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中国文化之源头。春秋战国，中国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诸子蜂起，英雄辈出。他们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壮丽的篇章。本书所揭示的，仅仅是这些篇章中几个精彩的镜头。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正是大动荡、大变革、大飞跃的时代。这个时代诸子蜂起，精英辈出，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和规模恰在此时形成。本书揭示了这些篇章中几个精彩的镜头。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吗

禅让制和世袭制的历史真相

夏商周不同源

周公旦与周初政治

助齐争霸的名相管仲

礼崩乐坏时代的叔向情结

功成身败的伍子胥

参天尽物的范蠡

老子与中国传统文化

庄子对老子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小国的大政治家郑子产

晏婴与孔子之比较

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

子贡与孔学

秦的起源、建国和称霸西戎

前无古人的商鞅变法

招贤养士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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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张仪“纵横家”

苟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

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

修身洁行的屈原

吕不韦相秦与《吕氏春秋》

禅让制到世袭制的反复和认识纠葛

在上引《礼记》对“大同社会”的勾勒之后，紧接着对“小康社会”做出了这样的界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这些记载出自孔子之口，将禹作为区分“大同”和“小康”两个不同社会和时代的关键人物。其实在孔子时代，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他已经不能明确地说清楚夏代和商代的礼，又怎么能说清楚尧舜禹时代呢?孔子理想化地把禹之前的社会描绘为没有战争的和睦社会，这当然不能作为我们理解当时社会的可靠解说。距今大约4500年的尧舜禹时代，已经跨过了古国文明进入到了方国文明的时代，大禹之后的夏代则是具有了高度文明的王国文明。综合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分析来看，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平治水土就是各个地区的方国和部族开拓生存空间、夺取自然资源之举，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方国、古国部族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斗争和融合，进而形成了古国部族联盟的方国。显然，联盟最高权力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导权上，实行军事民主制。军事领导权可能在古国或部族间轮流执掌或者实行推举下的禅让。在联盟建立初期这种禅让是很正常的。所以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大概反映了这种领导权更迭的情形。而且，就尧舜和舜禹之间的传承来说，不能把尧和舜简单地理解为个体的两代人，而应把他们理解为代表了两个古国部族的人格神。“帝”在古代传说中也确实是具有神性的部族表征符号。到了方国文明的晚期，这种禅让就不那么能顺利实行了，因为所谓联盟领导权或许会主要表现在方国、部族发展的优势上。掌握领导权的方国、部族在战争中、在诸如治水的重大公共事务中付出巨大，所渴望的回报也就必然巨大，因而就有可能采取措施获得其他方国和部族不具备的优势资源和财富。在那种阶级分化早已产生和捍卫私有财产的体制早已建立的状况下，发生联盟最高权力的争夺就是必然的，争夺的首要目的可能正是方国或部族的优先发展权。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种联盟中，本身就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一个联盟内的古国发展水平不可能齐头并进，他们中有的可能已经进入到方国文明中，比如尧、舜、禹所领导的部族；有的可能还没有跨入方国文明，只是一些古国或更低社会发展水平的氏族部落。在这种状况下，联盟最高权力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公平的“禅让”所以在尧、舜、禹、契、后稷，乃至皋陶、夔、龙、益和所谓四岳、十二牧中，继承联盟最高权力的推举本身也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如果不这么看待，就很难理解那些与禅让大相径庭的传说。比如史传尧“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河南”，以及“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乃至“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等等。

按照传说来看，尧舜之间实行的是禅让，也就是说舜在尧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继承了实际的帝位，禹在舜活着的时候也同样掌握了最高权柄。这在走过了大概两千年之后的战国时代就遭到了质疑。当时的社会局势是诸侯竞政，王权、君权的篡夺时有发生，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因而就衍生出许多怀疑、否定尧舜禅让的认识。比如韩非子认为古时天子是因为十分劳苦才愿意让国；更有甚者，认为所谓禅让根本不存在，舜向尧发起挑战，武力夺取了帝位，之后还将尧流放于平阳；禹的帝位也是他罢黜舜的结果。即便是最初在古国部族中形成的世袭制在推广到王国文明中时，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沾满了血腥。关于禹启之间传位的诸多传说说明了这种情形。如有的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意思是益和启之间由于王位继承权发生了武装斗争，最终启夺得了权力。《史记·夏本纪》还记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后人评论有扈氏“知义不知宜也”。如果套用今天的话来说，社会已经发展了，而有扈氏还依然留恋落伍的禅让传贤体制，不能顺应王位继承体制的时代性，其牺牲不就成了旧时代的殉葬了吗?

文献记载，夏王朝建立不久发生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这似乎暗示伴随着王国文明时代而来的崭新的王位世袭继承体制并不是顺利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剧烈的反复。相传启死之后，太康继承了王位，但他沉湎于淫乐。于是居住在东边山东地区的东夷方国“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便率领部众挺进中原罢黜了太康，统治了夏的人民，代行了王权统治。显然，后羿是属于夏王国统治集团的，他夺取王权并没有遭到夏人的反对。后羿任用“伯明氏”的谄佞子弟寒浞为相，后被寒浞杀掉并取代。直到少康，历经磨难，获得了有虞氏的帮助，“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励精图治，逐渐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消灭了寒浞，终于恢复了世袭王权统治，开创了“少康中兴”的崭新局面。考古学家经过对夏代二里头文化陶器等分析发现，在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中确实具有比较浓厚的东方山东地区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因此，我们认为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是王权在王国集团内部族团的易手，显然不仅仅是后代人所说的是旁人他族的篡夺，可以理解为是禅让制和世袭制两种权力传承体制的拉锯战。

同样是在战国时代，儒家、墨家基于对现实纷乱的战争的强烈不满，鼓吹“禅让”、“尚贤”，对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度过度美化，竟然也有诸侯国的国君演出禅让闹剧的。比如地处今天河北东北部的燕国，燕王哙当政时国政衰微，大臣子之派鹿毛寿进言，说燕王如果让国给子之，就如同尧让国给许由，子之一定不会接受，而燕王不仅不会失掉天下，还有了尧的贤名。结果是，子之俨然南面称王，国事均由他来决断，三年燕国大乱，不久也就亡国了。毫无疑问，自从进入春秋战国以来，政治体制只能是向着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发展，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秦汉封建社会以来则更没有了实行禅让的社会基础，那种所谓禅让或者是某些强权掩饰自己篡位野心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或者是改朝换代的一个体面的形式，哪里会有真正意义的让国于贤呢?魏文帝曹丕早就做了实际的皇帝，所欠只是一纸禅让诏书来做欺世的天授皇权的表面文章，东汉末代皇帝也不过终于借此结束自己傀儡的尴尬境地而已。又如南唐皇帝李煜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也做出了让国的姿态，然而北宋皇帝赵匡胤却想的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夏保国)  P14-17

打开长长的中国历史画卷，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没有先秦时代那样多姿多彩，那样波澜壮阔。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会造就许许多多具有时代特色的精英人物。但就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任何时代的人物从总体上看都无法与先秦时代的精英们相提并论。

我常对学习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们说：要想对中国的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对先秦史多下些功夫。这并非因为我的本行是先秦史，而是因为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

德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1 Jaspers，1883—1969年)在其所著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0rigin and Goal of Histoty)一书中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理论。他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数世纪称为“历史的轴心”，意为这个历史时代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上处于中心和枢纽的地位。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的文明尽管起源很早，但在轴心时代之前，人类文明史上从未产生过重要的精神运动。轴心时代的精神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精神飞跃，并且在许多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这一时期，人类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其精神成果决定了直到现今的全部人类的历史。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这一时期的精神成果标志着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的精神变革。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正是大动荡、大变革、大飞跃的时代。这个时代诸子蜂起，精英辈出，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和规模恰在此时形成。

这个时代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和人物实在太多太多。假如我们把这个时代的历史比做大海，我们在本书中奉献给读者的，只能是大海中的几滴水。但这几滴水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光芒。读者也可以从这几滴水中品尝我们对那个时代历史的认知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