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道教大省。全国十大洞天，浙江占有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占有十；七十二福地，浙江占十八。浙江与道教的渊源之古可溯至神农时代，此后，浙江在道教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道士、宗派领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贯不是浙江的道教学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往往长期在浙江传道、讲学，浙江的道教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专家断言：“写不出浙江道教史，就写不好中国道教史。”而张伯端则在浙江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书讲述了张伯端的传奇一生，旨在研究张伯端的道教思想。

张伯端，字平叔，后名用成，号紫阳，后人称其为张紫阳或紫阳真人。关于张伯端的籍贯和生年，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张伯端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本书分八个部分讲述了张伯端的传奇一生：游历访道、游历访道、内丹哲学(上)、内丹哲学(下)、丹法(上)、丹法(下)、弘法传道、派系与弟子。书后附录了张伯端大事年表及其著作介绍。

引言

 晚唐五代至宋初的社会背景

 宋代道教的流派

 内丹术溯源——从“外丹”与“内丹”的显隐来讨论

第一章 游历访道

 籍贯天台

 府吏任上

 谪官岭南

第二章 遇师得道

 成都遇师

 《悟真篇》成

第三章 内丹哲学(上)

　顺生万物逆修成仙

　天人合一

　我命由我不由天

第四章 内丹哲学(下)

　形神兼顾

　性命双修

　三教合一以丹融禅

第五章 丹法(上)

 筑基

 炼精化燕

第六章 丹法(下)

 火候

 炼燕化神

 炼神还虚

第七章 弘法传道

 回乡之旅

 出游广东

 卒于天台

 道教思想史上的地位、贡献与影响

第八章 派系与弟子

 金丹南宗一系

 刘永年双修一系

 刘奉真、马处厚、王邦叔

 徐中行、叶士表、天台紫阳派

 赵友钦、陈致虚一系

张伯端大事年表

著作介绍

参考文献

后记

籍贯天台

张伯端，字平叔，后名用成，号紫阳，后人称其为张紫阳或紫阳真人。关于张伯端的籍贯和生年，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

张伯端在《悟真篇》自序之末自署“时皇宋熙宁乙卯岁旦天台张伯端平叔序”。古人的习惯，在称自己时往往在其名字前加上地名，而地名的大小范围一般来讲用的是县名。例如离天台不远的杭州城(宋时称临安)以城中的一条街为界，分属钱塘、仁和两县。古时的杭州人，大多称自己为仁和人，或钱塘人，几乎没有称自己是杭州府人的。由此可见，用县的名称来指称自己的籍贯是古人的习惯。根据张伯端的自述，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天台县人。北宋时行政区划用的是路、州、县三级，路相当于今天的省，州相当于今天的市或专区，县与现在的县相同。天台县在北宋时属台州，台州的州治在临海。台州属两浙路，两浙路包含了现在浙江、上海和江苏的常州和苏州地区。

关于张伯端籍贯的争议，主要有天台和临海两说。天台与临海为相邻的两县，同属于台州府。在北宋时，临海是台州府治的所在地。

张伯端的籍贯，从历史上来看，持天台一说的人比较多。天台说最主要的论据是张伯端自称是天台人。其《悟真篇·序》中署名是“天台张伯端平叔序”。此后南宋时翁葆光、袁公辅、夏宗禹等人，均称张伯端为“天台张伯端”、“天台仙翁”或“天台真人”。如《悟真篇注疏·张真人本末》说：“紫阳真人乃天台璎珞街人。”只有南宋陈耆卿所撰《嘉定赤城志》称张伯端为“郡人”，即称张伯端为“台州人”。元赵道一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也称张伯端为天台人。

称张伯端为临海人始于清康熙年间所修撰的《台州府志》和同时所修撰的《临海县志》，称“用成，临海人，为府吏”。稍后编撰的《天台山全志》，却依然称“张伯端，天台人”。但乾隆三十二年(1767)所撰的《重订天台山方外志》又称“张伯端，临海人，字平叔”。

在清末编撰的《光绪台州府志》和民国编撰的《民国台州府志》，对张伯端为临海人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认为“康熙旧志与临海志等载，用成为食鱼婢死，获罪至百步溪西去云云，与《赤城志》诸书异。考《方外志》、《通志》俱不载，则旧志所云系本乡俗传，语或如是，非事实也，故不敢从，惟附记于后。并改其籍贯为郡人。”这就是说，在新撰的《台州府志》中把“张伯端为临海人”又改回到“张伯端为台州人”。

新中国成立后，天台和临海都修撰了县志。1989年临海修撰了《临海县志》，1995年天台修撰了《天台县志》。其中《天台县志》第三十编《人物》的第一章《传略》中收人了张伯端，而1989年版《临海县志》却没有把张伯端收入其中。

但最近所编的《临海宗教志》再次把张伯端收入其中，称其为I临海人，提出的论据主要有：

一是说陈耆卿所撰《嘉定赤城志》称张伯端为“郡人”，也即台州人，而天台有时为台州的别称，所以张伯端也可能是临海人。

二是张伯端是天台璎珞街人，在临海有璎珞街，而天台没有这条街。

三是清雍正皇帝御书《道观碑文》中称“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

四是在临海有紫阳故居、紫阳道观、悟真坊、悟真庙、悟真桥等纪念张伯端的建筑。

上述四条意见，第一条有些牵强。天台虽然可作台州代称，即便张伯端说自己是台州人，也并没有否认自己是天台县人。所以“郡人”一说，并不能否认张伯端是天台县人。何况张伯端称自己是天台人，用“实称”天台县而不是用一个“代称”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条意见，据《临海市街路巷名溯源》，其中有《紫阳街》条目，称紫阳街“南起三抚基，北至广文路。全长1080米，宽4米，石板路面。该街纵贯临城南北，历史上分段称揽秀楼、炭行街、腊巷口、县学前、牌门周、白塔桥、大街头、五凤坊、黄坊桥等；抗战时曾称中正街；1951年改称解放街。因北宋时道教南宗鼻祖张伯端，号紫阳，居住街西之樱珠巷，被尊称为紫阳真人，为纪念张伯端，1998年，将此街命名为紫阳街。”这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紫阳街没有街名，其名根据不同的路段所在的建筑而直接称其地名。P39-41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赞、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2003年春于杭州

浙江是道教大省。全国十大洞天，浙江占有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占有十；七十二福地，浙江占十八。浙江与道教的渊源之古可溯至神农时代，此后，浙江在道教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道士、宗派领袖、思想家，一大批籍贯不是浙江的道教学者、思想家和著名道士也往往长期在浙江传道、讲学，他们中较为著名的有魏伯阳、葛玄、葛洪、杜子恭、孙恩、卢循、许迈、陆修静、陶弘景、孙游岳、顾欢、马湘、司马承祯、杜光庭、闾丘方远、罗隐、施肩吾、张无梦、陈景元、张伯端、林灵素、胡莹微、白玉蟾、莫月鼎、王惟一、刘大彬、杜道坚、林灵真、黄公望、金志扬、何道全、闵一得、卫真定等，他们撰写了《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真诰》、《悟真篇》、《灵宝领教济度全书》、《太乙金华宗旨》等众多在道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作。目前，浙江仍然有众多的道教历史遗迹，具有较高的文化内涵。浙江的道教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专家断言：“写不出浙江道教史，就写不好中国道教史。”

正是因为如此，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其他单位相继于2003年召开了首届葛洪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召开了天台山暨浙江区域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均有来自10余个国家的100多名学者参加，提交论文200余篇，对浙江道教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不过，仅仅靠这两次会议显然不可能把博大精深的浙江道教文化研究透彻，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所以，当浙江省社科联连晓鸣副主席向本丛书组织者推荐我撰写《张伯端传》时，虽然当时尚忙于其他课题，但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做了立项申报工作。立项后，由于手头科研、教学事务过重，担心无法按时完成，遂邀请韩松涛先生参与，他欣然应允。写作上，先由孔令宏拟定写作提纲，然后两人分工撰写。孔令宏写作第三至六章、第七章的第四节，其余由韩松涛写作，完成后，由孔令宏统改定稿。然后应丛书组织者的要求，请浙江艺术研究所徐宏图研究员审稿。徐先生提出的修改建议，我们悉数采纳，修改后交稿。

张伯端虽然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到本课题立项时，尚没有一部有关他的研究专著(对《悟真篇》进行注解类的著作显然不属此类)，有关他的生平史料，历史文献中也只有一鳞半爪的记载，写作难度极大。有关他的思想研究的论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分量较大者是山东大学郭建洲的博士学位论文《张伯端道教思想研究》，且尚未公开出版。所幸孔令宏此前已经发表过三篇有关张伯端的学术论文，在几部著作中对张伯端也作过一定的研究，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所以，只要耐下性子，坐稳凳子，终究应当有所收获。现在，我们捧出这份答卷，敬请读者评判。

最后，对浙江省社科联连晓鸣副主席表示感谢。对丛书的组织者卢敦基先生也要表示由衷的感谢，如果没有他多次电话催促，恐怕此书的面世还会拖延比较长的时间。

2006年11月8日

丹书多不可信。得真诀者要必以《参同契》、《悟真篇》为主。

——陈致虚

实为千古丹经之祖，垂世立教，可与《周易参同契》并传不朽。

——戴起宗

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