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经历着怎样的动乱和变化？保持着哪些文化传统和陈规陋习？都市、乡村及社会各层面的具体状况如何？……本书将为你解答这些问题。

　　本书的作者系一百年前在中国居留并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人。他以外国人独有的视角和眼光打量、考察着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并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纪录下他的观感和惊奇。

这是一部湮没百年的中文译著，鲁迅先生生前曾向国人郑重推荐此书，但对些一译本，竟未曾得见。今予重印，旨在重视当时中国社会顽固保守的时代氛围下，那些痛感国家落后、人民蒙昧的留学业生们企望国人乘此卧薪尝胆、以求自立的一片苦心。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实际上是在借此呼吁一场反省民族气质、改造和完善民族性格的思想运动。

引 言

第一章 面子

第二章 节俭

第三章 勤劳

第四章 礼节

第五章 漠视时间

第六章 漠视精确

第七章 误解的才能

第八章 拐弯抹角的才能

第九章 灵活的固执

第十章 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 神经麻木

第十二章 轻视外国人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 保守

第十五章 漠视舒适和便利

第十六章 生命力

第十七章 忍耐和坚韧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第十九章 孝顺

第二十章 仁慈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 社会台风

第二十三章 相互负责和遵纪守法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第二十六章 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真实状况及其当今需求

译后

第五章 漠视时间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都信奉这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日趋复杂，一个工作者在工作时间内要应付大量各种各样的工作，若是在上个世纪完成这些工作，则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的应用导致了这样的变化，而对于这样的变化，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基于其自身素质早就预先做好了准备。我们的祖先也曾碌碌无为，除了吃喝、打斗之外很少做事，或无所事事，但无论如何，我们毕竟还是能够看到，我们的民族自始至终都是以旺盛的精力见长的，这种旺盛的精力会促使我们每个人在完成一件事之后马上就会去开始做另外一件事。

中国人的问候语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问候语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是意味深长的。中国人在遇到同伴的时候会说：“吃饭了没有?”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这种场合下却说：“你做得怎么样?”做事是英国人的生存常态，吃饭却是中国人的生存常态。由此可以感觉到，对于我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意识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在正常的情况下，时间会被充分利用，直到最后一秒钟，而中国人却像大多数东方人那样，显得非常悠闲自在。中国人的一天仅被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时辰的名称并不能清晰地给出各个时辰的分界点，只是含混地表示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么一来，“晌午”这个概念就可以指从十一点到一点之间这整段时间里的任何一个钟点。我们曾听到一个中国人这样发问：“月儿几时上中天?”如果用一种更为精确的语言来表达，他的问题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月亮处在子午线上时该是夜里的几点钟?”

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用语也几乎都带有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日出”和“日落”就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精确的时间概念了，尽管他们置身于很大的纬度跨度(以及同样巨大的经度跨度)，而“午夜”则像“晌午”一样，并不是对某个时间段的特指，夜里的时间通常根据“打更”来划分，也同样是不精确的，只有最后一更除外，因为它常常是和天亮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在城市里，“更”的长短也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对于我们称之为便携计时器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就整个民族而言还一无所知，即便是那些拥有钟表的人，也没有几个人会根据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他们最多只是每隔几年把钟表擦洗一下，让它们保持正常的运转，但这样的事情也不常见。普通的人则凭借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用太阳一“竿”、两“竿”还是几“竿”高来描述时间，如果天阴，就通过对家猫瞳孔的收缩和放大来获得大致的时间概念，这样的时间概念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也就足够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与他们对时间不精确的测算有很大关系。根据西德尼·史密斯的划分，世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种：大洪水之前的人和大洪水之后的人。大洪水之后的人发现，一个人的寿命已经不可能再长达几百年、甚至一千年了，因此，他们就得学会如何尽量充分地利用时间，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与之相反，大洪水之前的人则没有意识到，玛土撒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行为一如既往，生活似乎仍在按照祖传的规则按部就班地持续。

中国人应该被归入“大洪水之前的人”。一个出色的中国说书人，常常被茶馆老板雇来吸引并留住顾客，他会使人想起丁尼生的某部“口若悬河”的作品。客人们来了又走，可他却“永远存在”。演戏也是一样，有时要接连演上好几天，虽然与泰国戏比起来，中国戏的长度还是小巫见大巫的，我们听人说过，他们在泰国看过的戏，有的竟会持续演出达两个月之久!中国人的杂耍要是表演出色的话，是极其智慧、非常幽默的，但是这些杂耍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开场之前总要对观众讲上一通哕里哕嗦的废话，这段话如此之长，会使得一位外国观众在杂耍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后悔到场了。更为可怕的是中国人那无休止的宴席，宴席上的菜肴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尽管中国人乐在其中，直到离开时还似乎意犹未尽，而每位参加过这种宴会的外国人却都会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有句极为伤感的老话：“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而对于那些落入这些场合的不幸的野蛮人来说，这一希望散席的整体希望常常会消失在每每经历的局部绝望之中。

中国人自打出生开始，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之前的计划不紧不慢地做每一件事情。上学的时候，他们一整天都待在学堂里，从日出到日落，其间只休息一两次，吃些东西。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对其它的教育体系都闻所未闻。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整个过程都非常严格，尽管大多数考生在这种荒谬的考试过程中都体验到了诸多不便，但是，还是很难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意识到，对学识的这样一种检验方式本身就具有先天的缺陷。

接受过此种教育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会使人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中国的语言基本上算是一种大洪水之前的语言，要掌握这种语言，需要耗费掉玛土撒拉那样漫长的一生。这就好比说，古代中国人和古代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去学会他们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或许就再也没有时间去道出任何值得道出的东西、去写出任何值得写出的东西了!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之前的，这不仅是指这一历史试图上溯到混沌初开的时代，而且也是在说，在它那源源不绝、缓缓流淌着的历史长河两岸，既有过去年代的阔大乔木，也有数不清的树木、枯草和残枝。只有一个时间观念相对淡薄的民族，才能书写并阅读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把这一切都装进其庞大的“肚量”之中。

中国人对时间的漠视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体现在他们勤劳的张力性质上，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勤劳的强度上，他们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有幸在中国盖过房子的人，与中国的包工头和工人们打过交道的人，有几个人还愿意再盖一次房呢?那些人总是来得迟，走得早。他们常常停下手中的活儿，喝起茶来。他们用一个小布袋从老远的石灰坑里运来几夸脱的灰泥，如果改用手推车的话，工作效率能提高三倍，可似乎没有一个人在意这样的结果。只要碰上一点儿小雨，整个工程就会停顿下来。这样的事倍功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这群人每天的“一个工”究竟是多大的工作量，常常是很难估算清楚的。我们听说，一个外国人嫌他雇佣的木匠们钉板条的速度太慢，就自己动手干了起来，结果，在木匠们吃饭的一会儿工夫里，他就干完了四个木匠半天的活儿。

就连修工具这种小事情，对中国工人来说也是件耗时、劳神的活儿。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那就用不着去操心了。这些工具莫名其妙地就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去碰它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他们所有人最乐意遵循的座右铭。在墙头上搭起几根木桩和细棍，结合处用绳子捆绑一下，就算支起了脚手架。在整个施工期间，每天都可能出问题。以前获取的一切经验都被弃之不顾。沙子、石灰和此地的泥土，没有一样是合格的建筑材料。这个外国人是孤立无援的。他就像格列佛在小人国的遭遇一样，被无数根细绳拉倒在地，那些合在一起的细绳，多得令他难以应付。我们一直记得那位广东包工头，他的承诺也像他的钱财一样都消散在了烟雾之中，因为他不幸地成了鸦片的牺牲品。最后，雇主不愿再将忍耐作为一种美德了，便把这位工头所犯下的一系列过失都摆到了他的面前。“玻璃的尺寸告诉过你。三个窗户你也量过好几遍。可每个窗子你都做坏了，没有一扇能用。你做的门也关不拢。门上一点儿胶都没抹。地板太短了，数量不够，还尽是节疤，全都没弄好。”听了一会儿雇主的此类申斥，这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眼神忧伤地看了雇主一眼，便以一种优雅的抗议语调说道：“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君子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缺乏耐心不仅无法解释，而且有悖常理。应该明智地意识到，他们说我们缺乏耐心是令人不快的，而我们称他们缺乏诚信也同样是令人不快的。

但无论如何，要在一个中国人身上培养出对迅捷和速度之重要性的赞赏，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听说，一个装满外国邮件的邮包在两个相距十二英里的城市之间被耽搁了数日，因为邮差的那匹毛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的电报系统的管理也十分混乱，经常把电报弄得驴头不对马嘴。

然而，最令外国人厌烦的，还是中国人在登门拜访时所表现出的对时间的漠视。在西方国家，这类拜访有着特定的时间长度，一般不会超时。可是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时间限制。来访会长到这样的地步，只要主人不提出让客人留下来过夜，这位客人就会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尽管他自己也已经疲惫不堪了。在拜访外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完全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和你一同坐上一个小时，谈上几句话，或是无话可说，却不愿告辞。一位杰出的牧师曾把这样一句话当做他的座右铭：“想见我的人就是我想见的人。”这位牧师若是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也许会对这句格言作重大修改。在接待过中国人的几次拜访之后，他也许会效仿另一位忙碌的神职人员的做法，这位神职人员在他的房间里醒目地悬挂着一句格言：“上帝保佑来者离去!”意思即使表达得如此直白，可还是常常会被中国人那善于误解的本性所歪曲。来访者一言不发，其沉默的时间之长，足以耗尽十个欧洲人的耐心。然后，当他终于开口说话时，便会把这样一句格言的精髓给表现出来：“上山打虎易，开口求人难!”外国人如果能像已故的麦肯锡医生那样去做，是会感到惬意的，这位医生发现，中国客人们一拨又一拨地来，这些朋友“一坐下来就不走了”，占用了他为病人治疗的时间，于是，他就常常对他们说：“请坐，就像在家里一样；我还有急事，请多原谅。”外国人如果能像一位天真的中国学生那样直截了当，就会感到更加惬意，这位学生学会了几句英文，想在老师那里试用一下，就在下课的时候说道：“打开门!出去!”弄得老师一头雾水。

P22-27

对一个上法庭作证的证人的要求是，要说出实情，全部的实情，除实情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涉及到中国人的时候，许多“证人”都说出了实情，但是，或许他们中间没有几个敢问心无愧地称自己说的只是实情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至于全部的实情，那就更没人说过了。这是因为，再博学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了解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面临着三种来自不同视角的异议。

第一种声音或许会说，试图描绘中国人的性格，将之原原本本地转述给其他人，是一项注定徒劳的努力。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伦敦《泰晤士报》于1857至1858年间派驻中国的记者，由于工作机会而得以亲眼目睹处于各种不同境况下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依靠他那训练有素的记者的敏锐目光，可以说他已经对中国人有了大致的了解，就像那个时代以中国为写作对象的每一位作家那样。在为自己的书信集所写的序言中，库克先生却为他未能曲尽其妙地描摹中国人的性格而向读者致歉：“在这些信件中，我还没能详尽地解析中国人的性格。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再也没有什么主题能够比它更加引入入胜，再也没有什么题目能够比它具有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可以进行精心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和成功的归纳。我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却没有加以利用，任何一个小批评家都会因此而蔑视我。事实却是，每当我刚一提笔记下整个中华民族的若干非常优秀的品质时，非常不幸，我所观察的那些人却总是会在同时表现出另外一种言行，推翻了我原来的假设，为了忠于事实，我连续焚毁了一些信件。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经常与一些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们谈及此事，发现他们也总是与我观点一样，认为不可能得出一个关于中国人性格的整体概念来。然而，这些难题只有那些实际接触过中国人的人才会遇到；一个聪明的、对讨论的对象茫然无知的作者，或许反而能够毫不费力地完成冠冕堂皇、不符合事实的分析，而分析则应该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臆造的成分。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获取一些必要的知识，合理地解释中国人思想中种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处，估量其总的分量和影响。但是现在，至少我自己应该感到满意的是，我没有去给出那些严格的定义，而只是根据一些最突出的特性来对中国人进行了一番描述。”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人已经成了许多国家各种事务中的一个因素。他们似乎是难以掌控的，又仿佛是难以理解的。的确，只有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尽管这样一种刻板的印象还在大行其道，即认为中国人是一群怪胎，自相矛盾，完全不可能被理解。但是，我们与中国的交往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却始终没有提供出一个清楚的答案来，即我们为何无法对这个民族做出一番真正的认识，就像我们在面对其他复杂现象时所做的那样。

另一种反对意见则更加义正辞严，说本书作者并不具备足够的资历写作这样一部书。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样一个资历并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写出一本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书来，这就相当于说，另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写出一篇关于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来。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一个仅踏足过这个国家一多半省份的人，一个仅在其中的两个省居住过的人，确实无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归纳为整个帝国的概况。这些文章最初是为上海的《字林西报》而写的，本来并没打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遥远的英、美、加拿大等国都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作者本人这才应邀将这些文章编纂成书。

某些人还提出了第三种反对的理由，即本书提出的部分观点，尤其是那些有关中国人道德性格的观点，是不公正的，有可能对人们产生误导。

然而必须记住，一个人的印象不可能如统计结果，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之后。它们更像是照相底片，没有任何两幅是彼此相似的，但其中的每一张都可以呈现出其余的底片未能捕捉到的那部分真实。拍摄照片所使用的胶片和镜头不同，甚至冲洗照片时所用的显影液不同，都会使照片产生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许多人在中国定居很久，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胜过本书作者，这些人所表达出的观点是与作者完全一致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如果在某些地方再润色加工一下，就会使这幅过于“单调的”画面显得更为真实，这些人的意见同样值得尊重。在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的鞭策下，此书得到了重新修订。由于此次再版时间仓促，原书中讨论中国人性格的部分被删去三分之一，全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则保留了下来，并新添了《知足常乐》一章。

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个危险，即先人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曾经有人问萨克雷，为何在他的小说中好人总是笨蛋，坏人却聪明绝顶。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因为他没有对他所看到的现象做深入的思考。有一幅版画，画上是一棵橡树，但是看画人却被要求在橡树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的侧面像来，他正颔首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起先，看画的人无论怎样盯着它看，往往都看不出任何侧面像来，会觉得这种说法纯属牵强附会，然而那个侧身像一旦被人指明，再看那幅画却仍旧看不出拿破仑来，倒是不可能的了。同样的道理，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的，而一旦被注意到，则会永远不忘。

请读者诸君留意，这些文章既不是关于整个帝国的概括，也不是外国人在华的见闻和感受的大荟萃，这就好比，一个修饰性的从句不可能被放进任何一个语法形式上匹配的主句。这些文字只是一个观察者之印象的表达，所涉猎的仅为诸多“中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这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画，而更像是用炭笔勾勒出的一张素描，只描绘出了观察者所窥见的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只是一道光线，一定数量的此类光线合为一体，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白色光柱。这些特征也可以被视为归纳研究，这里涉及到的许多细节不仅来自作者本人的体验，同时也源于其他人士在许多场合下的亲历。因此，这个议题才附加上了如此之多的例证。

密迪乐先生，众多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中最具哲学头脑的一位，曾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让一个人原原本本地了解某个外国民族精神特质的最佳方法，莫过于向他提供一大堆记事本，让他细读，这些记事本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那些看上去非常特别的事件，而且最好还附有该国人士关于这些特别事件的解释。

正是通过数量充足的此类事例，才可以推论出一个总的原则。这个结论或许会遭到质疑乃至反对，但这些被引用的事例却不应被忽视，惟一的理由就是，这些事例是非常真实的，任何一种与中国人性格相关的理论，最终都必须仰仗于这些事例。

将中国人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进行比较，做过此种尝试的人最能感觉到其中的艰难。很明显，被视为中国人“性格”的许多东西纯粹是一些东方人才会具备的特质；可这一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则只能靠每一位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出判断了。

据说，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得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某些知识，即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研究他们的戏剧。这三种信息获取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有益的，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种方式，它比上述三种方式加在一起还要有效，只不过这种资源并非每个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方式就是，在中国人的家中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较之于身在城市，身在乡村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对一个民族之性格的理解亦如此。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村庄里住上一年，他对中国人内在生活的了解之深，可能是他在中国的城市里住上十年也达不到的。除了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因此，这里的文章也正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这些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位传教士的观点，它们只是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者所记录下的他的真实所见。由于这个缘由，也没有做出这样的推论，认为中国人的任何一种性格都可以以基督教为范式来加以改造。没有给出这样的假定，即中国人绝对需要基督教，但是，如果他们的性格中表现出了许多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将如何得到矫正，这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所言的“中国问题”，如今已远非一个民族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有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将比现在显得更加紧迫。任何一个对人类怀有美好愿望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表示出兴趣，即如何让人类构成中的这个庞大部分获得发展。如果我们得出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必有一系列论据来支持它，即使这些论据在此之前被人所忽略。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无论获得怎样的支持，它们依旧会自己倾塌。

很多年前额尔金勋爵答复上海商人时所说的话，今天听起来依然是正确、中肯的：“当那些阻止人们自由进入这个国家内部的诸多障碍被移开之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会发现，它所面对的不是蛮荒一片，而是一种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的许多方面衰退了，残缺了，但另一些方面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同情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明必须去战胜这个怀疑的、智慧的民族，其方式就是去宣传，与安于尘世的生活原则相比，抵达天堂的信仰能对公众和个人的道德提供出更好的保障。”

一个外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一番品头论足，居然曾引起包括辜鸿铭、鲁迅在内的中国思想大家们的广泛关注，直到如今仍能激起国人的阅读兴致；一个美国传教士从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立场出发对中华民族的一阵指手画脚，居然成了西方汉学中最重要的“奠基作”之一，在西方人的中国观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持久而又巨大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阿瑟·亨德森·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明恩溥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尔农镇，毕业于贝洛依特学院和安多沃尔神学院，1872年作为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来华，在上海、山东等地传教。1905年，明恩溥辞去教职，定居北京附近的通州，专事写作。明恩溥在中国总共度过了半个世纪的传教和写作生涯，留下多部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如《汉语谚语熟语集》(Proverbs and CommonSayings from the Chinese，1888)、《中国乡村生活：一个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1899)、《动乱中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1901)、《基督王：关于中国的概括性研究》(Rex Christus：An Outline Study of China，1903)、《中国的上升》(The Uplift of China，1906)、《今日的中国和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1907)、《前往中国的年轻传教士手册》(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1918)等。而在他的著作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本《中国人的气质》。(其实，此书名译为《中国人的性格》更好，故文中仍多将characteristic一词译为“性格”。)

在山东一个叫庞庄的地方生活、传教期间，明恩溥作为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通讯员，陆续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组介绍中国人生活、风俗和性格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受在华外国人欢迎，于是便于1890年在上海结集出版，取了《中国人的气质》这样一个总题。此书经过删改于1892年在英国出版，此后陆续在英美等国出了十几个版本，直到本世纪初还有再版。

在上个世纪之初的1903年，《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就被译成了汉语，不过，这本题为《支那人之气质》的书是从日文转译的。这个中译本看来销量不是很大，因为连鲁迅都不知道它的存在，1936年10月5日，在去世前的十四天，鲁迅先生还在刊于上海《大公报》上的《“立此存照(三)》一文中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鲁迅全集》第六卷第626页)然而，鲁迅的这个“遗嘱”却长期没有得到执行，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对外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与反思民族文化传统、探讨国民性的思想潮流相关，有不断增强的民族自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不无偏见和歧视的西方中国观的心理承受能力做后盾，对于此书的关注突然空前地多了起来，各种译本竞相出炉，达到了有些学者所称的“狂译”地步(黄兴涛语，见《中国人的气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据说已经有了近十种版本。

我们如此关注的这样一本书，自然不会是毫无价值的。无论是此书出版之后在国人中间一度引起的不满，还是它之后在我们这里所遭遇到的有意或无意的忽略，都说明此书有可能触到了中国人的某些“痛处”，扬出了某些“家丑”；而无论是西方汉学界对此书的推崇，还是我们如今对它的关注，又都论证了此书有可能包含着某种真实，提供出了某些能站得住脚的归纳。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译者时常能感觉到其作者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矛盾态度，以及由这种矛盾态度所导致的矛盾论述，最后，是我们面对这种矛盾态度和矛盾论述时所产生的矛盾心情。

写作此书时的明恩溥，与中国人已经朝夕相处了二十余年，毫无疑问，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是有感情的。一个传教士所应该具有的善良和宽容，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理性和公正，在他的书中都有所体现。国人也应该记住，明恩溥曾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让中国利用此款发展教育事业，1906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白宫接见明恩溥，专门商讨此事，后来终于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相关议案。可以说，对于后来利用庚子赔款远赴海外留学的众多中国学子，对于中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在十九世纪末的艰难起步，明恩溥是功不可没的。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作者自己也曾自勉道：“永远都要在反面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给予中国人正面评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却又始终没有放下他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以及他在面对中国人时所怀有的优越感，这就使他在面对中国的人和事时难免会流露出一些偏见或误解。比如，他显然熟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对这种生活方式所体现出的“东方人的儒雅”表示赞赏，可他又觉得中国人的“礼节”是恼人的折磨，中国人宴席上的饭菜“一口也咽不下去”，连中国人端上来的茶水都像是“苦药”；比如，他的中文水平显然不差，甚至精通中国的谚语和俗语，可他却认为没有西方语言中那些语法变化形式的中文是一种“落后的”语言，甚至是造成中国人智力混沌的“事前从犯”；再比如，他在书中多次先知般地发出这样的预言，诸如“‘中国问题’在二十世纪会显得更加迫切”，“中华民族有足够的实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定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但是他又认为，中国的一切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译完全书，我们感觉到这似乎是一本善意和傲慢并存、真相和偏见同在的书，或者说，这本书三分之一是事实，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误读。在本书辟出专章予以论述的二十多个“中国人的性格”中，绝大多数都是缺点，如死要面子、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善于误解、拐弯抹角、固执、智力混沌、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漠视舒适和便利、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和缺乏宗教精神等，能称得上优点的却只有区区几个，如节俭、勤劳、忍耐和坚韧、相互负责和遵纪守法等，而那些被作者当做“优点”来写的某些性格，最终却被写成了“缺点”，如注重礼节、知足常乐、孝顺、仁慈和富有生命力等。可见，在明恩溥看来，中国人即便不是一无是处，也是短处多于长处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疑都是既有其长也有其短的，而且或许都是长处多于短处的，否则就难以解释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中华民族如果的确像明恩溥的“速写”所呈现的这样，大约也难以繁衍生息到如今，更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拥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了。但是，我们今天翻译、阅读此书，主要的目的恐怕不是为了去与其作者辩论和较劲，我们似乎更应该在这些方面展开我们的思考：

首先，以一种自信而又虚心、坦然而又警觉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批评，只要这种批评不是蓄意的诽谤和恶毒的中伤。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叫“旁观者清”，一句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它们用作阅读此书时的座右铭或许是贴切的。平心而论，明恩溥所举出的一些实例，的确是中国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让今天的我们依然感到似曾相识，比如死要面子活受罪，比如神秘地环顾左右、然后贴着别人的耳朵根子传话，比如为了敲诈勒索而有意指错路、甚至把路挖断(译者之一就曾在天津乡村亲眼遇到这样的场景，只不过挖路的工具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挖掘机；各种各样的“碰瓷”活儿如今更是不鲜见)，比如在任何一次交易中都要相互欺骗、只要有了别人想要的东西便不肯轻易出手，等等等等，都可以说是所谓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生动描绘。译者之一同样以研究外国文化为职业，读到明恩溥书中的这些段落，每每不禁感慨于他对中国人及其文化之理解的细腻、深刻和独到。译者甚至以为，读《中国人的气质》，更应该关注的恰恰就是其作者为我们描绘、归纳出来的这些“缺点”，而无论其作者出于什么样的立场，带有什么样的情感，因为，较之于那些似是而非的“正面评价”，这些“揭短”更能让我们正视自己，反思自己，并进而改正我们的确可能具有的那些不良习气。

其次，要注意到《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写作、发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应该意识到，明恩溥笔下的中国，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贫弱的时代，清政府后期的无能统治，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连年的自然灾害等，使亿万普通中国人生活、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换句话说，明恩溥所接触的中国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生活得最为贫困、最为屈辱的一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不无感情的明恩溥，却又是以一个文化征服者、殖民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这就决定了他的观察视野和他的解读方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位仁慈的传教士为什么也会不时暴露出这样的刻薄乃至冷酷来：“在那些敌视外国人的地区，可随身携带的喷水枪可能就是外国旅行者最佳的防身武器。我们确信，两英寸粗细的水管里喷出的冷水能在五分钟之内驱散外国人在中国见到过的最凶狠的暴徒。霰弹的效果也会相形见绌，因为很多人会涌过来捡弹壳，而冷水却是自汉朝以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感厌恶的一种东西，就像猫怕水一样。”邻居幼小的孩子被马蜂蜇了居然没事，这也成了他的嘲讽对象，“孩子剃了个光头，头皮通红通红的。蜂群不知是被这非同寻常的入侵激怒了，还是把孩子的光头误认成了一朵大大的牡丹花，它们迅速地落在这颗光脑袋上，使劲蜇了起来。”明恩溥尚且如此，当时在华的其他外国人对中国人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就不难猜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指责中国人“轻视外国人”的“性格”，岂不荒唐!在那个年代一直遭受着外国列强欺辱、盘剥的中国人，内心充满着的不仅是“轻视”而应该是“仇恨”。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带回那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去，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书中的种种误读找出一个更加客观、合理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对那个时代我们同胞们的生活“真相”有一个非常具体、直观的印象，并在心底生出相应的警醒。

最后，时过境迁之后再读《中国人的气质》，一种比较的目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时空之后，我们不妨再来盘点一下，明恩溥笔下的国人“性格”，有哪些依然如故，有哪些荡然无存，又有那些改头换面了。比如，要“面子”、商业活动中的缺乏诚信、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社会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慈善事业的表面化和形式化等等，如今仍旧是我们所面临的人性和社会顽疾。这些已经为他人所指出、已经为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性格弱点”，为什么就能经久不衰呢?这恐怕要更多地到文化传统和社会体制中去寻找更为深层的原因了。不过，我们也要欣喜地看到，明恩溥所罗列出来的一些“缺点”，中国人已经成功地“改正”了，比如中国人的不守时和不精细如今就大有改进，中国人的“保守”也似乎无从谈起了，大到对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开放，小到对外国文化潮流和消费风尚的追逐，中国人毫无“保守”，甚至“接轨”过头了，反而让人担心起民族文化传统的捍卫和延续问题来了。再比如，如果说当年的中国人不关心儿童和妇女，如今的“小皇帝”现象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警觉；如果说当年的中国人冷淡外国人，如今的外国人则变成了竞相接近、追逐的对象；如果说当年的中国人勤俭节约，如今的中国人则大手大脚……这样就引导出了另一个问题来，即对那些所谓“缺点”的修正是否一定都会给民族的健康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民族性格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构成，其中孰优孰劣，哪些该继承哪些该扬弃，哪些会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浮上表面，哪些又会逐渐沉降为历史的积淀，这些问题都是发人深省的。明恩溥先生的这本《中国人的气质》或许无法为我们提供出现成的答案，但如果带着比较(中西的比较、过去和当下的比较)的目光来阅读此书，或许能促进、深化我们的相关思索。

如前所述，《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已有多种汉译，译者之所以冒昧再译，原因有三：一是叶渭渠先生和周晓苹女士的信赖和邀请，蒙“阅读世界人文书系”主编叶先生不弃，我们斗胆上阵，其间又得到了周晓苹女士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二是由于某些“旧译”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译者没有去刻意收集已有的译本，但手边的两种译本却十分粗糙，每一页上几乎都有原文理解和中文表达上的错误，甚至连“张之洞”、“通州”这样的人名、地名都译错了，这让我们感到实有重译之必要，以免以讹传讹。当然，作为“前车”的这某些旧译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这个译本也同样可能是漏洞百出的，衷心希望每一位读者给我们以指教，好在这是一个汉英对照版本，也方便读者随时发现我们的错误。最后，这也是我们父女在翻译方面的第一次合作，我们所学专业不同，但对语言文字的爱好却很一致，在长达数月的翻译中我们不断切磋，不仅深化了对英文和中文的理解，对翻译之甘苦的理解，而且也深化了对我们民族之性格的理解，对西方人的中国观的理解，甚至还深化了我们父女相互之间的理解，这或许是一份翻译之外的收获吧。

翻译所依据的原文，是由爱丁堡和伦敦的Oliphant，Anderson&Rerrier于1906年推出的“新版”。

译者

2007年5月4于京西近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