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是西汉初年岭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诸侯王国,这南越王墓是令无数代劫匪、盗墓贼以及现代考古人员苦苦探寻了2000多年的隐秘,终于在一群凿石刨土的民工神秘现世……
越王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达1000多件(套),内函非常丰富,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出土文物中有一批堪称我国考古发现的稀世之宝,其中以“文帝行玺”金印和“丝缕玉衣”最具价值。本书用纪实的手法详细描述了这一陵墓的发现、发掘过程。书中融历史与现实于一炉,将考古发现与文化命脉,历史事件与人世沉浮尽遣笔端,在古今中外交织的叙事宏构里,重现古帝国文明。所陈述的考古事件,不仅跟考古学密切相关,也涉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令读者仿佛亲临考古现场,以书斋阅读的方式,触摸了中国历史的真相。
1983年夏天,一群凿石刨土的民工在广州市区一个叫象岗的小山包,无意中发现了一块断裂的石板和一个洞穴,经过考古人员的推断,这是一座极其罕见的汉代大墓。随着洞中探险和考古发掘的进行,辉煌宝藏让人心惊,神秘的主人渐露峥嵘——这就是被无数代劫匪、盗墓贼以及现代考古人员寻找了千年而始终未见踪迹的越南国国王的陵墓。它的现世,无异于打开了岭南地区历史文化的一座宝库。本书用纪实的手法详细描述了这一陵墓的发现、发掘过程。
西汉建元四年(前137年)深秋,割据岭南之地的南越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代开国雄主、南越王赵佗,终于走完了100多个春秋的生命历程,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抛下为之奋斗、经营长达80余年的恢弘基业,撒手归天。
被誉为“南天支柱”的南越王的死,使南越国朝野上下,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惊恐和悲恸之中。继位的次孙赵昧强忍哀痛,在纷乱的事务与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招来忠诚的臣僚、丞相吕嘉密议,为其祖父——南越国的缔造者赵佗,举行了自开国以来规模最为隆重,也最为特殊、隐秘的盛大葬礼。
早在此前的若干时日,素以英武刚毅、老谋深算著称的南越王赵佗,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亲手创立的这个王国前途未卜的忧虑,还是出于对盗墓者的恐惧,就在他处理着一件件政务的同时,也对身后之事作了周密的安排。他让自己的心腹重臣、丞相吕嘉,挑选一批得力的人马,在南越国都城番禺郊外的禺山、鸡笼岗、天井等连岗接岭的广袤地带,秘密开凿疑冢数十处,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藏身之所,以让后人难辨真伪而不遭盗掘。
现在,赵佗已魂归西天。根据祖父临终前的密嘱,赵昧与吕嘉以及几位心腹臣僚在作了周密严谨的布置后,于国葬之日,派出重兵将整个城郊包围得密不透风。稍后,无论是规制,还是规模都极为相似的灵柩,同时从都城番禺的四门运出,行进的送葬队伍在灵幡的导引下,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左右盘旋,神秘莫测。当运出的灵柩全部被安葬完毕后,除赵昧和身边的几个重要亲近大臣外,世人无一知晓盛放赵佗遗体的灵柩以及陪葬的无数瑰宝珍玩到底秘藏于何处。
就在赵佗谢世26年后的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历时93年的南越国,在汉武帝10万水陆大军的强攻下,宣告灭亡。
曾盛极一时的南越国,在西汉一统的华夏版图上消失了。但是,关于南越在立国近一个世纪中发生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以及那些愉快或忧伤的故事,并未在世人的记忆中消失。尤令后人格外关切和念念不忘的是,南越王赵佗以及他子孙的墓葬连同陪葬的无数奇珍异宝到底匿藏于何处?
随着新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变迁,一个探寻和盗掘南越王墓的新时机也随之到来。于是,那一心想着发鬼魂之财的各色人等,很快便加入寻掘陵墓的征途之中,他们借着当年南越国遗老遗少留下的种种传闻以及史书秘籍显露的蛛丝马迹,踏遍了南越国故都番禺城外的白云山、越秀山以及四周方圆数百里的无数山冈野岭,企图探查到南越王的真正葬所,遗憾的是,这些人无不枉费心机,空手而归。
恍惚间,许多年过去了,尽管世人对探寻南越王墓、掘冢觅宝的欲望未减,痴心不改,但南越王赵佗及他后世子孙的亡魂,仍安然无恙地匿藏在山野草莽的隐秘之处,未露半点端倪。
斗转星移,岁月如水,历史在几度翻云覆雨的流变中敲响了大汉王朝的丧钟,一个由魏、蜀、吴三国争雄、狼烟四起的新时代随之到来。就在这新一轮大拼杀、大动荡的格局中,一次看似意外的事件,引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凶悍的寻掘南越王墓的狂飙。
黄武四年(225年)春,称帝不久的吴主孙权,为纪念先父含辛茹苦创下的江东基业和施给后世子孙的福禄恩泽,突发慈悲之心,诏令治下臣民广修孙坚庙,以示永久的纪念与膜拜之情。诏令既出,举国响应,各地臣僚政客无不各显神通,争先恐后地开始行动起来。隶属于东吴版图之内、统治长沙地区的臣僚同样不敢怠慢,想尽招数,倾尽财力以应上谕。由于此时的长沙尚处于偏乡僻壤、地瘠民贫的穷困境地,致使臣僚们虽竭尽全力以图主子的褒奖,但终因规模庞大的孙坚庙费工颇多,耗资巨大,加之时间紧迫而感到举步维艰,难以应付。就在这使他们颇感尴尬与狼狈的境况中,不知是哪个官僚顿起邪念,向长沙的最高统治者献出了发冢掘墓,以鬼魂之财弥补修造孙坚庙之缺的主意。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这个主意竟在长沙上层统治者反复斟酌思量后,很快得到批准和实施。于是,由部分官吏和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盗墓队伍很快被组织起来,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_只十几天工夫,凡长沙城郊能搜寻到的大墓巨冢尽被挖掘一空,即使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由汉高祖刘邦亲自册封的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墓葬也未能幸免,当群盗众匪在发掘吴芮那“广逾六十八丈”的巨冢时,意外发现这位死于公元前202年的长沙王,虽历400多年的土埋水浸,仍衣帛完好,面色如生,犹如刚刚逝去一般,至于那随葬的大批奇珍异宝、丝帛服饰,更是光彩夺目、艳丽如鲜,令人瞠目结舌。
随着长沙郊外无数巨冢大墓的被盗掘,孙坚庙得以顺利建成。与此同时,长沙上层的大小臣僚也大大地发了一笔鬼魂财。而作为一代霸主的吴大帝孙权,在得知先父的功德碑已赫然矗立于长沙的庙堂,并得到长沙官僚进献的奇珍异宝后,惊喜异常。他除毫不犹豫地为长沙官僚们大加封赏外,也从他们的行动中受到启示,感到发鬼魂之财实在是一项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在这个邪念的驱使下,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诏令官兵在都城建业(今南京)郊外悄悄干起了刨冢掘墓的勾当。当那些从坟堆里掘出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运往宫廷时,孙权更是精神大振,惊喜万分,并决定将这个买卖继续做下去,其地点不只局限于建业一地,还要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一切可能去的地方。主意打定,他便找来一帮臣僚专门负责打探巨冢珍宝的处所,当他得知南越国的国王赵佗死后曾葬有大量奇珍异宝并一直未被后人盗掘时,立即命将军吕瑜亲率5000名精兵,翻越雾瘴弥漫的五岭,在南越国故地大张旗鼓地搜寻、盗掘南越王家族特别是南越王赵佗的墓冢。由于南越王赵佗及其后世子孙的墓冢极其隐秘,吕瑜和手下兵将在番禺城外伐木毁林,凿山破石,四方钻探,在折腾了半年后,才总算找到了赵佗曾孙、南越国的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葬,并从这座墓穴深处盗掘出“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三钮铜镜”等大批珍宝,令孙权大帝感到遗憾的是,直到吕瑜的精兵不得不撤出岭南返回东吴腹地时,始终未能获取有关赵佗和其次孙赵昧的墓葬秘所的点滴线索。
孙权兵发岭南掘冢觅宝的行动,再度引发了当地掘冢刨墓的风潮,当吕瑜的大军撤出后,整个岭南大地盗贼蜂起,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连绵的山冈野岭,并绞尽脑汁四处访凿,希图搜寻到连孙权大军都无从探访到的赵佗以及赵佗家族的墓葬,但让盗贼们恼恨和失望的是,任凭他们怎样地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辉煌的梦想无不一个个变成泡沫化为乌有。P1-5
在考古的现场触摸中国
朱大可
考古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想象性工作,需要考古学家对文化遗存的历史想象和科学还原的能力。一个优秀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和战略家,他必须善于组织和指挥一个庞大的工程,并且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阐释所获得的材料,令其呈现出意义的夺目光辉。
考古同时又是多种学科的精细的综合研究,它包括空中勘探(航空遥感和大地遥感)、电磁脉冲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地球物理测量、磁力测量、各种物理测年方法、遗传生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冶金学、矿物学、电脑三维技术、器物类型学,以及体质人类学、上古语言学、民族学等专业技术、研究领域和方法。它所指涉的领域,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基于“文化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中国跟西方先进国家展开联合考古,藉此引入先进技术和方法,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作坊式考古”仍然是中国考古界的主要方式,尽管如此,考古学家还是有了重大的考古收获。它超越了技术和方法的层面。这是因为,中国是全球文明遗存最丰富的地点。
考古不仅是对古代文明遗产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一种艰难的田野调查,其中包含着考古学者大量、缓慢、细致和繁琐的田野作业。它需要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和忍耐力。1982~-,我在西安见到秦始皇兵马俑考古队长袁仲一的时候,他拿出来招待我的上等食物,就是一个窝窝头和一碗玉米糊糊。它也是整个考古队的基本食粮。这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无疑就是中国考古学家的生活象征。他们在这样的贫寒艰难的环境中展开工作,但他们却是当时最“富有”的探宝人。他们所发掘的宝藏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必将惊动整个世界。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缘起,大多是因为盗墓、打井、挖掘防空洞、建造楼房和房屋倒塌,这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发出了警告:随着地球表面因发展商业、工业和农业而过度开发,文化遗物正在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而其中被妥善保护的只是少数。这是中国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考古学的另一难题,就是大多数古代文物在意外发现之后被迅速哄抢,成为文物走私和地下文物市场的抢手货。中国考古学的第三个难题,就是它总是超越了学术层面,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述方式,20世纪的三大考古事件都发生在文革后期,如马王堆、秦俑和孙子兵法等,这种发掘和研究被赋予了浓烈的国家主义色彩。
毫无疑问,考古学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人能够掌握其自身的历史。社会(国家)资助了考古学的活动,推进它的发展,但社会(国家)也是考古成果的最大消费者。在一个强大的消费主义时代,考古意味着巨大的商机。考古学的成果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不仅要对研究者开放,也要对普通公众开放。考古学的这种多元化后效,为考古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考古首先带动了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西安兵马俑和成都三星堆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例证。这两个地点现在成为当地旅游业的最迷人的摇钱树,其中包含了从膳食、交通、住宿到购物和门票等完整的产业链。兵马俑发现者、一位普通的陕西农民,早已放弃了耕作和打井的生活方式。他每天上午10点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上班,在礼品销售店里为游客签名售书。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天售书的多少i他的悠闲而富足的生活,乃是整个文明遗址居民生活的缩影。
考古学的第二轮后果,就是带动了出版业和影像业的繁荣。经过央视“百家讲坛”的鼓噪,《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研究专著,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阅读潮流。与此相应的是考古热的兴起。《达·芬奇密码》之类西方畅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考古、神话、悬疑、探案等多元素组合的通俗读物,正在成为新的阅读热点。
海南出版社的考古类畅销读物《考古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万历皇帝的定陵、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孙子兵法》、秦始皇兵马俑、清代东陵珍宝、古蜀国三星堆遗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夏商周断代工程,到北京猿人头盖骨等,这套丛书几乎囊括了中国20世纪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但它并未沉溺于学院式的文物训诂,而是在考古知识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石上,对考古过程进行充分的故事化叙事,注入探案逻辑和大量富有悬念的故事细节,以此建立生动有趣的“大众考古学”。这种学术叙事的转型,引领了学术大众化的新一代风气。与其追随知识界空唱“文化复兴”的高调,不如切实地启动历史文化的大众启蒙。
《考古中国》所记载的十大考古发现,为大众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收获,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指南。书中所陈述的考古事件,不仅跟考古学密切相关,也涉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令读者仿佛亲临考古现场,以书斋阅读的方式,触摸了中国历史的真相。
在我看来,《考古中国》所提供的考古学知识及其背景历史,不仅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本土文明的进程,也能够促使人们学会敬畏文明,唤醒民众保护文化遗产的热切欲望。那些考古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要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文化生态,而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历史文明遗产,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的伟大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