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先生的“采访”系列，以全景式视角、客观的立场、独立的评论，结合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为后世提供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文本。接续《采访外记》和《采访二记》之后，《采访三记》涵盖的时间段是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大约一年；而1956年1月初版的《采访新记》，则主要记录了他从香港对中共主政下的中国大陆的观察。

接续《采访外记》和《采访二记》之后，《采访三记》涵盖的时间段是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大约一年；而1956年1月初版的《采访新记》，则主要记录了他从香港对中共主政下的中国大陆的观察。

曹聚仁先生的这一“采访”系列，以全景式视角、客观的立场、独立的评论，结合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为后世提供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文本：隔着半个世纪的时段，当下的普通读者不难借助作者笔下的历史现场和即景报道，感受或触摸那个时代的风云和气息。从中还可看出作者力求摆脱政治漩涡、却又不得不在左和右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痛苦。《采访新记》之后不久，他进入了“北行”时期，见诸文字，即为《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话》（三联书店合并为一册《北行小语》刊行），那又是另外一番心情了。

总序

采访三记

前词

一、所见

二、所闻

三、所知

四、“人民”之页

五、我们的感受

六、“数百流人物，还看今朝”

七、大梦

八、“舟山”传奇

九、“台湾”之页

十、茶杯里的风波

十一、朝鲜战争

十二、风云

采访新记

南来

失去了的梦

上海人语

隔帘花影

大陆文化

大陆文艺

纸上谈兵

闹情绪

仙境与现实

三个中国

第三势力

“五年矣！”

后记

共产党军队以五月底进入上海，接下来，便是阴雨绵绵的梅雨季；这一年的雨水特别多，有好几场暴风雨，真是把整个上海的街衢都淹没了：许多仓库进了水，浸坏了大批物资。我还记得有一天下午，送一位往天津去的旅客，街上的水就浸到那车夫的腹部；我穿了长筒皮靴，也只能勉强踱到街口去。那时，一般市民的情绪，已经带了忧郁性，对着阴沉沉的天和相逢只说愁苦的生活状况，就产生另一种寂寞空虚之感。上海的市场，就在易手前六个月，已经停顿下来，除了投机，已经没有买卖可做。易手以后，也可说没有买卖可做，说不上什么市场。开往香港的轮船和从香港来的货运，就只在六月间往来了一次，以后便由于台湾海军的扰乱停顿下来了。外商所巴望的国际贸易，可说是一筹莫展。那几家大洋行，都在吃老本。上海本来是商业市场，商业一停顿，经济大动脉也就萎缩了。六百万市民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由于各地的战乱，逃避到上海来的，其中有一部分，乃是国民政府时期军政人员的家属。也有三分之一，是直接间接和市场买卖有关的。还有三分之一和工业生产有关的职工，那时也在半停顿状况之中。随着共产党军队到上海，获得了新的工作岗位的，不及五十万人；其时，中共的军政人员，还是供给制，生活享受都是很微薄的。这样社会经济状况之下，要把这么大的消费市场繁荣起来，那是不容易的。中共人士就明白表示，过去畸形繁荣的城市，将有一段的萎缩时期。新的繁荣时期，还待城乡交流时期的到来。

然而，一般市民的情绪，就由于市场的萎缩而失望了；除了年轻的学生，都鼓不起兴致来。这种低落的情绪，在往日的首都南京，尤为显著。国民政府抖落了二十多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在南京，使得刘伯承看了为之皱眉。(他对L君就郑重提到了这一问题。)那些上不巴天下不巴地，被国民党所遗弃了的孤儿，真的吃尽当光，靠着摆小摊子过日子。秦淮河，那个笙歌曼舞之地，最触目的便是那蜿蜒五六里的杂货摊，从夫子庙前沿两头伸张开去，好似无穷无尽似的。那长长的行列中，有着红木、柚木、酸枝的中式洋式家具；整套刻本二十四史、八成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元明清各代古画、名家的西洋画、精致和粗陋的瓷器、呢大衣、皮袍、西装、中山装、虎皮褛子、湘绣、苏绣、镜框或是桌面，一应身外之物，予取予求，应有尽有，而且便宜得使你吃惊。因为你买了一套红木家具，等到要运送到另一城市去，就得付三倍五倍的运费。我曾从一位穿着藏青中山装的中年人面前走过，他手握残卷，目断寒波，皱着眉头在发痴，不知他胸中包藏着几许烦愁呢?他们大多是公务员，要找寻一个学习的机会是不容易的。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也是照顾有心，安顿无力：华南的军事，正在进行，哪有余力来安排这一大学时代命运下理应牺牲的可怜虫呢!有一家夫妇儿女四口，这位家主，原是南京市政府的职员，实在途穷了，只好带着妻儿到燕子矶跳江去。那位狂吻了丈夫，才跳向波心的太太，最后的话是：“愿来生来世莫作读书人!’’这是《儒林外史》中，那位修理乐器为活的倪老头子的命运。

南京那么繁荣的首都，国民政府连着车辆都搬走了；以往交通要衢的新街口，到了一九四九年冬天，尽可以踱着方步往来无阻了。到了晚间连踱方步的人，也没有了。偶尔有几只野狗在那儿奔突叫嗷，我们顿有置身罗马邦卑废墟之感。难怪“冷清清落照”，使那些遗老们酸泪满襟了。从新街口到下关车站，那么一段长路，叫三轮车的话，只要人民币五百元的代价(合港币一角二分)，就可以激起车夫的争吵，抢着要做这笔生意了。去玄武湖上的船夫，可以替我们摇整个下午船，他也只希望五六百元的船资，唉!“人生衣食真难事”，“贫贱夫妻百事哀”，大时代中的小市民，心头的烙印是这么深刻的!P27-29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他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著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也曾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20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学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等，其中以北京三联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父亲在澳门去世后大约十年，他遗留给我们的书籍才运回上海家中。其中有一本枣红色硬纸封面的，两寸厚，可能因为他自己经常翻阅，边角都有些磨损，里面有几页还用玻璃胶条粘着。后来整理他的作品时，我翻得最多的也是这本书。

书的硬封面上，印着“采访外记”四个字，但实际上，父亲把他的三本书钉在了一起。跟在《采访外记》后面的，是《采访二记》和《采访三记》。另外又有一本单独的《采访新记》，合起来就是他的“采访”系列了。过去二十多年，父亲的书在内地已经出了数十种，但就是这几本一直无缘重新问世，今天能够编人北京三联书店的“曹聚仁作品系列”，而且又是首批付印，实在高兴。

我们很是看重父亲的这几本“采访”，因为那六七十万文字，是他一九五。年从上海去香港后的五六年当中最重要的写作。书中记录了他四十岁前后至五十岁前后的人生变化，记录了他从抗战到内战时期的采访经历和所见所闻，也记录了他在大时代巨变的惊涛骇浪中的彷徨、复杂心绪。要了解他，不能不细读他的“采访”。

以时间划分，《采访外记》以抗日战争“八年生活为第一段落”，应是一九五三年前后所写；那几年他的作品，都是先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再集合成书，由新加坡的创垦出版社出版。父亲把“采访”作为书题，当然与新闻采访相关，是要留下一点“旧事陈迹”，给下一代的青年作参考。但综观全书，却有着回忆录的味道。他晚年正式写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时，就把《采访外记》中的一些内容和章节纳入其中。

接着的《采访二记》，写的是国共内战事情；《采访三记》的时间段，则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大约一年。而一九五六年一月初版的《采访新记》，主要记录了他从香港对中共主政下的中国大陆的观察。在这三本书中，我感受最强烈的，是父亲力求摆脱政治漩涡、却又不得不在左和右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痛苦。((采访新记》之后不久，他进入了“北行”时期，见诸文字，即《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三联书店合并为一册，取名《北行小语》刊行)，那又是另外一番心情了。

在整理父亲遗作手稿时，我们发现他为一本名为《采访本纪》的书列出的目录，应该和抗日战争的史料和战场报道相关，但始终没有看到过那本书是什么样的。希望今后能找到更多资料，来确定究竟有没有这本书，或者只是别本书的另外一个名字。

二00六年冬至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