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存史、资政”的指导思想,组织力量从2004年起开始征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顾阿桃为代表的洪泾大队学《毛选》运动的史料,并将史料编辑、整理成为《洪泾往事》一书,重现了当时真情实景,全力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洪泾、一段真实的历史。
该书责任编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部编审、《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杨雁斌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洪泾往事》是一部典型的口述历史著作,通过参与者、见证者的回忆、叙述,如实地反映洪泾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具有很强的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为我国文革史研究作出了非常大贡献。
回忆洪泾,就是触摸历史,触摸那3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洪泾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生产大队,包括顾阿桃、沈玉英在内的洪泾社员们也是一群普通的人物,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人民领袖充满深厚而又朴素的感情。只是在那个年代,他们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在风口浪尖上扮演了错位的“角色”。在本书中,试图给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洪泾、一段真实的历史,让读者忆史抚今,从而更加珍惜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这就是编写本书的初衷和目的。
本书还收编了百余幅历史老照片,相信这些弥足珍贵的图片一定会使读者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另外,还在书后收录了当时有关洪泾的数篇宣传报道,帮助读者从多侧面和角度去深刻认识那个荒诞的年代。
我所知道的洪泾大队
刘宏德
1949年,党中央为解放全中国,在华东地区抽调了5万名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去建立新政权。那时,我在山东省昆嵛县政府教育科工作。遵从党的召唤,我于当年4月渡江来到江苏省太仓县工作,直至1975年5月调离。在太仓我总共工作生活了27个年头,可以说太仓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太仓期间我分管全县的农业生产,所以对农村的情况较为熟悉。在我的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后洪泾村(大队)的农业生产历来讲究精耕细作,粮、棉、油的产量在沙溪地区乃至全县都处于领先地位,副业生产也有自己的一套,所以集体经济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沙溪公社和我们县都曾在他们那里开过农业生产的现场会。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洪泾大队在全县就已经小有名气。1964年的春天,我还曾陪同江苏省农科院的水稻专家、全国劳动模范陈永康同志在洪泾大队召开水稻现场会,还让县农业局派了一名姓朱的技术员在那里跟着学技术。我记得现场会插秧那天,陈永康同志还卷起裤管,亲自下到水田里作示范,一点都没有大专家的架子,大家看了无不佩服。省里的新闻媒体也对此作过专门的宣传报道。从此以后,到洪泾大队来参观取经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参观者中除了本县的,还有从上海市和其他地方过来的。当然,那时来参观学习的内容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上的精耕细作夺高产。
1964年,太仓的“四清”运动先在浏河公社搞试点,之后全面铺开。那时候的“四清工作组”成员大多是从县级机关和各公社抽调来的,但也有从外地来的。就在洪泾大队的“四清”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上面来了通知,要求“四清”工作组成员除留一名懂得农业生产的同志外,其余人员全部撤回,由从部队来的“四清”工作组搞“四清复查”。林彪反党集团成员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65年的9月来到洪泾大队。
她们带领的空军部队20多人到了洪泾大队以后,先是想通过“四清复查”在大小队干部中找出点经济问题的,用当初她们的话来说,是“过来杀回马枪的”,只因洪泾大队的大小队干部确确实实是洁身自好且努力工作的,因此也就无法在“四清复查”中搞出什么名堂来。她们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她们利用农民群众对毛主席朴素的阶级感情,来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于是便有了发动农民群众学习“老三篇”,并推出林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所谓“30字方针”。他们先是采用忆苦思甜、回忆对比的办法来激发大家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感激之情,继而又用看图说话的办法引导不识字的顾阿桃谈学习“老三篇”后的体会,从生产队讲到生产大队、公社、县里,一直讲到南京、上海等地,同时通过报刊和广播等新闻媒体加以大力宣传。洪泾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展览馆的陈列内容也随着形势的发展多次进行修改充实,那时全国各地到洪泾大队来参观学习的队伍可谓浩浩荡荡、络绎不绝,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洪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展开。
1969年2月,我从县“五·七干校”出来工作,先在县生产指挥组,后于当年的8月任县革委会副主任,都是分管全县的农业生产工作。1970年的2月,我还与洪泾大队的孙小观大队长一起去北京参加了全国棉花工作会议。1970年3月10日,苏州军分区司令兼专区革委会主任刘金山同志到太仓来检查工作,时任县人武部政委兼县革委会主任的彭世德同志、县革委会副主任刘云清同志和我三个人在县委第一招待所向其汇报工作时,刘金山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洪泾大队的名声很响,就是产量不是很高,你们县里有责任加强对洪泾的领导。这个事情地区早就讲过了,今后由你们县里来管洪泾的事情,地区不再直接管了。你们可以成立一个‘洪泾领导小组’,其任务就是抓好和用好这个典型。”我们接到指示后,经过集体研究商量,确定由我和时任县人武部副部长的邵学成同志担任“洪泾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接着我们三人又回到招待所,由彭世德主任向刘金山同志作了汇报:县里确定由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宏德同志担任“洪泾领导小组”的组长,邵学成同志任副组长。刘宏德同志的工作重点是帮助洪泾大队把生产搞上去,全县面上的农业生产还归刘宏德同志分管,并且通过搞好洪泾这个点来带动全县。
此后,县革委会相继作出了《关于加强洪泾工作的情况报告》和《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洪泾的决定》,向全县发出在三年内把太仓建设成为“洪泾式”县的号召。在我和邵学成同志就任“洪泾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期间,他仍长驻洪泾,负责洪泾的学习活动、工作人员的管理及洪泾接待站的工作,而我则从帮助洪泾大队提高农业的产量出发,开展科学种田活动。我从吴县聘请了一位姓陈的女技术员到洪泾来指导水稻生产,又从本县农业局调了一位姓施的男技术员到洪泾指导棉花生产,一心想用科学种田的办法,使洪泾的粮棉产量更上一层楼,把全县的生产带起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文件传达下来后,所有洪泾工作组的同志都按照上级指示从洪泾大队撤了回来。我分管洪泾工作前后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洪泾大队的干部群众是勤劳朴实的,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是林彪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蒙骗了他们。所以,当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暴露后,洪泾人同全国人民一道口诛笔伐,更是在后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阔步前进。
P18-22
金世明
本书是由我市政协文史研究人员多年跟踪访谈整理而成,主要记载20世纪60、70年代太仓县洪泾历史演变。地情资料收集整理是一项繁杂、责任心强的工作,如何准确把握历史片断并系统化,是我们政协文史工作者不可推托的工作,摆在面前的这部书稿,体现了“存史”价值和“资政”功能,以史为鉴,明辨是非,正确把握方向,是我们编撰这部书的基本出发点。位于江苏太仓的洪泾大队,曾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而闻名全国,其代表人物——顾阿桃、沈玉英是人们崇拜的偶像。据史料记载,当时在五六年时间里,慕名前往洪泾参观的人数达200余万之多,最多的一天达14000人,其中也不乏外国友人。这在洪泾经济尚不发达、交通尚不方便、对外交往尚不广泛的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特别是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宣传报道和最高领袖的亲切接见,更是把洪泾的影响扩展到全国,并远扬海外。直到事过30多年以后的今天,不少人见到我们还是会询问洪泾,念叨顾阿桃、沈玉英等人,有人还专门写信到洪泾了解近况,前一阵,有些报纸杂志也发表过有关洪泾及顾阿桃、沈玉英遗闻轶事之类的文章。为此,作为具有征集整理文史资料职能的单位,我们从2004年开始,着手对洪泾的史料做系统的收集和整理。
回忆洪泾,就是触摸历史,触摸那3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洪泾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生产大队,包括顾阿桃、沈玉英在内的洪泾社员们也是一群普通的人物,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人民领袖充满深厚而又朴素的感情。只是在那个年代,他们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在风口浪尖上扮演了错位的“角色”。在本书中,我们试图给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洪泾、一段真实的历史,让读者忆史抚今,从而更加珍惜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初衷和目的。
为本书撰稿的主要作者都是当时在“学洪泾”年代里从太仓县县级机关和有关部门抽调去洪泾工作的同志,有的是负责组织活动的,有的是负责材料工作的,有的当过顾阿桃、沈玉英的秘书……在他们的脑海中,刻印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他们褪了色的一本本笔记本中,保存着大量珍贵的史料,这些故事和史料成了我们这本书的“主食”。除此以外,我们还组织了当时洪泾大队的干部、积极分子和在洪泾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进行劳动锻炼及“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同志撰稿,他们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形式,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把他们的所知所闻如实记录下来。也有的作者虽然当时没有亲自参与,但事后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深入的研究,在掌握丰富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为了帮助读者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本书还收编了百余幅历史老照片,相信这些弥足珍贵的图片一定会使读者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另外,我们还在书后收录了当时有关洪泾的数篇宣传报道,帮助读者从多侧面和角度去深刻认识那个荒诞的年代。
实践方知成事难。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大的收获,也有辛勤的付出。由于洪泾之事距今已有30多年,许多当事人已经进入暮年,回忆往事需要花费他们很大的精力,需要增加他们沉重的身心负担;有些当事人由于工作的变动早已离开太仓,寻找他们也颇费周折;有的当事人出于健康的原因,只能作口述,需要有人帮助他们作细心的记录整理才能成文;有的则由于历史的原因,一度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而心境郁闷,需先抚平他们心灵的创伤等等。特别是有的知情者已经作古,有的参与本书编写的作者在中途不幸去世,这些都给本书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憾。令人欣慰的是,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最后终于完成了史料的征集。当然,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本书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回忆材料难免有不够精准的地方,整书的框架还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和严谨的结构等等。企盼读者阅后提出宝贵意见,也企望熟悉这一段历史,或参加过当时工作的同志继续向我们提供宝贵资料,以便作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
(作者系太仓市政协主席)
2006年3月
本着“存史、资政”的指导思想,我们从2004年起开始征集20世纪60、70年代以顾阿桃为代表的洪泾大队学《毛选》运动的史料。按照文史资料工作“亲历、亲见、亲闻”的要求,我们征集的对象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时任洪泾大队的部分大队干部;二是当时受各级组织委派进驻到洪泾大队帮助工作的同志;三是曾去洪泾大队接受“学习”、“教育”、“锻炼”的一些同志;四是对这段历史事件进行过多次事后采访的研究人员。在史料的征集编辑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到客观真实,坚持历史地、辩证地记录过去的一切,重现当时的真情实景,以教育后人,为此我们查阅了大量有关档案资料,深入地和当事人面谈,先后召开过10多次座谈会,回忆、挖掘、排查、整理、研究了比较典型的人和事,其间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段特殊史料的征集编辑工作。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史料基本上反映了那时那事、那地那景的真实面貌。虽不是全部,但脉络清楚;虽不算完整,但真实可信。有鉴于此,我们决定给此书冠以《洪泾往事》之书名。
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我们作为编者和作者克服了年龄偏大、资料散乱和间隔时间较长等各种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现任的政协各位主席和委员们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特别是金世明主席自始至终主持了本书的全部撰写、编纂和出版工作,还亲自为此书作序;朱汝鹏、许康仁、陆冬泉、谈家琴等同志也在本书史料的征集、编辑工作中积极地出谋划策,提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孙佩玉同志不仅承担了与涉及此书有关当事人的联络工作,还做了许多组织史料的具体工作;朱汝鹏、朱凤鸣、王大经等同志为本书统稿;太仓档案局对本书给予了全力的支持,积极提供有关史料和照片;还有不少热心人士,主动地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给予帮助和鼓励,就史料的把握原则多次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本书的后半部,附有“附录”部分。“附录”分三个内容:一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各大报刊有关洪泾大队的主要报道目录;二是20世纪60、70年代《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刊登的有关洪泾大队的5篇文章;三是太仓市档案馆收藏的有关历史资料。我们附上这一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是为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民族提供一个感性的用来作为借鉴的镜子。
由于受编者水平所限以及搜集整理历史资料的时空制约,书中难免有疏漏差错之处,敬请读者指正和谅解。
杨 炎 吴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