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描述了在柏林流亡的恶果军官加宁、从邻居的一张照片中发现邻居正在等待的妻子玛申卡，原来是他中学时代的初恋情人，而后的几天里，加宁不断的追忆自己的往昔与连接人度过的美好时光于是将邻居的闹钟拨慢，代替他去接玛申卡，并期望着与玛申卡重叙旧情，但是在等车的时间里，加宁顿悟到，今日的玛申卡已经是别人的妻子，无论过去多么让人怀恋，毕竟一去不返。最后，加宁踏上了另一列火车，离开了柏林，去法国开始新的生活……

《玛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是在柏林开始写这本书的，那是在一九二五年春我结婚后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中，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这是我接受的极少数的一般规则之一。由于俄国非同一般地遥远，由于思乡在人的一生中始终是你痴迷的伴侣，我已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忍受这个伴侣的令人断肠的怪癖，我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丝毫不为之感到困窘。

       一四

黑色的火车隆隆驶过，震得公寓楼的窗子直响；像幽灵耸动双肩抖落重负一样，如山般的浓烟向上翻腾着，遮住了夜空。屋顶在月光下发出一片平滑的金属光辉；当一列黑色的火车隆隆驶过铁桥、发出的一条光之链照亮了整座桥时，铁桥下一个声音洪亮的黑影醒来了。咔哒的轰响和大团浓烟似乎在楼中直穿而过，楼在深渊和街道之间颤抖，深渊里线条般的铁轨像是月光照耀下的指甲划出来的，铁桥在等待着下一列火车的有规律的雷鸣声。街道上横跨着平展的铁路桥，楼房像个幽灵，你可以用手穿入其中并且扭动你的手指。

加宁站在舞蹈演员房间的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柏油路面发着幽幽的光，缩短了的黑色的人影走来走去，消失在黑暗中，然后又出现在商店橱窗反射出的倾斜的光带中。街对面房子里有扇没有拉上窗帘的窗户，从这明亮的琥珀色缺口里可以看见闪闪发光的镜子和镀金的框子。这时一个优雅的黑影放下了遮帘。

加宁转过身来，科林递给他满满一杯颤动着的伏特加。

房间里的光线暗淡而怪异，因为这两个鬼点子多的舞蹈演员用一块紫红色的绸子把灯包了起来。房间中央的桌子上，酒瓶闪着紫色的光，打开了的沙丁鱼罐头里泛着油光，还有用银色的纸包着的巧克力糖，各种香肠片，以及浇过糖浆的肉饼。

坐在桌旁的有波特亚金，他面色苍白，愁容满脸，巨大的前额上汗珠点点；阿尔费奥洛夫，炫耀地系着一根崭新的闪光绸领带；克拉拉身上仍是那一成不变的黑连衣裙，因喝了廉价的橘味烈性甜酒而满脸通红、神情倦怠。

没穿外衣只穿件开领脏绸衬衫的戈尔诺茨维托夫正坐在床边上，在一只他不知怎么搞来的吉他上调音。科林一直不停地在倒伏特加、烈性甜酒、莱茵白葡萄酒，他肥胖的臀部可笑地扭动着，而穿在紧身蓝夹克中的修长的躯体则几乎保持不动。

“什么——不喝酒?”他噘起嘴，抬起充满柔情的眼光看着加宁，老套地责问道。

“喝——干吗不喝?”加宁说着在窗台上坐下，从舞蹈演员颤抖的手里接过冰冷轻巧的小酒杯，一口喝了下去。他环顾坐在桌子四周的人，他们全都沉默着——就连因为八九个小时后妻子就要抵达而过于兴奋的阿尔费奥洛夫也不例外。

“吉他调好了，”戈尔诺茨维托夫调了一下一只链钮，拨了拨弦说。他拨动了琴弦，然后用手掌压住琴弦的震动。

“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唱呀?为庆祝克拉拉的生日，唱呀， ‘像一朵香花……’”

阿尔费奥洛夫向克拉拉咧嘴一笑，举杯装出一副殷勤的样子，身子向后一靠——因为是一只没有靠背的转凳，他几乎摔倒——尽力用做作的假男高音唱了起来，但是没有人跟着唱。

戈尔诺茨维托夫最后拨了一记琴弦停了下来，大家都觉得十分尴尬。

“真是帮好歌手!”波特亚金沮丧地咕哝道，摇了摇用手托着的头。他觉得很懊恼：气短胸闷加上想到遗失了的护照。

“我不该喝，问题就在于此，”他阴郁地补充说。

“我告诉过你的，”克拉拉低声说，“你简直像个婴儿，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干吗谁都不吃不喝了?”科林问，一面扭动屁股用小碎步在桌子周围走来走去。他开始把空杯子斟满。谁也没有说话。显然聚会不成功。

到目前为止一直坐在窗台上、带着一丝含有沉思的冷嘲的笑意看着闪着紫红微光的桌子和照得十分古怪的面孔的加宁这时突然跳到地上，放声大笑起来。  “把杯全斟满，科林，”他一面向桌子走去一面说道，“再给阿尔费奥洛夫倒上点，明天我们的生活就变了。明天我不再在这儿了。来呀，干杯!克拉拉，别拿那受伤的小鹿的眼光看着我，再给她倒点那烈性甜酒。你也来点，安东·谢尔盖耶维奇——高兴点!为你那护照伤心一点用也没有，你会再得到一个护照的，比旧的还要好。给我们背点你的诗吧。啊，对了，顺便说说……”

“把空瓶子给我行吗?”阿尔费奥洛夫突然说道，快活而激动的眼中闪烁着一线淫欲。

“顺便说说，”加宁重复道，一面走到老人身后把一只手放在他肉乎乎的肩膀上，“我记得你的一些诗，安东·谢尔盖耶维奇， ‘满月——森林和小溪’——是吧，对不对?”

波特亚金转过头来看着他，然后不慌不忙地笑了。“你是在旧日历上看到的吗?他们特别喜欢把我的诗印在日历页上，在下侧每日菜谱的上面。”

“先生们，先生们，他要干什么?”科林指着阿尔费奥洛夫大声说道，阿尔费奥洛夫打开窗子，突然举起了瓶子，指向蓝黑色的夜空。

“让他去，”加宁笑道，“他愿意就让他捣乱去吧。”

阿尔费奥洛夫胡子发亮，喉结涨起，鬓角稀疏的头发在夜风中拂动。他把胳膊向后一甩，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然后严肃地把瓶子放在了地上。

舞蹈演员大笑起来。

阿尔费奥洛夫在戈尔诺茨维托夫身旁坐下，从他手里拿过吉他，开始试着弹了起来。他是个很快就会喝醉的人。

“克拉拉这么一副严肃的样子，”波特亚金费劲地说，“像她这样的姑娘过去常给我写非常动人的信。现在她看都不愿看我。”

“请你别再喝了，”克拉拉说，心想她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痛苦过。

波特亚金强笑了一下，拉了拉加宁的袖子。“这儿是俄罗斯未来的救星。给我们讲个故事吧，列维什卡——你漫游过哪些地方，在哪儿打过仗?”

“我非讲不可吗?”加宁宽厚地苦笑着问。

“是的，讲吧，你知道，我觉得压抑得要命。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俄国的?”

“什么时候?喂，科林，来点那黏糊糊的烈性甜酒吧，不，不是给我——给阿尔费奥洛夫。对了，搀在他的杯子里。”

P103-107

  眼前这部小说的俄文书名《玛申卡》(Mashenka)——“玛丽亚”(Maira)的次派生呢称一几乎无法合理地音译出来(重音在第一个带“a”的、读音和在“ask'’中的“a”一样的音节上，再加上一个像在“mignon'’里的读音腭音化的“n”)。在寻找一个适当的替代名(Mariette?抑或May?)的时候，我决定用《玛丽》(Mary)，这个名字似乎和俄文书名所具有的自然纯真最相匹配。

《玛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是在柏林开始写这本书的，那是一九二五年春我结婚后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图书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两年后出了德文版(乌尔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没有读过。除此之外，在长达四十五年之久令人难忘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译本。

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中，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这是我接受的极少数的一般规则之一。我的《说吧，记忆》(始于一九四。年代)的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回忆和加宁的回忆之间有着某些相同之处。他的玛丽和我的塔玛拉是孪生姐妹，都有祖传的林阴道，奥列杰日河流淌在两本书中，今天的罗日]断特维诺的宅子的照片——非常漂亮地翻印在企鹅版(《说吧，记忆》，一九六九)的封面上——简直就是小说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座有廊柱的宅子的照片。当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写自传第十二章的时候，并没有查看《玛申卡》；而现在当我查看了以后，这个事实让我着迷：尽管有添加上去的虚构成分(例如和村子里的小流氓打架，或在无名小镇萤火虫间的幽会)，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传作者的一丝不苟的忠实叙述中，包含着更为浓烈的个人现实的精华。起初，我不明白怎么可能这样：在很不容易地安排情节和夸耀地虚构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让两个人物出现在玛丽的信里)的同时，怎么还能保留住自己的经历中那激动人心之处，以及那悦人的气氛；我感到特别难以相信的是，文学中的模仿竟能和纯粹的真实相争。但是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和《说吧，记忆》里的我相比，加宁距离他的过去，比我要近三倍。

由于俄国非同一般地遥远，由于思乡在人的一生中始终是你痴迷的伴侣，我已习惯于在公众场合忍受这个伴侣的令人断肠的怪癖，我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丝毫不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无知和缺乏经验的产物，任何一个评论家都能够很容易地开着玩笑就列出表来，但是对我(在这个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来说，里面的几个场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养病，谷仓音乐会，划船)；如果我当时想到了的话，就会把这些场景完整地移到后来的作品中去。与格伦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识到，我们的翻译应该忠实于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译不是我的文本时我会坚持的那样忠实。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译成为King，Queen，Knave《王，后，杰克》)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所使用的轻浮专横式修改翻新，在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我认为惟一需要作出调整的，仅限于在那么三四段中暗指俄国惯常事务的简短的词语(对于同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对于外国读者是无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宁按儒略历计算的日期改为按通用的公历计算(比如他的七月底是我们八月的第二周，等等)。

我必须以下面的嘱咐来结束这篇序言。正如我在《时尚》的一次采访(一九七。年)中回答艾伦·塔尔梅提出的问题时所说：“一个作家的传记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异乎寻常的经历的记录，而是具有他的风格的故事。只有从这个角度，人们才能恰当地评价我的第一个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达之间的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我不妨说，她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另外的话和仍旧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个伪信条有关。尽管一个傻瓜会争辩说orange是Organe的梦幻般的变换字母顺序的变音词，我还是劝维也纳代表团的成员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分析本书第四章结尾处克拉拉做的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