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曾经是我国现代史上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军事集团，从辛亥革命的“滦州起义”到北伐战争结束，20年间，这支武装力量转战在西起青海、甘肃，东至山东、河北黄河流域的十几个省区，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历史人物既不可随意把他们刻画成小丑，也不应给他们盖上遮羞布，历史的功过是不能夸大和缩小的，历史的本质就是客观，不客观的历史是对后代的欺骗。只有客观的历史才值得世人借鉴，才有益于后人。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冯玉祥统帅的西北军在铲除封建，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民主革命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西北军的将士很多人死不瞑目，他们的后人有很多话要说，本书把以往有关作品中疏漏的，鲜为人知的某些史实情节提供给读者以使青少年一代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史，从而激发、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笔者本着九分史实、一分艺术的原则向读者展现西北军的历史全貌。

对历史人物既不可随意把他们刻画成小丑，也不应给他们盖上遮羞布，历史的功过是不能夸大和缩小的，历史的本质就是客观，不客观的历史是对后代的欺骗。只有客观的历史才值得世人借鉴，才有益于后人。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冯玉祥统帅的西北军在铲除封建，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民主革命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西北军的将士很多人死不瞑目，他们的后人有很多话要说，本书把以往有关作品中疏漏的，鲜为人知的某些史实情节提供给读者以使青少年一代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史，从而激发、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笔者本着九分史实、一分艺术的原则向读者展现西北军的历史全貌。

楔子

第一章 响应共和 冯王施举义滦州

  英勇就义 白雅雨气壮山河

第二章 招集旧部 冯玉祥重返军旅

  募兵冀南 孙良诚巧逢知遇

第三章 围剿白朗 陆建章督军豫陕

  拒不劝进 联蔡锷共同讨袁

第四章 反对复辟 十六旅重创辫子军

  停兵武穴 冯玉祥力主南北和

第五章 北洋分裂 徐树铮谋杀陆建章

  驻军常德 应“五四”惩戒日本人

第六章 直皖交战 吴佩孚统一北方

  驻军信阳 冯玉祥拦车截饷

第七章 武力驱陈 阎冯率军西征陕

  诛杀郭坚 冯继阎督理秦川

第八章 直奉交战 十一师出关离陕

  援吴驱赵 冯玉祥问鼎中原

第九章 任检阅使 冯玉祥练兵南苑

  冯李结缘 黎元洪被驱天津

第十章 曹锟贿选 吴佩孚血洗江岸

  冯蕾结怨 冯孙胡结盟草堂

第十一章 整军结盟 奉直军鏖战榆关

   北京政变 吴子玉浮海南逃

第十二章 囚禁曹锟 宣统帝被驱出宫

   电孙北上 段祺瑞入京执政

第十三章 改西北军 冯就任边防督办

   奉军南犯 孙传芳称雄东南

第十四章 进军甘肃 蒋鸿遇巧摆鸿门宴

   入京觐段 徐树铮命丧廊坊城

第十五章 联冯倒奉 郭松龄回师奉天

   打李景林 李鸣钟攻克天津

第十六章 联俄联共 李大钊三去张家口

   封锁海口 国民军炮击日军舰

第十七章 退军察绥 冯玉祥赴苏考察

   南口大战 张吴阎联合讨赤

第十八章 策应北伐 冯玉祥誓师五原

   固甘援陕 孙良诚解围西安

第十九章 誓师东征 孙方吉勇克铁门关

   联晋图豫 西北军痛悼李守常

第二十章 国共携手 北伐军出师五羊城

   攻打武昌 吴佩孚督战贺胜桥

第二十一章 “清党”分共 蒋介石立都南京

    末路穷途 吴佩孚凄凉入蜀

第二十二章 坚持讨奉 冯玉祥力主宁汉统一

    徐州晤蒋 西北军礼送共产党人

第二十兰章 回光返照 张作霖袍笏登位

    以退为进 蒋介石悄然下野

第二十四章 大战豫东 郑金声蒙难遇害

    晋奉交兵 傅作义固守涿州

第二十五章 助蒋复位 两司令缔结金兰

    孙石援蒋 韩复榘鏖战彰德

第二十六章 五三惨案 关东军炸死张作霖

    蒋冯异梦 阎锡山巧得京津冀

第二十七章 北平善后 四巨头谒灵碧云寺

    南京编遣 宋哲元攻下凤翔城

第二十八章 东北易帜 张宗昌滦东哭祭

    借唐倒桂 白崇禧虎口逃生

第二十九章 蒋桂交兵 冯玉祥隔岸观火

    收买韩石 蒋介石釜底抽薪

第三十章  背冯投蒋 韩复榘甘棠东进

    扣方振武 石友三炮打南京

第三十一章 结盟反蒋 冯阎李南北齐举兵

    豫东大战 张华棠险捉蒋介石

第三十二章 桂张入湘 张维玺大战许昌

    攻占济南 阎锡山阵前换将

第三十三章 入关助蒋 西北军全面瓦解

    石败投韩 赵季董举义宁都

后  记

摇摇欲坠的清末政权

公兀1840年，位于大西洋中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倾销鸦片，对中国发动了战争。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建闭关锁国的大门，拉开了西方列强奴役、压榨中国人民的序幕。

1856年英军攻打广州；

1858年英法联军攻占了广州和天津；

1860年英法又攻进北京抢掠焚毁誉名中外的圆明园：

1884年的中法战争；

1894年中日战争；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

帝国主义通过这些不义之战，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不仅获得了巨额的赔款，并强行割去了澳门、香港、台湾及黑龙江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取得了在华的各种特权，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中国人民在深受双重剥削压迫的同时，自太平天国以后，一天也没停止过对满清政府和西方殖民者的反抗斗争。中国近代革命史学家、反清组织“华兴会，，的发起者陈天华在《猛回头》、《警世钟》中一针见血的写道“今日朝廷对洋人奉行的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给予国之欢心’的政策。皇上帮洋人屠杀国人，已成为洋人的奴才，不再是中国人的皇上，这样的朝廷难道还不应该推翻吗?”中国人民也逐渐认清了列强的强盗行径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昏庸。

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海、陆两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不仅震惊了中国的朝野上下，同时也成为满清政权试图维新的一个转折点。

甲午战后，当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并开始向国内运送武器、武装反清。

第二年(光绪二十一年)，广东人康有为进京会试，代表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写了一篇《上皇帝书》，请求政府变法维新。亲笔签名者达六百余人，时谓“公车上书”。

这两件事也深深触动了清朝统治者。感到了亡国的威胁。中国的有志有识之士纷纷摆脱了“埋首书城，磨穿铁砚”。社会之风也由“重文轻武”转为“弃文习武”了。

两个敌对的军事派系

北洋派系

甲午前后，清政府的国防武装主要是“八旗兵”、“绿营兵”和“湘、淮军”组成的巡防军，还有招抚的各地武装，如东北的张作霖，广西的陆荣廷等。后来，清政府认识到靠这些没有战斗力的旧军已不能对外作战，才开始转变观念，仿效外国重新建军，计划用新军逐步替代旧军。首先谕示各省选派“可靠”的“有为青年”出洋学习军事，同时也在国内各主要城市设立军事学校，如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东北、云南办的“讲武堂”和各省的“陆军小学”，开始培养新军官佐和带兵人才。

清政府的建军给中国近代史上的大野心家，当时年仅三十七岁的袁世凯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把握军权的机会。1894年中日战前，袁世凯从朝鲜回国。他深谙“文人知兵才可出将入相”，让胡橘棻、王修植代笔写成《应时练兵说贴》一书，走李鸿章、荣禄的门路进而取悦于西太后。以浙江“温处道”的头衔留在小站，统率由德国人汉纳根训练的四千七百名“定武军”。

小站地处天津东南60华里，原是清淮军周盛传“盛字军”屯垦的地方。盛字军从马厂减河(自马厂到东沽人海河的一条人工河)引运河之水种植水稻，产出闻名全国的“小站大米”。

袁世凯先在盛字营(现为津南一个村)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把“定武军”改为“新建陆军”，扩编为七千人的一个协。由他的老朋友徐世昌(徐在袁家当过塾师)担任参谋。又分别委任武备学堂总办，满人荫昌推荐的毕业生王士珍任工兵统带；段祺瑞任炮兵统带；冯国璋任营务处总办。提拔重用亲信袁乃宽、张镇芳。又从小站定武军中选拔了一批官佐保送到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回来作为自己的亲信。这批人中的王怀庆、段芝贵、曹锟、陈光远、张怀芝、田中玉、王占元、陆建章等，日后都爬上了总兵、督军的高位，成了北洋军事派系的主力。袁练兵的目的，不是救亡御敌，报效国家，而是培植个人的势力。

1901年，李鸿章同八国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临终前，他保举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在1898年9月戊戌变法中曾向西太后告过密，镇压维新派有功，西太后又另给他加了一个“练兵大臣”的头衔。袁在直隶省会保定设立新兵督练公署，委任王士珍为直隶营务处的督理；段祺瑞为参谋总办，冯国璋为督练处总办。王、段、冯当时被称为北洋三杰，所练新军称“北洋军”。P1-2

西北军曾经是我国现代史上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军事集团，从辛亥革命的“滦州起义”到北伐战争结束，20年间，这支武装力量转战在西起青海、甘肃，东至山东、河北黄河流域的十几个省区，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纵横捭阖的西北军集团

西北军的前身是北洋陆军第十一师，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称“国民军”。

1925年春，段祺瑞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部扩编成六个师。经陆军部长吴子堂建议“国民军”改为“西北军”。

1926年秋，冯率西北军五万人马，举行“五原誓师”，参加了国共两党出师广东的北伐战争，西北军改称“国民革命联军”。1927年4月，又被国民党武汉政府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但历史上人们一直习惯于把冯玉祥的军队称“西北军”。

西北军虽然源于中国的“北洋军事派系”，继承和沿袭了一些旧军队的封建家长式作风，但统帅冯玉祥出身贫寒，为人正直不阿，疾恶如仇，幼年入伍就抱着“救国、爱民”的志向，带兵以后又以“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主张治军，因此西北军的军纪严明，士兵能吃苦，打仗不怕死，平时爱护百姓。这支队伍不仅战斗力强，在驻地也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其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军阀武装的地方。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得冯玉祥的拥护。在孙中山、李大钊的影响下，当年10月，冯联合孙岳、胡景翼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洋直系政权，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了皇宫，并电请孙中山北上来京主持军国大计。下令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保护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的安全。

孙中山北上后，不幸卧病。冯玉祥让夫人李德全到协和医院陪宋庆龄服侍孙中山，请医生为孙治疗。

1925—1926年春，李大钊三去张家口，向西北军做宣传工作，冯玉祥开始接近共产党。经李大钊安排，冯和李德全访问了第一个社会主义自家——苏联，取得了军事援助。冯回国后，用共产党人主持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当时军中有刘伯坚、南汉宸、宣侠父、邓希贤(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为配合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1926年9月17日冯率西北军加入北伐阵营，实施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制订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进军计划，解西安之围。东出潼关。在击溃吴佩孚残部后，又在豫东、豫北大战中打垮了奉军和孙传芳、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迫使张作霖撤出关外，攻克了黄河以北山海关以南的北方各省。

自“北京政变”到占领京、津，冯玉祥指挥西北军终于推翻了盘踞在北京的北洋奉系军阀政权。1928年夏，北伐结束，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局面。西北军发展到四十余万人马，成为全国势力最强大的军事集团。

因蒋介石怀有建立蒋家王朝的独裁野心，使在北伐中付出沉重代价、拼力打下了北半个中国的西北军竟连河北、京、津也未得到。冯玉祥被蒋介石排除异己所激怒。随后在军队编遣问题上，冯、阎、桂三方又遭蒋的排挤和暗算，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1930年4月，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发动了反蒋的“中原大战”。在这场历时半年之久、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内战中，各方出动的总兵力达百万以上，参战各方合计死伤三十多万人，战争范围波及十几个省区。最后的结局是蒋介石拉拢张学良率军入关攻打阎、冯。阎为保存实力退军，中断对冯军的供给，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们既不愿再受冯玉祥家长专制式的约束，又被蒋介石的高官厚禄所利诱，叛冯投蒋。同年10月，西北军全面瓦解，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    西北军瓦解后，冯玉祥及旧部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突出之际，积极的投身抗日救亡。在同蒋介石长期的较量中，冯逐渐认清了蒋氏集团独裁、腐败的真面目，最终走向了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西北军集团从始到终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20年，瓦解后的西北军余部，也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写西北军演义的由来

多年以来，对西北军的产生、壮大、到瓦解的全部过程，笔者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总想把自己搜集到的西北军全部资料展现给读者。这个愿望的由来是以下3个原因促成的：

1、本人生活、成长、工作过的地方。

2、本人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关系。

3、本人的工作环境和性质。

我的故乡是冀中平原的保定，著名的保定军校所在地。记事时，我家住在北京西城区的西什后库，对门是北京四中和一所教会办的女中，还有一座教堂。我儿童时代常听老辈人讲述冯玉祥信基督教，带十六旅讨张勋辫子军、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把皇上赶出故宫的事。对冯玉祥、鹿钟麟就有了印象。后来，我又到了陕西，在西安南关正街小学(西安市师范一附小)，读完了小学六年级。老西安人操着陕西腔常常提及杨虎城守西安8个月，城中饿死了好几万人，是冯玉祥派孙良诚解了围。陕西人引以自豪的人物是于右任和胡景翼。当时我的祖母和伯父在兰州，兰州城里有西北军刘郁芬、蒋鸿遇入甘后孙良诚驻军的白马山和华林山。我对五泉山麓清凉的溪水和花苑塔影印象很深。在饭馆吃羊肉泡馍时也常听当地人谈论蒋鸿遇巧摆“鸿门宴”，梁冠英、赵登禹计除李长清的故事，更使我对西北军产生了兴趣。

1956年，我又回到了离别12年的故乡保定。初中三年，我是在清苑县读完的。这个因“唐知县审诰命”而出名的县有西北军“五虎将”之一的刘郁芬。我外祖母家是秀才出身，柜子里摆满了线装古书。处于求知欲记忆力最佳年龄的我整天在灰尘中翻阅《三国》、《水浒》、《封神榜》及《大五义》、《小五义》等古典小说，简直忘了学习。

1958年暑假，我升入初中三年级，正逢“一天赛过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大跃进时代。为了大炼钢铁，我们从清苑步行过了京汉铁路的望都，这是1930年于学忠打垮石友三的地方，再西行60里到唐县的仁厚镇。学生每天的任务是用铁锤把深红色的铁矿石砸碎。由于我们年龄小，三个学生才发一把铁锤轮流干活。我们每天留几个人砸石头，其余人则搭乘运矿石的小火车，到唐县、完县的深山里去玩。因为我的故乡地处唐河下游，我到了“红眼石狮子闹军城”的倒马关，在白合镇看到了唐河上游河水被大山隔阻，一度折向西流的景象。

1959年我初中毕业，在“大办农业”的政治口号中，进入保定农业专科学校学习。这所地处火车站西侧的学校包食宿。其前身是北洋政府设立的“保定高级农业职业学堂”，图书馆藏书有十多万卷。在保定读书期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多次去东郊的康格庄和冯玉祥参军的淮军公所。冯苦难的童年深深感动了我。

我的同学来自河北省的各县，每逢假期，我就借帮助他们收麦、收秋到各县“旅游”。西北军另一个五虎将鹿钟麟是定县北麓庄村人。保定东北40里雄县的龙湾村是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孙连仲的故乡。从这里沿白洋淀再向东北100里，霸县煎茶铺南的东台山村是冯玉祥的爱将韩复榘的出生地。献县东抛庄村是刘汝明、刘汝珍兄弟的原籍，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

保定东南60里的高阳县边家坞村是佟麟阁的家乡。当年冯发动北京政变，为他开城门的孙岳是高阳城关南庄村人。对这些西北军将领的故乡，我都访问过。

北拒马河和易县十八盘山区，是南口大战期间一度投冯的郭松龄属下魏益三、郭寄峤倒戈帮吴佩孚经过这里攻打蔚县的国民军之地。雁门关一带，是当年方振武率“抗日讨贼军”从山西介休同冯玉祥“抗日同盟军”会师张家口时走过的路。不远的雁宿崖是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之处。我同涞水、易县、涞源的同学都去过这些地方。  

1962年9月，我结束了正规学校生活，在渤海岸边黄骅县的一个农场参加了工作。

黄骅城西有一座烈士陵园，曾任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的赵博生长眠于此。1931年，他和董振堂发动“宁都起义”参加红军。郭沫若手书了“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碑文中评价了英雄的一生。黄骅城南的留老人庄是西北军“五虎将”之首张之江的故乡。 

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20年后，1982年调到了小站镇南的一个农场。小站位于天津东南60里。这个人称“大站不大，小站不小”的镇子，既是袁世凯当年操练北洋新军的营盘，又是淮军盛字军引运河水种“小站大米”的地方。人常说“天津周围有72沽，小站周围有72营”，正营在小站北2里，前营在小站南2里，后营在镇北5里。公路左边是老左营，路右是西右营……袁世凯及手下的“北洋三杰”以此为基地操练出了中国第一支新军，成为袁世凯夺取全国政权的资本。

沿“小万公路”向西20里，万家码头北面有一个村叫大侯庄。这是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冯的爱将孙良诚的故乡。村中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能回忆起孙三十年代回乡办学和救济乡民的往事。

我在小站地区工作了整整10年后，1992年调回了天津市内。天津这座渤海沿岸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工商业、金融中心，市区内仍保留有当年英、法、日、意、德、俄、奥、比八国租界地和“五大道”。当年这里既是军阀、政客的集中之地，同时也是西北军将领居住过的地方。在这儿很容易寻到他们的踪迹和后人。英租界内的马场道有鹿钟麟的故居，原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后人曾把烟台道的住所卖给宋哲元作为二十九军的办公处，1937年7月16日宋哲元在今南京路98号签署了对日作战的命令，新华路253号是宋的住所。附近有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张维玺的住地。张自忠的住所是今成都道民政局。沙市道69号是西北军总参谋长石敬亭故居。马场道的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是刘汝明住过的地方。中心公园旁的花园路有吉鸿昌的故居红楼。距红楼200米的国民饭店是1934年吉鸿昌、任应岐被捕之处。天津市公安局的旧址是冯玉祥的爱将、西北军最能打仗，又反复无常的石友三的房产。西康路上有先后担任过石、韩参谋长的唐邦植的住所，河北路211号的34中学校舍是曹锟的房产，334号的第五中药厂是张绍曾的故居。赤峰道上有张学良的少帅府，睦南道52号是原天津市长张学铭的官邸。“督军街”还有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汤玉麟和孙传芳、郑士琦等的住所。天津还有北京政变时任京畿卫戍司令、贞威将军赵玉珂的房产；有末代皇帝溥仪被冯赶出故宫后从北京醇王府到天津住过的张园和静园；有徐树铮处死陆建章位于中山路的中州会馆；有施从云的侄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东南城角居士林……天津北的蓟县黄崖关是当年二十九军长城抗战的指挥部。不远的马伸桥镇是孙殿英挖掘马兰峪清东陵的军部(孙的住宅在马场道)。塘沽有1926年3月国民军封锁八国列强军舰的大沽口。

天津这座城市和西北军有着不解之缘。

1983年我因公入川，从宝鸡南下秦岭、汉中、剑门抵绵阳，下车后拜谒了宋哲元的陵墓，又沿冯玉祥十六混成旅1915年入川的路线去过三台、盐亭、射洪、金孔，到阆中参观了张飞庙。

我出生于河北博野县一个耕读之家，曾祖父共有四个儿子。这个大家庭伙种200余亩棉花地，曾祖父故去后，四个儿子分家，祖父分得50多亩地1辆马车。祖母的娘家姓吴，过门后生下了四个子女，我的父亲最小，上边有伯父和两个姑姑。20世纪30年代初，伯父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时，正逢祖父故去，祖母想让长子回乡主持家业，就给他成了亲。伯母比伯父大两岁，是家中的长女，娘家地亩不多，土改时划的成分是“富裕中农”。但伯母的父亲认为，宁愿过清贫的日子，也要让子女们读书成材，当他听到刚出嫁的女儿回娘家说：“婆婆不再让丈夫上学了”，就来到我家对祖母说：“亲家，房子和地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家有千顷不如薄技在身’，孩子如读书成了才不是几间房子几十亩地可比的，如果你不想供他，我就供女婿读书。”说得祖母竟没了主意。1926年在北京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边伯明在场。他说：“如您已决定不让表弟再读书，就跟我们干革命吧!将来我们要让穷人都有地种，谁地越多拿出去的就越多”。我祖母才决定继续供伯父上学。以每亩水浇地45块现洋的价格卖出地，心疼了好几年，直到5年后伯父从北洋大学毕业当上了同蒲铁路的见习工务段长，每月挣到60元现洋的薪水时，祖母高兴地说：“念书是有用，一个月就挣一亩半地”，体会到了读书的益处。

张子元是祖母姐家的二儿子，1933年参加冯玉祥和共产党在张家口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在方振武部下当过连长，同盟军失败后他和共产党员张存实回到冀中，当了县保安大队长，经张仲瀚介绍，张子元1938年加入共产党，冀中抗战时他同张存实分别担任八路军冀中警备旅旅长和政委。《平原烈火》和《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当时是他们的部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我县担任民政第三科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仲瀚，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和王志远、边伯明、张子元于当年9月建立了河北冀中民军。后来发展到拥有五个团、六千余人的地方抗日武装，张仲瀚任司令员，张子元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边伯明任政治部主任，王志远(即《红旗谱》中的湘农司令的原型)任二团团长。

张仲瀚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33年参加共产党，其叔父张吉墉是冯玉祥的挚友和幕僚，西北军的元老之一。冯担任河南省主席时，张任河南省法院院长，1929年5月韩复榘“甘棠东进”，张吉墉是阻止其叛冯的“广寒十友”之一。中原大战后张任河北省民政厅长，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张同朱子桥为冯募捐，同盟军失败，张吉墉和宋哲元从张家口把冯接到北京，张陪冯回了泰山。

1939年，张仲瀚参加了贺龙的一二0师，担任了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在王震的领导下，历任旅长、师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农垦部副部长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

抗战中期，我父亲毕业于西安终南山下王曲镇的黄埔军校七分校十八期步兵科。后任傅作义部上尉军需官，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改编为解放军，在进军大西南时，曾任慕生忠部青藏公路的测量队长。我得以了解到西北军在甘肃、青海活动的情况。

我岳父的原籍是河北省固安县，我妻子的祖父是晚清秀才，与冯玉祥的参谋长蒋鸿遇是同乡学友。蒋鸿遇的故乡是固安县柳泉南房上村，西北军中人称“二萧何”。在“首都政变”和进军甘肃中为西北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我妻子的祖父是天津道尹姒锡章家的塾师。西北军石友三、唐邦植的儿女均受过他的教育。应石友三原配夫人韩显斌的邀请，又到石家任塾师。我岳父中学毕业后，经其父介绍从军，自石友三组建一八一师到以后的六十九军，三十九集团军，一直在石的司令部中任参谋。他和张友渔关系很好。1940年1月，石友三在濮阳柳下屯被处死，岳父回到天津在资源委员会天津材料事务所任职。1948年天津解放，岳父被分配到重工业部龙烟钢铁公司任职。1980年离休。

在参加天津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和市政协组织的有关活动中，我有幸结识了吉鸿昌将军的女儿吉瑞芝、宋哲元将军的外甥女李惠兰、张俊声的侄子张维仲(张的二姐是石敬亭的儿媳)、孙连仲二十六路军八十旅旅长、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闫延俊将军的女儿闫绣文、冯玉祥的结拜兄弟，原任天津镇守使、北洋政府航空署督办赵玉珂之子赵世铠。赵世铠夫妇的媒人是吴佩孚的爱将、河南督军张福来。

我曾拜访过在济南槐荫区第三居委会居住的原冯玉祥手枪团长王赞亭，接触过随冯玉样访问过苏联的尹心田亲属和华东军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通过我的社会关系和所接触的人士掌握了许多西北军的第一手资料。

我自离开校门参加工作的40年间，先后在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多个“两劳”单位工作，从一个技术人员先后担任过基层各级领导职务，曾管理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两劳”人员，如李兴中的儿子李强、刘峙的警卫团长周福民、董其武的宣传处长李慕唐、孙连仲的政工主任孟晓梦及盛世才、于学忠的秘书等。

对西北军的几点分析

曾拥有四十多万兵力强大的西北军集团，中原大战后，竟全部瓦饵，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组织结构上看，靠封建结盟

西北军的统帅冯玉祥出身行伍，各级带兵主官均由军中袍泽担任。对日本士官、保定军校、黄埔等军校生从不予以重用，这些人在冯军中只能担任参谋和幕僚，想带兵要降两级使用，由于冯对幕僚比较客气，因此一些军校出身的人情愿当幕僚。韩复榘和石友三虽多次叛冯，但因他们是西北军中的老部属，仍让其掌重兵，正如西北军参谋长石敬亭所说：“先生从不重用学校出身的人，只宠信他的爱将韩、石、二孙(孙良诚、孙连仲)如果没有韩向方的甘棠东进，中国的历史就要重新写了”。

2．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政治上左右摇摆

因滦州起义中白雅雨的关系，冯玉祥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在李的影响下，西北军开始“左”转，发展很快。但李大钊被害后，1927年夏，冯又被汪、蒋拉了过去。早在1925年春，在西北军中工作的共产党人宣侠父就说过：“身材高大的冯督办，处理任何事情都果断干脆，但一遇到政治就扭捏起来，后来他也一直是这样的”。冯怀着朴素的反封建、爱国、救民感情，在军阀混战中徘徊、探索，敌友界线不清，今天联甲打乙，明天又联乙打丙，没有稳固的根据地。靠结盟维持团体，凝聚力不强。在兵力弱小，只有一旅、一师时冯尚可驾驭，当发展到几十万人马的军事集团后，因成分复杂，良莠不齐，随着形势和外界条件的改变，冯就力不从心了。

3．冯玉祥及手下亲信将领，排外思想浓厚

以“滦州起义”的二十镇和左路备补军老二营成员为基干，倚重“五虎将”，“十三太保”，对后加入西北军集团的方振武、杨虎城、马鸿逵、庞炳勋等另眼看待。西北军主力，“韩、石、二孙”的军队装备好，别的队伍有怨气，导致内部不团结，以致中原大战前杨虎城率部投蒋，阻断了冯军的退陕之路。

冯玉祥家长作风浓厚，对部下非常严厉，实行“一言堂”，指挥作战时主观行事，听不进别人的建议。正如宋哲元所说：“先生在打仗前，主观性太强，谁的话也听不进。打了败仗，他冷静下来后，又非常虚心，你说什么他都能听得进去，但为时已晚矣!”

4.西北军不同于其他军阀武装，是北洋军阀政权的埋葬者

受冯玉祥爱国、爱民的教育，抗日战争中西北军高级将领，大多能以民族大义为重，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如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方振武、吉鸿昌、孙连仲、池峰城。战死疆场的西北军将领有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武勉之等。

因西北军曾和共产党合作过，受李大钊、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很多将领为中国革命立下功绩，如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仲岳、何基沣、张克侠、余心清、邓宝珊、杨虎城等。解放战争中，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脱离蒋军，又回到人民方面来的有高树勋、吴化文、乜子彬、赵云祥等。

由于西北军不是国民党军的嫡系，蒋介石既要利用西北军为他当炮灰，又怕西北军力量壮大，东山再起，对西北军一贯歧视、排挤、限制，使用过后即取消番号，撤销编制。使处于夹缝中的一些西北军余部，为了生存而丧失气节，如刘郁芬、孙良诚、郑大章、庞炳勋、吴化文、郝鹏举、张岚峰等投靠汪伪政权。

对孙岳、胡景翼、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蒋鸿遇、张维玺、石敬亭、秦德纯、梁冠英、唐邦植、马鸿逵、韩复榘、石友三、刘汝明、李兴中、张华棠等人物也力求客观地描写。

笔者认为：对历史人物既不可随意把他们刻画成小丑，也不应给他们盖上遮羞布，历史的功过是不能夸大和缩小的，历史的本质就是客观，不客观的历史是对后代的欺骗。只有客观的历史才值得世人借鉴，才有益于后人。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冯玉祥统帅的西北军在铲除封建，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民主革命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西北军的将士很多人死不瞑目，他们的后人有很多话要说，本书把以往有关作品中疏漏的，鲜为人知的某些史实情节提供给读者以使青少年一代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史，从而激发、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笔者本着九分史实、一分艺术的原则向读者展现西北军的历史全貌。希望能为中国近现代史做一点补充。

因西北军人员多，构成复杂，又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本书难免有遗漏或失实之处，欢迎广大知情者赐教，帮笔者及时斧正。

西北军是爱国将领冯玉祥亲手培育起来的一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队伍。从1912年北洋政府的左路备补军，到1931年东北军打垮石友三，在旧中国整整存在了20年。在冯玉祥指挥下由一个营发展为拥有四十万兵力的军事武装，驰骋于黄河流域，转战大半个中国。

冯玉祥出身贫寒，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旧军营中长大，饱经底层民众的困苦，抗击过“八国联军”的入侵，参加过国内的军阀混战，在拼着性命的厮杀中萌生了“推翻封建王朝，解救受苦受难百姓”的想法，这种感情是直观而朴素的，发自内心的。他痛恨洋人，希望国家独立自强，洗雪国耻，爱国主义思想是强烈的。他十二岁入营扛枪，从修筑大沽口炮台到滦州起义；从“五四”在常德惩戒日本人到结识孙中山；发动“北京政变”，积极声援五卅运动，到1926年国民军炮轰日本军舰封锁大沽口；展现了冯玉祥和西北军为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的反封，反帝斗争。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冯联合孙岳、胡景翼把军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制订：“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宗旨，印在官兵的臂章上。

1925年初，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改称“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接受“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的建议，赴苏联访问，加入了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党，请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到军中任职。

1926年4月至9月，西北军北至南口，南到陕、甘，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同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近百万军阀武装浴血苦战，使国共合作的八万广东北伐军乘军阀南方兵力空虚，从两广顺利地打到武汉，打垮了吴佩孚。西北军同北伐军会师河南后，冯玉祥又同蒋介石、李宗仁合作，打败了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安国军”占领华北和京、津实现了全国统一。

冯玉祥没有文化，从小兵到上将，最终成为叱咤风云威名远震的军事实力人物。据1923年《每周评论》的民意测验统计，“在世的中国十二位伟人”中，冯玉祥得1217票，仅次于孙中山的1315票，名列全国第二。

冯逆境中崛起，苦难中成才，一次次绝路逢生，化险为夷。其“爱国救民”的志向，个人生活行状，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已成为全国百姓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其组织才能和感召力及个人成功的经历，受到几十万西北军官兵无比的信仰和崇拜。1926年9月，“五原誓师”时，苏联顾问团长乌斯曼诺夫举着大拇指称冯为“天才的组织家。”

1927年春，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在潼关说：“军中对冯氏都流露出迷信的心理，承认其为彻底革命的人物，用他说过的片语只言作为革命的格言，人们一提起革命，立刻会联想到冯总司令。”

在西北军中做联络工作的国民党人简又文说：“人人对于他，都起了一种神秘的信仰，其人格慑力和感力竞能达到最下层的士兵，以致全军数十万人能团结一体，群奉冯为头脑及中心。”

在法律性支配，传统性支配，个人超凡感召力这三种支配中，冯氏指挥驾驭西北军属于第三种。南口大战后，西北军溃散，冯访苏回国，登高一呼，产生了磁石对钢铁一样的凝聚力，散落在各地的西北军官兵，像受了欺负的良家子弟去投父兄一样踊跃的从四面八方归来，即可证明。

冯玉祥成长于封建社会，出身于北洋系军人家庭，其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仍是“清官贤人施仁政”的观念，主张“军阀和洋人要靠国家正规军队去打”，“国家要靠政府治理”。大革命时期，对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运动，冯认为，“工农运动妨碍军队同军阀打仗，削弱了军队的管理能力，群众运动过头了，搞乱了。”他认为：“军队是改革社会的主体，人民群众属客体，是局外人”。正是这种思想支配，在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清党”杀害共产党人，冯玉祥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打败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张作霖，也在西北军中实行“清党”，把刘伯坚、邓小平、宣侠父、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团“礼送”出境。

因其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冯玉祥的政治立场是很不稳定的，所走的救国爱民道路也是左右摇摆的，从贤人仁政、基督教、三民主义，到靠拢共产党和苏联的经历中仍缺乏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在强调“军事第一”下，不仅“北京政变”被段祺瑞利用，北伐完成后又做了蒋介石的工具，注定了西北军的失败结局。

北伐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不顾当时国家和民众的困苦，排除一切异己的政治派别和军事力量，欲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建立蒋氏王朝的家天下，在军队编遣问题上同冯玉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呕心沥血，苦心经营了20年的西北军全面瓦解。

西北军虽是冯玉祥从北洋旧军营垒中分化出来的队伍，但是，他不同于其他军阀武装，西北军是具有中国民族性质的武装。

事实上，冯玉祥的西北军的确不同于其他军阀武装。

第一，西北军没有外国背景。自袁世凯开始，北洋派军人是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袁死后段祺瑞的“皖系政权”仍然投靠日本，皖系倒台后，张作霖、阎锡山依旧亲日，直系的曹、吴则亲英美。  

但冯玉祥北京政变后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政，同各帝国主义无缘，被视为北洋营垒中的叛逆。冯及其部下在“五四”、“五卅”、“三·一八”等历次反帝运动中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最前沿；在“九·一八”后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长城抗战”、“台儿庄抗战”中也充分体现了西北军的爱国反帝思想。到抗日战争中期，西北军旧部遭蒋介石嫡系的排挤，为了容身自保，经不住拉拢利诱，有投靠南京汪伪政权的。

第二，西北军没有长期固定的地盘。张作霖、阎锡山数十年间像土皇帝一样，统治着东北和山西，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横征暴敛压榨盘剥辖区百姓，以维护统治区内庞大的军费开支，靠百姓的血汗和民脂民膏养活私家武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军阀本人和集团成员都拥有巨额的财产豪华府第，妻妾成群，呼奴唤仆，花天酒地，俨然独立王国。

西北军没有固定的地盘，20年间转遍了全国十几个省份，军饷东挪西凑，没钱购买武器，装备落后，官兵穷苦，枪械不够，苦练夜战近战，靠传统武功，用大刀杀敌。据1927年《东方周末》统计，当时中国上等富裕农民年收入75元，中等50元，下等35元，西北军士兵每月关饷2元，全年36元，仅相当于一个下等农民的收入，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士兵每月10元，是西北军的5倍。

第三，西北军有严明的军纪。冯玉祥以严明的军纪为治军的宗旨，他本人以身作则，在常德、廊坊、北京、甘肃驻地官兵均恪守“不扰民，真爱民”的军规，从不扰乱百姓，1925年秋，国民军二师自绥远入甘，沿途百姓扶老携幼，送汤送水，有一老者率全家下跪，流着泪说：“我活了七十多岁，没见过这样不扰百姓的队伍。”在场的宣侠父深受感动。

五原誓师后，为整顿西北军军纪，由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军法处长邓哲熙等主持制订的“西北国民联军军纪歌”中，已有了“不动百姓一草一木，不许嫖赌调戏妇女，一切缴获均要上缴”的内容。

在西北军防区中，官兵不扰民，修道路，建桥梁，防洪水，帮百姓收麦收秋，植树，建孤儿院，救济院，禁毒所，学堂等公益事业。西北军撤防后，民众纷纷建祠，立碑怀念。

1929年以后，受蒋介石嫡系的攀比影响，担任了地方大员的西北军高级军官才开始背离了冯的教育逐渐腐化变质。

第四，冯玉祥没有皇权思想。受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军阀们大多都有当皇帝，坐天下，登九五，建王朝，操生杀大权，主宰一切的皇权思想。吴佩孚、张作霖有；阎锡山、蒋介石也有。但拥兵四十万占据六个省的冯玉祥却没有。他自己怀着爱国救民之心，打倒军阀后，请有识之士治理国家，管理民众。北京政变后．他请孙中山，段祺瑞进京执政，西北军将领不进内阁。北伐结束后，又被蒋介石接管了大权，冯才感觉出自己上了段祺瑞、蒋介石的当。冯、阎反蒋，阎锡山当了盟主，在北平扩大会议上宣布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但冯玉祥始终没有这种想法。

第五，冯玉祥没有财产。同全国大小军阀相比，冯玉祥没有个人财产，他和李德全对子女要求严格，不仅不像张作霖、蒋介石那样希望子孙传代接位，也未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1925年，冯的长子冯洪国从张家口到北京南苑办事，冯玉祥给了他一张三等车厢的车票，同车的军官把洪国拉上了头等车厢，当冯得知后，用木棍把洪国打得昏过去。宣侠父常同洪国下棋，很同情地对别人说：“投胎给冯玉祥做儿子，还不如去南非当黑奴。”1926年以后，冯为让几个子女学到一技之长，日后报效国家都送往国外。1931年冯洪国夫妇从苏联“中山大学”毕业回国，当时冯正居住在山西峪道河，出题考儿子在国外学的炮科学识，冯洪国遇到难题只好向在冯身边当过炮兵团长的王丕襄请教。抗日战争中冯洪国被派到刘汝明军任职。冯氏夫妇对其他子女也是这样从严要求的。大女儿冯弗能，十五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邓小平同班。1982年9月15日邓小平听说弗能已去世，无比怀念地说：“她当时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小的。”美国沃尔辛顿公司副总裁冯洪志是冯玉祥的二儿子，曾参加美国核电站、核潜艇设计，具有精湛的技术，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能。他六岁丧母，从小放羊，吃玉米面窝窝头长大，冯对他说：“儿子，我希望你长大了能自食其力，做有本事的中国人。”洪志在美国有名望，有地位，但一直保留中国国籍。

1912年冯玉祥重返军旅两年后，任十六混成旅旅长，1918年任湘西镇守使，1921年后历任陕西，河南督军，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到1930年已为官20年，并不是没有敛钱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发财的条件，尤其是“北京政变”驱逊帝溥仪出故宫，组成了鹿钟麟，李石曾为首的文物清点委员会，清点封存宫中珍宝，冯本人毫不染指。西北军最兴盛时，冯管辖六个省，没在京津沪的租界买过产业，在省城中没建过高档豪宅，任陕西督办时自建平房办公，既不纳妾蓄婢也不花天酒地，身穿普通士兵服装，长期吃住于官兵之间。吴佩孚、张作霖说他假，蒋介石说他矫情，冯听后笑着说：“说我假，我就假，如果我一生这样假下去，假也成真了。”

1948年2月10日，冯在纽约立遗嘱时国内只有几间平房。1982年邓小平在接见冯的子女时说：“焕章先生生前几十年洁身朴素，故后几十年无人提出异议，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了。”  

第六，西北军同共产党的关系。1912年初，冯玉祥同白雅雨发动滦州起义，10年以后，冯又结识了白的学生李大钊，是有历史渊源的，冯敬慕李大钊的才学和人品，李也认为冯这样一位手握重兵的北洋军人能“爱国救民”难能可贵。

1922至1927年的5年间，冯、李二人结成挚友，往来不断。冯玉祥在多年后对共产党人刘伯坚的工作态度仍赞不绝口。支持刘在军中井展工作，使共产党打下了的良好思想基础，播撒了火种，西北军同共产党形成了砍不断的关系，宣侠父遭蒋介石通缉，长期在梁冠英军中容身，西北军旧部的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宁都起义集体加入了红军，解放战争中高树勋的邯郸起义，何基沣、张克侠的徐州贾汪起义还有吴化文在济南，赵云祥在苏北，淮海战役中孙良诚投诚等。

中原大战后，在汾阳军校时冯玉祥正式与中共合作组建察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方振武等同中共人士并肩战斗。冯同宋庆龄、邓演达、李济深等爱国人士组成反蒋联盟。

1942年8月，“越共”领袖胡志明在同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络时在广西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请在重庆的冯玉祥设法营救。冯拉李宗仁去找蒋介石，胡被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国共和谈。9月6日下午6时，冯玉祥在康庄家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等作陪。冯对毛一行的安全特别关心，推心置腹地说：“毛先生，老蒋是摆鸿门宴，并不想真正谈判，瓦解消灭异己是他惯用的手段，我的几十万西北军就是这样被他吃掉的，千万别上当。”毛听后先风趣地说：“都说国共两党姻缘难结，我可是诚心来求婚的。”紧接着重申：“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为贵’，其他打算都是错误的。”

新中国成立后，冯玉祥被周恩来定为“民主军人”。

国民党一直标榜南京政府是代表进步势力的，把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发动反蒋的中原大战说成是：“分裂国家统一的不义之战，张学良入关助蒋是维护国家统一。冯、阎反蒋联盟是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复辟，所以冯的西北军在不义之战中被瓦解。”笔者对此种见解不敢苟同，因为在吴佩孚、张作霖眼中，冯玉祥已是北洋派的乱臣贼子，是“赤色”的作乱者。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为了粉饰自己。把西北军诬为：“联‘中共’，反中央的军阀残余，联苏俄的祸国者。”西北军旧部的结局非常悲惨，既比不上桂军也、不如晋军。李宗仁曾感慨地说：“活下来的被视为封建军阀旧部，战死者沦为‘孤魂野鬼’。”

客观地说，蒋介石把持的南京政府并不代表进步的势力，南京政府成立后，蒋政权中的达官贵人，早已腐化堕落为人民群众对立面，已不能代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了。

对此，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已做出了精确的论述，如果蒋的南京政权是进步的，且不说冯、阎、李反蒋是倒行逆施，陷国家百姓于灾难，那么共产党在江西反蒋又作何解释呢?蒋介石并不是靠得人心和进步的思想、政策才打败西北军的，而是靠雄厚的财力和其所把持的“中央”权势，靠阴谋诡计的手段，分化瓦解了西北军。

关于张学良主动派兵助蒋打败西北军的说法也并不确切，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大恩是“东北易帜”。服从南京蒋政权。奉蒋为统帅。东北军入关是蒋介石花了巨额金钱，以华北地盘为代价换来的。

在张学良不知道石友三通电反阎锡山之前，是不敢出兵的。据于学忠回忆：“东北军第四次入关占领平津是一枪未发的。”如果说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帮蒋介石打败了西北军，倒不如说东北军入关和张的“巧电”是促使西北军瓦解的一支催化剂更为确切。

蒋、冯完成第二次北阀后，西北军阵营的方振武、杨虎城先后离冯投蒋，已预示着西北军分裂的开始。

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叛冯投蒋，冯被软禁山西时，西北军双十反蒋，宋、孙失和，鹿钟麟解除吉鸿昌军权，冯撤掉石敬亭总参谋长，梁冠英通过张钫找出路，都表现出了西北军内部已经分裂。

韩、石的投蒋大大降低了西北军官兵对冯玉祥的迷信和崇拜，中原大战前。冯应该休养生息，整军经武，等待时机，但他却主观武断不听众议，大战指挥中又出现几次重大失误，西北军苦战半年，后方补给不上，在蒋介石高官、金钱收买下，高级将领既不愿再随冯吃苦，也不愿受这个严厉家长的管束，纷纷仿效韩、石投蒋自立门户。

东北军入关，阎锡山撤军，加快了西北军的分崩离析，东北军虽一枪未放，却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冯玉祥说：“我像一个开火车的，只顾向前开，回头一看，后面的车厢都自动摘勾了。”  西北军失去陕、甘根据地后一蹶不振，未能东山再起，是其外部原因，更主要的内部原因是西北军大多数高级军官对冯依附性的背离，不愿受他的支配和束缚，加上蒋军的待遇高出西北军十倍以上，蒋介石靠江、浙财团对西北军将领收买中出手绰阔大方，致使冯对自己亲手培育的军队丧失了感召力，众将对冯“敬畏而离之”，西北军短时间内很快瓦解。

按当时的形势，虽然西北军失去了陕、甘根据地，河南梁、吉通过张钫投蒋，张维玺的南路军在新郑被包围缴械，但撤到黄河以北的队伍孙连仲军的高树勋，董振堂两师和骑兵师还是完整的。加上季振同的手枪旅共四万人驻焦作，退入山西的张自忠、宋哲元、刘汝明部，再加上庞炳勋、张人杰、鲍刚等也有四五万人。驻顺德的石友三有六万五千人，山东韩复榘有五万人，合起来总兵力不下二十万人，如果冯氏仍对西北军有五原誓师时的凝聚力，占据华北、山东是不成问题的。退一万步，蒋介石当时正组织兵力围剿江西苏区，冯率十万人退据晋北和察绥也是不难的，连一贯对冯逆来顺受的孙连仲和季振同的卫队旅都没随冯去山西，想自谋出路。鹿钟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下野去了天津。

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西北军被消灭虽除去了蒋家王朝的一大障碍，但也是中国的一大损失。“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让孔祥熙打电报给冯玉祥：“国内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当冯玉祥同刘允丞由山西取道娘子关赴南京时，驻地的东北军师长黄师岳恳切的对冯说：“请老将军率领我们打日本吧。”当冯问黄：“你们东北军不在东北，跑到山西干什么来了。”黄师岳痛哭道：“张少帅遵照蒋总司令的命令调我们进关来打西北军。”冯听后仰天长叹。设想假如中国人不打内战，东北军不进关，西北军不瓦解，蒋介石不利用他们到江西和陕甘剿共，日本鬼子兵面对这两支劲旅敢贸然发动侵华战争吗?

西北军在短时间内全面瓦解，是冯玉祥人生中的一大悲剧，但冯本人及西北军在中国北伐战争中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西北军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不能抹杀的，西北军的严明纪律是人人皆知的，其“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豪言壮语和“大刀进行曲”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的爱国激情。

书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基本是真实的，绝大部分引自亲历者的回忆和已出版发行的书刊。笔者遵循了“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原则。采用了人物的真名实姓。

作为史话演义题材的作品，为了使故事生动，加深读者对人物的印象，对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性格、语言、生活情节等也适当进行了艺术加工。

笔者文学水平低，缺乏驾驭文字的功力。因年代久远，资料有限，亲历者的回忆难免有遗忘、疏漏、片面之处，使作品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为了抛砖引玉，恭请史学界专家和知情人士批评斧正，以便日臻完善。

笔者年届花甲，饱经坎坷，历尽沧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仅以本书献给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作战中付出生命的西北军将士及其亲属，向全国广大青少年一展西北军的全貌，使他们认识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是来之不易的，借以增强中华民族的爱国凝聚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蒙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办公室和居住在陕西、河南、京、津两市的西北军后代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天津师范大学李蕙兰教授、中共天津市党史研究室陈德仁研究员、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李德信老师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完成。在此，笔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2006年12月30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