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他人的家园，真正使得使用者成为其主人，使得建筑尽可能的自主建造，这也正是Yona Friedman作为一个建筑师，一个城市与人类的思考者，用其毕生事业来努力实现的人生理想。本书正是作者在众多领域所做的众多成绩中随意选取的片段。从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研究的文章和图像中，我们不难看出Yona Friedman对人类社会所赖以栖居的家园的热爱与观照。书中，作者从独特的建筑视角出发，用那些简明的象形语汇、草图模型等独创工具，为我们建构出一个更加理想，更加美好的生活世界，同时得以让使用者重新成为家园的主人。而这也正是这本书借用西塞罗的演说“Pro Domo”作为本书书名的良苦意愿。

公元前57年，古罗马第一雄辩家西赛罗从流放地回到家乡，发现他的宅第已经被对手格洛狄乌斯的煽动策划所拆毁，并在原址建造了庄严的神庙。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西赛罗发表了一篇雄辩演说“Pro Domo Sua”(为家园辩护)，最终说服了氏老院，拆除神庙，恢复他原先的家园。

两千年后，同样有过流放命运的33岁匈牙利人，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丢掉了他在以色列技术大学的教师工作。此前他刚刚参加完1956年的第十届国际现代建筑大会，并在会上首次提出了“移动建筑”需要一个“可变化的社会”理念。这个理念完全来源于居住者的意图的自由表达强调城市存在的真实原因是一种满足人们日益频繁的休闲活动的能力。建筑师必须允许人们的自发性建造，同时使这种建造尽可能的“可变”。半个多世纪来，弗莱德曼始终坚持的就是：建筑师与其固执己见沉迷于个人感观的满足，不如服务于使用者并提供技术和组织上便利。建筑应该提供一种“可能性”。这种非精英化的动机引领着弗莱德曼的作品形成以个人自由建造为基础的灵动形式。

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或许只有将那些属于“个人”的“家园”归还给使用者，由使用者自主决定随机的居住和生活方式。城市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接近美好，“接近天空”。

我的自述

自我访谈

工作自评

脚注

第一章 理念的诞生

 关于理论模型

 关于诠释

 城市的诠释

 普遍理论

 可变城镇规划的十项原则

 可变城镇规划的十项原则的补充

 软化城市

 洲际城市

 第三个千年的城市

 撞击世贸中心事件的一些反思

第二章 城市

 住宅书写器(the Flatwriter)：电脑的选择

 关于住宅书写器

 ISEA 2000

第四章 举措

 第四产业

 对于贫穷世界的讨论

 两种道路

 解决城市生存问题的策略

 城市农业

 绿色建筑

第五章 生存

 不规则结构和其在建筑中的应用

 不规则结构

第六章 不规则结构

 巴黎奥林匹克

 威尼斯水域

 上海黄浦江中心

 威尼斯双年展绘制的空中城市

 21世纪博物馆

 一个根据不同展览变化的美术馆

 一份关于纽约的建议

 特拉维夫和平之桥

 Les Halles的“伞”

 柏林

 布鲁塞尔2000年艺术展

 米兰体育场上空的空中城市(Ville spatiale)

 突尼斯、麦地那之间的新路线

 蒙特卡洛(Monte-Carlo)

 巴黎通道上空的发展

 火车站

 南西(Nancy)

 巴黎空间

第七章 新旧方案

城市具有两个主要成分城市的“硬件”(即所有的物质因素：如建筑、街以及场所)，和城市的“软件”(即所有非物质因素：如居民习俗、个人行为、当地规则和制度等)。这些复杂的成分不会去适应城市，真实的城市是硬件与软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往往只考虑硬件，而政客、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则更多关注于软件。至于居住者，则在“感受”(feel)真正的城市，即这些成分相互作用的有效结果。但是他们很少从整体上了解自己的“城市世界”。他们的感知是片段的，取决于个人的喜好与对策。这些初步的陈述表明：城市，即使是“规划”的，其实际效果也远远超越其硬件或软件的设计初衷。如果专心检验城市的现实情况，我们会发现有些事物根本无法被“规划”。政客、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只能构思那些不可能被有血有肉的居住者付诸实施的行为，如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方面的计划。同样的例子也适用于硬件建设，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精心设想，只有在实际公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吸收后，才算真正存在。因此，是个体因素和喜好引起的公众的和个体的行为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真实。但是其中的大部分活动取决于由那些居民自己也无意识的因素。

真实的城市是两大类成分相互作用的产物，每一类都由大量不可预知和不，可控制的因素决定。真实的城市是一个伴随着不确定行为的无法界定的实体。

8.“城市机制”模型

为了以图表来呈现这个不确定的“真实城市”，我们可以采用统计学，但是基于统计学的模式并不是现实的确切景象。这种模式只能用于开发假设中的规划，是一种对经规划师干涉后所产生的预期结果的预警工具。它也可以作为科学调研的工具，以图表的形式表现微小、独立的个人活动在整个城市中的作用。如同个人投票决定社会的政治局面那样。由个体期望激起的“真实的城市”，是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矛盾体现。

“城市机制模型”就是以表现这种现象为目的的。

这张模型表从情感和经济角度表现了城市网络(道路、街巷等)与网络中不同地区对居民的吸引程度的互动关系。这些模型的数据来自于(1)城市网络的几何构造(2)光顾每一个场所或网络结点的实际人流，以及一个每个网络结点的承载能力。

根据模型计算得出的图标显示了网络在特殊别承载模式下的变化情况。它以等高图的形式指出生活在网络结点上的人为达到对城市最有效的使用率所必须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程度可以通过”目标场所”(goal site)和“目标场所的承载力”(weight of the goal point)之间的距离来计算我们可以认定，目标场所的承载力是与目标场所对个体居住者的吸引力是成正比的。

必须明确的是，通过模型得出的“努力程度图”仅仅体现了集体意识在个人行为上的效应，而不是那些个人行为本身。但是很多城市现象，包括交通阻塞、土地价值、社会和商业策略，所有这些都是独立的个人选择的结果。都通过“努力程度图”被可靠地层现出来了。“城市机制”模型十分精确地表明了”努力程度图”每天的变化。实际上，工作日与周末，白天与晚上，夏天与冬季，城市的运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而，我们可以获得一份清晰的陈述表，表现这个由软硬件互动产生的“真实城市”里一切变化。

9.应用于“洲际城市”的“城市机制”模型

乍一看，对“城市机制”模型的分析似乎比直接调研既有城市的发展更繁复，比如，必须考虑城市网络及作用其上的特殊载荷等。但是，当细致研究“洲际城市”这一设想中所隐藏的问题时，我们发现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与“真实的城市”相同，“真实的洲际城市”不仅意味着物理上的人类行动也意味着对各种其它因素的检验，包括物流、信息交流、各种突发奇想以及不确定的执行途径等。(诱人的观点远远多于纯粹的资讯！)

虽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定义大部分物流{可能定义某些其它事物，如水、电等等相对困难些，因为它们不是通过人流物流网络来运送的)。但是信息的传播则从本质上与之完全不同，并且，对于如何传播理念，我们依然相当的无知。

所以，制定这张”洲际城市”的复合网络，将是一项复杂的研究，而确定这张网络的承载能力则将是一项更为复杂的任务。

研究“洲际城市”复合网络或许相当困难，但却完全可行。但是这项研究可能对复合网络的“传导能力”产生限制，也就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作的“临界群体规模”(critical group size)现象。它们是那些从整体中分裂出来的规模小但又能自我生存的部分。这些“部分”或者说“子群体”(sub-entities)的出现，将决定“洲”的性质。

10.洲际城市的社会效应

从社会清晰度来看，现今的西欧是“洲际城市”的典型样板。这要归功于那些把自己当作城市一份子的欧洲城市居住者们，是他们的情感使这些城邦时至今日依旧保持其个性与特色。这是一种与美国或者其它洲城市居民截然不同的情感。这种态度很有可能是欧洲移民少于其它地区的根源所在(请注意：不是“迁入”(immigration)而是“迁出”(migration)。欧洲城邦政治和经济的自治也许是城市人口相对稳定的一种解释。这种经验可能在欧洲比较特殊，但是，它可以有助于解释和阐述“洲际城市”的概念及其社会效应。欧洲的“洲际城市”完全与美国超级城市群相反。

“洲际城市”特有的稳定性以及规模的不变性不是工业文明的特征；事实上美国工业化社会已走到了完全相反的一面。“洲际城市”的稳定性得益于其核心结构，每一个核心的文化经济层次，都大致相仿。那些略显严格的层次产生了较小的社会灵活性，因此减缓了迁移流动。

另一方面，“洲际城市”中少量的移民给通勤带来了便利。人们很少改变住所，却更多地改变日常通勤方式。

我们可以定义“洲际城市”体现在社会中是：强势的地方文化，多种地方方言又伎之更加强化，相对稳定的经济和职业，以及稳固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些特征其实在欧洲之外的文明国家也多有显现：如古代的中国、印度、以及非洲社会。实际上，是当地传统文化和“洲际城市”的一种成功结合。而相比起来，美国模式的超级城市则更是一种“熔炉”(melting pot)意识和帝国特征(古罗马就是的一座超级城市)。

在目前更多关注经济的城市文明里，我们可以发现“洲际城市”对于历史的改写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解决核心城市间“步行距离”的模式。虽然背景不同。但是最古老的“洲际城市”形态很可能就是古代的中东城邦。

11.“洲际城市”和环境

环境保护，以目前经验来看，缩小社区比扩大社区显得更有成效。非政府组织(NGO)举措经常比国家、城市、企业的更有成效。关注环境实质上得依靠草根民众的态度，决定于每日的琐碎活动。大的机构和行业对破坏环境负有主要责任，它们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基于以下事实：照顾环境将付出额外的支出。在很多情况下，必须雇用专人来监测和消除环境的破坏。适当的税收政策虽然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是税收政策无法约束人们来检讨自身每天的行为。

小型社区使这些行为更容易被获知。在一个小型社区里，对环境的关注被看作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调查表明，相对小型的城邦比任何超级城市更能掌控环境情况。

如果我们认可“农田比城区更接近自然”这一理念的话，那么核心被广阔自然环境所包围的“洲际城市”将让生活其中的居民每天都可以亲近这种“类自然”的环境。另一方面，连通城市的快速交通网络在城市核心之间几乎没有出口也保证了环境的质量。有目共睹，“洲际城市”模式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它有效地遏制了城市的恶性蔓延。

12.不同的增长模式

城市发展的策略不一。很明显，有些城市在短短十年间人口就成倍增长，而其它城市的人口增长却越来越缓。如果我们不孤立地考虑城区范围，而是从整个地区、城邦角度观察的的话，这种增长率的差异将更为惊人。

只有在其中的一个洲，欧洲，“洲际城市”正在发展的地方，情况有所不同。之前，欧洲有十几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其余的城市人口大约在10万左右。这是过去的欧洲，但在近50年里，“洲际城市”开始了萌芽。使今天有至少3个人口大约1000万的超级城市，而那些城市正面临着持续的人口下降。其它的城市则以同样的速度增长着，其人口数量目前平均约为100万。

这种一个洲中所有城市同期增长的现象，是“洲际城市”模式的典型特征，与那种少数城市过渡膨胀而其它城市停滞不前的现象截然相反。凭借城市间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带来的巨大弹性，“洲际城市”的增长模式几乎是完全自律的。城市自身人口的变化对此模式的影响远远低于经济偶然性和社会变革对其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运输系统仿佛是当地波动与一致增长的城市网络势必向多中心化发展，这有助于阻止破坏经济和生态平衡的超负担城市现象的发生。“洲际城市”模式带来的效果与经济和环境负荷过重的超级城市所能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欧洲的发展模式是属于“洲际城市”类型的，是一种通过自发调节的模式。

13.闲散型经济和集中型经济如果我们接受“经济为人而存在，人不是为了经济而存在”这样一个公理的话，那么判断经济模式的基本准则应该是“有多少人在这个经济系统下生活，并且在怎样的条件下生活？”(P8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