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二战后中国香港与大陆为背景，讲述了一段由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男女所演绎的爱情故事。他们因文化背景、阶层生活、生存意识、政治制度、精神信仰的不同，遭受了诸多磨砺。文化冲突也正是本书所在的精华部分。本书于1955年被搬上银幕，次年又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

1940年代末的香港，一个繁忙而拥挤的中转站，各色观望人群的“避难”岛。在这里，刚从英国完成学业、归途中因战乱滞留香港的中西混血儿、年轻的女医生韩素音，邂逅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两人坠入情网。韩素音一心要回大陆报效祖国，而在当时的情势下，马克这样的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还不可能被人民政权接受……于是，中英文化、欧亚文化，不同人种和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生存意识，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精神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爱情奇妙地交融在一起，造就了他们用生命与历史撞击的爱情时光。

1955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爱情至上》)，次年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诗意与艺术使这部小说比历史本身更加长久。

英文版序

序幕

第一部 开端

1 离开中国

2 上帝的王国

3 富人、穷人

4 初遇

5 心灵的交汇

6 命运的宠儿

7 上海来客

8 愁思如水

9 金鱼

10 苏珊娜

11 猎财

12 命运的网罟

13 决定

14 澳门周末

15 求婚

16 智慧之家

第二部 进程

1 返回重庆

2 我的妹妹素尘

3 冷漠症

4 年轻的东方，古老的西方

5 重庆烟云

6 香港鳞爪

7 中秋欢宴

8 马克

9 不错的一天

10 凡情

11 中国人团结起来

12 鼠笼

13 起点

第三部 危机

1 让大海咆哮吧

2 小城

3 海陆之间

4 碎裂的疆土

5 春回

6 你所有的家

7 海水打湿的礁石

8 去火之道

9 这片国土有清新的早晨

10 瑰宝

第四部 尾声

终点与起点

译后记

帕里希太太轻轻抚了抚新买的旗袍，好显出臀部的曲线。她的舌头轻扣着洁白细小的牙齿，发出满意的“啧啧”声。

“你瘦了，谁都能看出来。”特拉尔太太说。她手里正在打毛衣。“这要归功于你，大夫。”她朝我眨了眨眼。

“你真帮了我的大忙了，大夫。”海伦·帕里希太太说。她站在穿衣镜前面，扭过身子，查验她的后背。她按照减肥食谱吃了三个星期，现在已取得令人赞叹的效果。她的丈夫阿尔夫即将从汉口传教所赶来，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香港。共产党的军队正从北面和东面过来，他们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每一座城市，几乎没遇到抵抗，守城的军队由指挥官带领整体投降。看来汉口也是迟早的事。海伦·帕里希觉得阿尔夫不会在他教书的学校继续待下去，就在四个月前和孩子们一起来到了香港。这里各种美食应有尽有，加之贪吃冰淇淋，又缺乏锻炼，她的体重增加了二十磅。对这种肥胖的趋势她已经绝望得逆来顺受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结束了在英国的医学专业的学习，于二月份住到了这间教会宾舍。我连续几个星期监控她的饮食，不断在她眼前挥舞禁食食品的清单。“一得知你会在教会宾舍继续待下去，我就放下心来。”她说。“有个大夫在身边就是好，生了小孩以后对这点体会特别深。”

玛丽·斐菲尔德也在织毛衣，一边织还一边嚅动着苍白的嘴唇数着针脚。就在今天早晨，经过冗长而真诚的祷告，她听到上帝指示她带着孩子回到中国。

“共产党会让你放弃信仰的，”海伦·帕利希说，“我看不出这对你或孩子们有什么好处。”

然而，对玛丽·斐菲尔德以及其他许多传教士来说，中国足他们选中的一块传播福音的土地。“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来华传教士，我出生在中国，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我的孩子也出生在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无法想像离开中国我还能怎样生活。”

不再织毛衣的特拉尔太太此时也陷入忧伤，但她是为别的事情忧伤。特拉尔一家不久前才从美国过来，刚把家安顿好，他们所在的镇子就岌岌可危了，他们只好离开那里来到香港。“你们应该看到我在卧室里挂的窗帘吧?黄棉布的，上面印着铃兰花。我一想起我们的家，一想起卖掉的家具，就觉得伤心。我相信上帝早晚有一天会帮助我们回去。”

琼斯太太是个英国人。她也经常到海伦·帕利希的卧室来，边织毛衣边闲聊。但我们都在场的时候，她的话很少。我来宾舍的第一周跟她住一个房间，夜里，我们躺在并排放置的两张铁床上，说过一些悄悄话。我在搬到地下室之前，她曾跟我说过：“亨利和我都不想离开中国。他想留下。”

如果离开中国，亨利就得辞去教职，在英国另找一份工作。他已经离开老家很久了，不知道该怎样着手找工作。琼斯太太忧心忡忡，她的个性中没有多少勇气。“要是亨利是个行医传教士就好了，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工作。可他只是个福音传教士。”

面对共产党势如破竹的进攻，许多传教士家庭一开始都很恐慌，纷纷退到了香港。可等他们安顿下来，他们的恐慌也跟着消退了，这时他们又盼着回到大陆。只有极个别人想回美国或英国。相当一批传教士家庭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代，生活习惯都已经中国化了。他们的父辈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宣扬过上帝的福音，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艰苦奋斗，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没有办法把基督教的观念植入中国人的灵魂?“我爱中国；我一直很爱中国人。中国，我的中国!”他们说道，“我只是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投奔共产党，这其中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基督教徒。我熟悉这些人就跟熟悉我的手背一样。我搞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

教会宾舍是一栋黄色的方形建筑，正面有两排绿色的百叶窗，对面就是坐落于香港岛上的植物园。客厅里摆放着几把藤椅和靠背椅，还有几株种在花盆里的棕榈树。漆黑光洁的地板映衬着奶黄色的墙壁，显出一种朴素与寒碜交融的况味，也说明主人并没有在全心全意营造一种舒适的氛围。从1949年到1950年，这座旅馆总是住满了来自大陆的传教士，他们大部分是美国人，也有几个英国传教士和华人牧师。不是传教士的客人一般不会在这里住很长时间。住在这里每天要交十六美元，或是一英镑，伙食费也在里面。这里的卫生设备还算先进，但没有管道热水，只是每天给每个成年人提供两桶温水，供洗浴之用。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平均每个房间要住五个人。

“老板娘又在到处转了。”海伦·帕里希朝房门外瞥了一眼，说，“‘辣椒’刚进来。咱们这里已经人满为患了，真不知道他们还要往每个房间里塞进多少人。”

“我觉得让不是传教士的人也住在这里不合理。不管怎么说，这是教会宾舍。我不是说你，大夫。你住的是地下室。”

对于这些话题，我通常都是装聋作哑。她们正议论着，老板娘出现在房门口。她借助手势表明了她的来意，温和的神情中还带点羞怯。整个这一天，她脸上的表情不断变换，时而忧愁，时而喜悦，时而好奇，时而有趣，时而惊讶，时而欢快。她有本事从某种情绪干净利索地转换到另一种对立的情绪上。她走路很快，像一阵风；嘴角总是挂着微笑。此时她也是微笑着站在海伦·帕利希房间的门口。她扫了我们一眼，脸上迅即换上了一副苦恼的表情。玛丽·斐菲尔德吃了一惊，漏织了一针。

“真对不起，”她低声说道：“亲爱的斐菲尔德太太，我这也是没办法呀。您的房间还得安排一位带小孩的母亲住进去。那个小孩很乖，是个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她劝慰道。提到可爱的小男孩的时候，她立刻又换上了一副欢愉的表情。

“好吧。”——玛丽·斐菲尔德既想表现出基督徒的宽厚，又压抑不下俗人的嫌恶，那左右为难的情态表现得一览无余——“当然可以，我从没想到拒绝。现在大家都不容易，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只是素泽和克拉莉感冒都挺严重，我不知道这时候让孩子到这房子里住好不好。你也知道，我丈夫随时都有可能过来。我那孩子身体也不太好，可能是出麻疹。他以前得过百日咳和肺炎，但还没出过麻疹。今天我给他量了四遍体温。我不知道灌肠疗法对他有没有效。韩大夫，用灌肠疗法给孩子降温可是立竿见影呵。”

我说：“不能用灌肠疗法。”

琼斯太太、特拉尔太太、帕利希太太对老板娘的低声下气的请求都装作没听见。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水的供应问题。人越住越多，水却越来越少，即便是冷水也供应不足。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提前半个小时起床，给送水的孩子小费等等，希望或许会有效……

此时的香港异常拥挤。仅仅一年的时间，这里的人口就增加了两倍。人们或乘火车、或乘轮船、或乘飞机、或步行，纷纷涌过边界。除非出得起大价钱，否则甭想在这里找到房子。在搬进房子之前，先要交钥匙费、搬运费、楼梯费、人情费等等，还要给并不存在的家具交家具费，然后才是高得离谱的租金。对于无数提供房源的掮客来讲，这每一笔费用都是数千港币的小财。那时是十六港币兑换一英镑。

我不是传教士，但我也住在教会宾舍，这是对雇用我的医疗机构的照顾和让步。既然我是个中国人，我的薪酬也是参照当地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给付的，然而我却住在按照欧洲标准(或者说接近欧洲标准)收费的旅馆里。我的那点钱连我和我女儿的食宿都供不起，更别说别的开销了。增加工资想也别想，因为对于我这样一个带小孩的寡妇来讲，这点钱在香港可以说已经到顶了。来后的第二个月，我已经背了债。在这个时候，是教会宾舍的接待员玛布尔·周和一位教师露茜·顾把我救了。

玛布尔平常就是坐在大厅，读读报纸，指一指她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店铺或街道的位置，给那些不能讲方言的传教士当当翻译。“你不要讲国语。”我住到宾舍的第二天，她这样对我说。

“我当然要讲国语。”我低头看着玛布尔。这个女人只有四英尺九英寸高，却已生了六个孩子，第七个也已经在她紧绷绷的旗袍下面显露出来。“我是从北方来的，不会说粤语。”

“原来你是上海人呐。”

“我不是上海人。对我来讲，上海不能算北方。我是从北京来的。”

P7-11

这是一部动人的作品。它的作者韩素音是一位中国女性，出生在北京(另有资料说她出生于河南信阳。——译者注)，在中国的大学接受了教育，后赴欧洲游学两年。1938年。她偕丈夫回到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两人住在内地。这时期，她与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合作，写出了她的第一本小说《目的地重庆》。此书用生动的笔墨描述了自由中国的现实、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西部古老的封建省份的生活。在此书的最后一章，富有远见的韩素音预料到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将要开战。

抗战末期，命运又把她带回英国。内战在中国轰轰烈烈爆发，她丈夫命丧疆场。此后，韩素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专业。求学期间，奖学金不敷开销，韩素音便靠打工的收入维持她和她孩子的生计。但她无法忍受长期与自己的同胞分离，故很快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当时还动荡不安的亚洲。

《瑰宝》一书表现了二战后被一场接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震撼的亚洲。将来的历史学家笃定会把地球上这片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生的巨变看成他们最重大的研究课题之一。他们无疑将会以局外人的身份，用回顾的眼光，冷静客观地评价这些大事变。而对于我们这些置身于震荡之中的人来说，要想不动感情地准确理解其意义则比较困难。有些人认为这场巨变毫无必要，他们留恋的是亚细亚“昔日的美好时光”；还有一些人则极端蔑视这种“美好时光”，他们要让新的亚洲与这种“美好时光”一刀两断，要把亚洲从往昔的历史中连根拔起，轻轻松松走向既清晰又朦胧的未来。其实这两类人都怀有许多狭隘而荒诞的偏见。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一个基本的解释其实也不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封建主义因“现代”的物质进步和观念进化已从西方世界逐渐隐退，但这种封建主义直到不久之前还牢牢地盘踞在亚洲各地。后来，西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侵入东方，野心勃勃的欧洲商人、军人、官员和传教士纷纷涌来，凭借他们器用方面的优势。在亚洲广大的地区确立了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如今。这些思想观念已发育生长起来。在欧洲，这一过程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当中逐渐完成的；然而在亚洲，人们却试图以急骤的革命手段迅速完成这一转变。封建主义被荡涤净尽，而作为古老的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或新兴的自由主义的最初阶段(怎样定性主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认识)的帝国主义，也附带着被扫地出门。

差不多每一个亚洲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换，只不过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因而造成了目前各不相同的政体。印度的尼赫鲁、中国的毛泽东、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都探索了本国的道路。当前，这场巨变仍在进行当中，正迈着大步向各地挺进。《瑰宝》一书的故事发生在两块土地上，一块面积狭小，一块幅员辽阔。虽然这两块土地毗连相靠，但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却极端对立。前者是中国的香港，“西方帝国主义”的孑遗，无论是它的优长还是它的缺陷都没有多少改变；后者是中国大陆，经过血的洗礼迅速建立起了共产党的社会。

韩素音这部作品一个明显的特色是在对照中描绘出中国的香港与大陆的鲜明生动的画面。这两个互相冲突的环境又为她笔下人物的表演提供了极富表现力的舞台背景。她的这些人物——基督教传教士、来自大陆的老派难民、既热情又年轻的中共党员、留在大陆的老成持重的非共产党的长者、香港不同类型的外国观察家，还有书中的主角——欧亚混血儿韩素音和她的英国恋人马克，都体现了今天困扰着亚细亚的种种冲突。这些冲突构成了当代人类历史的材料，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若想避免世界性灾难的发生，都应当以同情的态度理解这些材料。

韩素音以入木三分的直觉描写了这些冲突。它们像一支完整的管弦乐队，不间断地为韩素音和马克的二重唱伴奏。这一曲爱情之歌既热烈又温婉、既苦恼又和谐，虽然命运悲凄，却最终赢得了胜利。  韩素音表现了一种内心的冲突。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中都有这种冲突。他们从内心深处渴望与自己的人民结合在一起，“无论对错”，但对革命的过激行为又感到嫌恶；他们既同情那推动革命发展的强劲原动力，又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带来的残酷无情；他们热爱那千百万为创建一个焕然一新、生机勃勃的新国家而投入满腔热情的中国同胞，却又朦朦胧胧地怀疑中国的领袖们在误导群众的热情。

虽然韩素音是位欧亚混血儿，但从本性上讲她是个中国人。无论是她对中国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反应，还是她对外国批评的反应，在国内外无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当中都颇具代表性。她的心中有一种声音迫切要求她返回大陆，帮助她的奋斗中的同胞；但另一种声音却要她留在香港，在这个与大陆若即若离的嘹望塔上以一种既同情又超脱的态度观察时局。本书对她思想、感情的记录有着深刻的意义。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外国人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是什么样的动机让这么多善良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留在国内，并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当中。这样的认识有助于中国与西方的和解——这一天必将到来。

另一种在《瑰宝》各章节中不断浮现的冲突是西方白种人与东方有色人种的冲突。这种敌意在当今亚洲政治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也损害了欧美各国人民与东方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毫无疑问，造成这种令人沮丧的敌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近代以来欧洲人对几个亚洲民族国家的统治。“西方帝国主义”给亚洲带来了许多好处，这些好处到将来某一天大家火气消净的时候会得到承认。其中最主要的好处或许就是自由观念的引进，这是摧毁亚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武器。但西方人的统治也不幸带来了某些恶果。最主要的恶果就是造成了白种人心中的优越感和有色人种心中的自卑感。这两种心理都是不合理的，给两大同样值得尊敬的民族的性格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损害，目前也给东西方之间建立一种自然的、无偏见的、诚挚的、友好的关系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我无意就这些问题在这篇短文中发一些道德宏论。本文只是对韩素音这本令人喜爱的小说作一粗略介绍，并非冗长的政治论文。无论怎样看，对于当代亚洲和东西方关系中的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还没看到有哪一本书比韩素音的这本书表现出更为深邃的洞察力。正像她本人所说：“欧美作家在写到亚洲人的时候总少不了大量溢美之词和自我感悟。而我作为一个亚洲人，是带着我的民族被幽闭的全部情感写作的。许多读者希望作家们把神秘的传统带回东方，我的话会把这些人惹恼。我只是尽可能把事实说出来。事实，如同手术，虽然会造成伤害，却可以治病。”

要想建立一种健康的、新型的东西方民族关系，的确需要做点儿类似外科手术这样彻底了断的事情。这就是洗心革面，把优越感和自卑感彻底抛弃，让东方新生的国家和西方古老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快乐坦荡，休戚与共，一起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奋斗。韩素音的这本书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这类宏大课题构成了她这个故事的恒定的背景。在前台上演的则是韩素音和马克的爱情经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近乎完美的结合，似乎是因缘前定，又带着超越生死、不可摧毁的力量。这样一个故事还是让作者自己用她漂亮的叙述讲给你听吧。韩素音的情思与文笔精美动人，饱含激情、诗意和哲思。这方面毋庸我多言，还是保持一份沉默的敬意为好。

马尔克姆·麦克唐纳

1952年

当我从外文书店把原版《瑰宝》和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英美畅销小说抱回家时，只拿它当一般的消遣性读物看待，并没有将其译为中文的念头。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却被其内容深深吸引和打动。我并没有经历过书中讲述的那个年代，然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有谁不熟悉那段历史呢?正是那个年代决定了我们国家今天的面貌，也决定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这本书带着我从一个中西混血儿的内心视角重温了那段历史，让我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体验，这是无法从教科书上得到的东西。

由于对《瑰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便留心搜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得知此书成书于1951年夏天，韩素音当时在香港玛丽医院一边工作，一边写作，书稿就在医院急诊室写成。书最早在英国出版，一问世即引起轰动，出版商乔纳森在给韩素音的信里说：“现在，(英国)在公共汽车上的所有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1955年，好莱坞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将这部作品搬上了银幕(国内一般译为《生死恋》或《爱情至上》)，并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而韩素音本人也因此作而驰誉国际文坛。与其他一些红极一时却又很快被人遗忘的畅销书不同，《瑰宝》表现出了恒久的艺术生命力，初版至今已半个多世纪，其问它在西方被不断再版，还被译成德语、芬兰语等语种。这足以说明，这部作品不仅是一本畅销书，更是一本传世经典。

同时，我也意外地发现此书国内竟然还没有一个中文译本。我们都知道，近三十年来，国内出版界对引进域外图书的热情不曾稍减：经典名作一般都有多家译本；一些著名畅销书作家的新作，译本甚至能做到与原版出版时间基本同步；一些三四流作家的作品也被大量译介。但偏偏这样一部以中国为背景，内容又与中国当代历史、命运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名作，在问世半个多世纪后仍没有一部中文译本，这实在让人费解。当然，我们可以找出种种原因来解释这种不正常现象，但在如今这样一个开放而理性的时代，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样的文学精品拒之门外了。我在学校教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阅读过程中免不了要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品评这部作品。我也曾拿此书与一些同行作过交流，不少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倘若不以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或作者国籍为畛域，我们不妨把这部以西方语言写成，并首先在西方出版的文学作品看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中国读者应该会比西方读者对其内涵有更深切的体认。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内，也可以更为充分地展示出它的价值和地位；起码就它所揭示的某一类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叶的时代剧变中产生的情感纠葛和思想矛盾而言，它也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况且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步伐曰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像《瑰宝》这种跨文化写作的现象，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有鉴于此，译者便不揣浅陋，勉力将其翻译为汉语，庶几可以弥补这种遗珠之憾。

韩素音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成年后又长期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贯通中西的扎实文化根底使她有可能广泛吸收多方面的营养，调动多种艺术手法营造她的文学世界。

她并非土生土长的英语世界的人，但她的英文造诣却在当代英美文坛堪称一流，其精美、清丽、雅洁的文笔早在西方评论界得到公认。本书中时时出现的景物描写、抒情段落都是优美的诗篇，饱含着深情与哲思。有条件阅读原版的读者，当知吾言不虚。

有人说翻译是一门艺术，我想这是针对翻译的最高境界而言的。但就基本层面而言，翻译恐怕主要还是个技术活儿。所以翻译家以洗耳恭听的时候居多，绝少像作家那样有理直气壮的机会。正是有感于此，我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时时有履薄临深之惧，常常为了一段译文的处理朝夕揣摩，半晌沉吟。另外，相关地名的查找也颇费周折。好在如今有了网络，可以利用搜索引擎查找相关材料；实在搜不到还可以到论坛发帖讨教。像第二部第三章中“Tou Yo：Kai”这个重庆地名就怎么也搜不到，在所有我能找到的重庆地图上也查不到发音与之相近的中文地名，即使重庆本地的网友也大多表示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直到全书译毕，出版社也审完了书稿，才有一位熟知重庆史地、网名为yaoyao的重庆网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给出了答案：原来这是一条早已消失的老街——都邮街。

虽然已经尽了力，但在拙译即将面世之际，欣喜之余心中仍不免惴惴。在此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对拙译中可能存在的舛误予以指正，以利今后修改、完善。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编辑陈蕾女士为拙译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谨致谢忱!

孟 军

2006年10月

与其说韩素音为我们复活了一段记忆，还不如说记忆在讲述它自身。作者在复杂的现实与文化境遇中来回穿越，却始终保持着那份难得的警觉和诚实。刚健的叙事、温婉的抒情与充满睿智的辨析融于一炉，引人人胜，发人深省。

——格非(作家)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近乎完美的结合，似乎是因缘前定，又带着超越生死、不可摧毁的力量。

——[英]马尔克姆·麦克唐纳(前英国驻香港总督)

1956年，据《瑰宝》改编的电影《生死恋》获两项奥斯卡奖。

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

——摘自出版商乔纳森·凯普1952年写给韩素音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