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别署剑箫、驷马等。按时髦的说法，属于“60后”。曾任出版社编辑，现为报社编辑。于书无所不窥，惜乎少有发明。既不“作”，又不“家”。生性愚顽，一厢情愿。以不二不三之笔名，写不三不四之文章。仰慕冲淡境界，未敢吆五喝六。子不语怪力乱神，吾非圣人，何惧之有?故题材变杂，东拉西扯，杂七杂八，是谓万金之油，随遇而安。什九抄袭，一分原创。所抄袭者，生活也。今生骨骼定型，世界观亦难变。若欲在下转圜，下世请早。

豆浆是饮食店必备的常馔，只是它并不像大饼油条那样供应充足，记得要吃豆浆者必须趁早，一般在七点以前还能凑合，之后便告售罄。如果你不怕涩喉咙，也许还有一些高比例豆腐渣含在其中的豆浆，浅浅地覆在豆浆桶底上。

点心店的豆浆都是靠专门的豆浆制作供应商提供，点心店只负责兑成甜浆或成浆。甜的，在淡浆里加糖便成；成的较为复杂，里面有油条、虾皮、紫菜、辣油等。淡浆三分，甜浆四分，成浆五分，层次分明，一般不吝吃上成浆的，可看作是有钱一族。淡浆和成浆，只差两分钱，很多人就是喝不起。

弁言

当记忆成为一种奢侈

特殊年代的特殊风景

锣鼓喧天的岁月

筑起新的铜墙铁壁

忆苦思甜话当年

徽章的审美表情

买了年货好过年

曾经防空演习

“光荣退休”

地动山摇何所惧

“摸彩”的光彩

12月26日

向老人家拜年

传呼电话和私人电话

换房的轮回

欢迎外宾

学工也疯狂

…学农只等闲

上海烟民

店堂里的小玩艺

小弄堂里的大乾坤

吃在里弄食堂

弄堂的是与非

吆喝声声

井水冰凉

铺板任逍遥

夏日除虫记

难走的上门路

“小小班”情结

旧概念大扫除

从头开始入新年

澡雪垢滓

“18只蹄膀”说做媒

守岁

此一时彼一时

娱乐圈的欢乐英雄

肇嘉浜路路当中的

情调

南京路上几处有味

道的地方

吃弄堂饭

吹出一个陕乐的童年

“花样”年华

万众一球

四国大战

勇敢者的游戏

抄电影说明书

电影好看票难猜

影院地图

看电视喽

木偶剧场

怀念“新华”

出尽风头年历片

黄色书

故事的魅力

数理化自学丛书和

世界名著

静得风月两书店

绝配

张开你的嘴或空荡荡

“四大金刚”归去来

生煎馒头与排骨年糕

佳肴还仗调鼎手

冰天雪地

冷饮识世道

酸梅汤和红茶菌

幸福的西瓜

粽香飘满街

酒水照人心

上海酒仙

上海熟食

甲肝时代

咖喱糨糊

无需票证的副食品

锣鼓喧天的岁月

双休日的清晨，睡意正浓中，忽被一阵锣鼓敲打声吵醒，说不出是郁闷还是有趣，只有一个感觉是真实的，这就是：锣鼓喧天的情景，久违了。是的，三四十年前，锣鼓喧天，绝不是个噪音的代名词，相反，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喜庆。那时候的人们，哪个不曾在锣鼓喧天中扮演过一个“热心者”或“起劲的推动者”的角色?毫不夸张地说，敲锣打鼓就是中国人的徽号，在这里面，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绪，但更多的是显现中国人的政治热情。

锣鼓声无处不在

那时候，中国实际上已是内外交困，但因为“保密”保得好和老百姓“觉悟”比较高，所以“敌人一天天烂卜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成了大家的共识，可以说在咱们上海甚至中国，就没什么让人担忧的事，只有喜事。不必说党的“九大”“十大”的召开，也不必说党内揪出了所谓的“坏分了”和某某地方成立了“革委会”这类“大喜事”少不了要敲锣打鼓喜庆一下，就是“光荣退休”“参军”“除四害”乃至于“上山下乡”这类现在看起来是“悲剧”的事，也要敲锣打鼓一番。一天之中，倘若你不曾听到过一两阵敲锣打鼓声，基本上可以断定，你这位仁兄不是聋子就是在蹲监狱。有时十字路口，会出现四支队伍相向而行的盛况，最妙的是，各队“报”的“喜事”还各不一样，有的也许是送“工宣队”(工人宣传队)回单位，有的也许是广播操得了第一名，有的也许是单位里出了个“学哲学”的标兵，有的也许是医院成功地帮病人割掉了一个大瘤……至于清晨或深夜有成规模的锣鼓声大作，那一定是“特人喜讯”，比如中央发了一个“重要文件”、开了一个“重要会议”，或是毛主席下了个什么“指示”等等。此时“锣鼓就是信号”，你是单位里的领导或积极分子，肯定会从床上一跃而起，步行至单位(此时已没了公交车，出租车更没影)，发现“广大革命群众”已群情振奋地在准备锣鼓家什上街游行。倘若你稍一迟缓甚至一念之差不到，就等着被人“扣帽子”吧。“上不上街敲锣打鼓，这可是政治态度问题”，那时候没人不懂，包括小孩子，没有人会开自己的玩笑。如此这般，焉有不锣鼓喧天之理?

锣鼓英雄

因为敲锣打鼓是和当时人们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而人们的政治生活又是频繁进行着，所以无论是大企业还是生产组，备一副锣鼓家什是必需的，而培养一支能敲打的队伍也是省不了的。如果是街道小厂，拼凑几个老弱病残，乒乒乓乓弄一通，从道理上说也就过得去了，如果是大机关大企业，那对这事就一定不可马马虎虎对待，你所成立的锣鼓队，绝对要体现你的实力和水平，要搞大，否则会形成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好在那时的企业领导都很乖巧：生产宁愿不促，革命不可不搞。所以每个单位对抓锣鼓队都很花心思。那些著名的锣鼓队都出自大型重工业企业，比如钢铁厂、造船厂、港务局、机器制造厂、交运局等，像手工业局、轻工业局、商业局、纺织局等本不缺少大力上，但在锣鼓队这一项，却是拱手相让那些“重”局。确实，只要钢铁厂、造船厂等地方的锣鼓队一出现，便有别人家达不到的气势：鼓手都是熊腰虎背不说，一只大鼓直径足有两三米长，可以让八到十人同时围着敲打；那面锣也是大得像个载重卡车的轮子；载鼓的汽车让人瞠日结舌，十几辆长约二三十米的平板车，每辆足足可载上三四只大鼓和■四十人。就这架势，还不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那些小伙子鼓手自然是卖力的，光着膀子流着臭汗不说，还要搞出一些花样来，比如节奏和轻重的变化，更有一些锣鼓队还扭起了肩膀、腰肢和屁股，形成了舞蹈动作。你还真别说，表现出色的队，因其动作的流畅、鼓声的响亮、节奏的和谐、身段的优美而让观众击节赞赏。老实说，那些小伙了也应该卖力，因为他们都是经过政审从基层抽调出来的，基本上是脱产或半脱产，待遇好，领导重视，表扬不断，晋级也快。他们打鼓时一律着崭新的工装，有小少队是着舞台装，头扎红巾，腰束一虎口宽的牛皮带，威风凛凛，就像个“义和拳”的大师兄，住人们的心目中俨然成了“锣鼓英雄”。

好多年之后，我偶尔在饭局上碰到几位新识的朋友，得知其中一位在某造船厂上作，同桌的其他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想当初你们厂的锣鼓真是有名，实在好。”立即对他刮曰相看，热情有加。

无言的命令

自从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后，里弄里就不太平得多，整天锣鼓喧天，人员络绎不绝。有的是宜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有的是表示响应的，有的是欢送知青下乡的……还有一种真是奇怪，是“催行”的。比如因为分配不当或根本不想下乡，那个学生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避难”。然而这桩事由学校或多管闲事的人通报给了里委，那些居委会的“老阿姨”们便上门来做工作，一次两次做不通，再来一次……最后还不通，就把锣鼓敲到你的家门口。锣鼓一响，引来众多围观者，大家叽叽喳喳，指指点点，弄得全家坐立不安；倘若你不予理睬，第二天锣鼓又存你家门口响起，还伴随着口号，让你感到难堪；第三天锣鼓队再来，此时你和全家都觉得自己确实不埘；接连几天锣鼓敲来，全家精神崩溃，只得打起背包卜路。我的一家亲戚便是如此。

有些邻居们吃不消那些锣鼓声，开始流露出一些怨言，个别人半安慰半劝说地请亲戚一家“考虑考虑”，亲戚感到压力很大，父母进出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实在难受，女儿不敢外出，生怕被人围住喊口号。随着锣鼓的越敲越响，亲戚一家精神上不能继续支撑，只得送女下乡。

现在只要一谈起“上山下乡”这段凄苦的经历，亲戚一家便把一腔怨气出在那些锣鼓声上：“都是那些死人的锣鼓声，是它把阿拉逼上路的!”

我曾是腰鼓队队员

在“锣鼓喧天”的日子里，小孩子当然并不就是一个看客，他们也有自己表达喜悦的方式，那就是打腰鼓。打腰鼓并不是孩子的专利，但它因为型制较小而比较适合孩子使用。

孩子打腰鼓，主要是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比如中央作了重大决定，上头要求组织欢庆活动，此时让孩子打打腰鼓，烘托烘托气氛，是非常惠而不费的。

那时，我被老师点中参加腰鼓队。我对此毫无兴趣，认为这是女孩子的专擅，无论动作还是步伐都是女性化的，所以很不卖力，老学不会，尤其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程式，让我觉得“娘娘腔”透了，便故意装出反应迟钝的样子，使整个队伍变得不整齐不好看。此举当然引来带队老师的不满，向我指出了好几次，可是我的“接受能力”看上去真的很糟，往往“手忙脚乱”，给队形添了乱。老师只得请我“下岗”，我也乐得“提前退休”，不过打腰鼓的基本手法却至今难忘，这不，“咚吧咚吧咚咚咚吧，咚吧咚吧咚咚咚吧”……

“牛鬼蛇神” 心惊胆战

“文革”期间，每有中央新精神下达，有关部门总要组织游行，敲锣打鼓以示宣传推进。而中央的所谓“精神”，总是与狠抓“阶级斗争”有关。每逢其时，那些被诬为是“牛鬼蛇神”的人往往心惊胆战，说不定啥时候那些敲锣打鼓的人一时兴起，就到他们家来揪斗一番。我亲眼所见一个“牛鬼蛇神”邻居闻鼓声脸色慌张、不知所措的样子。现存想来，那确确实实是个是非颠倒的年代。P2-7

当记忆成为一种奢侈，情景会怎样?

为了核对一个重要史实，有人日夜兼程，试图从濒死的当事人口里抢救出一个字——“是”或“否”；为了获得知情者对于当年一个基本情况的描述，有人不远万里，远渡重洋；为了纠正回忆者的误记，有人焚膏继晷，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加以澄清；为了在第一时间拿到一本重要的回忆录，尽管八字还没一撇，有人不惜一掷千金……有人为某某政要没有留下回忆录而遗憾不已；有人为某某巨公丢失的回忆录而倒海翻江地寻觅；有人为尚未到期公开的回忆录而苦苦等待……有人为失忆而痛心疾首；有人为无法摆脱的难堪记忆而烦躁不安……我们正在为这记忆之门的开闭，付出代价。

回忆是人皆可为而不为的事，正因如此，它容易被忽视，容易被遗弃，容易被边缘化，好比一张清代或“文革”中的邮票，在当初正常的消耗中，任由它自生自灭，谁也不去关注它的归宿，当然，除了那些有心人。而事实上，只有那些有心人，才是真正的收获者，才是真正的赢家。

一件东西，当它被我们意识到重要而却又不被拥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奢侈品，比如回忆。

然而，让我们坐立不安的，不是那些记忆正在变得奢侈起来，而是民族的集体失忆。不可能?哦，也许吧。不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苦难史，如今正在被无可抑制的乐观情绪和狂欢气氛所消融。许多人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已然淡忘，毫无兴趣，更不用说那些没有经历过“昨天”的新生代。还有谁会相信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谁还会认为那些似乎近于“自恋”、唠唠叨叨地说着“从前”的人，是体面的、明智的、受人尊敬和欢迎的?

列宁说：“忘记过去则意味着背叛。”其实，在现在，更清晰的表述应该是：忘记过去则意味着失去将来。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还没有哪个对自己的历史表现出漫不经心、不以为然，耐人寻味的是，健忘和漠视，倒是那些落后、软弱、贫穷的国家的特征。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能够证明，有些值得引以为戒的事实，比如“文革”之怪状，如果当事人不加披露，就不会成为民族反省的动力。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此时，苏方领导人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首脑柯西金启用中苏热线电话，准备亲自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试图了解对方意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方一位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不但拒绝为他转接，还严辞痛斥道：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话务员愤怒地说：我们的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几天以后，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总理通话。外交部苏欧司答复说：你们苏联党已变成修正主义了，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了，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无奈之下，苏方改由外交渠道与中方接触。

——李连庆《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

如此生动、形象、清晰的历史影像，难道会出现在那些正襟危坐的历史教科书中吗?正是记忆，显示了它独特的印记和对历史还原的扎实。

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不公开，后来者如何知道“文革”之“大”、遗祸之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不去正视这段历史，不从这段历史当中反省整个民族扭曲的文化心理，那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不会那么快速、那么流畅，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融入世界，被世界认同。

有两件事我想应该提一下。

一件是大概几年前，我曾请教一位在福州路上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先生，福州路上某剧场在“文革”及之后一段时间里的更名情况。不料，他绞尽脑汁，竟不能作答，而说起“文革”乃至解放之前的情况，则如数家珍，随手拈来。  还有一件事是，为了寻觅一张新华电影院拆除前的照片，我求助于各路朋友和寻觅有关资料，结果都是“阙如”，相反，要获得一张旧上海时期新华(原名夏令配克)的照片，倒是易如反掌。

莫非人的记忆真是记远不记近的吗?莫非我们对于貌似唾手可得的东西天生缺少关注的热情吗?现在大概可以明确地说，不错。这不是历史要我们应当这样那样地去梳理历史事件，而是我们的历史观出现了偏差—厚古薄今，是无数史学工作者的心理定势。

可以说，这两件事，小小地刺激了我，促使我把在“文革”中后期及之后的十多年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因为我相信，在所有关于上海的记忆当中，这段历史最没“亮点”，最不出彩，最少引入注意，然而却是最堪玩味、最耐咀嚼、最有强烈现场感的历史档案，尽管它更多的是以野史的面目示人。

至于我这本小书所起的作用，我想最多只是立此存照，或者说只是为了忘却的记忆——对那段很多人熟悉但又不屑爬梳，正在淡出人们记忆的历史的摹写。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最有资格最合适的摹写者，我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来补缀我的疏漏，共同参与完成这张历史拼图。

怀旧，是一个人逃脱不了的人生过程，这和观念、品质、学识等等没有关系。如果说人家的怀旧还带着一点欣慰和快乐的话，我的“怀旧”，则更多的是对过去的否定——对那些失去理性岁月的否定。但愿读者能够看得出来。

为了不使记忆变得奢侈起来，有些事，我们要赶快做，哪怕只是贡献一鳞、一爪、一斑、一屑。在行将交卷的时刻，我的这种心情反而变得沉重起来。

我原本试图写成100个片断，如果能够实现的话，恐怕涵盖面可以更广一些，遗憾的是，手上不断增加的杂七杂八的事在干扰着正常的写作。或许以后还有机会补救，我知道这是一个奢侈的想法。但愿这不是空想。真正使我担心的，不是别的，却是自己的记忆力是否能经得住时间的磨砺。

感谢管继平先生，是他的催促和游说，触发了我忆旧的冲动；感谢陈鸣华先生，是他对于这个题材有兴趣并给予友情关照，使得我写作目的变得明确起来；感谢孙欢女士，是她的专业精神和美妙构想，让我始终感到所做的这件事有意义并且有很好的预期。另外，公输于兰女史慷慨允许我借用她的几篇文章，以补我的不足；贺信先生等提供大量的影像资料，为之增色不少；葛昆元、王毅等友人以各种形式给予了很多帮助，我对此至深感谢。

200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