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中国丛书以中国的人物、阶层、古迹、风物、世俗生活等人文现象为选题，在高度视觉化的图文形式中再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传统文化因子，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述，都力求打破雅俗的限界，在吸纳最高等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力求保持阅读的趣味性，全面解读中国文化，可谓是雅俗共赏的经典图文读本。

本书为其中一册《科举》。

“科举”是一种曾经“最不坏”的官僚选拔制度。它始兴于隋唐，废弃于清末，历经1300余年。而随之产生的700多名状元、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他们和无数终老于家的童生、隐居深山的高士们一起，构成了中国历史长卷中最悲喜交集的一个切面。

前言

第一章 科举制度的发展

 早期的选官制度

 “科举”渊源

 隋唐：科举的奠基时代

 宋代：至公若权衡

 明清：盛极而衰

第二章 科举考试科目

 天子下帘亲自问

 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武举

 童子等诸科及秀才科

第三章 考生与主考官

 考生资格

 科场生活：三场辛苦磨成鬼

 考官任免

 利益纠结的关系网

第四章 科场舞弊

 挟带

 枪替

 关节

 冒籍

 残酷的科场案件

第五章 及第者之事功

 忧国忧民

 一生襟抱未尝开

 行藏由我，高尚其事

 以己之身家利益为重

第六童 落第百态

 马前惆怅满枝红

 不须辛苦上龙门

 落第举子之口

第七章 文学作品中的科举

 囚禁腐蚀士人的灵魂

 “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

 热衷功名利禄

第八章 科举与社会关系

 科举必由学校

 红裙争看绿衣郎

 科举与政治惺惺相惜

 群儒岂能定是非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第九章 反思

 科举与荐举之反复

 能否选拔真才、专才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

 我们解决了科举难题吗?

附 历代文状元位至宰辅表

参考书目

选拔寒士

首先，宋代科举取士有意选拔孤寒之士，这与宋代特定的社会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通过兵变而夺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出身低微，这使宋代的科举考试一开始就奠定了裁抑子弟、选拔寒士进入统治阶层的基调。《宋史·选举志》记载：乾德三年(965)，翰林学士陶谷之子陶邴登进士第，名列第六，宋太祖赵匡胤颇有疑问：“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第?”于是下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复试之。”从此以后，专门另派儒臣在中书省复试朝官子弟，合格者才赐第。开宝六年(968)三月，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下第举人徐士廉等击登闻鼓(古时放在衙门口给百姓鸣冤用的鼓)，告李日方用情，取合不当，太祖乃亲自在讲武殿主持复试，并责罚李昉等人。赵匡胤曾得意地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宋史·选举志》卷一五五)从此，殿试遂为常制。之后，殿试走向制度化，科举正式从地方、尚书省二级考试制改为地方、尚书省礼部试、殿试三级考试。同时，宋太祖的这一举动也让寒士的仕进之路较之前代更加公平。

其次，宋代设置别头试，禁止“公荐”，从而为寒士公平地通过科举入仕扫除了人为因素的障碍。别头试是指专为主考官或与科举考试有关人员之子弟、亲戚专门举办的考试，从而防止考生与考官串通作弊。别头试开始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但唐代别头试仅限于省试，且只是偶尔为之，没有形成定制，在实行时也有不够严密的地方。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考试中对其子弟以及亲戚用情，宋代不仅将别头试制度化、严密化，而且扩大别头试的范围。凡是省试主考官、州郡发解官和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甚至门客，在应省试和发解试时，都另派考官设专场考试。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开始在省试时命试官亲族别试。到宋真宗咸平元年(998)，规定国子监、开封府的发解官亲戚也需别试。至宋仁宗景祜四年(1037)，规定诸路也开始有别头试。这样，除殿试因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考不必别试以外，所有的科举考试都实行别头试制度。别头试的普遍实行有效地限制了主考官以权谋私的机会，有利于公平取士。

再次，彻底杜绝“公荐”与通榜行为。“公荐”与通榜是唐代科举允许的推荐考生的办法，这是荐举制在科举考试制度中的遗留。实行通榜公荐法虽能结合考生的才学声望而拔取真才，但毕竟从制度上为请托关节开了一个缺口，很容易流于私荐。宋太祖为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乾德元年(936)下诏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到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以后，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禁令，并将“公荐”改作“嘱请”，以示贬义，这样不仅从字面上否定了荐举的合理性，而且从制度上否定了荐举的合法性。当然，在科举实际中并不能完全杜绝请托的弊病，只是从宋代以后科举制在法令上与荐举制彻底告别了。

最后，宋代扩大了取士名额，这为寒士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据史载，黄巢、敬翔等人就是因为科场不得志而走向反叛唐朝的战场。为了收买人心，扩大统治基础，尤其是避免一些举人因屡次落第而投奔西夏，巩固与辽、金对峙的边陲地区，宋代统治者大大增加了科举取士的人数。于是，那些应省试或殿试多次不第的举人而被特赐出身及第，这被称为特奏名，又称恩科及第。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在录取礼部正奏名进士张拱等八人以后，又特取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未及第者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这便是“特奏名”的开始。宋仁宗熹祜二年(1057)以后，经省试合格参加殿试者，不再有被黜落的可能，殿试等额录取，只是排定科名座次。宋代科场录取的人数大为增加。据统计，北宋共开科考试八十一榜，取士总计六万零三十五人，南宋开科四十九榜，取士总计四万九千九百一十五人，两宋合计共取士十万九千九百五十人，若再加上武举、制科以及词科等，两宋科举共取士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七人，平均每年三百六十一人，大大超过唐及元、明、清的科举取士人数。在广大应举者和及第者中，有相当部分是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平民，宋代科举确实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流动性。

这几项措施都有利于科举公平取才，尤其对于寒士来讲，为他们的科举入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排除了不少人为因素的障碍。  P13-15

前言：病树前头万木春

1905年9月，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会衔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面对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意见，清廷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制度，于是在中国长达一千三百多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结束了。然而从科举制始创就开始的关于其存废的争论却一直未曾消失。

作为一项制度被废止之后，再没有恢复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把科举放回当时的环境中来做一客观的审视。无法选择“最好”，只能防止“更坏”，这就是我们作出判断的一条原则。作为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开始于隋朝。在此之前，官员、人才的选拔经历过养士、军功、血统、门第、举荐、九品中正等各种制度。但这些制度弊端重重，因为“权力”不可避免成为官员选拔的最重要因素。科举制的发明，最大限度地摒除了权力的干扰，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公平。科举制另一个重要功能，则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底层”可以通过苦读考试升至“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也是这种流动性的形象反映。正是这些原因使得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并且影响了邻国，历史上其他一些周边的国家除了有学子赴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外，也在本国施行科举制度。

但科举制必然也有其弊端。其一是考试内容渐趋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最终形成“八股”。科举考试内容不外四书五经，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尤其是到了明代出现了八股文，在起、承、转、合各阶段对文字的繁简、声调缓急都有一定要求，这无形中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却成为士入科举入仕的“敲门砖”。随着科举考试内容的僵化，范墨、程文、殿试、策论答卷大量刊刻流传，考官为了防止试题重复，“截搭题…‘割裂题”等怪诞不通的题目都出现了。再加上应试人数也越来越多，考官们面对堆积如山、水平不相上下的答卷，往往难定取舍，于是更多竟从书法上找毛病。读书人成了书蠹，知识面越来越狭窄，晚清一些名臣以理学自居，居然不承认地球是圆的。由这些八股文出身者组成的清朝文官集团，愚昧可笑又冥顽不化，清朝江山的断送和他们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其二是强化了“官本位”的思想。由于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读书跻身仕途，改变自己的命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民风，然而实际上，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却是“唯有做官高”，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所以与科考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当整个知识阶层沉迷于诗文写作和经义阐发的时候，科学技术自然被冷落了。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传入，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也可能再过几百年还是传统的模式，可能过很久也不见得会生产蒸汽机、了解万有引力。自然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科举”无疑是影响因素之一。也正是“官本位”的强化让科场变成了巨大的名利场，功利之心使科举舞弊等污浊之风甚嚣尘上、再加上官场容量有限，科举考试必然遗漏了不少人才。

当中国步入近代以后，不得不面对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这种社会转型的先导，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它实际意味着声、光、电、化等为中国传统读书人不齿的自然科学知识将取代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师夷长技”付诸实施的洋务派开始兴办“新学堂”，虽然阻力重重，但社会的需要使新式学校由缓到急地向前发展。同时，教会兴办的新式学堂的影响和规模也越来越大。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大声疾呼：“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梁启超《学校总论》)虽然维新派认为应该废科举，但因考虑到反对派的强大，只是提出将科举考试内容由“八股”改为贴近现实的“策论”。

进入20世纪，不仅新式学校越办越多，而且留学生也大量出现，虽然“学生”的基数仍不大，但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废科举实际已水到渠成。张之洞等人绝非激进之士，由他们提出废科举、并得到几年前反对改变科举内容的慈禧太后的批准，足证“废科举”是历史、社会发展自然而然演进的结果，并非现在一些人所说是“人为激进”的结果。因为科举的基础是精英教育，而要进行国民教育就只能采用现代教育制度，设立各类各级学校，设置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种课程。科举只是为官方选拔行政官员，无法为社会选拔各类人才。当行政官员在全社会的人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时，科举制的适应范围也越来越小。无可奈何花落去，科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势所必然。

科举考试宣告终结，继之而起的是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新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从旧科举到新学校的转变，实质上是由一个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度的转变。我们往往强调这一转变的超乎寻常的意义，抨击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一制度彻底遗忘抑或否定呢?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时代的科举制，虽然具有某些过时的糟粕，然而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上说，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种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生命力。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是因为有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和普世价值在起作用。钱穆先生曾说过：“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延了一千多年。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在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的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历史是连绵不断的长河，看起来似乎是过去的、消逝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周围。它不但是现在的源泉，而且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与未来之中，融化于现实和未来之中。科举已经停罢，考试依然还在，停罢的科举，尤其是它的一些痼疾是否彻底消失了呢?

科举制不仅是一种制度，它的“指挥棒”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学什么、怎样教和怎样学这些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合一，赋予教育极强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求学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助长了“读书做官”的价值和实用态度。定于一尊，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考试，形成手脑分离、劳心与劳力脱离、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师道尊严、死记硬背、考试至上之类的弊端。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计算机、多媒体时代，教学大楼豪华光鲜，教育硬件日新月异；但不难看到，学校教育的“软件”还是相当陈旧的。传统教育文化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如教育与生活脱离、理论脱离实际、死记硬背、唯书唯上、教条主义、洋八股等，仍然是基本而普遍的现实。关于科举教育之戕害生命，我们熟悉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如果和当下不时发生的父母为学习而打死亲子、孩子为厌学而杀害双亲的惨剧相比，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我们今天教育的“现代性”?

科举制度虽然消失了，但创设科举制度时昭示的精神和理念是依然有其价值的。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和追求，包括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望和不问背景的公平竞争。至于在其存在的一千三百年中曾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应对这些问题的对策，也同样有价值，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也需要应对随时泛起的、花样翻新的历史沉渣。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看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