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影响中国企业十多年的学者，一本曾经引发中国企业全面反思的著作，1998年中国企业管理最畅销书，成长型企业规避错误的启迪读物！

本书的着重点，就在与企业相关的若干观念问题，或者说是若干观念转变的问题。

本书适合于企业界的中高层经理和对企业文化、战略、营销感兴趣的人们，也适合于从事管理咨询业的人员，以及在企业中工作的其它人员。

本书内容包括：审视企业家，审视企业创新，审视战略，审视人才，审视竞争，开放与民族工业，论战略，论人才，论观念等。

本书采取对照的方法，开列了企业失败的种种症状，剖析了他们企业家意识、企业创新机制、企业发展战略、企业人才和竞争观念等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各种不良反映，这也许还不够完全，但我们足可以拿几条来诊断一下周边的企业。如果任何一个方面出了大的毛病，这个企业的成败就是可想而知的了。这本书着力总结的正是导致企业失败的共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往往交织在众多的表象之中，深藏在企业深处，人们不易觉察。

第三个转变(代序)艾丰

再版序

思索篇

第一章 审视企业家

 一、中国需要亚科卡，但亚科卡不能救中国

 二、短命的优秀企业家多

 三、“武大郎开店”能干什么

 四、中国有企业家吗？

 五、在红地毯上气宇轩昂的事情谁不会干

 六、人要有精神，企业家更要有精神

 七、人没有信仰能不能活

第二章 审视企业创新

 一、组织创新——企业要成为赚钱的机器

 二、市场创新——企业是策划出来的吗

 三、中国企业的“爱迪生现象”

第三章 审视战略

 一、“巨人”危机的启示

 二、无战略现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三、冒进战略——到外国买一家钢铁厂

第四章 审视人才

 一、钱是人挣的，企业要关心人

 二、要尊重人才，浪费人才是最大的犯罪

 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四、养兵千日与拿来主义

 五、溺爱毁人

第五章 审视竞争

 一、全球化竞争与画地为牢

 二、关于多元化

 三、蛇吞不了大象——资本经营

 四、同行是冤家与竞合关系

言论篇：与企业家们的对话

第六章 开放与民族工业

 一、民族性的体现途径是什么

 二、中国是经济主导型还是经济附属型国家

 三、中国经济要不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四、中国应该向日本和韩国学习什么

 五、外资、合资企业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

 六、中国的民族工业怎样崛起

 七、如何学习外国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

 八、怎样解决贸易保护和开放的矛盾

第七章 论战略

 一、中国企业在战略方面的表现如何

 二、我们很多企业在战略设计方面的欠缺是什么

 三、我们很多企业在战略设计方面为什么总是落后于人

第八章 论人才

 一、为什么说企业人才的首要标准是能够与人合作

 二、人才是企业利润最高的商品，又是企业风险最大的投资，为什么

 三、现代企业与传统企业在人才管理方面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第九章 论观念

 一、如何看待策划现象

 二、如何解决个性满足与团队需要的矛盾

 三、如何理解规模经济与划小核算单位的关系

 四、单一某项产品的创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创新机制，如何解释

 五、中国企业在实力普遍不如外国企业的情况下应如何创新

 六、什么叫责任体制

稍安勿躁(代后记)

 一、做人稍安勿躁

 二、做事稍安勿躁

 三、做企业也要稍安勿躁

六、人要有精神，企业家更要有精神

1996年12月28日，我的第一本经营管理实务著作《联想为仆么》的首发式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先生在会上作了即席发言，他说国外有一本著作，提倡企业家精神，主要是三点：第一点是企业家要有凝聚力；第二点是要有创新能力；第三点是要有责任感。刘伟先生分别对这三个要点做了一些简要的阐释，其中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创新能力的问题。

在见诸于市的各类书籍中，关于企业创新已经有很多的论述。以我个人感受而言，震动较大的是日本企业率先提出的“企业再造工程”。众所周知，日本的企业在二战之后卧薪尝胆，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在七十年代终于有一批类似丰田、索尼、松下这样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登堂入室，取得世界性的成就。当这些企业成为世界级的公司也就是成为巨人企业以后，事实上一种几乎是很难避免的“大企业病”现象也滋生出苗头。企业活力减弱，效率减低，市场反应能力变得缓慢，员工创业意识、危机意识衰退等等。这些现象都曾经是美国的大企业经历过的问题。精明的日本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没等这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是主动地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企业的再造工程。他们或者简化自己的工作流程，减少环节提高效率；或者在企业内部倡导新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管理，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例如丰田公司把用过的各类公文信函背面作为记事纸使用)；或者是重新分析世界市场，调整企业的战略规划，等等。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在这个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日本企业经过战后几十年艰苦创业，在整个国家进入经济强国的时候，他们理应享受一番创业的成果，享受富裕。至少，在我们中国，今天我们还没有富强，还是第三世界，但我们几乎是举国上下在亭受生活。假如做一下统计，我们现在平均每一天全国各地用于吃喝的公款消费，应该在十亿元，甚至百亿元之巨，而同时我们每一天国有企业亏损的资金数额也该在这个等级上。这就是我们和日本人的差距。美国人是有钱就花，日本人是有钱都不花，中国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没钱也要花。在北京这个地方，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看不起日本人，尽管人家富我们穷，但我们觉得日本人抠门儿、小气，像“高老头”，是农民。我们敬佩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大方豪爽，会享受生活。于是，我们就像美国当年政府提倡国民超前消费、使用信用卡那样，我们的企业从银行贷款给员工发工资，个人从别人手里借钱买汽车、买电脑。仅法国高级白兰地酒厂人头马公司一家一年就可以从中国赚走利润几个亿。

尽管这种做法对我们当前供大于求的市场会有一些帮助，但并不能最终帮助我们摆脱贫穷，政府也总不能靠发行人民币使我们走向富裕。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一下，如果日本企业没有八十年代初那场类似于中国搞运动一样做法的再造工程，也许他们就难以保持自身的持续发展并且取得今天的辉煌。索取不能使一个国家富裕。也不能使一个民族振作。只有创造才是国家与民族的正途。而能否创造的关键在于人是否有忧患意识。只有当人们具有忧患意识以后，才会有创造创新的要求，所谓“穷则思变”。而企业是一个唯有依靠创造才能生存发展的组织。八十年代末，江苏省曾经有一家省内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前身是一个校办工厂，老板很卓越，艰苦努力，数年问便把这个校办工厂办成了资产上亿的公司，被省政府授了“江苏省明星企业”。进入九十年代后，市场形势有了较大变化，这家企业也有了很大变化。企业老板花在主要业务卜的时问与精力日渐减少，先是建了一个规模不太大的卡拉OK娱乐厅。那时候我经常到这座城市去，每次去他都会在娱乐厅接待我。娱乐厅里有一个单间是专门为他准备的。据他自己介绍，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这里玩。于是，每次我都会发现他的歌比以前唱得更好了，几乎每一首刚刚流行的歌曲他都会唱。每次我都会发现他的舞姿比以前更优美了。后来他又建了一座在那个城订丁里最豪华的综合性的夜总会。夜总会里依然有一个属于他的上百平方米的单问，房问里按他的喜好，不仅有吧台洋酒，也有专门从内蒙古搞来的猎枪斜挂在墙壁上。再过几年，据朋友说这家企业已经奄奄一息了。

前几天，有一位记者问我，“为什么很多中国企业早期还算优秀，而到达一定规模以后就停滞了，甚至消亡了？”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我们的体制，还涉及到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我们民族文化里到底有哪些东西不适合今天竞争残酷的市场经济呢？过去我们总以为“小富即安”是农民文化独有的东西，但如果仔细衡量一下我们一些企业的表现，“小富即安”的农民文化同样也植根于我们的城市，植根于众多的企业和企业家身上。而“小富即安”与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格格不入，与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要求不适应。

做一个享受财富的企业家容易，花钱的事情无师自通，十儿岁的孩子都会。做一个创造财富而且要不断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很难。难到什么程度？打比方说，一个家庭有了一些积蓄，有了房子、有了汽车、银行里有了几十万元存款以后，这个家庭去享乐一两次，也还不会因此就变得家徒四壁。而当企业家不同。即使你有了上亿甚至几十亿的资产，当今世界不容你喘息，只要你稍不留意，企业说垮就垮了，转瞬之间就可能变化。这样的例子很多。早期的王安电脑公司就是一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是古代社会的说法。今天的世界，至少中国还没有哪一家企业富可敌国，敢说出本企业三年不挣钱还能活下来。中国还没有哪家企业有这样的资格。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企业家的危饥意识要强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中国贫穷，贫穷的中国企业家如果安安稳稳地睡觉，歌舞升平地享受，以为这样也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只能是梦想。在竞争的世界里，作为弱者的兔子如何保护自己不被吃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眼睛睁大。

检讨一下过去，今天表现优秀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长虹、海尔等等，我们可以从诸多角度去探索他们成功的原因。其中表现在这些企业以及企业家身上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传达出一种危机意识，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这也成为他们创新的原动力。

P22-25

第三个转变

代 序

初见到这本《中国企业批判》的书名，觉着有点吓人，“批判”？批判谁？批判什么？“大批判”年代早已过去，还讲什么“批判”？

读读书的内容，开始明白了，一者，他想恢复批判的本意，那就是以审视的眼光，对与企业相关的问题，重新进行总结、检讨、分析。改革近二十年了，似乎应该做一做这方面的工作。一者，他想以看来过分尖锐的词汇来表达急切心情。在我国，对于围绕企业许多方面的认识上，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转变。

现在我们常说“两个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转变。其实实现这两个转变的关键，又在第三个转变，那就是观念的转变。我想这本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提供了什么现成的企业管理的经验和方法，作者也没有把它写成企业管理教科书的意图。全书的着重点，我看就在与企业相关的若干观念问题，或者说是若干观念转变的问题。于是针对性、现实性由此而生。

我结识陈惠湘同志大约是在九十年代初，那时他在联想集团做企业形象推广和内部管理文化建设这类工作。七八年间，几经周折，角色虽然不断变换，但一直没有脱离企业。记得1995年11月，他代表联想集团参加了在安徽合肥举办的全国名牌大会，我作为会议的组织者邀请他代表联想在大会上发言。事先我没有想到，他的发言会是那样的激昂慷慨，那样的生动深刻。他没有拘泥于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和成绩的介绍，而是立足企业发展，放眼国际竞争，发出的可以说是振兴民族经济的呐喊，同时也包含着对于中国企业自身种种问题的思考。我感觉这是一位“有思想的人”。1996年底，这个感觉得到了印证，他给我送来了《联想为什么》一书的书稿。当时我虽然工作很忙，还是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他对联想集团成功的许多深层原因做了精彩的剖析和介绍，使我读来不仅饶有兴趣，而且很有收获。我想此书应该是当年经济类书籍中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的一本力作。它的畅销，就是自然的了。

企业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反过来套用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失败的企业总是相似的，成功的企业各有各的不同。惠湘的这本书，采取对照的方法，开列了企业失败的种种症状，剖析了他们企业家意识、企业创新机制、企业发展战略、企业人才和竞争观念等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各种不良反映，这也许还不够完全，但我们足可以拿几条来诊断一下周边的企业。如果任何一个方面出了大的毛病，这个企业的成败就是可想而知的了。这本书着力总结的正是导致企业失败的共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往往交织在众多的表象之中，深藏在企业深处，人们不易觉察。

大凡成功的、成熟的企业家，都不仅只是懂得企业、局限于企业的狭义的“行家”，而且往往是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们总是善于从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吸收营养，并在自己的企业内消化，从而求得自身的发展壮大。现今的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源泉，又是科学技术、知识文化的凝聚点。

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在于创新。而创新首先要从观念开始。在跨世纪的中国，在两个转变的中国，这本侧重探讨第三个转变的书就格外值得一读。

惠湘的文笔是生动的，但愿我这干巴巴的序言，不至于破坏了本书的风格。

艾丰

1998年1月10日

稍安勿躁

一、做人稍安勿躁

好几次下决心要把“后记”写完，但都没有完成。

第一次是在海南。1997年11月底的时候，应海南省委党校和省经济合作厅两个单位邀请，我去该地讲学。在北京总是静不下心来，这样那样诸多事情缠身，把稿纸铺在桌上无数次，“后记”依然难产。我想着到了海南，到了天涯海角，又有两天的富余时间，怎么也应该把这最后一个冲刺完成。遗憾的是，到离开海口返回北京的那一天，还是只字未写。

去海南的那一天，从飞机上往外眺望是一望无垠的云海，头上是蓝得如玉的天空。云海蓝天之间，又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透过舷窗望去，不时可以看见别的飞机从我们这架飞机上方或下方穿梭而过。这世界实在太忙碌，连天空也难得安静了。于是我荒诞地想，天空会不会忙碌到和地面一样，有一天要把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搬到天空上来。

海口很小，小到从飞机场出来，15分钟的路程就到达市内下榻的酒店。省委党校和经济合作厅的同志设宴接风，然后告诉我日程安排。这时我才知道，原以为富余的两天时间又被安排掉了。于是开玩笑说，人人都想自我设计，其实是都被别人设计。

从兴隆农场的温泉度假村到三亚的亚龙湾，碧水蓝天，椰风习习，海南是一个让所有人留连忘返的人问仙境。而这一切最终使我付出的代价是“后记”依然只字未写。

从海口回到北京，又出了一次差，到中央电视台拍片子，“后记”还是写不出来。跟别人感慨，说一本书都忙里偷闲写完了，没想到让一个“后记”憋得这么难受。别人也跟我感慨，说北京这个地方，人没出名的时候住在这里挺好。出了名以后就不好了，它能让你浮躁，让你不知自己几斤几两姓甚名谁，能毁人。我知道朋友的感慨是什么意思，没出名的人到北京出名，出了名的人到外地偷闲。但现实生活往往不是这样，就像一个人很多时候不能自己设计自己一样。没出名的时候想出名，出了名以后想出大名，想永远出名。北京人多可能跟这有关系，因为这世界每一个人都想功成名就。

于是，社会就变得浮躁了。无论在什么地方，今天的人们脚步疾了，脸色严峻了。竞争的世界使人们更充实了，其实也更浮躁了。唯有在四川成都的时候，我才忽然有了另外的感觉。川人的勤奋是举国皆知的。为了生活他们可以离乡背井，到处拼搏。但是成都有不计其数的茶馆，有不计其数的以经营火锅为主的餐厅、小饭店。劳作之余，成都人便涌人其间。那种安逸，那种闲适让人生出许多羡慕。

12月16日，我从深圳飞回北京。这一天北京有大雾，飞机无法降落，因此就飞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过夜。我从未到过内蒙古，晚上十点的时候，呼市不甚明亮的街灯，稀稀落落的行人，瑟瑟的寒风以及街上店面的蒙文招牌，让人忽然觉得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神秘地方。第二天民航的服务人员一大早就把旅客们集中起来，浩浩荡荡去机场等候起飞。北京的大雾第二天白天也难以散尽，因此近千名旅客在呼市机场滞留，翘首期待候机厅里的广播尽快传出登机的指令。有人在抱怨，有人看电视，也有人三三两两凑在一堆，中间用行李箱当桌子打扑克牌……我是一个人旅行，干脆就独自想问题。在机场耽搁了近乎一整天，终于想出“稍安勿躁”这个话题，并以此作为“后记”。

二、做事稍安勿躁

12月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找我，他们正在拍摄一部90分钟名为“人在97”的电视片，准备在元旦时播出，希望我能在电视片里讲些什么。因此就不免要回顾1997年自己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社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有了一个总结的机会。

1997年对我来说，的确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我自己的经历大致可以概括为：出了一本书，交了一群朋友，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说起来轻轻巧巧，但其中滋味却还值得品味。

《联想为什么》1997年元月上市，到年中的时候，发行量已超过30万册，是几年来中国同类书籍中发行量最大的。很多朋友向我祝贺，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上千封，其中包括日本、新加坡、美国的来信。更有一些读者，千里迢迢从外地来京，专门与我探讨一些问题。一度使我自己感到很满足。37岁的人能够有一本书取得几十万的销量，电视台、报纸采访，各处签名做讲演，似乎该知足了。9月份我到南京参加文化节活动，应邀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在南京目睹的一件事给我不小的震动。被邀请的来宾中有一位八十年代举国皆知的人物，现在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组委会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活动，在活动的过程中，我发现那位老人总是昂首挺胸一副清高的样子。众人除去礼貌性的寒暄，一般都不与他交谈，唯有他老伴相随左右。组委会安排有签名售书，签名售书的时间是星期天的下午。在南京新华书店宽敞的营业大厅里，一溜儿摆着很多桌子，每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名人，读者就在桌前排队。参加签名售书的名人们有因读者多而热闹的，也有因读者不多而冷清的。那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桌子四周也围了些人，大家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极少有人买书请他签名。我注意到他脸上不时会显出几分无奈。

从南京回来的路上，这件事始终在我脑子里晃动。其实，一个人一生里总会有那么一段辉煌的时光，也总会有更多的时光平平淡淡。人在辉煌的时候心态变了，姿态变了，变高了，大概很多人都不能例外。而当不再辉煌的时候，心态要再变回来，姿态要变回平常人。这或许就比较艰难。人最怕什么呢？怕富贵过以后再忍受贫穷。由此想到我自己，1997年的心态恐怕也是过于辉煌了。细细想来，这一年中的情景多少该有所警觉了。

1997年的一年里，我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各类讲座、讲学达到五十场以上，听众上万人。同时我也结交了相当一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他们包括：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先生、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先生、奥沃集团总裁宋世鹏先生、恒源祥公司总经理刘瑞旗先生、星湖集团总裁黄增群先生、昌宁集团总裁石山麟先生、北方汽车创业集团总裁杨伟长先生、格兰仕公司俞尧昌先生和珠江啤酒集团严旭女士等等。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比较成功的企业家。和他们的交往以及对他们企业的考察，使我对中国企业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我这个人有容易走极端的一面，容易被自己经历过的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企业束缚住。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有这种倾向，但我在这方面可能比别人更严重。对这些企业的了解给我帮助很大，使我能够以更开阔的眼光认识中国企业。坦率说，如果没有南京文化节发生的那一件事，我可能还会沉浸在辉煌的心态之中，而根本不会有这样的要求和想法。

1997年，承蒙柳传志的信任，由联想集团以及其他两位股东出资，四个单位共同组建了一家文化发展公司，并委派我担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文化公司创办之初，雄心壮志是不必说的。但一年过去，总结下来最大的成绩是没犯什么错误。两年中公司做的事情不算多，专心致志围绕两个项目开展业务，做事不多客观上也避免了犯错误。我是一个急于行动的人，有时候会好大喜功，什么事情都想做。在我过去的经历中，这是我犯过最多的错误。

由此可见，稍安勿躁这样一种心态，在很多时候的的确确可以使人长进。

三、做企业也要稍安勿躁

1998年出版发行的《中国科学报》约我开一个“惠湘评论”的专栏。我给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文章叫“中国企业别瞎急”。为什么会写这么一篇文章呢？

有一次和几位朋友聊天，我忽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当今企业界最具有普遍性的情绪就是发急。找不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发急，亏损发不出工资的企业发急。有钱的着急赚更多的钱，没钱的着急找米下锅。世纪之交的时候，惶恐和焦躁大概是全球蔓延的流行感冒。中国企业着急，中国人着急，我觉得这是大好事。过去我们不着急，凡事都有政府想着。我们有些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由别人主宰。中国企业过去也不着急，新项目投资，技术改造资金，工人工资，凡事都靠由政府解决。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循规蹈矩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今天我们开始着急了，开始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这是一种希望，是一种进步。创造一个人人自强不息的社会环境，我们这个民族才会真正崛起。

但是，我们有些瞎急，有些急红眼。急中生智和急红了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也会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落后了不止十年、二十年，我们别期望三拳两脚就能缩短这种差距。跟那些世界级企业相比，我们企业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我们不善于定战略，不善于合作，不善于开发市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是我们比人家傻，中国人不仅不傻，而且智慧过人。是历史的安排，我们没去和人家竞争。1997年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企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五年后我们再回首今天就一定会发现这一点。这一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概念，提出了国有企业应该进行产权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的国有企业将拥有实实在在的主人。也就在这一年，不断传来大企业破产或危机的消息。

觉醒的中国企业有一些焦躁是必然的。但是，这焦躁应该早一点消失，思考与行动应该早一点开始，因为竞争不可能给我们留很多时间。

《中国企业批判》一书正是基于这种思考，用了近一年时间写完的。我想并以此作为对所有关心中国企业命运、关心中国企业前途和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新年礼物。

陈惠湘

1997年12月于海口、呼和浩特、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