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1880-1930），清末最后一科科举考试的会元，著名的立宪派首领。1911年武昌起义后，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谭延闿通权达变，善测政治风向，从三次督湘到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到最后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长，构成了他整个民国时期名位鼎隆的煊赫篇章，从而成为群雄纷起的动荡时局中为数稀少的政坛不倒翁。不仅如此，他的书法名满天下，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的美誉；虽为文人，却精通骑射。世人对他褒贬不一，读完此书，相信你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民国著名的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也是清末最后一科科举考试的会元。这位被称为政坛不倒翁的政治家曾经是名震朝野的显要人物。本书讲述了他的家学渊源、学习经历、从政事迹、尤其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个转折点及其事件经过，向人们展示一个政治家的无穷魅力。

前言

第一章 官宦之家的少年俊才

 一 总督父亲

 二 宦门孝子

 三 末科会元

第二章 立宪运动的弄潮儿

 一 湖湘三公子

 二 投身新式教育

 三 争、保路矿利权

 四 立宪请愿

第三章 第一次督湘

 一 顺应革命潮流

 二 抬上湘督宝座

 三 高深莫测的“谭婆婆”

 四 “文明革命”的倡导者

 五 “二次革命”的骑墙派

第四章 第二次督湘

 一 落魄青、沪

 二 重主湘政

 三 抵制易督

第五章 第三次督湘

 一 南北战争

 二 督师湘南

 三 驱张渔利

 四 拒南抗北

 五 督军剪彩

 六 含恨离湘

第六章 讨贼军总司令

 一 追随孙中山

 二 谭、赵战争

第七章 建国军北伐联军总司令

 一 东征陈炯明

 二 奉令北伐

 三 讨伐杨、刘叛乱

第八章 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主席

 一 廖仲恺血案

 二 促进两广统

 三 中山舰事件

 四 北伐与迁都

 五 武汉国民政府的变色龙

 六 宁汉合流的政治傀儡

第九章 第一任行政院长

 一 药中甘草

 二 助蒋排除异己

 三 撒手尘寰

结束语

谭延阎年谱

参考文献

后记

二 宦门孝子

谭钟麟虽然官运亨通，仕途顺畅，但他出身寒微，深知功名富贵来之不易，非勤学苦读难以出人头地，因而极为重视对后代的培养。谭钟麟共有5个儿子，分别为3位夫人所生：陈夫人生宝箴，颜夫人生宝符，李夫人生延闾、恩闽、及泽闾。谭延闾自小聪慧异常，有着超过常人的天赋，父亲对他的爱护和期望超过其他的儿子。

谭延闽7岁时，身为陕甘总督的谭钟麟就在兰州聘请经学名儒张宝斋为他的启蒙老师，教授《四书》、《五经》。张是一位长于文字学的老师，谭延闾在其《儿时杂忆诗》中说：“霜鬓庞眉一尺须，万言撑腹注虫鱼。熏笼围坐听闲话，更乞先生为甚酥。”由此可见，这位张先生是位长须庞眉而好说故事的饱学之士。兰州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城镇，是古长安进入西域的黄河三渡口之一，也是河西走廊的起点。河西走廊自古为我国东南部通向西北边远地区的天然通道。城区南北群山环抱，东西黄河穿城而过，具有带状盆地城市的特征。这座千年古城曾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是历代封建王朝镇守边疆的重要军事要地，也是一个人文荟萃、风景秀美的城市。满腹经纶的张宝斋见闻广博，对流传于民间的奇文趣事如数家珍。他住在总督府内，闲暇时与总督谭钟麟下棋谈艺，纵论古今，饮酒作诗，绘画写字，宾主甚得其乐。谭延闾兄妹等人也喜欢在课余之后，听老师讲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他们围坐在火笼旁边，张先生总是边摸着长长的胡须，边饮着小酒，神采飞扬地给他们讲故事。他给他们讲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讲汉代“飞将军”李广以及卫青、霍去病出征匈奴的故事，也讲当地的许多民间传说。谭延闾等人总是用手撑着下巴，瞪大眼睛，听得津津有味，生怕漏掉了其中精彩的内容。有时还扬起稚嫩的脸，睁大眼睛，好奇地问老师，为什么张骞在匈奴娶妻生子了，还要回到汉朝来呢?为什么霍去病会说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呢?张先生看着这些天真而好奇的孩子，总是耐心地给他们解答这些问题，告诉他们说，因为他们总是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的利益，有着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张先生还告诉他们，这些英雄人物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甘肃，这更增加了他们对这片神奇土地的好奇。尽管谭延闾当时未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他们这种不畏艰险，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壮举，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他更加发奋学习，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

11岁时，谭延闽即学做制艺文字，这除了老师的严格执教外，还与他父亲的精心辅导有关。据谭延闾回忆说：他9岁时，父亲因为眼病，请假休养在家，每天到掌灯时候，他独自坐在自己处理公事的房间，使人读完公事文书，处理完政务以后，就把谭延闽和他的姐姐弟弟叫在一起，坐在他面前，叫他们各做破题一，或试帖两句，隔一天互换一次，都是他父亲亲口讲授，所以称不上是自己写作。有时他们不知道怎么书写，就请自己的哥哥从旁代替他们书写，多次背诵没有什么错误时，就各自奖给十文钱，才让他们起来前去睡觉。就这样，谭钟麟在公事之余，常常督促检查子女的功课，并施以物质奖励，使他们的学业不断上进。不久，谭钟麟前往西安治病，谭延闾随侍在旁，在那儿受教于姚世贞。

1890年，谭延闾11岁，父亲因眼病请假南归，全家抵达长沙，居住于荷花池私宅，谭延闽受业于李少苏。不久，他随父亲回到老家茶陵为祖先扫墓，在石床里小住，跟从陈春坞学习。石床里风景优美，前后青山环绕，左右绿水辉映，盘藤寺像雄鹰展翅一样耸立于山前，邓阜山像孔雀开屏一样屹立于山后，清澈的溪水由高陇沿山谷而下，只见其人不见其出。。谭家大院就座落其间，这是一座规模宏大，错落有致的豪门大院，前后共有9个门，几十间房子整齐地排列着。高大的门楼上挂着一块装饰华丽的巨大牌匾，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赐书堂”。从正门直往里走的9个大门上，都挂着一个硕大的“福”字，据说，这9个“福”字都是老佛爷慈禧太后亲笔所书，因此，谭钟麟将他家乡的私宅取名叫作“赐书堂”。谭家大院门前古树掩映，屋后溪流潺潺。谭延闾从大城市来到乡下，顿生一种新奇之感，他常到溪边嬉戏玩耍，看着碧悠悠的溪水，想着浑浊的黄河，他觉得真有天壤之别。他拍打着溪水，看着溪中游动的鱼儿，想用手抓，但鱼儿总从他的手间溜走，像捉迷藏似的总是让他够不着，他从这里找到了童年的快乐，尝到了自由自在的滋味。他的老师陈春坞经常给他讲家乡先贤李东阳、彭维新、张治、刘三吾等人的故事。李东阳，字西淮，就出生于离石床里不远的陇下村，他年少时聪明好学，不管严寒酷暑，都手不释卷。明朝天顺年间考中进士，孝宗时，官至大学士，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智斗大宦官刘瑾，清除朝中的贪官污吏，整肃吏治，推行新政，在朝中做官50多年，一直清廉自守。所写文章清新典雅，华丽脱俗，成为茶陵诗派领袖，领导明初文坛40年，他的《怀麓堂集》，在文坛久享盛誉。清朝初年的彭维新，也是茶陵石陇人，学者称他为石陇先生。他历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担任过户部、礼部、吏部、刑部侍郎，刑部、户部尚书。张治、刘三吾也都是从茶陵走出去的著名学者和官僚。这些人都是一时英杰，在少年时代就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当官时也留下了许多令人神往的趣事。年轻的谭延闾对老师所讲的这些家乡先贤的故事听得如痴如醉，他没有想到在家乡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天地里，却走出了那么一些惊天动地的人物，他不由自主地对他们产生了无限的神往。在这里，他第一次目睹了家乡的风貌，接受了湖湘文化的洗礼，对湘人的功业和勋绩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从而更坚定了他光耀祖先的信念。

1891年，清政府任命谭钟麟为吏部尚书，谭钟麟时年70岁。其好友翁同穌那时也在北京，故旧重逢，喜不自禁，遂于谭钟麟七十大寿那天书赠一联以贺之。这年夏，谭延闽偕其母李太夫人至京。李太夫人，河北省宛平县人，早年父母双亡，与其弟相依为命。1871年谭钟麟奉命赴陕西布政使任，以其元配陈氏患病，不能随至任所为由，闻李氏明达贤慧而纳聘之。谭延闾与母亲人京后，寓烧酒胡同，翁同穌等人经常前往谭府叙旧。翁同穌，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1830年5月19日出生于常熟的豪门望族。父亲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做过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穌年少时就聪明好学，6岁时，《四书》、《五经》就能倒背如流，21岁选为拔贡，23岁考中举人。1856年与谭钟麟为同榜进士，且为这一科的状元郎。做过同治、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学富五车，才高八斗。1873年因为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而名震全国。案子起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七日，这一天，浙江余杭县仓前镇豆腐铺帮工葛品连久患流火，回家后又染痧症，不治身死。其妻毕秀姑，因穿白衣绿裙，人称“小白菜”。葛毕夫妻两人曾经租赁当地举人杨乃武家的老屋居住，后来因故迁居。因为毕秀姑人长得俏丽，结婚才一年多，丈夫就突然病死，婆婆葛喻氏就怀疑她与杨乃武有私情，就请人写了状子递进余杭县衙告状。从此，一桩曲折离奇惨绝人寰的冤案揭开了序幕。这桩案子经过县、府、省三级审理，虽然疑点很多，漏洞很大，但是，官场黑幕重重，杨乃武、毕秀姑因为受刑不过，屈打成招，定为死刑。浙江绅士对官府这种滥用私刑、草菅人命的行为，愤愤不平，联名上书清廷，彻查此案，杨乃武的姐姐也上京告状。当时，翁同穌刚刚升任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秋审处重大案件的审办，他仔细阅读了杨乃武、小白菜的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很多。他后来又调阅了杨乃武姐姐的状子和浙江绅士的联名呈词，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请示了慈禧太后，由刑部对全案进行了复查，直至最后查明真相，全案得到平反，掀掉了浙江涉案的各级官吏近百人的官帽，连左宗棠身边的红人浙江巡抚杨昌濬也被革职，翁同穌的名声红极一时。后来晋升为军机大臣，成为清流派的首领，在中法战争中力主抗战，与李鸿章恩怨很深，经常弹劾他误国卖国，在朝廷中与他水火不容。他与谭钟麟十分要好，经常到谭钟麟家下棋闲谈，把酒言欢，纵论国事。谭钟麟非常仰慕这位同年好友的出众才华，以及办事干练、为政清廉的作风。翁同穌也很欣赏谭钟麟耿直豪爽、敢说敢言的个性。谭钟麟经常把谭延闾的习作送给翁同穌观看，希望他提出宝贵的意见，指点指点自己的儿子。翁同穌很欣赏谭延闾所写的东西，常常赞不绝口。谭延闾第一次见到翁同穌，还有些害怕，不敢靠近。翁同穌外表严肃，长长的脸透着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两耳肥大，双眼如电，鼻梁高耸，胡须如莽，身材高大，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但慢慢地接触多了以后，他又感到翁同穌并不是那么高不可及，而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翁同穌非常喜欢这位外表英俊、温文尔雅、谈吐不凡、才华横溢的年侄，常常当着谭钟麟的面，夸奖谭延闾：“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才华，真是难得，年兄，你真有福气!”说得谭钟麟常常眉开眼笑。谭延闾自记于当时课题中说：“此数文最为先公所赏，尝示友朋，翁文恭、徐颂师皆尝来索看，吾也常拜翁丈于厅事。”翁同穌在日记中也曾记及此事，称谭延闾为“奇才”。此时谭延闾年仅13岁。

1892年，谭钟麟出任闽浙总督，携同全家离京赴任。路经北京郊外的长辛店，谭延闾的母亲李太夫人悲从中来，思亲之情油然而生。自从1871年，她嫁人谭家，就随夫辗转于南北之间，无暇再回娘家，20多年来，只在梦中与亲人相见。这次路经故里，她顺道拜谒了先人的坟墓，并与其弟李安清相随南行。谭延闾始得与舅父相认，并知外祖家为长辛店人。他在《儿时杂忆诗》中说：“相逢姊弟叹无家，雪涕亲斟饭后茶。说与痴儿知外氏，长辛店北路三叉。”外祖家的凄苦生活使他感同身受，更激发了他奋发向上的雄心。

谭延闾随父母到福州不久，又回到湖南应童子试，人府学为附生，曾哄传士林。当时社会风气闭塞，旧的礼教等级观念非常严重。因为谭延闾是“庶出”(即小老婆所生)，以至有些长辈有意无意地喊他为“小老三”。等到他人了府学，又有人恭维他“三大人”。当时有这样一种传说：谭氏府邸赐书堂有株铁树，谭钟麟调任陕甘总督时开过一次花，已应祥瑞之兆；这次谭延闾以少小之年人了府学，铁树又开了花，应该是前程无量，所以对他又改称为“三大人”。

谭延闽听人喊他“小老三”，有些迷惑不解，等到后来有人喊他为“三大人”，也觉有惶惑之感。他带着这个问题去问自己的母亲：“人们为什么喊我为‘小老三’呢?”李太夫人不禁噙着泪花教训他说：“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有些人把你们兄弟称作‘小老三’、‘小老五’，除了年小的缘故外还带有‘庶出’的意思。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做番大事业，做个大人物，才算是争光争气，那我在谭家虽然吃苦也感到安慰了。”P15-19

谭延阊，一个被人逐渐遗忘，被时代渐渐掩埋的风云人物。可是几十年前，他曾经是名震朝野的显要人物。不管是在政界还是军界，不管是在文坛还是书法界，他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政界的一流角色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和蒋介石无不对他高看一眼，谁也不曾怠慢过他。

他是湘系军阀头领，一生三次督湘，在南北各派势力的夹缝中，运用自己的纵横捭阖之术，左右摇摆，时起时落，弄得政敌头痛脑晕，始终不能将湖南囊括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他走得最英明的一步棋便是在陈炯明叛变后南下广州。去烧政治处境与自己同样艰难的孙中山的冷灶，出任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长，所谓患难见真情，他因此成了孙中山得力的心腹爱将。孙中山病逝后，他积累了足够的政治筹码，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他没费多少精力，就与党、政、军的头号新贵蒋介石握手言欢，于1925年7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待到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和宁汉合流，一波一波的政治风浪，他在仕途更是扶摇直上，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尽管他年寿不高，只活了50余岁：但在事业上，他达到了辉煌的金顶。

在风云际会、群雄纷争的清末民初政坛，谭延闽留下了他不同寻常的足迹。

他是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会元，在全国读书士子的统考中拔了头筹，弥补了湖南人200多年来没有会元的缺陷，为湖南人增了光，添了彩。其声名和影响力甚至盖过了那一科的状元刘春霖，成了响当当的科场显贵。但是，他却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成了保路、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敲响了封建帝制的丧钟。

他是典型的文人，却又成了一个玩弄权势的老练政客。在官场中八面玲珑，其观念和主张既可谓不新不旧，又可谓亦新亦旧，他上下合辙，左右逢源，竟因此博得了一个“水晶球”的绰号。有一次，谭延闾与著名律师贝允听见面，寒暄时他照例询问对方近况如何，贝允昕的回答极其简洁，那就是：“混”。谭延闾闻言大笑，赞叹道：“此言绝妙!鱼龙混杂是混，鱼目混珠也是混，混之用大矣哉!”1917年，辫帅张勋在北京复辟，伪旨下达各省，谭延闾被授湖南巡抚职。一时间风向未定，形势不明，他当然不会急于表态。当时，有一位记者采访谭延闾，问他将如何对待“圣命”，谭延闾避实就虚，只是一口气连呼两声“滑稽”。他究竟是指自己新授湖南巡抚这件事情滑稽，还是指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滑稽?怎么理解都可以，记者仍是满头雾水，谭延闾却轻松敷衍过去。谭延闾主政行政院时，抱定“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他把自己磨炼成为一个“伴食画诺”的活冯道。当时，胡汉民与蒋介石矛盾甚深，对谭延闽甘当老蒋的橡皮图章大为不满，一日于行政院大门口截住谭延闽，高声质问：“你身为院长，尸位素餐，难道就这样混日子么?”谭延闾也不顾旁边围了许多人，叹曰：“混之用大矣哉。”说完转身就走。这句话于是成了当时的一句名言。谭延阊死后，上海某报登出对联，便借用此语：混之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人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这副对联虽然用词尖刻、恶毒，但用在谭延闽身上倒也贴切。

他是文人，却爱兵如命。他不喜欢属下称自己为省长，而要大家称其为督军。在给北京的电文中他也一律署上“谭督军”字样。他曾声言“做惯了婆婆，做不了媳妇”。他在做国民政府主席的时候，仍要兼第2军的军长。他深知“有军就有权”、“谁枪多谁就势大”的道理。在婆婆做不成的情况下，他也能屈能伸，做媳妇做得有模有样，讨人喜欢。

他生性圆滑，以文人治湘，外表温和，笑脸菩萨一个，常被人讥为左右作揖的“谭婆婆”。但他却有百步穿杨的枪法，无人匹敌的骑马技巧，连那些纵横疆场的骄兵悍将也不得不佩服他高深莫测的修为，由衷地发出“真人不露相”的赞叹。

他自认知人善用，有识人之明。对赵恒惕百般呵护，千般关爱。对赵本人有再世之恩，对赵家也关怀备至。赵恒惕父亲临终之时，曾拉着儿子的手，叮嘱“千万不要忘了谭督的恩德”，赵恒惕赌咒发誓要效忠谭氏。但最终赶他下台，逼他离湘的竟就是这个赌咒发誓的赵恒惕。

他与程潜在湖南时暗中较劲，水火不容，总是想方设法要排挤对方。但到了广州，在孙中山手下和国民政府时期，他们却化敌为友，成了国民政府政坛上的难兄难弟，一直相互关照，相互支持。

他本想让毛泽东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守着一个固定的职业，去赚钱谋生，少些叛逆精神，因而不惜纡尊降贵，以都督身份去为他的“文化书社”开张剪彩，题写招牌。但没想到这个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年轻人并没有就此安下心来做生意，而是把书社当作唤醒民众的工具，他最终成了国民党的掘墓人。

他本来可以与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结为连理，走人婚姻的殿堂，断了蒋介石与宋家联姻之路。但却为了妻子临终的一句遗言，使煮熟的鸭子落人了蒋介石的碗中，婚姻的红地毯最后却是为他人铺设。夫妻之情变成了干兄妹关系，“新郎倌”变成了情敌的证婚人。

他一生不好女色，但好美食，即使行军打仗，也要命令伙房备好几担酒菜挑子跟在身后，以便他随时解馋，一饱口福。他的书法妙绝天下，向他求字的人不论身份高低，他都能尽量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不得罪人是他做事的一贯原则。

他常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他不像有些胸无点墨却官气十足的政客，与人为善和宽容大度是他处世的原则。对在雨中让他停轿接受检查的门卫，他不仅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老老实实拿出证件让他检查，而且还大加赞扬这种不管职位高低，都按制度办事的负责精神。对讽刺、挖苦他最尖酸、最刻薄的张冥飞，他却待为上宾，称张是自己真正的朋友，并大度地邀请张到行政院就职，虽然遭到了婉拒，但后来张冥飞却成了在他灵前哭得最伤心、说他好话最多的人。

这就是谭延闾，一个带着神秘面纱，经历复杂，阅历深厚，善测政坛风向，深懂为官之道，让人又爱又恨，又喜又悲的历史奇人。

世人对他的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一完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是“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的“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

谭延闾生前名位鼎隆，死后也备极哀荣。国民党以国葬之仪将他葬于中山陵侧的灵谷寺，墓穴规模仅次于中山陵。从灵谷塔沿林间石径可达谭延闾的墓园。硕大的墓包端立在水泥平台中央，汉白玉的祭台，牌坊，石狮，宫殿般的祭堂，大片的草坪，莲花池，方亭，颇具江南园林的风致，凸现出墓园的奢华与庄严。谭延闾生前跟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时间很短暂，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未必能够完全领会与遵守，死后却得以在青山灵秀之地长伴伟人的魂魄，成就了他政坛不倒翁的传奇人生。

这本书从开始写作到最终完成，花费了我近20年的时间。这本书是在我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扩充和加工而完成的。1986年，我进入四川大学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时，就在导师赵清教授的指导下，选择了《民国时期的谭延闾》作为我的研究课题，为了做好这一课题，我随同赵清老师先后赴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湖南图书馆等地查阅资料，得到了各图书馆的大力帮助，也收集了相关的一些资料。但是，由于谭延闾的档案资料不知去向，增加了我收集资料的难度，很多资料只能从当时出版的报纸杂志中零碎地进行收集，经过艰辛的努力，最终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写作。在1989年毕业论文的答辩会上，这篇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答辩委员会主席四川大学的隗瀛涛教授当即要求我答辩完后，写一篇硕士论文的内容概要，由他给我推荐发表，并嘱咐我毕业以后，继续收集资料加以扩充，写出一本《谭延闾传》，他还答应亲自为我作序。我整理出来的《民国时期的谭延闾》一文，后来在隗老师的大力推荐下，发表于《文史杂志》1990年第1期，获得了一定的反响。

但是，毕业以后，我回到了湖南省怀化市，任教于怀化师专(今怀化学院)政史系，在这里一直工作了10多年。虽然我一直谨记着隗老师的嘱咐，想完成《谭延闾传》的写作，但因为怀化地处湖南边缘地区，信息闭塞，资料欠缺，因此，一直力不从心，不得不中断这一研究工作。1999年，我有幸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博士论文《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研究的同时，继续收集有关谭延闾的资料，力求完成这一工作。经过不断地收集，最终完成了此书的撰写工作。本想找隗瀛涛教授撰写序言，但是已经时隔近20年，自己觉得有负老师的嘱托，一直未敢提请。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硕士生导师赵清教授给了我很多指导，隗瀛涛教授给了我大力鼓励，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刘学照教授、易慧莉教授对拓宽我的思想、继续完成这项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著作联系出版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给了我全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对他们深表感谢。

此外还要感谢湖南省委党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支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帮助，他们为我的著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廖素英和女儿许艺龄多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完成本书的写作。

谭延闾是一个身份特殊、经历复杂、个性特征独特的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研究资料欠缺，现有成果不多，大多数是纪念性的文章，因而研究难度很大，加之个人功力有限，书中如有不当之处，尚待读者批评指正。

许顺富

2006年4月1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