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数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和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以及提高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本书是《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之“湖北秭归卷”,该书分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和机智人物故事等几大类,书中汇集了大多民间故事中精选出来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故事,包括《屈原的传说》、《仙女山的故事》、《有客拍案惊秋梦》、《乞丐改诗》、《邓仕堂的故事》等,它集中并全面展现秭归民间故事“现在时”的特点,确保了秭归民间故事科学版本的研究价值。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主干项目之一,已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宜昌市分卷含12个县卷本,计460万字。各县卷侧重本地特色,巴人、楚先民、屈原、昭君、三国传说、本地民俗节庆、历史上有影响人物、动植物的传说故事,在各卷自成系列;在山区与平原,峡江流域与清江流域、沮漳河流域,偏僻村落与中心城区,故事的流布形态异彩纷呈,研究者浏览全套可以比较异同。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我国的民间文化遗产极为丰富。《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出版对于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延续华夏文明,保护民间文化的知识产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屈原的传说
伯庸保住将军石
秭归县归州香溪东岸,有个黄羊畔村,村里有座屈氏宗祠。祠后有道从山顶向溪边延伸的石梁,梁中段脊背上矗立着一根十几丈高的黑色石柱,像一个高大威武顶盔贯甲的将军,人们称它“将军石”。屈家从古至今把它当成是自己列祖列宗的化身。
传说这里的屈姓原本姓熊,是楚武王熊通的王子瑕的后代。瑕常率兵征战,屡建奇功,官至莫敖。武王将香溪夔子国部分国土分出来,赐予他为采邑,名屈地。他便将家属安置在黄羊畔一带,然后继续征战。后来他率兵与罗国作战时,受到罗、经两国夹击,冲出重围后,觉得对不起楚国君臣百姓,在荒山谷里自缢了。黄羊畔的山梁子上便长出了一根三尺多高的石柱。瑕的后代继承先志,尚武习战,多建功绩,官至令尹、司马、莫敖的人数不胜数,不仅楚王赐姓为“屈”,而且还一再扩大屈家采邑的范围,并常将一批批战俘赏给屈家作奴仆。后来属地在香溪的夔子国被楚国灭了以后,香溪一带几乎成了屈、熊两姓和屈家战俘黄、叶等姓的居地了。
黄羊畔立起了屈氏宗祠,宗祠后的将军石随着每一位将军的去世而长高三尺,长粗一围。
尽管屈家在楚国的地位越来越显赫,功劳越积越厚,采邑越来越大,将军石越来越高,但家乡百姓忧心却越来越重——屈姓男子越来越少了。试想哪一次战役没有屈家亲兵上阵,又有哪一次战斗没有屈家男子成批死去、伤残?还有平时围猎山场、驱逐盗匪、操舟行车、族间械斗,又有多少男子伤亡?尤其是吴起主政后,屈家不管在朝在野,都在劫难逃,又死人不少。这些都是屈家的精英啊!到了屈原曾祖一代,屈地已显得地大人稀,成了女子守土的局面了。长此下去,屈家岂不会断宗绝种么?这成了香溪人们的忧心所结。屈原的曾祖母李氏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要子孙修文敛武。
屈原的父亲伯庸自幼读书,不近武事,几次征兵,也因年幼而未成行。因他睿智、内秀,族人在他几岁时就举他为族长。他在李氏祖母的指教下,理家、理财、息讼也实在不负众望。李氏不因他小有威望就放过对他吃苦耐劳的培养,依然认真练他的筋骨,养他的毅力。黄羊畔缺水,一遇旱情,就得到香溪河背水吃喝。伯庸九岁时,祖母就硬是不喝别人寻来的水,非伯庸亲自从香溪里背来不可。伯庸到了十二岁,便可以一天从河里背三桶水上黄羊畔了。
黄羊畔将军石梁子南溪边,有个小小的叶家湾,这湾子里住的是屈家自春秋以来所获叶国战俘的后代。他们历代与周边王家、乔家和屈家庶民构成婚姻关系,逐渐兴旺起来,那一小块祖传土地便不够生活了,除了开垦无主荒地,还时不时挤一点儿别姓的土地。他们见屈家渐次衰落,便想将那道竖着将军石,只长荒草的石梁圈进自己的地界。事关祖业,屈家当然不允许,一场械斗悄悄地酝酿孕育着。青壮年女子磨起了刀枪,部分庄客添置了农具,大家纷纷逼迫丈夫子弟躲进山去,以利战后还有种子。
李氏老祖母不同意武力解决,带了十二岁的伯庸步行了近二十里,到香溪口的归乡请三老调停。三老传来叶家,问为什么要占石梁,叶家说是祖业;问有何记认,叶家说是梁子上一层干石壳,没有水,石缝里长的草都是枯的,点火能燃。问屈家,伯庸答是水石壳,草烧不燃。叶家和三老都知道伯庸答错了——现在已是深秋,草已枯黄,是见火就燃的,哪里会烧不燃?便约定明天未时去放火烧山验证。
祖母心揪起,怪伯庸答错了话。伯庸笑笑,向祖母要了几个铜钱,在归乡夔城买了两升盐。回到黄羊畔,他叫祖母悄悄告诉大家把牛羊猪驴从圈里赶出去。天黑后,他从香溪背一桶水上了将军石梁子的顶端,取出大半升盐化在水里,将水沿石脊细细洒下,凡有草丛的地方都忘不了浇上一些。洒完一桶,又去背了一桶,再化盐洒水。到半夜时,他硬在石梁上洒了三桶盐水。那些家畜同山上的兽,对盐十分敏感,都跑来吃有咸味的草,吃不上的就啃土,舔石头。只是太咸,吃了十分口渴,就都跑到溪边喝水,喝饱了,又来品盐。一夜来,石梁上到处堆满兽屎,积满畜尿。深秋夜霜大,石梁子壳上后半夜连屎带尿凝结了厚厚一层霜,像上了粉的老冬瓜、白葡萄。太阳一出,兽、畜们都找嫩草去了,剩下一条光秃秃的石梁子,霜也化成了水。
卯时才过,三老便骑了毛驴儿,晃悠晃悠来到黄羊畔,传齐屈、叶两家老人,主事吩咐点火烧山。火从叶家河湾子里点起。一上石梁,便熄灭了,大家好奇怪,上石梁一看,水淋淋的一层水石壳,哪里是什么干石壳,连岩缝里的几棵黄茅针,也湿漉漉的,小石头坑儿里都积满了水。叶家有人不信,说是这水是有人背了倒上去的。
三老遍看黄羊畔屈家,水桶都是干的,就伯庸家桶湿,可他家都是妇女,莫说夜间,就是白天也背不起半桶水。而伯庸,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是怎么也无法背这么多的水上石梁的,因此判定这里是水石壳,永归屈家,外人不许夺占。
机智的小伯庸,就这样保住了屈家祖产和祖宗的圣物一一将军石。
讲述者:李桂堂(62岁,中学,医生,屈原卫生所)
采录者:郑邦清(1993年采录于乐平里,该故事流传于秭归香溪、乐平里等地)
天降灵均延屈宗
有人说屈原是秭归人,屈氏宗祠在黄羊畔不假,可是屈原为什么诞生在黄羊畔北几十里的乐平里呢?这还要从伯庸求子说起。
伯庸成年以后,祖母、母亲为了屈家兴旺,一连给他娶了一妻三妾。奇怪的是直到他二十四、五岁了,妻妾们竟没有一个怀胎养儿的。祖母、母亲急得要命——这不是要绝屈家的后么?她们把儿媳妇们叫来训了一顿:“把你们娶来是为屈家传宗接代的,你们倒好,一个都不使力!”
小妾们都不敢做声,正妻黄氏憋不住了,吞吞吐吐地答道:“叫我们怎么使力哦?他夜夜看书,在书房里歇……”
“叫他少看些。”祖母说。
“把他书房里的床铺拆了。”母亲说。
“他说要寻求治国良策。”黄氏小声答道。
祖母叫来伯庸骂道:“治国治国,屈家列祖列宗谁不为治国出力拼命,但又有谁不治家的?老祖宗都像你,你从哪儿来?你不生儿子,屈家要绝后了哦!”祖母、母亲不由得哭起来了。
祖母罚他与一妻三妾去跪到将军石下思过。跪了三天,疲倦不过,闷沉沉地打起瞌睡来。朦胧中,见一个白发白须老头,长声吟道:“播于深山兮育于幽谷,灌于灵泉兮得之秀木。”正想问个明白,却听见黄氏“啊”地叫了一声,大家神智一清,只见黄氏手里捏了一颗核桃大的黑石子,圆溜溜亮晶晶的。一只小鸟从眼前飞过,黄氏说朦胧中见那只小鸟从将军石顶上弹落这颗石子下来砸在了她头上。大家赏玩一番,交给黄氏收好,回家去了。
祖母得知伯庸思过结果,告诉伯庸“播”“灌”是夫妻大礼,求子秘窍,并遍询庄客何处有幽谷灵泉可以求子?其中一个庄客说沿香溪到游家河过溪进七里峡,往里走到五指山脚下,那里有好多幽谷、飞泉,并说那里有求子包、求子洞,灵得很。若站在求子包往求子洞投石头儿,投进去生儿子,投到边上生女儿,投不进就只好下次再来。祖母见说中了解心病的药方,立即吩咐庄客带伯庸和妻妾前去。临走前祖母告诉庄客、伯庸,这是一个秘密行动,不准对外透露半点消息;若能生子,就地养育,不成大器,不准出峡:若三年无生子希望,另娶妻妾,务必使屈家香火有传。她还一再告诫:心要诚、礼要敬;俗要尊、教要严。
阳春三月,鸟兽不安,百花闹春,鱼虾跃潭。他们一行换了麻布短衣,骑了毛驴,进了七里峡,在峡中坪里庄客家落脚,伯庸说:“这坪叫什么?”庄客答:“这坪大家都叫它落脚坪。”第二天他们带了香、烛、纸、表,随了庄客,沿鲁家河来到五指山下。一路赏景闲话,实在快乐。庄客指引了求子包的方位,告诉了他们的求子方法后,便去捡柴、搂草,准备他们的露营地和篝火去了。他们按楚的风俗,脱光了衣服,在清澈的鲁家河中沐浴净身后,爬上了求子包,立在那一根独立的石柱下,往溪对岸看去,俨然一个求子洞就在岩壁上,与包相隔一条溪沟,不过三、四丈远。那岩是白色的,中下方有个梭形岩屋,岩屋边几丛兰草飘逸,正中偏上一棵千年老岩花子斜伸出来。树根下碗大个石洞,细细一道清泉在洞口欲滴不滴,树的须根一部分裸露,一部分伸进洞里。由于一道夕阳余晖的反射,将这岩屋照得粉红粉红的,而这石柱黑黑的倒影正硬直地指往这洞口,仿佛告诉他们要往这里边投石子一般。伯庸想起了“播”“灌”礼俗,浑身燥热起来。P3-7
春天的故事(代总序)
白庚胜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21世纪是与中国民间文艺保护的春天一起来到神州大地的。
正如20世纪新中国历史开篇注定要从知识界对民间文艺的关注及其从中寻找现代化的资源与动力开启那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精英阶层乃至普通群众,在新纪元伊始之际亦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了中华大地上五千年积淀丰厚的民间文艺遗存:几多焦虑,几多审视,几多期待……
辛巳之春,在送走整整一个世纪的痛苦与欢乐、牺牲与胜利之后,随着四月的和风一寸寸染绿京城的街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终于完成了新统帅部的组建,并在冯骥才主席的倡导下作出了用10年时间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战略决策。其内容是对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作一次“地毯式”的大普查,最终编纂出版县卷本《中国民俗志》(3000卷)、省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图录》(31卷)、专题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20卷)、《中国剪纸集成》(50卷)、《中国唐卡集成》(20卷)、《中国古村落民居集成》(50卷)、《中国服饰集成》(60卷)、《中国彩塑集成》(10卷)、《中国民窑陶瓷集成》(10卷)、《中国皮影集成》(10卷)、《中国民间杰出传承人集成》(100集)、《中国史诗集成》(300卷)、《中国民间叙事长诗集成》(500卷),并命名一大批民间艺术家,建立一系列民间文艺之乡与民间文艺保护基地、传承基地,建设民间文艺数据库。其目的,不外乎是固守中华文明根脉、传承中国文化薪火。
想当初,没有上级的指示,没有企业的支持,没有出版社的承诺,一切都只是一个发生在初春里的梦。于是,多少赞叹如春潮涌起,多少怀疑似涛声依旧,多少讥讽穿行在街巷,多少风险横陈于前路。但是,紧迫感、责任心使我们义无反顾,民间情怀、国家利益令我们坚定前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众志成城,誓将梦想化现实。
由于顺应了发展多元文化的时代潮流,也顺应了弘扬民族精神、实现中华复兴的党心、民意,春天的梦想一天天成长: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扶持优秀民间文艺及国家级大型文化工程之后,中宣部决定裹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获得民间文艺界前辈贾芝、冯元蔚诸先生的全力支持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新闻发布会于2003年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实施工作会议于2003年3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正式召开,第一批实施省区及专项随之开展行动。
作为主干项目,编纂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全书”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动议之初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是因为:作为这项工作重要基础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组织系统仍然存在;其省卷本编纂工作仍在进行;大多数地区都已编定有关县卷本。我们相信,它定能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第一批收获。
难忘啊,从1984年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当时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先后动员200多万名民间文艺工作者从事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间文学普查,先后收集到40亿字的文学资料。其中,包括184万篇民间故事,302万首民间歌谣,748万条谚语,各种专集4000多种。这是一笔多么丰厚的遗产!如今,作为这项工程的最终成果《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省卷本的编纂出版正在接近尾声,而曾经主持这项工作的钟敬文、马学良、姜彬等领袖人物却长眠大地,再也看不到这赏心悦目的收获,还有许多民间文艺传人旱已作古化春泥,许多“三套集成”工作者从“青青子衿”变成了“白发老翁”。面对这一切,除了继续做好“三套集成”省卷本的后续工作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能够拒绝编纂出版他们苦苦收集到的民间文学原始资料?
怀着如火燃烧的激情以及对民间文艺事业的忠诚,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于2004年4月正式启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专项。那时的杭州,正是“江南草长,落英缤纷,群莺乱飞”,一派明媚的春光。
在实施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多少感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以他作家的情怀与文化领袖的睿智,始终坚持将包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纳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具体过问它的体例设计、出版、文本审定、封面设计,真正做到了事无巨细、精益求精,自己的文学创作却因此被東之高阁;杨亮才先生是中国民间文艺界的老同志、老领导,他不仅参与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全部策划,而且还主动承担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整体设计、并不顾七旬高龄奔走于湖北、云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摸底游说,直至回老家部署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赵寅松是白族文化专家,他任所长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并不从属于文联系统,但他在得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在主持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后主动请缨,不仅承担了《云南甲马集成》大理部分的编纂工作,而且还以极快的速度、较高的质量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大理白族自治州12卷示范本的编纂工作。他说:“抢救遗产不分内外,保护文化岂等文件经费!”这是他的心声,也是全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深愿;与赵寅松先生一道为示范本的编纂作出贡献的还有湖北省民协主席傅广典先生及宜昌市民协主席王作栋先生。在他们的主持下,“当阳卷”示范本的编纂亦高速优质,一锤定音。
随着河南信阳文联主席廖永亮、山东枣庄民协主席王善民、内蒙古民协主席那顺、中国民协副主席兼吉林省民协主席曹保明、江苏省徐州市民协负责人汪诚谊、殷召义等先后加入到《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工作中来,早日高水平出版这些成果便成为当务之急。也就在这个时刻,经过不断挫折,我们最终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喜结良缘。该社有胆有识的社长董铁鹰先生与总编欧剑先生、副总编王润贵先生决定投巨资以圆这套“全书”的出版梦。这使我们感到鼓舞,也更使我们坚信中国尚有出版家,而不仅有追逐名利的出版商!促成这段良缘的是一位名叫孙昕的年轻女士;她曾在2002年与2003年两次采访过我,以报道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无“红头文件”、无一分钱的背景下组织实施的壮举。那时,她是一名记者。2004年,她从《中国知识产权报》转调到知识产权出版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了解这项工程的进展以及有关成果的出版问题。当她了解到我们虽已获中华书局斥资帮助出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资帮助出版“中国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推介丛书”,但《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出版维艰之后,决定向本社领导反映抢救工程面临的困难。对此,我心存疑,而被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出版家们铁肩担大义,断然允诺。
这,都是发生在21世纪春天里的故事。
在这个春天里,我十分荣幸能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成员,并奉调协助冯骥才主席主持协会日常工作及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可以说,这四年里,我是与中国民间文艺的梦想一起不断成长的。尽管衣带渐宽、双鬓初霜,我与我的同仁们却无怨无悔,抱诚守贞,一直执著于为祖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而努力。这是因为我时刻听到来自田野的呼唤:暂先放下你的寸管,作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我亦不断被冯骥才主席对国家文化命运的关切所震撼:暂先离开你的书斋,走到人民群众中去。是的,暂先放下,是为了永远拿起——学术;一时离开,是为了不朽的存在——人民文化。 在这部洋洋3000卷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即将问世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对这项工作的缘起与经纬作一些简单的诠释。
关于名称《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名副其实。它之所以以“中国”相冠,表明其中所收作品遍及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港、澳、台地区民间故事作品入“全书”是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先生之力才得以实现的。这在“三套集成”时代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做到的;所谓“民间故事”沿用的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所使用的广义性概念,它泛指一切散文体民间口头创作,包括神话、故事、传说之属;“全书”之称,因它基本反映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基本情况而定,它的确在内容、形式、地域、民族、体裁、题材等方面都比较全面、客观。以它的编纂出版为标志,中国民间故事的形象将不再残缺星碎、模糊不清。
关于关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开拓创新》中即已作过明晰的阐释:“‘抢救工程’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同是中国民协主持承办的民间文化工程。‘抢救工程’是‘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继承与延续,也是对‘三套集成’工作的一种拓展与深化、发展。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其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精神是一致的。在文学意义上,‘抢救工程’是对‘三套集成’的范围扩充,增加了史诗、民间叙事长诗;在艺术意义上,‘抢救工程’增加了民间工艺美术,为‘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中缺少的相关部分作了‘补天’;在文化意义上,‘抢救工程’把‘民俗文化’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力求一网打尽,理清了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存在基础的关系。在‘抢救工程’实施过程中,还将最终完成‘三套集成’工作的遗留问题,不仅争取出版《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还将对历时20年的‘三套集成’进行总结、评奖,并探讨有关资料的活化与应用问题。”
也就是说,在最初的创意之中,周巍峙主席所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工程之组成部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县卷本是拟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以《中国民间文学全书》的形式加以编纂出版的。后来,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不得不改弦易辙,决定先编纂出版县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歌谣、谚语、史诗、民间叙事长诗等则留待今后再相机启动编纂出版。显然,《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出版并不是平地起高楼,也不是刻意另起炉灶,它基本属于“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资料的系统编纂出版。
关于原则在2004年3月26日至28日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动会议”上,我受主席团的委托,作了《用优异的成绩编好<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报告,对编纂出版这部“全书”提出了以下原则:1.分批实施、推进.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任务;2.示范本先行,先编云南大理州12卷示范本及湖北省当阳卷示范本:3.对未编过县卷本的地区进行普查并编纂县卷本;4.对已编纂县卷本但未作过普查的地区进行普查,以补充原有县卷本资料;5.对已作过普查并编有县卷本的地区进行补充调查,以丰富原有文本;6.对已有少数民族文字县卷本进行翻译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编成汉语文县卷本;7.制定体例及出版方案,进行统一编纂及集中出版;8.成立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四级领导小组、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领导此项工作。虽然进度不一,但一年多来这项工作始终是按此原则实际进行的。
关于动机我们的最初动机是:1.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当然包括对民间文学的抢救,抢救性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2.大量的信息表明,由于种种原因,从1984年起被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正面临着各种厄运:或佚失无存,或藏诸私家,或变卖造纸,或鼠啮虫蛀,或风雨侵蚀,必须加大对它们的再抢救:3.通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出版,为日后编纂出版《中国歌谣全书》、《中国谚语全书》、《中国史诗集成》、《中国民间叙事长诗集成》等积累经验,并最终完成“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各层级卷本的全部编纂出版;4.为方兴未艾的故事学、传说学、神话学及类型学、母题研究等提供最生动的资料,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进步;5.强化民间故事作品的社会应用.使之在人文精神建设、学术建设、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文艺建设、文化产业建设等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亲爱的朋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摆放在您的案头并正一天天增高的今天,也正是全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为您祝福、供您享用的盛大节日。为了这一天,我们付出了我们应该付出的一切;为了这一天,我们为自己的正确抉择、坚定信念、审慎工作而感到自豪。
自豪,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光荣,展示了精神家园守望者的无私与智慧!
我们确信,春天的故事永远没有结束,她只会延伸为一次又一次秋天的收获。
2005年8月13日酷热中
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在秭归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下,通过秭归县文联全体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秭归卷》终于编辑完成定稿。从2005年11月全面开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到补充调查,编辑校对,分类归卷,至最后完成初稿,历时5个月。全卷收录了屈原的故事、昭君的故事、机智人物故事、摇黄的故事、西陵峡风物传说、民间生活故事、笑话共300多篇,包括前言、后记、注释、资料附录约计30余万字。
秭归的民间故事采录起步较早,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全面展开期间,“秭归民间故事集成”就已取得标志性成果。这里是屈原的故乡,又地处长江三峡最险峻的西陵峡中,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所以,关于屈原的故事,关于西陵峡和秭归民俗风情的传说,以及乡民的生活故事,都具有浓烈而鲜明的地方特色。所收故事的资料来源,一是1980年、1982年县文化馆整理付印的《秭归民间故事》两册;1983年由宁发新整理出版的《屈原的传说》;2004年郑邦清出版的《秭归风物传说》等书面资料。二是从“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活动中,获得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像水田坝乡的民间艺人桓兆泮,梅家河的民间艺人谭志凤,乡村教师袁邦建等人,他们多年生活在农村,收录了大量的原始风味的民间故事资料。其中桓兆泮搜集整理了近2万字的民间故事,《秭归卷》中,仅桓兆泮一人搜集的故事,就选用了很多。这一部分资料,是对秭归民间故事的有力补充。
按照《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秭归卷)编纂、出版的要求,文联编辑人员对所有收集、选择的民间故事进行了重新的分类整理。在编录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民间语言的原汁原味,对每篇故事的讲述者、记录者、采录时间、地点、流传地区都作了核实和补充,对重点讲述者和记录人,附录了资料和照片,对难以读懂的方言进行了详细的注释,此次选录,还特意选择了一些流传在民间的笑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量保持民间故事的原生态,为后世保存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在编者们的努力下,《秭归卷》较为完整地再现了秭归民间故事的全貌,为秭归民间文化的收集和保存,留下了一本迄今为止最完整的资料,这是令人欣慰的。
《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秭归卷》的所有内容,是我县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凝结了民间文艺爱好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辛劳的汗水,在此,向宁发新、王健强、郑邦清、桓兆泮、谭志凤等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和民间艺人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和谢忱!没有他们的默默耕耘,也就没有今天《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秭归卷》的问世。
《秭归卷》是对秭归民间文学的一次大型展示,也是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相信它的出版问世是对屈原故里的一次有力的宣传。因时间紧张、人力有限,难免存在一些疏漏,我们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编者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