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前人说过，戏剧就是“歌舞演故事”；后来又听到专业的说法，说戏剧是综合艺术，由音乐、舞蹈，歌唱、美术诸方面组成。作者认为看戏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作者今年五十七岁，看戏的历史绝对在五十年以上。从看不懂，到能看懂，后来又当了八年的专业编剧。由休闲的看逐渐变成了思索的看。看了以后，还有了说长道短的习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把口头说道改成文字记录的习惯。日久天长在不知不觉间写的东西多了，于是，就开始整理，最后就有了这部文稿。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巨木参天赖沃土：演出与剧本；胜似沙里淘金，全凭炉火纯青：演员与观众；积翠应含雨露深：化装、道具、舞美三位一体；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戏如人生。全书深刻记录了作者看戏的人生历程，诠释了一个平民式的戏剧艺术观。

一 巨木参天赖沃土：演出与剧本

 不可爱的英雄

 吕布最后该说些什么？

 “煞气红光”哪里去了？

 不应该出现的情节

 疏密得当的《华容道》

 一个被歪曲的人物

 品头论足说曹杨

 戏词里的考证

 不要给马谡翻案

 名著和戏剧

　“无数”好还是“有数”好？

 帝王的内心世界

　《四郎探母》为什么久唱不衰？

 佘太君不要太绝情

 不明白的修改

 全新的杨再兴

 《野猪林》是一出爱情戏

 保留精华

 剧中人的自称

 雷峰塔必须倒掉

 不能太“左”了

 戏剧该有怎样的结尾

 再说结尾

 连台本戏和后传

 女人真的那么厉害吗？

 两个《白水滩》

 贵在出新

 剧本的修改

 应该突出谁？

二　胜似沙里淘金，全凭炉火纯青：演员与观众

 戏里的眼神

 生与熟的表现点

 技和戏

 戏台上的“特技”

 戏剧的绝活儿

 急人的戏

 舞台的层次

 演戏和唱戏

 插科和打诨

 给“坏蛋”喝彩

 戏里的马

 台上也有观众

三　积翠应含雨露深：化装、道具、舞美三位一体

 京剧也有变脸吗？

 英俊小生藏祸心

 旦角最美

 太监有胡子吗？

 服饰的夸张

 戏台上用过真刀真枪吗？

 特殊的道具

 永葆青春的角色

 什么人用拂尘？

 丑和美的互换

 戏里的父子相

 群仙聚会《闹天宫》

四　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戏如人生

 不以胜负论英雄

 “四弟”从何而来？

 “杨”字拆开是木、易吗？

 反复出现的人物

 “关公”和“本团演员”

 文昭关是地名吗？

 场上书画何其多!

 黄一刀是谁？

 剧情和剧名

 末上哪里去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神话剧

 给“老外”看的戏

 一样的感情

 折子戏如何排列次序？

 戏剧和民谚

 戏剧里的失误

 关于关公戏

 情不可少

 样板戏好吗？

 哪里来的“薛天下”？

 戏剧的门

 丫鬟为什么都那么聪明？

 好戏和禁戏

　“四平调”是表现喜悦的吗？

 古人的盟誓

 一个很让人喜欢的人物

 京剧土气吗？

 有身份没姓名的角色

附录：主要演员艺术概况表

后记

现在的人都知道演戏要先有剧本，然后再由导演和演员把戏搬上舞台。不知情的人可能以为写剧本是很好玩、很风光的事。其实不然，凡过来人都知道，作家好不容易逮个素材，又捕捉了灵感，费了吃奶的力气写出来，还要根据各个方面的意见进行修改。有时一改就是好多遍，当初的模样几乎就没有了。戏剧的刊物少，舞台有限，能发表的真如同凤毛麟角，能搬上舞台的更是少得可怜。一旦戏演出来了，火了，人们记得的只是主演、导演，有几个编剧能算根水灵的大葱！尽管这样，剧本还是很重要的，至少在今天必须得先有鸡后有蛋，没剧本就演不成戏。剧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离开舞台，没有演员，一个人在家里也可以过足瘾。连看带哼哼，那也是一种很难得的享受。

剧本就是搬上舞台，短不了还要修改。其中原因很多，从主体上看是为了不断完善，逐渐满足戏迷的需要，这也是戏剧能生成发展的基本属性之一；有时是因为演员的缘故，有利于发挥主演的特长。有时也是符合大气候的需要，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净化舞台，把一些淫秽的、恐怖的或者是能搅乱人们视听混淆是非观念的细节从表演中去掉，还干脆禁演了一批剧目。今天看来这种做法还是大有益处的。后来一些禁演的剧目经过脱胎换骨的修改又上演了，可以说是最为彻底的修改。同是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对仅存的十个剧目也不断地修改，那则完全是为当时的形势服务，要另当别论。修改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诸如语言大师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里出现的“关公战秦琼”，属于某些“权威”的淫威，也算是一个方面吧。

修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有时大的框架改，有时个别情节改，有时只改一句唱词，或是唱词中的一两个字。但是，无论怎么改也瞒不过戏迷的眼睛和耳朵，他们都能发现。

总之，剧本的修改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别小看剧本的修改，所改变的不仅是剧情，而且是对人们的引导。观众是忠实的，也是忠厚的，你演什么他就看什么；你演什么他就信什么。一出戏能使人振奋，也能使人悲怆，在娱乐中观众的每根神经都被牵动着。当然导演、表演的功劳不能埋没，但是最基础的还是剧本。

既然有这么多的原因，我们对剧本的修改也就见多不怪了。不可爱的英雄

说起马武来，那是一个可爱的舞台艺术形象。在《姚期》一剧里，他凭着自己的卤莽加机智，强迫皇帝在他的手心里写了一个“赦”字，救下了即将被杀害的功臣、自己的患难弟兄姚期一家人。他的卤莽和姚期的稳重，成了鲜明的对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上天台》里，他同样可爱，尽管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他手持金砖，自尽一死的一幕，实在是感人。在那出戏里可以说是最为悲壮的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打金砖”这个戏名。可是在《玉虎坠》这出戏里，还是这个马武，还是一个英雄形象，却一点儿也不可爱了。

在《玉虎坠》里，我们不否认马武始终是站在反对王莽的立场上的，但是动机就值得分析了。他一再声明当初他是参加“招聘”的，而且武艺和文韬都很出众。可是王莽却因为他的相貌丑，而把他赶出了考场。马武一怒之下，才上了太行山，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如果王莽不以相貌取人，提拔重用了他，那么他又将站在什么立场上呢？这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很有可能他就成了刘秀的对头，给汉室的振兴增加了阻力。

我们放宽尺码，撇开动机不说，马武后来的表现也实在叫人难以称赞。他为了扩大实力，完成推翻王莽的事业，决心下山把一个叫王滕的卜卦先生请上山来。见到王滕后，坚持要到酒肆一叙。到了酒肆后，不顾王滕的提醒，大呼小叫，和另一个喝酒的冯彦发生了冲突，动起手来。在交手中，他艺逊一筹，吃了亏。不过，他很佩服冯彦的武艺，又有了新的想法：邀请冯彦上山。他就拔剑强迫王滕去游说冯彦，结果碰了钉子。  聪明一世的王滕这时给马武出了一个实在不高明的主意，有如现在所说下棋的昏招。他叫马武杀个人把人头挂在冯彦家的门口，逼冯彦离家出走。他走投无路，就会上太行山。马武认为是个非常好的计策，可是当时正值半夜，没有行人。马武灵机一动就把王滕杀死，并且把头挂在冯彦家的门口。王滕虽然说是自食恶果，但马武所为也太过分了。戏演到这里，马武的可爱之处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们的不平是刚刚开始，马武并没有派人观察冯彦的动静，把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扔到脑袋后边去了，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直到他的手下劫了两个路过的妇人，其中一个就是王滕的女儿，他才如梦方醒，采取了积极的方式，搭救被他所害的无辜。P2-3

几年的时间，戏看了不少，一开始我只听得懂京白，后来韵白也慢慢能听懂了。再由母亲给我讲讲剧情，逐渐地也就着了迷了。每次到了庙会上，不等母亲说话，我就拉着她往戏棚走。毕竟是太小了，具体的戏名，我今天只记得两个，一是《西厢记》，一是《武松擒方腊》。在《西厢记》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五十多年过去了，仍然恍如昨日。那是小沙弥带着张生到普救寺各处观看，他告诉张生，这儿是厨房，那儿是茅房。张生问：“这两个地方怎么离得这么近啊？”小沙弥说：“吃完了赶紧过去拉啊！”台下笑声顿起，我自然也不例外。

还有《武松擒方腊》里，武松断臂后，用一个鸡蛋壳里朝外地粘在胳臂上，表示鲜血淋漓。我竟然不感到恐怖，反而觉得非常好玩，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再也没看过这出戏，不知道别的剧团怎么表示这个情节。

大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庙会取消了，在护国寺的对面建立起一个剧场，即人民剧场，于是我看戏的生涯也开始升级，并走向正轨。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京剧院的演出场所，我有幸看了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李和曾、张云溪、张春华等艺术大师的多场精彩演出。其中李少春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现在屈指算来，他的戏我看过《三岔口》《智激美猴王》《大闹天宫》《汉津口》《响马传》《野猪林》……还有现代戏Ⅸ白毛女》。那时虽然我才十来岁，可是对他的表演非常欣赏，他能唱、能打，还会演猴戏，我认为天底下这么有本事的大概没有几个。慢慢地他就成了我心中的偶像，直到今日光彩不减。我还买了《野猪林》和有关他的音配像的VCD，经常观看，总是那么投入和激动。也许是感情太深了，对于他的儿子李浩天、李宝春我也是情有独钟。记得李浩天在邯郸演《打金砖》时，我特意写了一篇《疑是少春又重来》，对他的表演给了很高的评价。固然他的表演很有水平，但是也不能排除有对李少春先生感情转移的成分。我对于那些在“浩劫”中，往死里整过李少舂，今天又说“我是他的学生”之类的人，一向嗤之以鼻。说起《红灯记》来，我就说李少春A角，他演的李玉和比谁演得都好。

说到激动时，难免离题，再回到小时候。那时的Ⅸ北京日报》每到星期五就要登“后天日场”的剧目。家里订着报纸，妈妈看了预报，就决定看不看后天也就是星期日的戏，只要节目差不多，她是一准去的，所以我看的戏就渐渐多了起来。像《智激美猴王》这出戏，我不仅看过李少春的，还看过王鸣仲先生的。李少春的弟弟李幼春本来是唱花脸的，在那出戏里演猪八戒，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至于《闹天宫》《三岔口》《白水滩》《嘉兴府》……就不知道看过多少回了。

可惜的是在我看戏兴趣正浓，也开始看出点儿味道的时候，现代戏开始占领舞台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开始靠边站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人民剧场看的最后一次戏是一场折子戏，最后一折是刘琪的《虹桥赠珠》。现代戏我看过中国京剧院的《千万不要忘记》，那是一出当时非常时髦的戏，各个剧种都有，还拍了电影。李和曾演丁海宽、张舂华演丁少纯，张云溪演那个先进工人季有良，江新蓉演姚母，别的记不清楚了，尽管他们非常尽力，也尽可能地利用京剧的程式，但是看起来还是很别扭。那时候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姚母和工会干部大刘借钱后，一边送他说着“你慢走”，一边“一五一十”地数钱，这个细节我倒是记得很清楚。

随后，就是“文革”开始了，舞台上只有“样板戏”，而且平时不演，节假日才有演出，所以看戏就非常不容易了。每逢节假日的前三天，我都要到人民剧场去排队。剧场门口的戏迷就开始排队了，那时候的人非常会组织，十个人一小组，十个小组一个大组，无论大组、小组里都有组长，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号，表明你是哪个大组里哪个小组的多少号。每个小组两个小时点一次名，不到者就除名了，夜里也要轮流值班。肚子饿了，就到对面的小吃店胡乱吃点儿什么，接着排队，一连三天都是这样。

等到剧场开始卖票了，售票处的人就凭戏迷手里的号换他们的号，这时一个百十人的大组，能剩下三十几个人就算是不错的了。换了剧场的号，再五个五个地进售票处，一个人只能买四张。您说看一出戏有多么不容易，据说别的剧场也是这样，但是我没去过。能买上就算不错了，因为剧场的号有限，一旦发完了，你这几天就算是白搭了。现在您听起来，可能像是《天方夜谭》的续编，可当时就是那么回子事。排队买票看戏，也成了我和妻子慧龄恋爱时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人民剧场演《红灯记》的时候多，因此那出戏看了好几遍，可惜的是李玉和不是李少舂先生来演了。什么事都得慢慢地积累经验，我们学着别人的样子，买人民剧场的票，再到别的剧场和戏迷朋友交换，这样一来，还有幸看过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后来，不知道谁出了个馊主意，改成有组织地分配票了。排几天队看一场戏的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

我下乡后的看戏生涯就更富有传奇性了。农村在过节时搭台唱戏是多年的习俗，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没有改变。一次，村口演戏是《沙家浜》，我和妻子慧龄自然是要去看的。一开始人们都看台上，没注意我们这两个特殊的观众。等胡传葵一上来，我惊叫一声：“哎呀！”因为“样板团”的胡传葵是周和桐先生演的，他是个大胖子，小剧团不好找胖子，硬弄个麻秆儿顶着，甚至比那个刁参谋长还瘦一圈儿，我能不惊呼吗？那年月乡下有收音机没电视，胡传葵到底什么样，乡亲们根本不知道。我这一咋呼可不要紧，乡亲们发现我和慧龄了，我们俩都戴眼镜，和他们不一样。那年月乡亲们是很少知道眼镜的，比发现“外国”还新鲜。这“外国”就是他们对知青的称呼，就跟今天有人管外宾叫“老外”或“哈罗”一样。于是他们不看戏了，都看起我们来了，还指指点点说个不停。弄得我们浑身都不自在，只好舍戏走人了。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再也不敢去看戏了。当然，那戏和我在北京看的也无法相比。

谁知道我们却因“祸”得福。那时候，武斗正酣，演戏的是得势的一派，另一派来捣乱来了，隔一天演戏时，他们先是在远处看一阵，然后就在舞台四周对天放枪，乡亲们惊呼着乱跑。虽然没死人，可是伤了些。第二天，人们对这事议论纷纷。村里的大嫂们说话也不避讳，这个说，娘啊，我吓得尿了裤子；那个干脆就把裤腿撩起来，叫大家看腿上的青紫。收拾现场时，发现丢的鞋子堆得老高，一马车没拉完，废品站可是小发r一笔。我们呢？怕让人家参观，没去看戏，就这样躲过了一“劫”。

一直爱看的没有了，我感觉很失落。那时，经常做梦看见报纸上又登出密密麻麻的戏剧预告，当然醒后更觉失望。后来找到一个暂时调节一下这种思绪的方法，那就是借回北京的机会到颐和园去，看长廊里的画。那画的内容很丰富，有花鸟、山水、园林，还有人物。人物画里就有好多取材于戏剧的。可是那时，人物画被白粉涂盖了，但是总有涂不到和涂不严实的，我和慧龄就钻这些空子看戏。虽然，费些气力，但还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今天这部书稿里，有些图版还是来自颐和园的长廊画。

下乡时，一度回城闲居，为了不吃闲饭，也曾经画过脸谱。到一个管理人员那儿领回脸谱坯子，回来先涂上白粉，再按要求勾画。谁知路没少跑，闲话没少听，结果是钱没挣到，只留下几个脸谱做纪念，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段戏缘吧。

我们下乡的日子倒也安闲，只是摆脱不了清贫，我们就开始琢磨出路。慧龄有主意，她说：“你看了那么多年的戏，就不能自己写写？”我一想，是啊，某家何不试上一试？那时候，村里让我去看青，就是在地里看着庄稼，别让人偷牲口糟践。这是个轻活儿，可老得呆在地头的窝棚里，也实在是憋得慌，是得找点儿事干。按说写戏是个好事，而且有时问了。可是写什么呢？那时没有什么参考资料，手头儿有一本小人书叫《鱼龙坝》，说的是一组知青下乡，有进步的，有落后的；村里有欢迎的，有反对的；还有个阶级敌人趁机生事。结果呢？进步的成长了，落后的改进了，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了。知青们在广阔天地茁壮地成长了。对，就写这个，我把整个故事分了八个段落，也就是八个场次，让人物说一阵，唱一段。嘿，没有两天的工夫，一个剧本就诞生了，我给起了一个很时髦的名字叫“山乡风云”。慧龄看了，认为挺不错的。说要是排演了，看的人少不了。她的硬笔字比我好，就工工整整地抄在一个硬皮本上。

那时候没有刊物，写了也就是自己欣赏。我们没事儿就拿出来念念，权当解闷儿了。不怕您笑话，我们也曾经把这个剧本寄到国务院文化领导小组去，希望“样板戏”能多一个。可是大概有二十来天吧，剧本寄回来了，从上面的公章上看出来，是国务院转给河北省，省里转到地区，地区就退给我们了。我们都以为这事彻底黄了。谁料，这时候却“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剧本居然浮出水面了。那是慧龄参加县里的知青先代会，拿着抄着剧本的那个硬皮本去记录。管知青的一个叫王翠霞的女干部见她记录得挺认真，字又写得清秀，就带回去了，说是要看看。我那个剧本慧龄是从后往前抄的，她做记录是从前往后写的，所以当时可也没注意那里边还有个剧本。王翠霞要只是在办公室看也就罢了，偏偏她拿回家去了，她爱人无意中看了，而且是从后往前看的，一下子就看见了我那出《山乡风云》。

她爱人是干什么的？县里的文化局副局长，管艺术的。和我同宗叫崔麟。他正要召集一个创作会，曾经问王翠霞在知青里有没有搞创作的，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他一看这个剧本马上就问是谁写的，王翠霞说不清，就打电话到我们所在的公社，公社又问大队，大队找我们。等得到准确的答案后，那位崔副局长马上派县文化馆的两名干部，骑着车子来找我，我记得一个姓蔡，一个姓高。他们和我交换了对剧本的意见，好好地鼓励了一番，就回去了。

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到县里去参加文艺创作会。那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创作会议，与会者五花八门，有写诗歌的，有搞绘画的，也有和我一样写剧本的。我所在的唐县是个山区，别看说起来是搞文艺的，但是大多数都是农民，包着白手巾和穿家做土布衣服的极多。也有一两个戴眼镜、穿军便服的人，是县里创作组的，但都谦虚得很，生怕和知识分子挂上钩。热闹了几天就散会了，临走的时候一位姓赵的老哥，很气势地把煤火(砖砌的火炉)的炉条拆下来，打在自己的背包里。还说，他一进门就看上这东西了。

还是那位姓蔡的干部告诉我，保定地区要举办中小戏调演，让我准备一个小剧本，要在半个月里完成。我接受了任务，可也发愁了：写什么呢？眼看时间要到了，这事情还没有着落。那时候没什么参考书，慧龄找来一本当时复刊的《连环画报》，选定其中的《红色保管员》，问我：“这个如何？”我一看是写一个年轻的女保管员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在一个地主又是本家叔叔交库里的粮食中发现虫子。她阶级斗争的弦一绷，意识到他是要让虫子在粮库里繁殖孳生，以达到把整库的粮食毁掉破坏备战备荒的目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啊！她的母亲顾及亲情来讲情面，女儿给她讲从前的血泪史，彻底揭穿了地主破坏备战的阴谋。好，我当下决定，就写这个。

这时距离交稿还不到两天，我和慧龄商讨了提纲，决定晚上动笔。哪料晚上停电了，慧龄就点起一根蜡烛，我就借着微弱的烛光写了起来。还好，一根蜡烛未尽，一个名日“钥匙”的剧本就完成了。我们又进行了讨论、修改，由慧龄抄出，就等着第二天去交稿了。这次是我们的合作，当然要署我们俩的名字。当时我用的名字是“崔志刚”。慧龄用的是“郑红”。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两个名字，又引出一段跨世纪的忘年交来。

这次创作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在县里七八个剧本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地区调演的参赛权。接着就是由县剧团排演，到保定演出。彩排那天我去看了，看了这么多年的戏，还是第一次看自己编的，心情的激动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达。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戏是我编的。在保定演出时，由于我在村里当会计，未能去看，慧龄去了。回来时她非常高兴地告诉我，那个剧本被省里选中了，隔年要参加省的调演。她还说省文化局一个副局长叫杨洪刚，对剧本评价很好，还说我们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就是他的名字。也许这就是缘分，我们的交往就从197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经常书信往来，电话问候。我们叫他杨叔叔，管他的老伴叫鲁阿姨，管他的宝贝女儿叫青妹。恢复高考后，我和慧龄考入河北师范大学，杨叔叔又调到这所学校当副校长，真是缘分不浅。我们的关系很好，尽管他已经退休多年，我们共品的茶，何止是温的，一直是热腾腾的。他对我们的帮助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我在大学毕业后，先当了四年老师，后来调到河北邯郸市戏剧研究室任编剧，还担任了市里的戏剧家协会的副秘书长。我由写着玩，到成为专业的编剧，说起来就跟做梦似的。我真的信了那句话，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一共当了八年的编剧，开始的四年是非常顺利的，省文化厅的刊物叫《大舞台》，就是原来的《河北戏剧》。主编叶鹏老师很器重我，我几乎是有稿必发，还获过两次省级的奖励。

后来叶老师退休了，换了主编，我的气候也就晴转阴了，有稿必不发了。我很奇怪，因为总觉着自己没有后退啊。要说他对我有什么成见吧，我不相信，每回他见我笑得格外甜呀！莫非真是我江郎才尽，该改行啦？我找不到答案，却想了个主意，把他退回的稿子，换个剧名写上慧龄的名字又寄给他。他很快回信了，说很好准备采用。后来，他来邯郸时当着好多人对我说：“你爱人写得比你好啊！”我微笑着回答说：“好得还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呢！”我心里明白了，并没有把事情说破。当时人事关系很复杂，的确我很无辜，只不过是人家的出气筒子而已，后来我把这些情节写成一篇小说《面带微笑的搏斗》，在《河北艺术》上发表。主编戴砚田先生很是称道，专门写了按语，还亲自推荐给一家选刊上转载。

那篇小说在省里引起一定反响，文化厅的张厅长见到我后还说，那小说我看了，写得很好。我嘴里说“您过奖了”，心里却是暗暗得意。

不过我在邯郸的这段生活虽说是充满着戏剧性，但还是有很多收获的，首先我对戏剧有了更多的接触。曾经观摩福建、浙江、河北等省的戏剧节，看了不少好戏，也认识了戏剧界的很多朋友，其中很多是名流大家。像有曲剧皇后美称的魏喜奎老师，还有京剧高派的领军泰斗李和曾等等。李和曾老师来邯郸收徒的那几天，我是全程陪同。那学生叫倪茂才，如今已经是吉林省京剧院的副院长，当时陪李老师来的有孙玉奎和叶庆先老师。和他们一见面，我就说出他们曾经在哪出戏里扮演过哪个角色，因此谈得很投机。回北京后，因和孙老师是街坊，所以见面多，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

当时邯郸市京剧团有个主演叫李茹华，据说当年投考市京剧团没有考中，后来拜了张君秋先生为师在郑州唱红了，又重金请回来，而且还是副团长。我跟她有过几次接触，还谈得来。很想给她写个剧本，她也希望能演我写的戏，诸君哪里知道写剧本的难处。没有好素材不行，没有领导赏识不行，甚至不和指定的合作者合作都不行，而写作以外的事情还多着哩。结果我们的愿望只是想象一番罢了。

1991年，我调回北京，在文物出版社做编辑，专业是书法，那么戏剧生涯应该是画上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了。谁知道这时，中国戏剧家协会来通知，批准我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我戏称为“追认”。由于岗位的更换，我没有精力再去进行戏剧创作了，于是就采取了不去参加活动，自动退会的方法，尽量把这个句号画得圆了许多。

尽管如此，我对戏剧的爱好丝毫没有减弱，经常和慧龄去看蹭戏。那几年，和戏剧家周桓先生关系极为密切，还和吴素秋、李砚秀、高宝贤等艺术家有了交往，大家都称我们为“最忠实的观众”。可惜的是我身边的琐事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忙，这种难得的交往也日益递减了。孙玉奎先生在中国京剧院演《三打祝家庄》时，在剧中扮演祝家庄的教师栾廷玉，他冒着雨打着伞给我送票，连屋都没进，一再说：“甭客气，咱们有交情。”实可叹苍天不佑，他老兄驾鹤西去了。为此。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承蒙《中国京剧》帮忙，在2003年第一期上发表。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一个宴会，和中国京剧院的苏院长、萧润德、刘振英在一桌。自然是一通好聊。我和刘振英又成了来往不断的好朋友。

我身边爱戏的朋友不多，我经常爱在他们跟前“卖弄”。特别是出差的时候，我就锁定中央电视台的戏剧频道，专找戏看。同事们一开始是出于礼貌，跟我看个热闹。我就尽我所知道的，说上一些，谁料他们竞来了兴趣，看出滋味儿来了。日子一长，听我说戏的朋友就多了起来。特别是一个同事的爱人，一见到我总要提几个关于戏剧的问题。后来朋友们提议：你何不写一本关于说戏的书？我忙里偷闲，把看到想的的问题归纳起来，竟然有三四十个之多，就动起手来。题目随写随加，最后成了现在这样。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李欣先生的建议下，又分为四个部分。稿子是写出来了，叫什么名字好呢？还是朋友们有主意，都说就叫“说戏”好了，于是书名就这样定了下来。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我呢？说是内行，实在不敢当，说是外行吧？好歹又干过八年专业。就算是一样一半，不外不内的吧。换句话说我是一只脚在门槛里，一只在外边，说得难免有不到的地方，请方家多多指教。因为有些地方纯属我个人的看法，我是说出来了，就痛快了。也算是茶余饭后给大家开开心吧！

崔陟丙戌年元宵日于归燕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