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涉及《山海经》从图到文的翻译整理者为屈原，众多学者苦苦探寻无果的“昆仑”山为先越语言，《山海经》中出现最多、足迹无所不至的帝俊为太阳神，帝尧、帝舜、帝禹、蚩尤都是以鸡卜为主的崇鸟之族，以及盘古神话在远古中国的源头、形成的原因和夏朝名称的源起，夏朝的国徽、军队建制等中国远古历史中重大且鲜为人知的问题，在这位先越之民后裔的研究成果中被一一论证。这一切，为黄懿陆研究《易经》奠定了坚实的事实基础和理论基础。

《山海经》素称中国最早的一部奇书、怪书。所谓经者，就是道，就是理。顾名思义，《山海经》就是讲述山和海的道理。但是，《山海经》并不是很简单的这么一部书。

本书根据“考古”结果，加上了“夏朝起源与先越文化研究”的副题。其上介绍的是该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还涉及《山海经》从图到文的翻译整理者为屈原，众多学者苦苦探寻无果的“昆仑”一词的渊源来自先越语言，《山海经》中出现最多、足迹无所不至的帝俊为太阳神，帝尧、帝舜、帝禹、蚩尤都是以鸡卜为主的崇鸟之族，以及盘古神话在远古中国的源头、形成的原因和夏朝名称的源起，夏朝的国徽、军队建制等中国远古历史中重大且鲜为人知的问题。

《<山海经>考古》内容简介(代前言)

第一章 《山海经》考古的缘起

 一　质疑中国神话

 二　女娲“创世”没有来龙去脉

 三　盘古姗姗来迟开天地

 四 “洪水神话”有太多的疑问

 五　孤立无援的中国救灾超人

 六　黄帝与蚩尤逐鹿中原

第二章 《山海经》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一　学界关于《山海经》作者和成书年代的探讨

 二　从“龙”“凤”称谓起源研究看《山海经》作者

 三　盘古神话的出土文物

 四　从“《山海图》”到《山海经》的历史巨变

第三章　寻证良渚文化的涅架

 一　辉煌灿烂的良渚文化遗址

 二　良渚文化辉映着文明的飞鸟古国

 三　使用图画文字的崇鸟部族

 四　良渚文化流向的推理

第四章　中国历史走出神话时代

 一　先越之民与先汉之民有过语言共用时期

　二　出土文物证明创造良渚文明之民迁徙中原

 三　涂山女是良渚先民北迁的代表

 四　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在中原合流

 五　留在历史中永不消失的烙印

第五章 中国第一王朝－夏的建立和衰亡

 一　建立夏朝的良渚先越之民

 二 良渚先越之民北迁对中原的影响

 三　夏朝定都及迁移

 四　三苗集团的活动区域

 五 良渚先越之民与三苗集团的战争

 六　为建立夏朝奠基的良渚先越之民

第六章　夏朝的衰亡

 一　崇尚鸡卜巫术的夏王

 二　夏朝的国号由来、哲学思想和军队建制

 三　夏朝的历代国王

 四　夏朝臣民的流徙

第七章　先越之民及其后裔鸡卜巫术史

 一　先夏时期的鸡鸣“昆仑”，“帝俊”使鸟

 二　夏朝早期都邑的鸡卜巫术

 三　商朝的鸡卜

 四　周王朝的鸡卜巫术

 五　春秋时期的鸡卜巫术

 六　战国时期的鸡卜巫术

 七　秦汉时期的鸡卜巫术

 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鸡卜巫术

 九　唐宋时期的鸡卜巫术

 十　明清时期的鸡卜巫术

 十一　现当代的鸡卜巫术

第八章 夏朝先越之民的嫡系后裔

 一 百越民族得名于鸟神信仰

 二 百越民族的分布

 三 楚国上层中的越人贵族集团——昭氏

 四 西南夷

后 记

二 从“龙”“凤”称谓起源研究看《山海经》作者

(一)《山海经》中有不少“龙”和“凤”的记载：

《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五百里，日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日凤凰，首文日德，翼文日义，背文日礼，膺文日仁，腹文日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凡南次三次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愚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

《山海经·东山经》：“人身龙首”。

《山海经·中山经》：“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或“龙身而人面”。

《山海经·海外南经》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山海经·海外西经》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乘两龙”。

《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山海经·海内西经》亦说“开明西有凤凰、鸾鸟”。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日夏后开。”

……等等。

一般认为，中国的龙凤文化起源于图腾崇拜。对于图腾崇拜的起源，王震中先生说：“图腾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妇女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也是原始人在不了解性交与怀孕有何关系的情况下对人类自身来源的一种解释，它受原始思维中人与自然、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都可以互渗感应转化这样一种思维机制的支配，它在原始人祈求人丁兴旺、绵绵不绝的要求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崇拜形式。”而中国的龙凤文化起源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现象，因为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找到它们的参照物，也就是说，自然界里找不到它们的原型。

笔者认为，要判断《山海经》的作者，可以通过采取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和考古学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龙凤文化起源进行一番全新视角的研究，从“龙”、“凤”起源的研究人手，去找出《山海经》的作者。

(二)学界对于龙凤文化起源的探讨

1.对学界探讨“龙”的疑问

自古以来，学界一直不清楚“龙”和“凤”从何而来，何形而成，对其起源更是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北。于是，对龙凤起源的猜测便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其中，就考古文物来看“龙”，有这么一些形象：1987年，考古界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第45号墓发现用蚌壳摆成类似龙的形象；1993年在湖北黄梅文化遗址，发现6000年前用卵石摆成的龙：蛇身、鱼尾、兽爪、鹿头，昂首曲身，长角向后，张口嘶鸣，作欲飞状。此外，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遗址，也出土过距今五六千年的玉龙等等。从出土文物看，在六七千年前的先民们就已经不知道真正的“龙”为何形状。汉代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龙”解释为：“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东汉王充则在《论衡·龙虚》中说：“有人认为龙生活在天上，所谓t以龙神为天使’，‘云至而龙乘之’；有人认为龙生活在水中，‘龙之所居，常在水泽之中’；有的把龙看做是‘鱼鳖之类’；有的把龙看成是‘鳞虫之长’；‘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属‘马蛇之类’。”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提出：‘龙的形象是在蛇的基础上，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并说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而成的一种综合体’。闻一多的这种说法为许多人所接受，成为近代以来最为流行的说法。与此不同，朱天顺在《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中说：‘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了天空中闪电的现象引起的。’此外，有人认为龙起源于鱼，有人说龙起源于马，也有人认为龙起源于物候历法，还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蚕，更有人说龙的原型是云……早在1981年，祁庆福同志就别开生面，在《养鳄与豢龙》一文中提出‘最早的龙是鳄鱼’，并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此后有人赞同此说。王大有同志从1978年开始研究龙凤，在1987年、1988年先后出版的《龙凤图集》《龙凤文化源流》两书认为，古人认为龙是海鳄、湾鳄、扬子鳄、鳄蜥类，即古籍上所讲的蛟、夔牛、雷兽、鼍(鱼单)、嚣(鳄)，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龙，史称大龙或苍龙。龙为鳄说抓住了龙与鳄相关联的许多特征，很有说服力，以至于主张龙为云说者，也不得不放弃旧说，追随龙为鳄鱼说。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6000年前的蚌壳塑龙，使人们对龙的研究又掀起了新的热情。胡昌健《论中国龙神虎神的起源一兼论濮阳龙虎和墓主人》一文，另辟蹊径。他认为龙不是天地开辟神，不是人类始祖神，也不是太阳神。龙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观一蛰雷闪电的勾曲之状、蠢动的冬虫、勾曲萌生的草木、三月始现的雨后彩虹等。其中虹是最直接的原型。他根据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墓主人身边左龙右虎相并而列的现象，认为龙不是图腾。”

王震中先生认为：“龙与‘隆’上古音同， ‘隆隆’之声即雷声(见《论衡·龙虚》和《雷虚》篇)，伴随‘隆隆’之声而在天空中出现的闪电若与地上的某一动物十分相像的话，原始人会很自然地将二者视为同一体，由其声隆隆而称之为龙。隆隆只是表达雷的声音，而龙则为隆音，又是象形字，代表了这一神灵的实体。又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氏族林立、分散各处的状况，因而有的原始氏族部落将鳄鱼与雷电视为同一体而称之为‘龙’，如东夷族中的大嗥氏；有的将巨蛇或蛇身加兽头与雷电视为同一体而称之为‘龙’，如炎帝族中的共工氏。结果形成了有足之龙与无足之龙两大类。龙的产生是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和蛇视为一体的结果。”

P20-22

《<山海经>考古》内容简介

(代前言)

《山海经》素称中国最早的一部奇书、怪书。所谓经者，就是道，就是理。顾名思义，《山海经》就是讲述山和海的道理。但是，《山海经》并不是很简单的这么一部书。

一 《山海经》研究的缘起

从东方朔、司马迁、郑玄、王充、朱熹到现当代的鲁迅、胡适、郑振铎、茅盾、闻一多、顾颉刚等古往今来的学者，都读过并都研究过《山海经》。

不少学者都说：《山海经》是中国神话的集大成者；也有学者说：《山海经》是人类百科特别是文学的源头；还有学者说：《山海经》是大禹治水的信史；《茅盾说神话》特别指出：“《山海经》是一部怪书，既非哲学，亦非文学，亦非历史，也不像地理(虽然古来之目录家曾把《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可是所含神话材料独多——几乎可说全部是神话；这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可是作者亦只把这些材料当作‘异闻’罢了”。

为了探究《山海经》的奥秘，笔者写了《(山海经)考古》一书。

一般地说，神话是远古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人类童年的历史文化。考古学对人类远古历史的鉴定，是两套话语系统的统一。这两套话语系统，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文物。当考古学界在河南省郑州发掘出二里头文化遗址时，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夏朝记载是信史的命题就已经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组织了数百位学者，囊括了历史、语言、文献、考古、天文、物理等学界精英，从事“九五”计划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其目的是对商、周历史进行断代从而厘清夏朝的历史。但是，课题结论尚未被学术界接受，其主要原因是尚未达到神话传说与考古文物两套话语系统的吻合统一，于是课题搁浅，不了了之。然而，可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山海经》就是古代巫祝占卜时有意无意当中记述夏、商、周时代历史和神话的一部“史学巨著”。

二 《山海经》是中国《洛书》

《易经·系辞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大禹治水的行动指南就是《河图》、《洛书》。但是，从古至今，没有谁看过《河图》和《洛书》。据说，《洛书》还是《易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洛”说起。“洛”，指的是河南洛水，河南洛阳因洛水得名。但是，洛水之“洛”又因何得名?则无人深究。既然有名，肯定就得有人称呼之。谁是洛水最早的称呼者?是先越之民。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的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是5000年前中国走向文明的第一证。迄今为止，良渚玉器仍是世界第一精美的玉器。但是，在4000年前，发达的良渚文明因洪水消失了。在洪水到来之前，良渚先越之民迁徙了，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了。有学者把夏、商、周三代祭坛与良渚文化遗址发掘的祭坛进行比较，认为良渚先越之民因洪水北迁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学术界认为：作为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礼器，基本上是良渚文化的传承。笔者认为，良渚先民的文化因洪水迁移，是20世纪该遗址被发现后考古学界作出的判断；而笔者对《山海经》的研究证明，良渚先民因洪水北迁中原，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说明在4000年前，当时的人们就把这件事记录在《山海经图》中。而我们知晓这件事，是在4000年之后。如果没有考古发掘，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远古时期有过良渚文化，并且有过该文化因洪水迁移的历史。而研究了《山海经》，加上考古发掘，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段4000年之前在古代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历史!这段历史证明夏朝的存在是信史，不是传说!当洪水淹没良渚其地之后，良渚先越之民就通过以图记事的方法，把这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事记录在《山海经图》中，最后经过翻译整理，形成今天人所共知的《山海经》。

由于先越之民的后裔壮、布依等民族把“鸟”叫做“洛(骆)”，故可探知北迁中原的良渚先越之民也把“鸟”称之为“洛(骆)”。河南“洛水”因北迁中原的崇鸟部族——良渚先越之民对鸟的称谓而得名。所谓《洛书》，就是《鸟书》。细读《山海经》，全书讲的都是鸟的故事。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雉经》，实际上指的就是《山海经》，可证《山海经》是一部以鸡(鸟)占卜为主的巫祝之书。在《全上古三代文》中为“黄帝作黄雀占”；在《山海经·海内经》中写为“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该经中的“骆明”之“骆”是“洛水”之“洛”的同音异写，代表的都是“鸟”的意思。“骆明”之“明”，是为百越民族后裔壮族语言中“飞”的意思。“骆明”，即百越民族语言“飞鸟”的意思。《全上古三代文》中“黄帝作黄雀占”，是汉族语言的表达方式；《山海经》中“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是汉字注先越语音的表达方式。其中“白马”是先越语言，是汉语“占卜”的意思。

据《新唐书》、《吴越备史》等有关文献典籍，江浙一带的越人后裔有《圣经》或《越中秘笈》，讲述的都是越人及其后裔依托神鸟图建立“罗平”国的事。这里的“罗平”，就是《山海经》中“骆明”的同音异写，是汉语“飞鸟”的意思，建立“罗平国”，就是建立“飞鸟国”。整部《山海经》所讲述的就是以“鸟(鸡)”占卜的故事。所谓《洛书》，就是鸟占卜之书，盛行于良渚先越之民，发扬光大于夏、商时期，与《易经》分道扬镳于周代，伴随着大禹陵的守护者和泰伯、仲庸兄弟自周奔吴，而传承于越人聚居区。至今，鸡卜仍在越人后裔的壮族当中盛行不衰。《洛书》，是《易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易经》之“易”，本身就是飞鸟的形象。

三 中国夏朝的主体是先越之民

《山海经》记载了良渚先越之民因洪水北迁中原的历史事件，与20世纪8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吻合，证明了建立中国第一王朝的主体为先越之民。除此之外，《山海经》中还有许多证明：

(一)夏朝臣民是稻作民族。学术界把古代中国的民族分为三大地域(民族)集团，分别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以中原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神农氏华族集团”；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以燕山南北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的“黄帝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以东南沿海稻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虞(夷)夏集团”。这三大集团在充分发展各自的个性化的同时，又不断交汇融合，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上的中原“神农氏华族集团”本以粟作农业为主。但在《山海经》中，夏朝最初的都邑嵩山，其后的都邑郑州一带都是稻作为主。在祭祖时，不仅选用的是精米，而且还有粳、糯之分，以鸡占卜。这是先越之民传统的祭祀方法，从夏代的帝禹、帝启开始，到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现当代，都发现有记载越人及其后裔以鸟(鸡)占卜的史料。直到今天，在壮族巫祝手中搜集整理成书的《布洛陀经诗》、《鸡卜辞》都是《山海经》的间接传承。可见从古至今，鸡卜的巫术传统，在创始人先越之民及其后裔当中代代相传，从不间断。夏朝臣民为先越之民，由此可见一斑。

(二)夏朝臣民使用先越之民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古代，对帝的称谓，有两套语言系统。

一是先汉语系：黄帝、炎帝、轩辕帝……

二是先越语系：帝瑞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帝启、帝太康……  从考古发掘出的青铜器铭文当中，先越语系得到进一步证实：王戌、王州句……

从先越之民到越人，使用语法都是倒装句，官衔在前，为官者在后。

此外，经过语言学家研究，从一至十的数词，子、丑、寅、卯……甲、乙、丙、丁……天干地支的称谓，古读音为今天百越民族后裔壮、傣等民族的读音，都可作为远古时期的“官方语言”为先越语言的证明。

对于“父”、“母”的称谓，朱熹《诗集传》、陈第《毛诗古音考》等典籍都说《诗经》中“父亲”之“父”读为“播”，“母亲”之“母”读为“米”，这些都是百越民族后裔壮、傣、布依等民族如今的读音。

(三)夏朝时兴玉敛葬。在《山海经》中，记载了在夏朝都邑嵩山、郑州一带实行玉敛葬的诸多事实。而学术界一般认为玉敛葬为西周至战国时期沿续至汉的时兴葬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掘出良渚文化遗址以后，人们才知道“玉敛葬”起源于5000年前的良渚王国。《山海经》记载，嵩山、郑州一带时兴“玉敛葬”，显然这类传统葬式与良渚先越之民的北迁有关。

由于要完成广西壮学丛书之一的《西南夷中的壮族先民及其后裔研究》的课题，涉及到《山海经》中的内容，笔者在6月上旬的头一个休息日，研读了数遍《山海经》，觉得有话要说，用一个月的业余时间，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完成了《(山海经)考古》一书。根据“考古”结果，加上了“夏朝起源与先越文化研究”的副题。其上介绍的是该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还涉及《山海经》从图到文的翻译整理者为屈原，众多学者苦苦探寻无果的“昆仑”一词的渊源来自先越语言，《山海经》中出现最多、足迹无所不至的帝俊为太阳神，帝尧、帝舜、帝禹、蚩尤都是以鸡卜为主的崇鸟之族，以及盘古神话在远古中国的源头、形成的原因和夏朝名称的源起，夏朝的国徽、军队建制等中国远古历史中重大且鲜为人知的问题。

黄懿陆介绍于2005年7月20日《云南政协报》第四版

粗通文墨，便喜欢上了文学，很早便接触到了《山海经》。每次阅读，总是感到内容晦涩，不易理解。即便上了大学，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创作上，亦少对此书的深入研究。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特别是到了云南政协报社之后，某一年的某一天，接到怒江州政协一位同志的一个电话，询问报社是否可以组织一个新闻发布会。内容是某位学者出了一本有关《山海经》研究的书，说是古代的中国在云南，轩辕黄帝活动的轨迹和陵墓在怒江。整个发布会活动经费由怒江州政协负责。我说先搞一个方案再说。随后，又接到电话说，活动暂不举办。事后，我到书店买了这本书，读了序后便放在书架上作为资料保存。到了1996年，我调出报社给省政协常务副主席赵廷光同志当秘书，随领导到吉林省长白山地区参加了一个《山海经》研究筹备会组织的研讨会，买了几本相关的书，闲暇偶尔翻翻，但也没有刻意要去研究《山海经》。从2000年开始，我展开了对《滇国史》的系统研究，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连续出版了4本学术著作。研究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感到身心疲惫，多次想到要放弃手中的研究工作。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员，没有任务。可我是一个百越民族的后裔，深深感到以往对越人的了解和研究，特别是对百越民族之源的认识，那是非常肤浅的，而且还没有找到百越民族的根。于是，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使命感，不断地激励着我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由于是《中国壮学丛书》的编委，我主动接受了《西南夷中的壮族先民及其后裔研究》课题的研究任务。在课题的研究当中，涉及到了《山海经》，便不得不静下心来研究这本书，感到大有文章可做，而且极有可能就此揭开中国第一王朝的起源之谜。因此，我需要时间，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我真想休一年的假来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但是，基于工作的原因，我不可能这样做。于是，在工作之余，我付出了所有的休息时间，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特别是双休日，根本就不出门，加班加点，电脑桌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终于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这便是我对《山海经》从认识到出了研究成果的一个漫长的实践讨程。

我曾在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举行的与越南学者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从我研究的实践中有一个体会，如果不懂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不懂百越民族后裔的语言，要研究云南的古代史，特别是滇国史，是困难的和不准确的。完成了《滇国史》之后，本以为在历史研究方面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发现和突破，但研究《山海经》以后，我以民族语言研究为突破口，仍然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中国大通史未解悬案全搜索》一书指出：“《山海经》集地理志、方物志(矿产、动植物)、民族志、民俗志于一身，既是一部巫书，又保存了大量的原始神话。谁能够成功地解读这本奇书，谁就掌握了打开我国上古文明的钥匙。”我认为，掌握百越民族后裔的语言，特别是壮族的语言，就能够成功地解读《山海经》这本奇书，而且也掌握了打开我国上古文明的钥匙。所以，我把《山海经》当历史来看，之所以起名《(山海经)考古》，既是对《山海经》成书于古老历史年代的考证，也是用古老的《山海经》与考古文物去考证中国第一王朝——夏朝历史的实际存在。

书写出来了，存在着一个出版与读者见面的关键问题。因为《(山海经)考古》是一本学术著作，而且是对中国第一奇书的破译，面对的范围是全国抑或全世界汉学界所有研究《山海经》学者的评说。很多朋友动员我放弃在云南出版的想法，建议把书稿送到北京出版。特别是云南民族大学的岳丁先生，积极向长征出版社联系推荐出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的好友王中苏、罗丹丹，也非常热心地为本书能在京出版奔走帮忙。昆明市规划委员会的周峰与福建商会副会长吴瑞应和李国生是我多年的好友，可谓是兄弟情深。他们主张不要走那么多的弯路，认为再大的困难都应在兄弟之间商量解决。吴瑞应与李国生愿意承担所有的出书费用。作为闽越的后裔，他们从福建千里迢迢到云南做了许多投资，总想为我这个老大哥做点事。盛情之下，友谊难却，我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他们的热情帮助，决定把书稿送到民族出版社出版。生命有限，友谊长存。愿我们的友谊留存在本书的字里行间，承载着人类对文明的探索，走向未来，走向永远。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先生、云南大学教授李昆生先生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一如既往的无私的提示、支持、帮助和鼓励，使我获益匪浅。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傅仕敏经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研究，同乡、同族、学友蒙思牧帮助我校正了书中壮语的音标，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黄凤显和汉文编辑室主任欧光明分别担任本书的责编和总审，还有我阅读过一些与本书有关著述使我产生《山海经》研究兴趣的学者，值此书出版之际，特向他们表示感谢。妻子张柳丹与我同为百越民族的后裔，对《山海经》中有关的百越民族语言一一进行过切实深入的探讨，对我主要观点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的观点形成之后，又在马旷源、李维耀、董保延、许绍德、黄敏、蒋浩、杨李源、龙符、丁凤云、赵红斌、非帆等对此感兴趣的学友、同事或朋友当中进行过探讨和传播。其中某些观点曾于当年8月下旬，在西双版纳召开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杨斌、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张丽剑、湖北民族学院研究所教授黄柏权、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鲜于煌、四川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邓章应等一批学者的提示和修正。鲜于煌教授表示在书出版之后，要邀请我到重庆师范大学专门讲述有关《山海经》的研究情况。在《山海经》的研究工作中，得到这么多的同志、朋友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我深感荣幸之余，心里常常充溢着对他们真诚的谢意。本书是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集中了诸多学者的智慧，对《山海经》内涵所进行的全新的深层次探索，我深信书中的主要观点，经受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当人们通读本书之后，理解了汉语中的百越民族语言的来源之时，就是《山海经》这本千古第一奇书的真相大白之日。

是为记。

黄懿陆

2005年9月16日中秋节前写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