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汪精卫，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两个字——汉奸！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重新去纵观汪精卫的一生，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事件，还需要真实、公正、客观。

本书不同于过去某些汪精卫的传记，充满了凭信性很低的猎奇艳史，本书力争做到求实客观。汪精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所以本文也分为三大部份来写：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第三部份：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一章 清寒的青少年时代

一清贫身世

二从秀才到留学生

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一《民报》的重要撰稿人

二出色的演说家

三与陈璧君的结合

四谋刺摄政王载沣

五“国事共济会”与南北和议

六二次革命中的汪精卫

第三章 政治上的小休时期

一沉醉于异国风情

二孙中山的少数信徒

第四章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汪精卫

一国共第一次合作

二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

第五章 大革命时期软弱的左派

一中山舰事件

二软弱的左派

三汪、陈联合宣言

四武汉政府时期的表现

第六章 七一五分共的元凶

一四一二政变

二七一五分共

第七章 特别委员会的面面观

一反共的顽固派

二特别委员会的产生

三特别委员会的余波

第八章 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一护党救国军的成立

二中原大战

三“扩大会议”的召开

四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第九章 “非常会议”时期汪、蒋的勾结

一胡汉民在汤山作阶下囚

二反蒋浪潮中的汪精卫

三“非常会议”成立

四汪、蒋勾结 

第十章 汪蒋合作时期对日推行的妥协路线

一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

二汪精卫与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

三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刺

四西安事变

第十一章 抗日战争初期的两面人

一叫嚷继续“根绝赤祸”

二低调俱乐部

三焦土政策的背后

第十二章 叛国投敌的酝酿

一日本的侵华政策

二董道宁、高宗武秘密赴日

三重光堂秘约

第十三章 叛国投敌的民族罪人

一伺机逃出重庆

二《艳电》的出笼

三河内刺汪

四投入敌人的怀抱

第十四章 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一赴日谈判

二与王克敏、梁鸿志的会谈

三76号特工总部的建立

四汪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第十五章 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

一南京三巨奸会议

二“日华关系”密约的谈判

三高、陶事件

四青岛会议

五汪伪国民政府粉墨登场

第十六章 汪精卫及其伪政权的倒行逆施

一反共清乡

二奴化教育

三法西斯党化教育

四东亚联盟运动

五汪精卫汉奸理论的形成

第十七章 汉奸末日与汪精卫的死

一汪精卫投敌前后的二三事

二汉奸的末日

三汪精卫之死

四汪坟被毁

附录汪精卫年表

后记

作者附言

            二 出色的演说家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笔战工作告一段落后，在孙中山领导下，汪精卫的工作重心就转到组织和宣传方面。此时，与保皇派的论战尚在继续。

1906年，汪精卫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接着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等地筹设同盟会分会。次年年初，又随孙中山经新加坡转安南(今越南)，于河内秘密设立同盟分会。此举是为了配合革命党人在两广、云南边境的武装起义。7月，汪精卫与革命党人张永福、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继续进行论战，汪精卫与胡汉民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胡汉民专事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汪精卫则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予康、梁以正面回击。是年汪精卫从南洋回到香港。

1907年3月，清政府怂恿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率汪精卫、胡汉民等离开日本。汪精卫坚决支持孙中山的“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计划。筹募款项，是发动起义的首要任务，孙中山就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汪精卫，他没有辜负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从1907年到1909年，汪精卫奔走跋涉于南洋各地，他不畏避艰辛，筹集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1907年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弟前派汪精卫兄赴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幕军需，各同志多慷慨仗义，筹资汇济。”①从“慷慨仗义”等语来看，其效果无疑是良好的。当时南洋风气未开，为了筹款还必须进行大量组织工作，在这方面汪精卫的工作也是出色的。所谓“奔走南洋，组织同盟分会一百多处。”②就是这方面工作的纪录。

汪精卫擅长演说，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胡汉民曾说：“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20年来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③

张永福对汪精卫的演说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回忆道：“在彼(指汪精卫)演说之夕，演讲者尚未登坛，全场即无虚席，当彼踏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其能吸引听众之注意与唤起热情，概可想见。”①

汪精卫在槟榔屿时，经常在新街新舞台与小兰亭发表演说，陈新政对汪精卫的口才称赞不已，他说：“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棨，因此极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②话虽然说得有些夸张，汪精卫的雄辩才能于此亦可概见。

三与陈璧君的结合

陈璧君，字冰如，1891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她比汪精卫小8岁。其先辈因经营橡胶业成为富商。其母卫月朗因受革命党人影响，秘密加入革命组织。陈璧君10余岁后，经常阅读其母收藏的各种杂志书刊，亦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07年汪精卫等来马来亚槟榔屿进行革命活动，陈璧君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对反清革命的宣传饶有兴趣，对革命派的演说更是热烈的听众之一。

由于《中兴日报》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发行量迅速增加，需要扩大经营，而扩大经营就必须筹募资金。因此，林义顺建议将《中兴日报》组织股份公司。在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就由汪精卫、胡汉民、林义顺等进行募股，得到了邓泽如等人的赞助，才解决了报纸所需要的资金问题。

在《中兴日报》招股这一偶然的情况下，陈璧君通过当时的会长张永福和《中兴日报》发生了联系，认购了股票。股票收据如下：

“久字第三十四经代南洋中兴报社有限公司，收到陈璧君先生附入

壹拾股，文到全期股本通用银、银壹百大圆整。理合给收单为据，候公司开

办通知，请携此单向本公司换正股票可也。付此收执存据，所有本公司事

宜，均照英国有限公司办理。  戊申年(1908年)六月初五日经理人”③

前面说到，汪精卫是颇有演说才能的，当时同盟会在南洋的支部并不公开，大多是以“演说社”或“出版社”等名义进行活动。汪精卫是演说社的骨干，陈璧君则是汪精卫演说的崇拜者之一。这位风度潇洒、口齿伶俐的青年革命党人对陈璧君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而此时的陈璧君，“亦为先生(汪精卫)的热忱听众之一。由革命而结为终身伴侣，实由于此时始。”①

关于汪精卫、陈璧君的具体结合过程是这样的：

1908年，在槟榔屿的革命党人黄金庆开设维新书室，出售革命书刊。陈璧君，经常来这里购买《革命先锋》等刊物。稍后，陈璧君又常到同盟会会员吴世荣家中，而汪精卫也不时到吴家去，两人接触频繁，产生感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同年，汪精卫自槟榔屿赴仰光筹建同盟会支部，陈璧君也在这时离开槟榔屿赴日本留学。1909年，汪精卫离开南洋准备北上谋刺摄政王之前，还为此转赴日本，偕陈璧君等一道前往，而这就成了日后汪、陈引为自豪的“光荣壮举”。陈璧君后来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这样写道：“忆自镇南关之役以后，革命屡起屡踬，精卫虑无以对慷慨输将之同志，乃与余及曾醒、方君瑛、黎仲实、喻云纪、黄复生等约人北京。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震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秘，不能以醵资望之同志。吾母知余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等乃得成行。”(多此行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汪精卫谋刺摄政王的“壮举”。

当汪精卫行刺被捕之后，陈璧君从报上获悉，忧心如焚，即从日本转赴南洋，再次潜入北京，图谋营救。她设法买通狱吏，给汪精卫传递信息。汪在狱中百无聊赖之际，得到陈璧君的手书，衷心感激可以想见，于是填词一阕，以倾诉与陈璧君热恋之情和思念之切：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

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

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底事，空令故

人僝僽。愧戴却头胪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

歌难又。

——《金缕曲》③

汪精卫、陈璧君在辛亥革命前夕这一段轶事，曾在革命党人中传颂。

P10-12

           序  言

               丁守和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比较少的。事情很简单，又很容易理解。因为近现代历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较近，其重要人物往往涉及政治斗争，或者此人就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如果在研究或论述中稍有疏忽，或者提出不同意见，就可能成为政治问题遭到非难，使人望而却步。另外，我们过去过分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好像唯物史观只是强调经济、政治，只是重视人民群众，不重视作为经济集中反映的思想、文化，不讲个人的历史作用(进步的、反动的等)，因而对思想、文化，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很不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里说的“人们”，当然应该理解为既包括人民群众，也包括各种历史人物个人。思想文化固然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但也有反作用，而且当它一经产生，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既应当重视政治经济的研究，也应当重视思想文化的研究；既应当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阐述，也应当加强对各种历史人物的研究。近几年来，研究历史人物包括近代史人物越来越多了，而研究思想文化则成了一种热门，这是令人高兴的。

研究近现代史人物确有不少困难。研究进步人物有困难，研究反面人物也有困难，研究时好时坏、时左时右，曾经进步后又变反动的反复无常的人物更困难。研究正面的进步的人物，把他的生平活动、思想、事业乃至所受教育和影响，以及个人生活、性格、爱好等研究清楚，同其所处历史条件、周围环境相融合，通过生动语言有系统地表述或描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反面人物，如果不仅仅是罗列资料做简单的批判，而是对其活动、思想、反动主张乃至罪恶行径进行具体分析，尤其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也是不容易的。若说这些毕竟还比较好处理，主要是掌握好分寸高低的问题，那么对第三类人物即那种时左时右、好好坏坏、终至反动的人物的研究，就更不容易了。汪精卫就属于这类人物。

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人物，其特点是复杂多变。他在辛亥革命时是一个革命志士，曾在《民报》上鼓吹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并因谋刺清廷摄政王而被捕，写下了“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一时传为美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开始表示怀疑，但不久就转为支持，并在孙中山左右赞划。孙中山临终时，他代为起草遗嘱，以后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意在打击共产党，同时也排挤汪精卫。武汉政府时期，他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公开提出“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7月15日，却又积极实行“分共”，公开背叛革命。以后，他即升沉起落于时代的潮流之中，纵横捭阖于社会的动荡之际，时而组织国民党改组派，同蒋介石争该党的“正统”，时而蒋、汪合流，当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高喊“焦土抗战”；而1938年底，则公开投敌叛国，成为南京汪伪政府的总头目。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政治人物如何研究，如何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对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如何评价，确实难度比较大。过去对汪精卫的评价，一般倾向于全盘否定。因为盖棺论定，他最后叛国投敌，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因而，不但对他的反共和投敌叛国应彻底否定，并且由此出发，对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行动也予以否定，说他那时不过是假革命、假左派。对他叛国投敌、出卖祖国利益的行径产生义愤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义愤毕竟不能推进科学。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简单的结论或进行简单处理，也不尽妥当。面对复杂的历史，在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我们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具体地进行分析。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正在发生这种变化。

对汪精卫这个人物的研究，也应该如此。例如武昌起义后，汪精卫与杨度共同发起“国事共济会”一事，历来为世所诟病，认为是汪精卫投靠袁世凯、反对孙中山的有力证据。然而史实表明，在当时的形势下，革命党领导人企图利用与袁妥协的办法，换取推倒清廷，从而得到廉价胜利的想法，是普遍的，几乎无一例外，只是汪精卫在这个问题上更具妥协的特色而已。

又如，在大革命的广州时期，汪精卫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还是较好的，遭到蒋介石的排挤而出走。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曾研究迎汪抑蒋的问题。到武汉后，汪曾红极一时，被誉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然而不久他就在联共问题上发生动摇。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他便公开反共，背叛革命。这是他革命事业的终止，也是他反动事业的开端。对于他的这些表现和转折是需要作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的。如果只是简单地用“假左派”来说明，似乎还不能解决问题。

就是对汪精卫堕落为汉奸头目以后，也不应简单地停留在罗列他的罪状方面，而应当探究他何以成为大汉奸，其汉奸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反动实质，并且把他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与日本的侵华政策以及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联系起来考察，才能使我们对其罪恶行径有更深刻的认识。

研究汪精卫这类人物，当然首先要注意他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思想及变化，注意他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属性的变化及特点，同时也要注意他本身的个人特性、行为品德，注意时代潮流的起伏变化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震荡，等等。总之，既要综合考察，也要具体分析。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逐步深入。

近几年来，已发表一些研究汪精卫的论文，主要是就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的专论，比较系统地研究尚不多见，资料也很分散。闻少华同志撰写的《汪精卫传》，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补了这个空白。

本书是闻少华同志多年研究的成果，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汪精卫的一生作出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对一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由于资料和篇幅的限制，本书若干地方还是显得有些薄弱，或论述不足，但它毕竟是第一本较系统介绍和评论汪精卫生平的专著，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对于广大历史爱好者，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希望后来者继踵而上，那么本书作为引玉之砖，当亦为作者和读者所首肯的。

在本书将要出版的时候，写了上面的一番话，姑且作为序吧!

本书是在师友们的鞭策鼓励下，在写《民国人物传·汪精卫》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资料和构思，历时三年，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承丁守和同志为本书写了序言，孙思白同志为本书题签，李新、张振鵾、吕一燃、陈铁健等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上述同志都是在繁重的科研任务中挤出时间看稿的，对此，笔者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敬意。

本书不足之处和论述欠妥之处，切盼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闻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