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杜拉斯，不仅仅因为《情人》、因为《广岛之恋》，还因为《外面的世界》，在有良知的作家心中，拥有最可宝贵的社会道义与人间情怀。本书收录了杜拉斯在1957-1980年间的散文随笔。

这是世界著名作家杜拉斯的作品。它收录杜拉斯在1957-1980年间的散文随笔。杜拉斯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杜拉斯，不仅仅因为《情人》、因为《广岛之恋》，还因为《外面的世界》，在有良知的作家心中，拥有最可宝贵的社会道义与人间情怀。

译序9

再版序13

前言18

关于文章排列的顺序22

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25

小学生杜弗莱斯恩可以做得更好27

”LILAS”这个词的高和宽差不多33

巴塔耶、费多和上帝37

关于乔治·巴塔耶45

啊，不再有绞刑了吗?(从王宫咖啡馆听来的谈话)48

下等人的巴黎51

巴黎的旅游业53

维耶特的贵族血统59

莫尔尼公爵的沼泽地67

巴黎的拥挤71

百分之一的小说可见天日74

人造卫星时代的孩子并不胡思乱想81

只够两个人的，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份86

公交公司的这些先生们90

巴黎的种族主义94

走开!97

皮埃尔·A，七岁零五个月100

为《七月十四日》辩107

布达佩斯的杀手们1 10

巴黎，8月6日115

引人发笑的绘画(杰尼克·杜科的画展)1 19

塞纳一瓦兹，我的故土123

奥朗什的纳迪娜131

”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140

施瓦西一勒洛瓦的恐慌145

和一个不思悔改的”小流氓”的谈话153

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180

与一个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194

快乐的绝望之路204

这个黑色的大家伙215

恐怖的知识(罗伯特·兰阿尔的《工作台》)218

被驱逐出威尼斯的人萨特223

萨洛尼克的猛兽(瓦西里斯一瓦西里科斯的《Z》)227

载着一千具尸体的火车从巴基斯坦开来233

让一玛丽·斯特罗布的《奥通》236

塞里格一里斯240

德尔菲娜·塞里格，不为我们所知的名人242

让娜·莫罗249

玛尔戈·冯泰恩262

营奥蒂娜·普里斯270

玛德莱娜·勒诺是个天才275

美丽娜282

西尔维亚和她的灵魂290

芭铎皇后298

卡拉斯303

让娜·索盖306

大海深处(玛丽一皮埃尔·梯耶博的展览)312

阿基·库罗达的《种种黑暗》314

卡洛斯·达莱西奥318

让一皮埃尔·瑟通的《城市喧嚣》320

弗朗西斯·培根访谈录323

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卡他夫没药》，莫尼克·维蒂著)330

韭葱汤334

面黄肌瘦的孩子336

源于同一份爱的恐惧340

罪恶的幸福梦想343

没有死在集中营里349

泰奥朵拉355

布达佩斯的杀手们

布达佩斯的杀手们，你们刚刚对纳吉1下了手。这几乎成了这些日子以来法国惟一的新闻。

布达佩斯的杀手们，你们可别以为你们的暗杀天生就比别的暗杀事件更有意义——亦即牵涉所谓的贵族政治。不。还要说得再清楚些吗？大概吧！你们的暗杀不再有什么特殊性可言。世上再也不存在两种暗杀的方式——被你们杀了或被别人杀了不会再有什么分别，从今以后只有一种。就叫做暗杀，纯粹而简单。

一直以来，你们的暗杀似乎都存在着某种独特性，而这一次，在对纳吉下手时，你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又再现了这份独特性。在这点上你们犯下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你们的独特性已经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动摇了，它不再能够唤起人们的意识，那些假定是清醒的人的意识，你们再也不会由此得到满足了。你们不再有机会征服难题，你们于是必须满足你们正在搅乱的人们的意识。你们真不应该去杀纳吉。

正因为你们对纳吉下了手，你们最后的希望，最后的梦幻——我想说的是你们对自己罪恶里的那份独特性的坚信不疑——也随着这份独特性的消失而破灭。完完全全，荡然无存。

这份独特性消失了。你们刚刚所做的事情是将血滴灌注进去，血滴灌注进去，利益就泛滥出来。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情况的严重性？我们，我们也明白一点，我们知道你们也不过是一群只顾眼前的杀手。但是现在，别人也知道了。你们成了黑色的杀手。因为害怕而脸色苍白。一群没有想象力的杀手。

这对你们来说，才是最为严重的。你们开始让我们感到厌烦了。你们将因为散播了太多的死亡而死亡。你们似乎让我们领教了一种全新的死亡方式。一种通过死亡本身传染蔓延的死亡。

五月，你们还沉浸在幸福之中。因为你们想，他们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你们想这样他们必然会往我们这里来。因为市场上又到处充斥着法西斯主义的烂菜皮，他们已经开始贫血，所以必然会往我们这里来。

不。

啊！你们的道路曾是那么难以穿越！就像在中世纪，其他人坚持要将我们的意志化为灰烬，你们也试着这样做了。

结束了。

很久以前，我们就从自己的灰烬中复活过来。你们没什么指望了。你们从此之后只能是自己那短暂而黑暗的历史的发言人。你们的道路不再难以穿越。你们的历史行将自灭。你们面面相觑。似乎还在扮演着活人的角色，可是你们已经开始害怕了。

真为你们感到可怜。我说的是：为你们感到可怜。你们失去了自己的心，就像人们失去了一条腿。而你们的心曾是你们最大的骄傲啊。现在，在你们身上，跳动的是一颗死了的心，这是你们的耻辱。这些事情看起来真是奇怪。你们跛了！就在你们应该奔跑的时候，你们跛了！

你们曾试图让人们变得对自己感到陌生，他们的痛苦令你们狂喜不已。你们曾试图让人们发现迄今为止在他们的记忆中尚不存在的现实。你们试图让犹太人觉得犹太人自己就是那么陌生。你们试着让人们污染自己的智慧，让他们自己丧失想象。

可惜呀，是的，我是在说可惜，这一回，轮到你们自己污染自己的智慧了，轮到你们自己丧失想象。你们天生痛恨这世界，就像我们欣赏这世界。你们即将在你们的痛恨中毁灭。可就在你们垂死之际，你们还不断地犯错误。就在你们垂死之际，还犯杀害纳吉这样一个错误。

自布达佩斯屠杀之后，反对者的小小猎物——这让我们想起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也能向你们提供血库。又是一个错误。你们曾经征服过很多难题，你们曾经对这类小猎物根本不屑一顾。你们只要一种血，那就是我们的血。你们在选择血的时候还要感到困难。你们大概为自己找到了某种理由，才能把人们提供给你们的猎物接受下来吧？现在，你们又准备把什么东西放入嘴中？

当然，1956年10月，你们曾在布达佩斯拥有盛宴。但就是那一次，你们也在想我们。与你们先前的“盛宴”相比，好奇者大大减少了。你们在布达佩斯吞下的那一餐不无苦涩。你们甚至因此生了病。匈牙利人的血把你们毒坏了。反对者的小猎物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即使你们拥它在怀，它也没能使你们得到安慰，只是在你们死亡之际，才在选举中给了你们一点补偿。

但是现在，甚至反对者的小猎物也离开了你们。

不过，你们还是让我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思考。比如说，你们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在活人的一系列堕落过程中，什么是最让人厌恶的？是智慧削减了它的黄金规则，只垂涎于心脏与情感集中的区域，因为智慧本身就已变得肤浅？还是智慧对自己都感到惊异，因为在夜晚，它抹了自己的脖子？

是你们刚刚度过的时刻？安德烈·马尔罗的报告一定给了你们不小的压力？或者根本就是你们杀害埃米尔·纳吉的事件本身？

归根到底，好好想一想吧，想一秒钟，这些时刻有一个共同的系数：死亡。真实的问题并不存在。

在法国，我们还会恶心。和人们想的正相反，这恰恰是正面的行动。

马尔罗认为法国“将因失去使命而死去”的时刻是智慧沦丧的时刻，我们已经怀疑究竟何为真正的智慧。而你们在布达佩斯的夜晚绞死纳吉的时刻是智慧停滞——我甚至要说罪恶的智慧也不复存在——和让人不再为人的时刻。

惟一剩下的是，你们可以保留对平等的怀疑，可以——奇怪吗？——保留唾弃所谓你们的记忆的权利。

《七月十四日》，1958年

P110-114

没有不涉及道德的新闻写作。所有的记者都是伦理学家。这绝对无可避免。记者就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人，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转，每天，站在很近的地方注视着它，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得以再度审视——这世界，这世界里的事件。从事这项工作就必须对所看到的东西做出判断。不可能不做。换句话说，所谓客观的信息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谎言。从来没有客观的新闻写作，没有客观的记者。我已经摆脱了许多加之于记者的偏见，而这一点，我认为是最严重的：即相信可以理清一桩事件的客观联系。

为报纸写作意味着即时写作。不等待。所以，这样的写作应当让人感觉到这份焦灼，这份迫不得已的快捷，以及一点点的不假思索。是的，不假思索，我不讨厌这个词。

您瞧，有时我自己就会给报纸写点儿文章。时不时地，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蹿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或者我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有时的确会这样。

因此，我为报纸写文章的理由很多。第一点无疑就是让自己走出房间。如果我写书，每天都要写上八个小时。写书的时候，我从来不写其他文章。我蜷缩在窝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写书的时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读报纸。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走出我的房间，那是我最初的影院。

还有别的理由，比如说我没钱了。所有应景之作都很来钱。要不就是我答应了人家的，例如我答应过《法兰西观察家》为它写定期专栏，于是我就不得不定期交稿，比如说在1980年，我为《解放报》写专栏。

我之所以写作，在报纸上写文章，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为各种运动所席卷，难以抗拒：法国的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以及反选举运动；或者，和你们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想要揭露某一阶层、某一群人或某一个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论是什么范围内的不公正；而如果一个人疯了，丧失了理智，迷失了自己，我也会因为心生爱怜而写；我还关注犯罪，关注不名誉的事，卑劣的事，特别是司法无能、社会允许之时，我会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种自然的评判，就像人们评判暴风雨和火灾。这里，我想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我很愿意把它放在篇头——《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我也想起了《奥朗什的纳迪娜》，想起了《垃圾箱和木板》，想起了公共救济事业局的那些孩子，还有在1958年，十八岁就掉了脑袋的人；而我与乔治·费贡的所有谈话亦属此列，他是我的朋友，坐了十四年牢才出来；我还想到了施瓦西-勒洛瓦的西蒙娜·德尚。

文章有的是为外界所动，我乐于写的；也有的是为了糊口不得不写的，比如我为《星座》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签上了姑妈的名字，苔蕾丝·勒格朗，这些文章早就找不到了；还有的是在战争期间，我们为年轻人写的连载文章，当时只是为了挣钱买黑市上的黄油、香烟和咖啡，而今也不见踪影了。

有不少文章都丢了，其中有一篇是写卡拉斯1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她的歌剧，但正是这篇文章养活了我一年的时间，我别无选择。

我忘记了不少自己写的文章。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书是从来不会忘的。我忘记了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除了我的童年，还有那些我认为是超越日常生活规则之外的事。对于每日流逝的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我的孩子。

剩下来的，便是与我的生活同时展开的许多事件。写作的动机无非是上述那些，或者还有别的。每每有所不同，就像所有的相遇、友情、爱情或悲情故事的演绎都不尽相同。

当然，不是我自己想起来要出版这些文章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做。这要归功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名流丛书”的负责人让-吕克·海尼，是他动了念头要把它们辑在一起。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一下子竟有些害羞呢？如果我们只把今天写的东西拿出来，可能这世界上一个作家也没有，而如果我们只喜欢今天写的东西，不喜欢昨天写的，那么现在剩下的可能只是贫瘠，是的，现在，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还有一点注意事项：我上过不少回当。我声明这本书的版权归我自己。

对这些文字，我没有做出过评价，我甚至没有再回头去读一遍。扬·安德烈亚替我做了这一切。我全权交给他去处理。这一切与我再无任何关系。

玛格丽特·杜拉斯

1980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