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钟灵毓秀的三湘四水、衡岳烟云，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外形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湘军的产生和曾国藩的武功提供了“时势”。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起事，因湘军而成功，他的一世英名、身后毁誉，都由此而来。百年以降，斯人已乘黄鹤去，一生真伪谁鉴之？

曾国藩与湘军，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一段说不清、辨不明的历史。历史可亲。且让我们走近那个并不遥远的过去，一起去感知，去触摸，去体悟……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代前言)

修身与齐家

“箕裘承祖泽”

用破一生心

“兄弟怡怡”

耕读传家

“特开生面”的湘军

墨经出山，书生治军

湘军是这样练成的

“唯涤公马首是瞻”

太平军的劲敌

屡败屡战

“以杀人为业”

太平天国成就了曾国藩和湘军

秦准浩劫

李秀成之死

湘军·楚军·淮军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薪尽火传

“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

曾、左、李

天下湘军

政坛捭阖

出污泥而不染

有实无名的大帅

捭阖有术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洋务运动的主将

道德文章

《讨粤匪檄》

“终生不辍”的文章事业

理学家

在历史的长河中

“二把手”胡林翼

幕府鼎盛

“惟楚有材”

结束语：“曾国藩热”之管见

附录一：曾国藩与湘军大事年表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整个19世纪，大清王朝治下的中国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荡变化之中。八旗铁骑的骁勇，康乾盛世的富庶，都在严重的内部消耗和严峻的外来威胁中如烟飘逝，成为一页残存于记忆中的历史。嘉庆皇帝从乾隆这位“十全老人”手中接过来的，已是一副沉重的担子和一片危机四伏的江山，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又使大清这只纸老虎的虚弱暴露无遗，皇宫受到义军冲击，嘉庆也只能发出“从来未有事，出在大清朝”的悲凉感叹。道光皇帝更是一位“苦命天子”，江河日下的大清，如狼似虎的外寇，由来已不止一日，而割地赔款的苦果，却由他来品尝。鸦片战争中，他那一句“英吉利与我有无陆路可通”的问话成为传播百年的笑料，可是，乾隆在接待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时的对话以及复英国女王的信函，其愚昧和虚妄并无二致。这些年来，大清帝国一直在闭着眼睛走路，一步步落后于世界。只有到了道光二十年，西方人驾着坚船携着利炮光临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时，老大帝国的外强中干才真正为世人所知也为自己所知。沿海水师的舢板被“开花大炮”炸成碎片，八旗绿营的密集队形在排枪的交响中一片片倒下，总兵提督乃至总督巡抚或者兵败如山或者饮恨自裁，钦差大臣追赶着侵略者的舰队去签署那屈辱的城下之盟……百年痛史，从此开端!

九州风气，万马齐喑。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真可谓“雨过忘雷，文恬武嬉”，落后之状，每况愈下，惨痛的教训似乎在鸦片烟气的氤氲中被淡忘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早已被发配新疆，写出了(《海国图志》的魏源，手捧书稿怀抱利器却报国无门，这部在中国少人关注的洋洋巨著，倒是在流传东瀛后受到重视，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启蒙读本。外则有众多强敌的日益逼近，内则有百姓不堪忍受的腐败与压迫，清政府注定要为它的麻木不仁和不记教训，再次付出惨重的代价。

火山首先在内部爆发了，火山口在帝国南部的广西金田村。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科举考场上屡屡不得志的洪秀全，发动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被拥戴为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初步建立了军事、行政指挥体系，分封诸王，清理内奸，队伍更加团结。1852年4月，太平军乘雨突围，北攻桂林，东下全州，于6月转入湖南，在蓑衣渡遇到江忠源统率的楚勇袭击，遂改人湖南道州。围攻省城长沙数月不克后，全军继续北上，轻取岳州，打下武昌。至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克东南第一大都南京，改称天京，定为国都，形成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局面。

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爆发的，同时也是青政府内部腐朽透顶的催生物。乾嘉以后，清朝吏治更加腐败，官员“牟侵所及，大略农民尤受其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唱出了百姓的怨恨和无奈，更反映了潜伏和积聚着的反抗的力量。鸦片战争前，龚自珍曾把清朝的官吏比作狗蝇蚂蚁、熊罴豺狼之类，普通百姓投告无门，生存无路，“漫漫趋避何所已”，生活苦不堪言。人祸更逢天灾，道光咸丰之交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的苦难更如雪上加霜。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腐朽的不只是吏治，在军队中也是如此。当年人关时威震天下的八旗铁骑，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就已经显出了朽势，而在平定三藩中表现不凡的绿营，其腐朽衰落更甚于八旗，在对抗白莲教起义的战斗中已是不堪使用，反倒是地方团练武装出力甚巨。八旗和绿营是清朝的“经制兵”，八旗约20万人，绿营约60万人。80万国家正规军，却在1万多英国侵略军面前无能为力，接敌者一败涂地，援助者牵延畏缩，任凭敌军往来纵横。除去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军队内部的严重腐败也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经制兵员额空缺，训练不精，，素质低下，倾轧严重，已经腐朽到了根子上。绿营兵受召唤增援前敌时，很多不忘带上烟枪，更有甚者连路都不愿走，雇人抬着走，这样典型的“老爷兵”何以能战？又以何战？曾国藩看到，在永明，绿营甚至进行有计划的抢劫，“分众伏于各村外，一更时忽炮声四起，既遍淫妇女，复将财物卷掳”，“近日官兵在乡下不无骚扰，而去岁湘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种种目见耳闻，使曾国藩对绿营之弊有了深切的感受，他对绿营做了这样的描摹：

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具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面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

这时的曾国藩，正在湖南家中尽孝。咸丰二年(1852)六月，他奉上谕充任江西主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内小池驿时，得到母亲于六月十二日病故的消息，于是易服奔丧，回籍守制。天下大乱，豪杰将出。曾国藩就是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浪潮中，没有能够按照惯例守制三年，而是被皇帝诏令出山，加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队伍当中，成为日后威势显赫的湘军统帅。

为父母守制三年的传统早在春秋之前就产生了。孔子就曾与学生讨论三年之限是否合理，指出：“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但是，中国人特别是官场中人，往往既讲“经”又讲“权”，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变通”，对于国家在特殊时期离不开的重臣，皇帝会专门下诏，要求大臣先国后家，减少守制的时间，以求“忠孝两全之美”，称为“夺情”。明朝万历时的帝师、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曾被皇帝“夺情”。咸丰二年十一月，曾国藩也接到了这样一份“夺情”的上谕，这份由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来的上谕中要求：“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属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P38-P41

说不尽的曾国藩与湘军

中国古代对一个人的结论性评价，素有“盖棺论定”的说法，所谓“盖棺公论定，不泯是人心”。然而，去古末远的曾国藩却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曾国藩确属“非常”之辈。他生逢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建有非常之功。他的生前事业清晰明朗，身后毁誉却纷纭莫测。

清廷内部有人盛赞他是“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也有人攻击他，“谤议丛积，神明内疚”。清末革命党中有人批评他，认为他愚忠于大清统治者，而使“汉人”丧失了“绝好自立的机会”；也有人佩服他，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现代史家更是各持己论，有称他为“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的，也有称他为“近代史上之伟大人物”、“中兴第一名臣”的。同一阵营的人对他的评价可以截然相反，而立场不同的人又可以毫不吝啬地同声赞美他。真是“棺已盖而论难定，人已死而情未了”。

这种现象，章太炎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并精辟地概括道：“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从那时起又是一百年过去了，对曾国藩的评价中截然不同的取向、毁誉纷纭的现象，却依然如故，其纷纷扰扰之状足以撩乱任何一个试图走近曾国藩的人。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让我们游弋于历史的长河，穿越一百多年的岁月风尘，对这些众口毁誉、繁杂难辨的“纷扰”做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吧！

1872年，曾国藩病死于南京两江总督衙署。“大星忽殒”，举国悲恸，清廷上下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隆重，以示对这位中兴第一功臣的悼怀。在以同治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中，对曾国藩及其家人给予了特别的奖赏和优抚：

曾国藩着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发给；赐祭一坛，派穆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枢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着伊子曾纪泽承袭，毋庸带领引见。

今天，关于曾国藩的原始资料的收集已经比较全面了，岳麓书社陆续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达1500万字，其他相关史料更可谓“出则汗牛马，入则充栋宇”，连《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样曾家世代相传、密不示人的资料也早就影印出版。但对曾国藩的评价，依然你云我云，少有定论。“以道德的名义”论断，往往有欠公允；以阶级的观点划一，不免失之偏颇。即使以权威的名义、强势的干预而促成某一观点的短时推广，也终究难以服众，传之不远。

纷纭状态未减，追捧热浪又生。20世纪90年代初，以唐浩明推出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为标志，乘着各种有力的主客观条件的东风，拉开了十几年来“曾国藩热”的帷幕。从政、经商、做人、处事……曾国藩成了新时代的老楷模，被热潮中的人们追之捧之，奉若神明。从官经、政经到生意经都被一一总结，就连子虚乌有的《挺经》，也被人托名著出，并广为流传。至2005年5月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曾国藩的图书目录1181条，相比李鸿章的552条、左宗棠的158条多了许多。据CNKI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统计，从1994年至2006年底，关于曾国藩的论文多达1218篇，而李鸿章是971篇，左宗棠是462篇(按“篇名/关键词/摘要”检索人名。这样的检索虽然未必科学，但可作以参照)。“曾国藩热”的温度，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是复杂的。任何试图以简单化的方式评判历史、褒贬人物的倾向都是不足取的。史学前辈提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显然是对那些简单化倾向的一种挽回。“入乎其内”，就要把对人物和事件的观照投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多一些细节观察，多一些换位思考，而少一些“站着说话腰不疼”遽然结论，因为这样的结论往往不但错误，而且可笑。“出乎其外”，就要秉持客观的态度，“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下结论”，不求以一种标准对复杂的历史作简单的划线和定性。历史是一条波浪翻腾的长河，作为史学工作者，面对这条长河，需要做的是披沙拣金，而不是推波助澜。我们处在这条长河的下游，对于上游的人和事，既不宜妄自揣测和率意定论，也不应盲目褒贬和一意苛求。毕竟，下游较之上游有更多的汇聚，更多的积淀。如果这种后来者的客观优势进而演化成为一种心理优势，并以求全责备的心态苛求前人，就要失之浅陋了。语云：“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信夫？！

山川资俊秀，时势造英雄。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钟灵毓秀的三湘四水、衡岳烟云，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风暴、中外形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湘军的产生和曾国藩的武功提供了“时势”。曾国藩因太平天国而起事，因湘军而成功，他的一世英名、身后毁誉，都由此而来。百年以降，斯人已乘黄鹤去，一生真伪谁鉴之？

曾国藩与湘军，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一段说不清、辨不明的历史。历史可亲。且让我们走近那个并不遥远的过去，一起去感知，去触摸，去体悟……

我们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完成了这部名为《曾国藩与湘军》的书稿。

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李敖曾提出：“在我们比较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大家看法能够客观一点的时候，大家情绪比较冷静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责任去还古人的真面目。”这确实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研究历史的目标无外乎两端：还原史实，总结规律。美国的历史学家房龙认为：“正如所有科学家、多数报人直至一些历史学家所知，没有任何事情是‘突然’发生的。房屋倒塌、朝代灭亡或邻居去世可能看起来是在瞬息之间发生的。但是造成致使倒塌和灭亡瞬息发生的衰败状态的因素早在数年前就在悄悄地发生作用。”治史者的责任，就在于从“还原史实”、“入乎其内”中“总结规律”、“出乎其外”，探寻历史上那些进步的或衰败的人事之中潜隐着的客观的经验与教训，用作后来者的借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克罗齐才作出了“每一本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论断。

历史不应该是遥不可及的，研究不应该是枯燥生硬的。本书的写作秉持了这样几条原则：史学规范，文学笔法，军事视角，文化观照。通过这样的写作，力求使远逝的历史可触可及，使陌生的人物可亲可近，使昔日的战场可观可感，使研究的成果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术殿堂”，“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使广大读者得到更为丰富而亲切的收获。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主观努力和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由读者评判。

《湘军志》的作者王闽运曾感慨说：“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触。研究晚清史的学者茅海建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组合，历史研究就应当切入当时人的内心。”切入当时人物的内心，还原真实可信的历史，做出客观公允的判断，这是史学工作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然而实现起来谈何容易！鲁迅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不是上帝，哪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所以，我们在搜集材料时的汲汲以求，在落笔评判时的惴惴难安，也就可以想见和可以理解了。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此书的成文，与我的硕士研究生韩洪泉的努力、勤奋和智慧密不可分。在我们接受创作任务之后，他在繁重的学业之余，全心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埋首资料、潜心创作、处理图片，个中辛苦，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终于，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水平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边学习边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提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书中大量引用了许多近现代学者的观点，或用以佐证我们的考辨和结论，或用以反映曾国藩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在使读者把握一个清晰明朗的脉络。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在众多曾国藩研究者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在本书写作、编辑的过程中，戚俊丽给予了专业的学术点拔，胡建、房永兴、顾俊杰等给予了诸多指导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关于曾国藩与湘军的资料可谓浩瀚繁富，关于曾国藩与湘军的评价可谓毁誉纷纭，我们在书中所做的解读只是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如此。囿于水平和时间，纰漏及不当之处，自知不免，我们恳切地期待着广大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教正。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许多图片采自互联网及有关报刊，并从《曾国藩(图文版)》(唐浩明著)、《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姜鸣著)中转引了部分图片，对于原作者、编辑的拍摄、搜集与整理之功，谨致谢忱！

张云

丁亥年初冬于上海五角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