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映像手记”这个系列主要是整理、出版清朝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到国外访问、游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在当时一经出版即已引起很大反响。

他们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理解异域文化，从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

他们是借游记之名，讨论中国的问题，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

本书根据广智书局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初版本《欧洲十一国游记》校注。

本书为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时所写，百日维新后，康南海开始了“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的考察生活、“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游历感触顿多，回国后写成《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即为本书收录的主要籍章。这些游记文字涉及了很多方面的观感记录，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

自序

编首 海程道经记

 (一)放南洋至印度海

 (二)过亚丁至红海

 (三)苏彝士河至钵赊

 (四)地中海

第一编 意大利游记

 (一)先泊巴连的诗往奈波里道中

 (二)奈波里

 (三)哈乔拉念古城

 (四)游邦滓之二千年前古城览宫室衢道器用服食雕画

 (五)斐苏斐士火山

 (六)奈波里余游及往罗马道中

 (七)罗马

 (八)号称宇内第一之彼得庙

 (九)教皇宫

 (十)罗马最巨之斗兽场

 (十一)罗马最先之纪功坊

 (十二)歹布路宫

 (十三)奥古士多宫

 (十四)罗马首王罗慕路之宫

 (十五)尼罗帝宫(附论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

 (十六)中国不保存古物，不如罗马

 (十七)罗马古道

 (十八)罗马四百余寺之至精丽者无如保罗庙

 (十九)博物院之刻石处

 (二十)博物院之藏书画处

 (二十一)公园中画院

 (二十二)加尔西尼宫藏画处

 (二十三)嗌士卑顺宫藏画处

 (二十四)邦非利宫藏画处

 (二十五)尼顺那院藏最古之刻石

 (二十六)巴厘尼宫藏画处

 (二十七)元老院旧址(附论议院之制必发生于西不发生于东)

 (二十八)罗马古迹

 (二十九)游王宫

 (三十)议院·大学

 (三十一)邦非尔宫

 (三十二)古迹杂述

 (三十三)罗马沿革得失

 (三十四)游加巴罗拉

 (三十五)佛罗练士市

 (三十六)斐呢士市

 (三十七)游美兰

 (三十八)意大利沿革

 (三十九)意大利国民政洽

 (四十)意大利之俗

 (四十一)罗马之教(附论耶教出于佛)

 (四十二)旧说罗马之辨证

 (四十三)罗马与中国汉世之比较，罗马不如中国者五

 (四十四)论五海三洲之文明源土

第二编 法兰西游记

 (一)巴黎观感

 (二)登铁塔

 (三)游卢华博物院

 (四)游欹规味博物院

 {五)又游乾那花利博物院

 (六)游基辽腻博物院

 (七)游古坟

 (八)拿破仑纪功坊

 (九)拿破仑陵墓

 (十)游蜡人院

 (十一)杯伦园

 (十二)游摩苏园

 (十三)游国家戏园

 (十四)游微赊喇旧京路易十四宫

 (十五)游威赊利宫

 (十六)游微赊喇宫

 (十七)游赊华磁厂

 (十八)游满梯乜地利袄祠

 (十九)游烟弗列武库

 (二十)巴黎开辟之次第

校注后记

(八)号称字内第一之彼得庙

四时出游衢道，先游彼得庙。。此庙壮丽，欧人夸为宇内第一。创l始于明之中叶，为西历一千五百零六年；成于一千七百八十年，工程l凡三百五十年(疑为二百七十四年。——校者)，费金一千五百万磅。穷教皇之所入不足，乃卖“赦罪纸”以成之。路德因得借口以攻之而兴新教，而天主教因之以倾，为此庙也。所关亦大矣，其与秦之役民筑阿房而亡国将毋同。其工出自名匠勃拉曼德。是时新学日出，勃乃变罗马日耳曼之旧式，而自出新裁。勃死，而名匠拉发罗、巨利瓦、罗孟诺、弗拉约、康独、安得诺、密克尔安春罗七人续成之。其余内外雕饰，皆妙选当时之名手无数以成之，可谓巨工矣。以吾所游印度，见沙之之汗陵庙，壮丽相等，而雕刻不及。若君土但丁之珊逊袄祠，最有巨丽名，我未见之。未知果为宇内第一否?然工程之久大，雕刻之精工，关系之伟巨，必为宇内有名之大建筑矣。

门外旷墀如天安门外，深广数百步，宏敞非常。两廊香百余柱，作圆拱半壁形。其上立雕石先哲像，每柱上一像。中间一华表，高十余丈，体方。左右两大管为喷水池。体势雄伟，甚类印度也。正殿阶崇数十级，殿高三十余丈，左右各六柱。柱大四尺许，上层顶平，亦环立其先哲像。大门五，中门以铁为之，作圆拱形，高三百四十二尺。拱上雕镂精绝，门外横廊广数丈，雄深崇峻，亦似印度。

入门，右有法国王之像。其阶砖皆五色文石，砌花鸟品物各形，无同者。正中攒石为圆形，如我天坛。最中圆红石丈许，为教皇拜处。顶盖高一百三十八尺，皆作藻井，画刻各色金花，光灿夺眼。藻井形或方，或长，或椭圆。最中圆穹径百九十五尺，高四百二十六尺，至顶四百五十八尺。顶上作金人十六，以十六格分刻之。中层作金宝星十余。四周开窗，每窗顶皆画一像。其下为画五层，一方，一圆，一长。皆刻金为底，以丹青为画，饰以宝石，璀灿照耀。圆穹上顶作数丈金塔形，荫下作方亭。

亭下为彼德、保罗墓。方亭高广数丈，四大金柱皆作曲形。以文石砌路，左右两路凡十七级，下至墓所。墓前四宝石柱，是自古罗马皇尼罗殿移来者。其石级下两宝石柱，长三尺余，以火照之，光通彻，余皆以金为之。上层环周石栏，以金作花叶形之灯，凡百数。坟堂正座之椅，乃彼得原坐者。椅下以朵云盛之，刻四教皇像，以手捧云。左右刻神像甚多，并精绝。其神放星光。亭上供奉十字。自亭盖以至坟下，一切皆刻金饰宝石，光丽无伦。墓门刻金，如中国神龛。墓前作第六教皇布拉沙希跪像，甚精美，为名匠加南所刻。

亭后正北处，供奉耶苏。左一石棺，乃一百八十九代教皇阿路巴拿士咽地者。棺刻花，首尾起卷书形尺余。中左作一百六十九代教皇波花路地筛士，中右作教皇亚历山大坐像，皆以文石为之。中间神龛，以二神像托之。所有各像，手足筋骸，精妙入微，光动如生，真刻像之极品也。罗马本以刻像著，此为罗马第一大工，故正殿刻像尤为妙绝。有一画写耶苏故事者，以“摩色”为之，用五色小石，其精细微妙，与笔画同。此画为四名手所作，三人皆为作此画而死，第四人乃能成之。凡经十年，尤为绝技神异之品矣!

殿左右皆以文石为之，两旁皆刻石像。多置历代教皇之棺，高下不一，有在丈许高者。去年死之新教皇，亦瘗于此。全殿藏棺百数，教皇棺六十四。各国惟王者乃能藏棺于是。木棺外皆有石椁，凡两三重，故无恶气。棺上皆刻死者像，或坐或卧，此欧洲之通例。突厥。、波斯亦然。观埃及古棺，皆画像其上，则其传流甚古矣。其感动人而留纪念，亦至切易。故欧洲各墓地多有之，贵人则殆必有矣。

夫耶教尊魂。既尊魂矣，则尸体乃臭秽之余，何乃保藏于殿堂居室内，郑重若是?婆罗门教重魂，故弃形体而行火葬，儒教甚重形体，故其死也，有衣椁棺衿之美!为使人勿恶之也，为勿使狐狸蝼蚁食之也。然犹且藏之于野，深埋地中，虽圣贤帝王，亦从是焉。然墨子犹讥为厚葬，未有葬之干室者。室大之容几何?积藏秽气，凡数百棺，积千百年，其各国帝王木棺，亦多如是。其爱尸体，乃甚于儒教。儒教送形而往葬之中野，迎精而反立庙而事之，生则重形，死则重魂。耶教生则日聚人而言魂，死则不事魂而藏其形，何其反也?吾尝阅欧洲鬼神记，欧俗亦畏鬼。以耶教有神无鬼之故，熏蒿凄怆之精，乃无所寄。而天堂地狱之果有，亦待末日乃判。然则无量数之游魂，盈塞虚空，无所归宿。而无数臭腐皮囊，乃长留此清闷庄严之神殿，甚难为解。然以为观念，则甚亲切矣。

殿近墙处，皆有小木亭。内分三间，以立三人，盖所谓“认罪亭”也。几十一亭，为十一国人认罪处。盖教皇所统几十一国人，人各入其国亭。盖教皇之在“黑暗世界”，视各国君王如诸侯，而自为天子，故有此包含众国之宏规也。其创认罪法，出于佛氏之忏悔法，即孔子所谓见其过而内自讼也。既来认罪纳金，教皇则颁赦罪纸与之。今堂前膜拜者，土女无数。在认罪亭者，男女亦有其人。每一人来认罪，则有一僧同在亭中，但隔一板，然语可闻而不相见，僧可反复诘难其由。 有谓妇女犯奸罪而来认者，本不欲人知也，惟问僧知之。僧胁其畏人知也，因强私之。女畏僧之露己恶，而勉从焉。各国天主教堂，皆有认罪亭，因是淫案无数，秽声彰闻。人之多恶天主教者，为此之故。而马丁路德乃起而乘势攻之，别立新教。果如是也，则是亭为天主教覆溺之由，所关甚大哉!

中国近来僧寺之毁，佛教之微，虽由朱子之大明儒学，亦由僧寺多有淫案，因而覆之。夫佛、耶二教，本皆清净。然无妻绝淫，其事本非人情之所能。既非人情，而欲人人强行之，势必不能。则破坏决裂，势将因其徒而覆其宗，既有然矣。故日耳曼之路德，娶一尼姑而立新教。莲花生到西藏而立红教，许娶妻示淫。亲鸾在日本，娶妻食肉，而立本愿宗。虽非教主之旨，而顺乎人情，人多从之。而路德教牧师，挟妻而行，到处传教，人情所便，道遂光大。有旨哉，有旨哉! 殿右门内第二柱，高丈许，上有一百九十六代之教皇烟询咽地棺及像悬焉。突厥帝曾送一剑，亦在是。再出一楹，英女皇美利棺在是，门角一室，中设金轮，大二三尺。卧一蜡造小儿，下临一小池，外有木栏。众妇女围绕，一僧中立。僧衣白挂，两肩搭红绸，阔二寸，垂至膝下，手捧一经册，口诵喃喃。一妇人捧新生子就僧前。僧且诵且问，以手抚儿首，又以香膏拭儿首及颈，于池中酌水浴儿，燃白烛照之，以白巾覆儿头，诵吉语，礼毕。行礼中间，僧又易黄绸肩褂。

此殿全用五色文石，雕镂精绝，庄严妙丽，高杳宏深，柱础皆盈丈许。盖欧洲皆奉天主教，教皇驻于罗马，此殿为教皇及天主教总供奉处故也。殿左右为教皇宫。宫门在左，绕后至右。是日先至左殿。自殿檐门外，则为游廊，甚长。夹廊皆立石像无数，雕刻精绝，皆文石也，此为教皇宫矣。入一方殿，再人为一圆殿，昔之三百二十年教皇之鸡骨犹存。故圆殿上刻一大金鸡，大七八尺，乃全金为之者。此殿望之似小，而内有八百室，皆以文石为之。有古画十九幅，皆一千四百八十四年者，高妙绝伦。有宝石柱，上刻全金彼得像。其柱自埃及移来，长三尺余，黄金色，通彻如镜，中作云气缭绕。此石名亚拉伯士他，真奇宝也。行遍欧洲，见宝石多矣，甚少其比。有僧七十余人，每僧占三室，一书室，一卧室，一食室，皆文石。僧亦太乐矣哉!日已暮矣，遂归。导游殿之人，每时二佛郎。

P49-54

我眼中的他者形象

——“西洋映像手记”序

李雪涛

形象学(Imagologie)乃是一门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异域情调的学问。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了与所谓具有外国情调的异域人的接触史，并且对这种接触进行过研究。希腊人认为，只有在跟异域的交往中，艺术才是可能的。。人们对异域形象的兴趣实际上出于对自我的关怀，对异国的形象描述自然也就成为了对自我形象的反射了。在这里我们拿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做例子，来看看对异国情调的描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游记中所谓冷漠、肮脏的中国，所折射出来的实则是游记作者们那“充满活力的”、“干净的”祖国，游记虽冠之以“中国”之名，实则是对自我的考察，因为没有比较和距离是不容易发现问题的，再加上欧洲当时专制的政治，类似的考察在西方国家自身，似乎不太容易进行。说到底那些对中国景物和风土的描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自我形象的描述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流行的中国形象和传统的游记模式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中国本身，而是对西方接受异域世界时所做的批判性探索。自19世纪以来，借助于媒体和交通工具的便利，中国再也不像以前的世纪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了，同时它又是远离西方的另一种文明，在以往的诸多世纪中中西双方并不存在诸多的恩恩怨怨，这样的一个中国形象正好可以用来充当对西方公众来讲陌生的”他者“，以此来探讨西方自身的问题和自我定位，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所以形象学的奠基人、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让一马丽，卡雷(Jean-Marie Carr6)在《(比较文学>序言》中将形象学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像问的相互诠释”。是极为恰当的。

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是靠那些“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商业民族通过自汉代以来开通的丝绸之路维系着的。随着物质的交流，中西方的文化也传到了各自的对方。中西之间，特别是中印间出现了诸如法显、玄奘、真谛(Paramartha)、不空(Amoghavajra)那样的文化使者，但当时东西间交流的艰辛困苦，若非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忍受的。中国和西方间真正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其间的交通从丝绸之路的陆路转向海路之后，更直接、便利的海上交通工具使得旅途不再那么危险、那么辛苦，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海路交通逐渐普及，安全系数也更高了之后，才有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充当中西间的文化使者。清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经海路到达西方世界的。

英国学者雷蒙·道森(Raymond S，Dawson)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指出：“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因而，构成本书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对象的历史。”。与我在本文开头所列举的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的例子类似，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游记首先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自我意识。这些知识分子在游记中都是以中国文明为坐标，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为尺度，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切割进而理解异域文化。正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坚炮利舰将中国人的天朝上邦美梦打得粉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从屈辱中惊醒之后，开始被迫和被动地与西方进行对话。林则徐、魏源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闭关锁国”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游历、学习和出使，从而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面对与大清天朝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哲学传统，这些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在进行着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因此这些游记并非简单的风物描写、纯粹的地理考察，而是这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吸引，走向世界、走向西方，以寻求富国强民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客观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这批早期到西方去的知识分子，无疑在这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尽管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在中西交往中所持的观点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区别，但他们对西方的观察和记录，却从很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内容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

我们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游记中精选出五本作为《西洋映像手记》丛书中的第一辑，他们之中有作为朝廷官员的知识分子(黎庶昌、薛福成)，也有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也有早年便接触过西学并帮助传教士译过中国典籍的文人(王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大都是梦幻般的，谁都不能具体说出“大秦”、“泰西“的准确位置和内容。莫哈(Lean—Marc Moura)认为：“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正是近代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才建立了在真实观察基础之上的对西方的最初印象，形成了比较全面且真实的西方形象。也正是这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记录了异国形象的游记，使得对形象的研究不再是单方面的西方人看中国，也包括了中国人看西方的内容。当然，据考证中国人最早到西方并写下游记的应是康熙年问到过意大利的樊守义所写的《身见录》和近期由周振鹤先生整理出版的，道光年间到意大利罗马的郭连成所写的《西游笔略》，但我们这次未选这两本，而是从近代知识分子中选了五个人，都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影响。正因为他们在出访欧洲时心事重重，所以游记中的记载才别有意味，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对西方的误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自身文明的重新评价与定位。从比较文学中”接受”(Rezeption)理论上来讲，一部作品或某一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有潜力被”误读”或被再创造。。西方形象在游记中也是一个一再被“误读”和再创造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游记作者会利用这有意、无意的”误读”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主张。而这样的一个”误读”乃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这一源自早期知识分子的对西方的“社会集体想像”一直到”五四”以后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实际上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为受到情感、想像和心理诸多因素的细微而复杂的影响，异域的风土人情往往只是这些“游客”们的道具而已，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在游记本身，而是要借游记之名，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之实，游客之意不在”山水之间“，而在“改良体制”也。

康有为在他的游记中就明言：“考政治，乃吾之专业也。”。他的目的显然不在西洋的古迹名胜之间，而是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欲铸新中国，遥思过大秦”。。康氏的徒弟梁启超也不例外，这从他对《新大陆游记》中的“风景记述，悉于删去”。的做法也可略见一斑。他们表面上在写游记，写外国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讨论中国的问题。这不禁使人想到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1089～1163)的一句话：

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传统的学问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更是重视文字，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字传承历史。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样重视“以图载道”——用图像等造型艺术来记载历史，圣经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的范围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资料，图像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特别为这套丛书甄选了多幅游记所处时代的西方著名铜版画家的作品，以期不仅通过文字，更借助于这些难得的图像资料，来研究这段历史，相得益彰。希望读者在将游记同这些图像资料参照研读时，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信息，而这些新信息是单靠文字所无法传递的。

如此看来，清末这批学人的欧美游记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正如孟华所指出的那样：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游记的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像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体想像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像的投射物。所以，在形象学中的游记研究实际上必须绕经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这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时，尤显重要：近现代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而在这种变化中，对外部世界，对异国及异国人的认知和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眼下坊间对有关西方看中国的书籍(特别是传教士的游记、札记类)的研究著作越出越多，而对中国人对西方的撰述(我眼中的他的形象)的关心显然不够。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后者研究的兴趣，同时也希望这套图文并茂的文化丛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时世界和当时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视角。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塘乡人。康氏出身于仕宦家庭，早孤，幼年受教于祖父。他早年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在龚自珍、魏源以来“今文派”经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新学”的影响下，在民族危亡日益深重之际，曾多次上书德宗光绪皇帝，阐述其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变法维新的具体措施，影响极大。康氏后来成为近代维新运动中的领袖人物。1898年他与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运动，变法政变失败后，康氏于1898年逃亡海外，至1913年始返故国。

1904年6月，康有为自香港启行，游历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十一国。这年冬天，他在加拿大撰写了《欧洲十一国游记))。然而后来却只出版了两种，那就是《意大利游记》(初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及《法兰西游记》(初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政变发生前期，光绪皇帝曾亲写密诏叫康有为“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还叮嘱他“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从戊戌去国至始做欧洲十一国之游的六年间，康有为一直寄希望干光绪皇帝能够重掌政权，重新启用自己，使他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强盛的大帝国。故而康氏在国外，也是时刻关心着国内的时局，随时准备着回国效力。这两部游记，就是康有为实地考察了西方世界之后，给当时的中国开出的改良药方。这正如他自己所说：“考政治，乃吾之专业也”。他认为“考其政变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见于神州大陆矣”。他期待着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以期挽救民族的危亡。时至今日，当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与动乱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康氏的主张，依然能够感受得到康有为那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爱国救亡的用心所在。

今天看来，《欧洲十一国游记》的价值显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方面，康氏在文化方面的主张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在对文物的保护方面，康有为在《意大利游记》中提到：“维罗马亦有可敬者。两千年之颓宫古庙，至今犹存者无数。危墙坏壁，都中相望。而都人累经万劫，争乱盗贼，经两千年，乃无有毁之者。今都人士皆知爱护，皆知叹美，皆知效法，无有取其一砖，拾其一泥者，而公保守之，以为国荣。”尤其对保存文物的意义，康有为阐述得更加明白：“而所存美术精品，后人得由此亦加改良进步，则其美术岂不更精焉?乃不知为公众之宝，而一旦扫除，后人再欲讲求，亦不过仅至其域，谈何容易胜之乎?”所以“中国数千年美术精技，一出旋废，后人或且不能再传其法”。康有为将之归为“不知保存文物之大罪也”，“真野蛮人之行，而我国人乃不幸有之”，“则虽有千万文明之具”，“亦可耗然尽矣”。这不能不令我们作为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传统薪火相传者而感到汗颜。康有为在另一处也说：“古物虽无用也，而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兴不朽之大志，观感鼓动，有莫知然而然者”。文化是人类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由此可见，历史文物那继世不绝的庄严意义要大大高于其作为器物的实用价值。

康有为对孔子推崇备至。他认为“孔子道无不备”，“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亡，无有能易之者”。他在《孔子改制考》中甚至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进行变法。他认为，孔教要高于其他宗教，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世界其他宗教要被孔教取而代之。尽管这些言论在中国社会发生剧变，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过从根本上讲，康有为的尊孔，实际上是以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来加以发扬光大。他的改良思想，本是想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把中国改造成世界强国。

孔子生逢乱世，他的政治主张不被同时代人所采纳。然而，当社会恢复秩序之后，儒家思想却成为中国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两千余年。康有为颇以当代孔子自居，他在《意大利游记》的自序中所署的写作日期是：孔子生两千四百五十六年即光绪三十年冬至(亦即1904年)。可见，即使在当时康氏也是与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的。康有为曾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中的“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小康”和“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在当前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小康”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康氏“托古改制”的理想，也许是不无启发的吧!

除此之外，游记中还有许多值得思索与回味的内容，请读者自己慢慢品尝与鉴别吧!

本次校注，主要是参考了“万木草堂丛书”中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上海：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和《法兰西游记》(同上)。同时，参阅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台北，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国游记——康有为遗稿》(上海，1995年)中的相关内容，以及钟叔河先生校点的《欧洲十一国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校注者只对错别字做了校改与规范，对一些人名、地名做了注释。

今年正值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出版一百周年，重读这些作品，希望读者能从更加广阔的文化比较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百年变迁，以期更好地把握现在、企划未来。

李冰涛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