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狂人、妄想吞并世界的野心家、种族灭绝者、法西斯强人、疯子和恶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号战犯，在他的背后却有一大帮人默默支持着他。本书讲述了汉斯·莫姆森、希尔克·洛伦茨、米尔亚姆·普莱斯勒、乌苏拉·韦尔费尔、赫尔曼·芬克等效忠战争狂人希特勒的“英雄”们的故事。

本书讲述了纳粹的崛起和没落，战争，人们遭受的迫害与毁灭，解放之年——也就是“第三帝国”的溃败之年。这段岁月虽然已成历史，其中却充满了发人深省的故事，主角是一些尝到战争的甜头并成为帮凶的人，还有为帮助他人而牺牲自己的人们……

英克·布罗德森

序言 勇气与人情／1

汉斯·莫姆森

“元首的国家”

关于独裁政权的兴起／1

希尔克·洛伦茨

“与元首同行”

纳粹如何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37

米尔亚姆·普莱斯勒

天堂和地狱

从莱比锡到特莱西恩施塔特／69

乌苏拉·韦尔费尔

“士兵为什么必须杀人?”

战斗之日和轰炸之夜／105

赫尔曼·芬克

“别说，这是为了祖国”

关于那些抵抗者／159

哈特穆特·冯·亨蒂希

1945

解放之年／193

卡洛拉·施特恩

后记 敌对印象滋生仇恨／227

1930年风云突变的政治气候成全了希特勒独揽一切大权的前提条件。在党内，他的地位已然无可取代，党的一切机器都听从他的调遣。希特勒把日常的党政事务交付下属办理，自己只过问大事。此外的时间，他在慕尼黑参观或到赞助人那儿度过，比如布鲁克曼家族。而他作为元首的权威却从未因此而打半点折扣。整个纳粹运动对元首都保持着绝对的忠诚。

在对胜利的盲目追逐中，希特勒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他绝不允许任何有可能限制纳粹自由行动的讨价还价。虽然戈培尔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政治家形象，但他却把胜利的筹码都压在了别人对他的无条件服从上，他的行动建立在对强制意志的幻想上。说到底，他的基座是追随者们说一不二的俯首帖耳。

追随者之一，兰茨胡特药剂师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他是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也是个一流的组织者。通过严密的领导机构，他从一个分裂的运动中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党派联盟。但是他没能像希特勒那样，让属下的负责人对自己言听计从。1932年，他退出了该联盟。此后这个组织支离破碎，分化成了36个独立的小帮会。

在共和国陷入普遍危机、旷日的选举之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希特勒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超级成功的煽动家。自从1930年9月起，戈培尔开始紧锣密鼓地精心策划，使用收音机、电影胶片等现代媒介，有效提升人们对元首崇拜的热度。

然而没完没了的广告攻势并没能让纳粹离夺权更进一步，而高速运转的选举机器和死心塌地的附庸们何时戛然而止还是个问题。戈培尔敏锐地觉察到，纳粹必须夺权了。否则，“我们即便赢了大选，也是死路一条”。

第一次角力的尝试发生在1932年三四月间的总统选举时。布吕宁总理打算根据议会选民依法选出的结果支持兴登堡连任。希特勒反对。本来，对这位白发苍苍的陆军元帅，希特勒充满了仰慕和崇敬，并因此犹豫着放弃竞选总统。然而纳粹党内呼声高涨，逼迫他只能进不能退。希特勒不是德国国籍，因此原本不具备候选资格。不过这个障碍也在他被不伦瑞克州提名任命政府议员之后被扫清。纳粹党魁在令人窒息的选举大战中孤注一掷，把希特勒当做“最后的希望”。第二轮得票率为36.8％。纳粹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于是开始谋划“篡权”行动。

希特勒从未动摇过当总统的野心。七月大选之后，巴本总理打算让希特勒当副总理，只给予一些小权敷衍，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后者想要的是“全权领导国家”。兴登堡总统没瞧得起这个“波西米亚的二等兵”(他把因河边上的布鲁瑙跟波西米亚的那个布鲁瑙搞混了)，一口回绝了。在一次公开演说中，他以希特勒“妄图单方挥霍”行政大权为由，驳回了希特勒的要求。这件事让希特勒名声大跌。

就连纳粹党内部也把8月13日当做一个耻辱。戈培尔写道：“在党内，弥漫着深深的失望情绪，冲锋队也受到质疑。”许多资产阶级附庸不能理解，希特勒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巴本政府提供的职位。纳粹党一直以“民族抵抗运动”先锋的形象示人，如今却公然同胡根贝格和巴本对着干，这引起了相当数量的追随者的不解。这些人现在又退回到德国国家和人民党的阵营里。希特勒借波滕帕谋杀事件为自己辩护，可公众对纳粹的不信任却又深了一层。

即便在纳粹党内部，也发出了对希特勒无条件不合作政策的反对之声。当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将一项已经在工会内部和社会党内得到普遍认同的就业方案递交给希特勒时，印好的纲要被后者撕得粉碎，丢在一边。希特勒要阻止一切将纳粹上纲上线的企图。很多人无法再理解这一策略，纷纷退党。与此同时，冲锋队中一部分反动分子想放弃靠议会选举夺权的道路，转向真刀真枪。纳粹岌岌可危。只有对元首的狂热崇拜让运动勉强维持下来。

唯一的救命稻草插在了赫尔曼·戈林竞选总统上。冯·巴本总理在1932年12月12日的选举中惨败。他曾尝试制止危机并把局势控制在一个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政策之下(尽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对其中的减薪、缩减社会福利等表示不满)，结果失败了。巴本接着又推行修改宪法，把政府从议会中分离出来。议会再次被解散，但是想要借此走出死胡同，是自欺欺人。

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担心，在普遍的选举疲惫情绪中，纳粹可能会在新一轮大选中遭遇一败涂地的尴尬。虽然纳粹的腰包已经空了，冲锋队也拒绝继续负责萨尔区的防务，但是希特勒和戈培尔仍把赌注全部压在了新一轮的大选上。施特拉塞尔的担心应验了。11月5日的议会选举中，纳粹遭到重创，选票从1932年7月的37.3％下滑到了现在，也就是11月的33.1％。在前途无望之际，格里戈尔·施特拉塞尔的结论是：只有通过联合组阁，才能保证这个过渡顺利通往夺权之路。他试图说服希特勒，当务之急应暂时加入由巴本的追随者库尔特·冯·施莱歇尔组建的政府。施莱歇尔让施特拉塞尔做了部长，希特勒却死盯着总理的位子不放，哪怕明知没什么希望!施特拉塞尔见此情形，于12月辞去党内职务。他认为希特勒的“不给我全部我就什么也不要”的策略无异于自毁前程。

希特勒认为，施特拉塞尔的努力不过是在分裂纳粹。他嗅到了背叛的气味，让每个在议会里的纳粹成员当面宣布对他效忠。同时，他撤销了施特拉塞尔的改革措施，并让省党头目们恣意妄为，各自为政。把纳粹引导到保守政治路线上的尝试，就这样彻底失败了。施特拉塞尔退出了激进派的行列。

P14-18

勇气与人情

假如有人亲口说，我是最强壮、最勇敢、最伟大的人，那么每个闻听此言的人都会尴尬地闪开：吹牛者没有市场。可是，假如有人把主语“我”换成了“我们”——我们是最强最棒的，是“人中之王”，是上帝精选出来统治万民的人——那么一定有很多人喜欢听。恰好还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人没有工作，食不果腹，生活总是一盘散沙。当人们生活得一团糟的时候，他们愿意信赖一个承诺带他们走出危机的人。而与此同时，他们也正一步步走进危险。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阿道夫·希特勒似乎肩负了德国的希望。“一战”以后，德国不得不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投降。希特勒向德国人保证，要让他们摆脱这个令人感到丢脸的“国耻”；他保证，让他们继续工作；他保证，要结束党派之争，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众联盟”。

德国人给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成了历史的弃儿。他们输了“一战”，没了皇帝，历史性地第一次成立了共和国——魏玛共和国，还建立了民主制。可惜这个里程碑的根基不够牢固，民主制度摇摇欲坠。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奉行民主的政党内部。一些人跟希特勒同流合污；另一些人希望，希特勒一旦当上总理，就能变成一个严肃的政治家。许多人坚信，笼罩全国的纳粹主义乌烟瘴气很快就会消散。

在德国，搞民主并不容易。人们更习惯有人“从上头”对他们发号施令，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服从什么。在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里。要搞点什么政治浯动必须首先得到众人的一致同意。所以，若有人争执孰是孰非，或为一个普通事件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就再正常不过了。那个时候，在许多人眼里，议会就是一个“嚼舌头的地方”，里面的人“只会空谈”，不会决策。民主太繁琐，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认识更好的政体，能保证首先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给我们带来更大自由。这很关键!因为在法律法规触及不到的领域，就是赤裸裸的恐怖大显身手的地方。

纳粹根本没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他们蔑视这一套。他们自立“规矩”，身后还有许多人推波助澜。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在本书中告诉我们哪些人曾是纳粹的帮凶。而纳粹早在上台之前就已经决定，利用这些人数月之内把德国变成一个独裁国家。

然而，他们采取了双轨策略。一方面用恐怖和暴力对付社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对付所有不合作者、不听话的人。另一方面，绞尽脑汁为自己的政策拉选票：人人有工作，享受一定的福利，希特勒给了他们自信力。人们对希特勒的狂热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从“希特勒草莓”和无数封写给“元首”的情书中可见一斑。他先把青年人拉到了自己这边。野外侦查游戏，列队方阵，长途野营，夏令营——对许多青年人来说，这是一段丰富多彩的时光。希尔克·洛伦茨讲述了一个社团里的生活有多么的吸引人。

事实上，“民众联盟”只是一个骗人的假象，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全民大众构成的联盟体。来自莱比锡的犹太女孩儿汉纳罗尔，在米尔亚姆·普莱斯勒笔下，亲身体会到了这个谎言。她在丹麦有一个庇护所。但就连这个小小的中立国也被德军侵占。一天夜里，汉娜被抓走。带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她是幸运的：她活了下来，战争结束前不久，她被瑞典红十字会解救出来。

那些年里，数百万犹太人死于非命，其中150万是儿童。著名的幸存者埃利·维泽尔写道：“并不是所有被纳粹害死的人都是犹太人，但。只要是犹太人就会被害死。”

遇难的还有吉普赛人、辛提人、罗马人，他们跟波兰人和苏联人一样被当做了“下等人”遭到追捕。希特勒扬言要为德国的人中之王们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要让“东方民族”成为德国人的劳动奴隶。于是，他不断蓄意挑衅，发动战争。乌苏拉·韦尔费尔讲述了杜伊斯堡附近一座公寓里的房客们如何度过这场战争的故事：第一场“闪击战胜利”，防空洞里的日子，战地飞书，轰炸的夜晚。公寓里的人并不是全都幸存下来。一开始就反对纳粹的埃里希，在战争接近尾声之际参加了“民众冲锋队”，后来因伤而亡。

尽管面临恐怖和战火，总有一些人对现实无法坐视不理充耳不闻，他们从事着抵抗运动。赫尔曼·芬克介绍了“埃米尔大叔”组织如何帮助遭难的犹太同胞，具有批判精神的记者兼出版人奥西茨基在朋友一再警告下，仍然迟迟不肯离开德国，结果被盖世太保逮捕。许多外国人士对他的被捕表示抗议。当他终于从集中营里走出来时，已经是个病人膏肓的垂死之人了。

德国人的抵抗是惨烈的。1945年5月，德国被迫投降，全国陷入一片废墟之中。哈特穆特·冯·亨蒂希被美军逮捕时还是一名少尉，战后的几周里都被关在露天战俘营里。美国人强迫德国人到集中营去参观，看看过去德国政府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对数百万人犯下的行径。他们强制每个年满18周岁的德国公民填写问卷调查，必须如实交待在过去几年里的所作所为。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有羞辱之嫌，于是对“占领区列强”产生了反感。

大多数德国人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那个能力，去谈论自己在“第三帝国”里干过的事情。要么就是他们想把那些恐怖的场面尽快忘掉。一些人为自己参与过的行为感到羞耻，但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违背正义的。他们认为自己被“蛊惑”了，他们对集中营、屠杀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等罪行“一无所知”。可是商店里高悬着“不欢迎犹太人”的牌子，“非雅利安族”公务员遭政府解职，犹太学者被轰出大学——这不过是些简单的例子罢了。身为“雅利安族”的德国邻居对这些驱逐行为不是积极跟风。就是放任自流，甚至趁火打劫。

一场公开辩论随着后辈对父辈和祖辈的质问拉开了序幕。一旦讨论无法解决问题，往往就会对簿公堂。尽管如此，这场辩论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梳理反思的过程，而且对联邦德国民主风气的稳定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本书与其他历史书籍的不同之处在于，书中大部分作者都亲身经历过“第三帝国”，而这段经历对作者们今后的生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每个专注于那个时代的人都明白：那不只是一段历史，而且还有许多富有教益的故事：关于那些同流合污的人，因为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还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援救他人的人，最著名的莫过于绍尔兄妹。他们在慕尼黑大学散发传单，反对希特勒和战争，并因此被害。往往还有些沉默的英雄——无名英雄，他们的精神可在希尔特贡特·查森豪斯身上体现出来。查森豪斯本该将犹太囚犯发出的信件销毁，她不但没有这么做，相反，她尽其所能把这些信件送到了收信人手中。直到后来被盖世太保识破，希尔特贡特·查森豪斯不得不潜伏起来。多年以后，有人问她，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时，她说：“那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可能鼓起勇气，做出反抗。”

英克·布罗德森

柏林，2004年7月

敌对印象滋生仇恨

“在失眠的夜晚，即使想起自己没有直接参与谋杀和背叛，仍然辗转反侧。因为杀人的并不都是挥舞屠刀的人，还有那些放任罪恶的人。他们机械地重复着危机理论，无声地举起右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记录着半真半假的事实。”

——叶夫杰尼娅·金斯伯格

我是一个八旬老太，这本书里描述的许多事情，都是我年轻时的亲身经历。还清楚地记得1933年1月30日那天，我和母亲从广播中听到了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阿道夫·希特勒，那不是我叔叔汉斯的“元首”么?借这位叔叔的光我们也成了胜利者中的一员，我为这个想法欣喜若狂，激动得跑遍了整个村子，对所有我认识的面孔大喊着：“汉斯叔叔的元首上台了!”那一年，我七岁。

3月，汉斯叔叔和他的朋友们把铁十字徽旗升到了村委的办公楼上。我们这群上学的孩子都夹道欢迎。不久以后，村子里的国社党员、战争和保卫协会会员、冲锋队队员、女王路易莎联盟以及纳粹妇女团的成员们，用汉斯叔叔的话说，也就是所有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阿尔贝克人，都上了打猎山，在山上的俾斯麦塔上点燃火把，高唱爱国歌曲。所有党派间的明争暗斗全部一去不返了，地方党支部书记喊道，我们现在是一个伟大团结的民众联盟。听到这些话，我非常的高兴。随之而来的是4月21日希特勒的生日庆祝活动，妇女团的春季节日，希特勒青年团丰富多彩的晚会活动，正值党代会召开进行的电影首映式。

从此以后，我们这个每逢冬天就死气沉沉的乌瑟多姆岛上的小村庄，再也不寂寞了。总是有大事小情!胜利庆祝会一场连着一场。波罗的海岸边的阿尔贝克从来没这么热闹过!

之后，战争来了。德国人向巴黎进军!我们的将士站在了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的城门外!收音机里，特别报道鱼贯而至。我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是独生女，父亲早早去世了。我缺少一个“真正”的家庭环境。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子们经常嘲笑我，因为我顶着一头红发，长着一脸雀斑，还有一双罗圈腿。可是我很想和其他孩子一样，不想被排除在外，而是加入其中，成为一员。由于自身的缺陷，我满十岁了却仍不允许在希特勒少女队“尽义务”。在门外徘徊等待的时间越长，这份“义务”对我就越发显得神圣——最后，我终于参加了阿尔贝克少女队的午后聚会。我太幸运了。我和女同学们一起唱民族歌曲、家乡民歌、纳粹和希特勒青年团战斗歌曲，对我们这些孩子而言，歌词里净是潺潺的小泉、吹起号角的猎手、风中送来穿蓝衫的轻骑兵，还有亚麻织工、采矿工人、“新生国度的烈士”。一起诞生的还有一个充满游戏和运动的天地——纸屑追逐游戏，群众舞会，民族舞蹈，长途的漫游，帐篷野营。我们的英雄名叫希特勒和荷尔德林、戈林和歌德；第三帝国就是我的家乡，里面住着天资聪颖、勤劳守纪的人民，他们比任何别的民族都优秀，因此有责任成为主宰。

第一次午后聚会过去两年之后，我成了一个小队长，领导百十来个10到14岁的阿尔贝克少女队队员。当时我12岁，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青年理想主义者联合会的一名会员。

当我七八岁大的时候，我就清楚地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首先是“红色”、“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是“一切房东和地主的敌人”，这是我爷爷告诉我的。1933年3月，我帮叔叔发传单，上面写着“踩死共产党人!打倒社会主义民主”。

危害性较“红色”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犹太人。在我们村子出现第一个纳粹党员之前，早有许多人是反犹主义者了。我从小就听人讲犹太人不可靠，他们靠投机赚钱，他们压榨别的民族，他们把金发女郎搞到手。因此，不能购买犹太人的东西，不能找犹太医生看病。1933年到1934年间，整个德国的犹太公务员、犹太工人、犹太雇员全部被解职，犹太教授和犹太大学生不得不离开大学，士兵和军官不准迎娶犹太女人为妻，我母亲和村里那帮人立下了一个简便的教条，此后我们在这个教条下生活了12年，那就是：犹太人是我们的灾星!他们让德国血流成河——无论在世界布尔什维克中心的莫斯科，还是在富豪掌握的西方世界。因此他们根本就是罪有应得。不过还有一些正直的犹太人，那些有名有姓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无辜的，很可怜”。

不管怎样，关于毒气室里成百万的虐杀，我们一无所知。不过，今天，我扪心自问，我们当时虽然也读报纸，但是不是我们也希望自己一无所知呢?

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小说中写道：“他们只知道眼见为实，而他们却什么都看不到。”对此我也有同感。1938年11月9日，我兴致勃勃地到家乡附近的城市朔内明德，站在了燃烧过的犹太教堂前，看见了犹太商店里被砸得面目全非的橱窗，犹太墓地里被扔得乱七八糟的墓碑，还有被军靴践踏过的墓冢。又“有热闹看了”。这种幸灾乐祸的旁观里就没掺杂过一丁点震惊么?我记不得了。

这怎么可能呢?当时的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好女孩儿，绝不可能是个怪物。直到我的生命即将走向坟墓，我仍为这种敌对印象带给我的影响而感到羞耻。尽管有时候敌对情绪也存在于民主制度中，带来的结果还不乏人性关怀，但是每一种独裁都脱胎于敌对印象。正是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和对落难者的同情，换来了我理直气壮的信仰。我的心讳莫如深，哪怕面对再恐怖的罪恶，也无动于衷了。

我可曾有机会看穿这霸道与邪恶的真面目呢?我所熟悉的一切，都是倾向于元首的。母亲支持元首，因为经济形势越来越好，她一改最初对“奥地利”和“没教养的”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狐朋狗友们的反感，成了一名纳粹妇女团团员。

我们学校的老师支持元首，或者至少表面上支持。在新开设的血统概况课上，我们跟随一位很受欢迎的女参议教师，学习东方犹太人为什么会被称为“下等人”。

神父支持元首。5月1日的战地礼拜仪式上，他为国防军、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旗帜祈福。当德国部队开进奥地利之际，我们的教堂里响起了感恩礼拜的钟声，众子民齐唱：“上帝保佑，我们赞美你!”

所有村子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支持元首：我们的医生、药剂师、商人、客栈老板、外乡来的定居者、到浴场疗养的人。

就连外国人似乎也支持元首。元首在“伯格霍夫”接见了威尔士王子。我还在电影院看到法国奥林匹克国家代表团在柏林帝国体育场经过贵宾台时，高举右臂行元首礼的情景。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谁不站在“我们”这边的。

战争期间，我听到了有人把强制劳工绑在椅子上用鞭子抽。那时我问自己：“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呢?”我把这件事讲给母亲、亲戚和女伴们听，每个人都耸耸肩，以最快的速度转移话题，还说，谁知道他们对德国人又干过些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虐待!这不该发生!敌对印象!就连对他人的恻隐之心也被埋没了。他们的想象力早已麻木。12年后，当我听说一位英国律师发起国际大赦行动的时候，为了那些反抗暴虐、抵制死刑的政治犯，我决定和其他人一起在德国成立一个援助组织。那是我这一生所做过的最理智的事。

当我们的人格第一次接受考验之际，我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们没有顺利过关。令我欣慰的是，当今德国的青年一代不必再次经历如此的考验。但是，不要再炮制新的“敌对印象”了!不要再类型化地去想象“犹太人”、“外国佬”、“穆斯林”了，而应面对每个活生生的个体。类化膨胀了敌对印象，敌对印象滋生了仇恨，而仇恨酝酿了暴力。

我当然十分清楚，独裁和民主是不具备可比性的。然而，假如你们，年轻的读者们，有一天也会跟我一样步人风烛残年，那么也许你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会问：你们都知道吧！21世纪刚刚开始，德国就有一批中小学生，不仅嘲弄手无寸铁的同学，而且还乱施暴力；有一群右翼激进分子，对外国人和无家可归的人拳脚相加，甚至进行谋杀。

面对这些，你们都做了什么呢?

你们都知道吧!就在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在许多国家，比如土耳其、伊朗，上千人由于政治信仰和宗教原因锒铛入狱，遭受虐待，被判死刑。

面对这些，你们都做了什么呢?

你们都知道吧!在第三世界，有数百万人没有鞋穿，数百万儿童没有学上，因为他们必须做童工；数百万人被迫背井离乡，数百万人营养不良，死于饥饿。

你们做过什么来帮助这些人呢?

我希望，你们，今天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好些。

卡洛拉·施特恩

乌瑟多姆2084年6月

人们被蛊惑之后能做出什么来，我是见识过的。不能放任自流了。

——卡洛拉·施特恩

向旗帜致敬，向党徽致敬，向元首——党徽之父致敬!夜以继日，我们奋勇杀敌保卫旗帜。无论胜利或失败，我们永不改帜。

——希特勒青年团口号

希特勒把最后一批德国预备军连同由普通百姓集合成的人民冲锋队和少年冲锋队一起派到了阿登山脉，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役。在对抗盟军的进攻中，17.2万名德国人丧命，1.6万人沦为战俘。

——士兵为什么必须杀人?

这次抗议活动(玫瑰大街的妇女)在第三帝国是史无前例的。凭借邻里间的相互团结，离危险最近的最弱势人群敢于以公然的不屈服来表达她们的抗议。这是对纳粹专政的公开抵抗。

——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本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