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朝是我国封建王朝中极有特殊历史地位的王朝。为此,这个王朝的缔造者,爱新觉罗·玄烨也跻身于中国古代帝王屈指可数的佼佼者行列。
毛泽东康熙的评论非常高,认为清朝开始了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尤其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的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奖惩分明的用人制度。
然而,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帝王,不仅心中有着许多难以诉说的苦痛,身上更有数不清的难解之谜:康熙帝是正常死亡还是被人害死?他为什么不惜冒着“乱伦”的非议硬要纳姑姑为妃?倾心相爱的佟皇后难产而亡后,康熙帝为什么至死不再立新的皇后?康熙为什么对寄予特殊情感的太子两立两废……相信本书在给世人解疑释惑的同时,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走进康熙皇帝无法方表的内心世界,去探索深藏在这位千古一帝背后的隐秘。
本书以史实为根据,着重勾勒康熙帝一生的主要事迹,并对影视作品中的戏说之处进行纠正,力求向广大读者还原康熙帝的庐山真面目。全书内容精当,文笔流畅,雅俗共赏,可读性极强。
在第一集中,我们向大家介绍并分析了顺治皇帝被郑成功炮击的说法。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了下面的结论:顺治皇帝被郑成功炮击并不可信。
问题在于,顺治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呢?下面,我们来分析这第二种说法——出家五台山之后老死于五台山。首先,我们要分析的是,顺治皇帝是否出家当过和尚。
的确,正如俗话说的那样,还真是“无风不起浪”。这里,我们经过认真的考证之后,可以肯定地说,顺治皇帝的确曾经出家过——至于是否在五台山,我们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现在,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顺治皇帝为什么要出家?他在哪里出家的?他的出家与他的去世又有什么关联呢?
一、佛教的优势——顺治皇帝出家的外部原因
我们在这儿,必须得交待一下,在中国古代,特别在两汉以后的各个朝代,其实都有统治者各自比较推崇的宗教。这其中,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少数民族政权,直接利用儒家思想统治全国非常不方便,因而他们非常推崇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喇嘛教。但是我们要说了,统治者推崇宗教这样的事情虽然经常出现,但是除了梁武帝之外,我们还没见到其他哪一个皇上真的就跑去出家了的。
但顺治皇帝应该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他不光是推崇喇嘛教——佛教中的一支,他还真的自己就遁人佛门了。这是为什么?怎么他就会遁入佛门了呢?你说这顺治好好的皇帝不干,干吗非要跑去出家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无风不起浪”,事出有因——有更深刻的原因:信到非出家不可的地步,应该说这里面既有外部大环境的因素,也有他内心的因素。
说起顺治皇帝的出家,我们还得从顺治笃信佛教开始谈起。
仔细观察一下中国历史上佛教不断发展壮大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个特殊现象:每当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以后,佛教就会进一步发展壮大。究其原因,则非常简单——相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中原地区的文化是强势文化,因此,如何统治这些文化占强势的民族的人民,就成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知道,“马上打天下”,需要的是法治——严酷的法家思想;而治理天下呢,则需要的是儒家思想一主张“仁政”、“中庸”的儒家思想。但是,这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太繁杂了,什么“四书”、“五经”等等,而且,这个“四书”、“五经”还有很多不同的注释、注解。太麻烦了。
相对而言,虽然佛教的佛理更为复杂,但要简单起来,那也很容易。就是,你这辈子受苦,是因为你上辈子没有积德行善;只要你这辈子积德行善,任劳任怨,下辈子你就能过上好日子。
因此,佛教教义实际上是主张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你应该忍让。这对于统治者来说,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此,大多数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在占领中原地区以后,一般来说,都要提倡佛教。而要提倡佛教,自己首先就要研究佛教、阐释佛教。比如说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各个政权,两宋时期的辽、夏、金政权,对于佛教,都是大力提倡的。
我们成年人,愿意了解一下佛教常识,但未必把佛教当成自己的信仰;对于少年儿童则不然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在成长时期,并不完善,对于顺治皇帝这样一个少年儿童来说,你要是生活在宗教这样一个圈子里,是很难超脱的。
但是我还是那话,你信归信,你拜佛、烧香,你平常行善积德就得了,你干嘛非要遁入空门自己去当和尚呢?
二、顺治皇帝结缘佛教
追本溯源,早在努尔哈赤时期,藏传佛教已传到满族人生活的地区。顺治皇帝的爷爷努尔哈赤每天就一边杀人,一边信教——努尔哈赤经常手持念珠,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佛寺。到皇太极时,盛京(沈阳)又兴建了实胜寺,藏传佛教在后金已产生很大影响。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皇太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
由于他的爷爷也信,他的妈妈也信,这样在皇宫周围自然就形成这么一种氛围,再加上太监们的怂恿,顺治帝稍长便信奉起佛教来。
顺治皇帝这个人实际上是相当聪明的一个人;我们也曾经说过,他是对儒家思想接受特别多的一个人。现在有这么多得道高僧再加上宫廷当中的信仰氛围,似乎信仰佛教也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记得有历史学家说过,其实顺治皇帝一开始好像是更加相信天主教。
关于顺治皇帝一开始更加相信天主教一事,在《康熙王朝》中并没有反映,但是这件事在另外一部清宫剧《孝庄秘史》中还是有所反映的。话还要从来自德意志的耶稣会士汤若望说起。
有这么一件事。今年暑假期间,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纪连海老师到上海,为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录制电视节目,她夫人也一起南下,在纪老师录节目那几天,纪夫人去杭州游览。在杭州他们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有一个参观者看着郭沫若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说:“我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北京的纪连海老师呢。”其他的参观者也都说历史照片上的青年郭沫若很像纪连海。而且也没有人问纪连海是谁,好像地球人都知道。这时在一旁的《文化中国》栏目组的女编辑就忍不住“爆料”,说这位就是纪老师的夫人。参观的人们先是感到惊讶,在得到证实以后,马上就围住了纪夫人,又是合影,又是签名。纪夫人也过了一把明星瘾。
纪夫人遇到的这么一件小事所反映的是2006年中国的一大文化现象。
2006年,中国电视造就了一批学者明星。一批教授、学者走出了校园,走上了荧屏。过去他们声称自己不看电视或少看电视,而现在很多的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看到他们口若悬河,风趣而又睿智,他们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生动讲述,成为2006年中国电视荧屏的一大亮点,而且他们做电视节目的讲稿也受到各出版社的青睐,编印成一本本的畅销书。其中易中天教授《品三国》的出版发行就是2006年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他们被称为学者明星,网上称他们为电视知识分子。当然学者明星并非2006年才新鲜“出炉”,以往就有,但明星之路不一样,比如余秋雨先生通过著书立说,成为学者明星,然后“客串”电视。而易中天教授、纪连海老师等是在电视上走红,攒足人气,出书反而成为衍生产品,所谓墙外开花墙内香。电视造就学者明星是2006年中国文化的一种风景。
一种文化现象成为气候,这后面一定有一种强大的文化需要和诉求。央视的《百家讲坛》和SMG旗下纪实频道的《文化中国》造就了一批学者明星,这表明了中国的电视媒体与中国人民的文化追求同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三毛的歌。英雄不问出处,这是江湖上的行话。但是一个民族必须有鲜明的文化标识,这就需要有文化的传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文化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更加需要把中国文化之根留住。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人们把海外华人的后代称为“香蕉”孩儿。如果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中国人也成“香蕉”,那是说不过去的。文化一旦断裂,我们就会失去自我。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话我们都在说。不过外国人却是实用主义,拿来主义。君不见,海湾战争时期,老布什总统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孙子兵法》。而老子的《道德经》在海外的发行量也仅次于《圣经》,《纽约时报》把老子列为古今全球十大作家之首。其实像孔子、老子、孙子等不仅仅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站在人类智慧的巅峰,这种人类最高的智慧属于人类所有的时代。
有一位南京的学者说,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来说,大多数的中国人则是中学生。此话怎么讲呢,就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系统学习在中学时代就学完了,主要还是为了考试。大学时代虽然还有大学语文的公共课,但是主要也是学一些名家名篇,当然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除外。而学外语必须学到读硕士做博士。当然走出校园以后,有些人也喜欢翻翻历史传奇故事,现在,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也不少,是真是假,是不是历史文化之精髓,这就难说了。这位南京的学者还说,如果现在要求大家都去读二十四史,那也太苦了。古人况且说十年寒窗,今人再读更有语言的隔阂。
现在,北有《百家讲坛》南有《文化中国》,这些电视文化类栏目的开办实在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用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一批专家、学者借鉴汲取了说书人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文化的真谛和精髓,使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完美的结合。而电视人要通过各种电视手段把节目做得好看好听,使广大的观众能够轻松读历史,快乐品文化。有一位电视人说,我们办电视文化栏目就是门槛放低,把台阶铺到广大观众的脚下,把他们领进中国历史文化的宏伟殿堂。我们赞成这样的比喻。
现在的电视荧屏上不仅有娱乐明星,而且还有学者明星,这是可喜的文化现象。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和SMG纪实频道同心协力,出版《文化中国》系列丛书。我们期待着,希望自己成为第一批的读者。
2006年学者明星出现的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是电视人和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和历史使命感。
《说康熙》现在已经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
说起我的这本《说康熙》,就要从我和上海电视台的结缘谈起。
2006年3月,我意外地接到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制片人余永锦先生的电话。电话中,他约我与《文化中国》栏目做一档有关揭示时下流行的清官戏的历史背景的节目。我当时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余先生的邀请。这样,就开始了我和纪实频道的友好合作。
我为什么要犹豫呢?主要原因是如下几点:
第一,不了解历史类的电视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是毛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就说过的话。而我这个人,是很少看电视的。即使偶尔看看电视,也是看一些轻松娱乐的节目——为了放松自己嘛。因此,对于各种“正说”、“戏说”的历史剧很少了解。你不了解别人的节目,怎么点评别人的节目呢?
第二,没有时间。当时的我,最为主要的工作就是完成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四个文科班的历史教学工作——这可是人家孩子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啊。何况,高三四个文科班的历史教学工作,对于我来讲,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工作量——太沉重了。另外,我还要准备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20集节目《正说多尔衮》的录制工作,20集的《正说多尔衮》是《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五年来单个历史人物最长的一个节目,这足以引起我的高度重视。当时的第三个任务就是整理我在《百家讲坛》讲过的人物,把他们整理成书,出版发行。
第三,我的思维方式。我一直以为,人嘛,看到人家的优点的时候,多宣传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看到了人家的缺点或者不足,自己知道了就可以了,大不了也就是小声直接告诉人家自己的想法就得了。到.电视台去说人家的不是,这我完全没有想过。而且,历史剧,毕竟也属于艺术。艺术,就应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嘛。何况,人家历史剧的编导实际上是在借古人的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历史剧不等于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嘛。如果有入把历史剧当成了历史,那是观众自己的问题。历史剧的编导是不应该为此负责任的。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话说到了这里,有的人会说了:那,您为什么又答应了人家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的邀请呢?我想,促使我答应此邀请的原因一定要比上述三点更为重要。这些更加重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告诉电视观众真实的历史,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毋庸讳言,我们广大的电视观众,不管他们的学历有多高,不管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有多重要,除了专业学习历史的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的电视观众对于历史知识的学习,都只是停留在初、高中阶段。因此,向广大的电视观众继续深入地普及历史知识,本身就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有义务做这项神圣的工作。
第二,占领电视这个阵地,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继续生存的需要。毋庸讳言,电视媒体简直是太重要了。电视媒体要远远比我们的纸质媒体重要得多。它的生动形象是传统的纸质媒体永远不可能企及的。换句话说,未来是属于这样的媒体的。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个阵地,它自然就要被别人占领,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地适应电视媒体——这个未来的朝阳产业。
于是,就有了我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的友好合作。因此,就有了我在上海最早的新朋友——总监汪求实先生、制片人余永锦先生、主持人今波先生、编导李澜女士、普郁小姐、周雯华女士等等。
因此,就有了我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友好合作的结晶——《(孝庄秘史)大揭秘》、《揭秘<康熙王朝>》、《揭秘(雍正王朝>》、《揭秘(乾隆王朝>》等等。
因此,就有了我与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结缘。
因此,就有了我的这本书——《说康熙》。 这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上述的诸位先生、女士、小姐;其次,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蒋惠雍女士和王轶华女士,是她们的努力,促成了我的这本书及早地与读者朋友们见面;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所有我的观众和读者朋友们,我知道,你们才是我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