，宛似浮在空中一尊威猛的金刚，加之眼前车骑浩荡，更激得他满怀豪情如同烈火，哪里还有一丝的倦枣?

这是公元1420年的冬天，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年应该是明永乐十八年，就是这一年，明王朝正式由南京迁都北京。我国历史上的“永乐盛世”由此跨人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