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本书是《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之一,选取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扼要地介绍了每一部小说名著的故事源流、成书过程、作者和版本的基本情况,深刻地揭示了每部小说名著的辉煌成就。作者在课堂讲授时,尤其注重表述自身对“四大名著”的阅读体会,以激发学生充分调动个人的整体生命,与经典进行对话,在对话中重新发现经典,也重新发现自我,塑造自我。全书观点新颖,文笔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
作者选取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即《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作为授课内容,扼要地介绍了每一部小说名著的故事源流、成书过程、作者和版本的基本情况,深刻地揭示了每部小说名著的辉煌成就。作者的授课重点,一是从“四大名著”的叙事结构切入,深入浅出地阐释“四大名著”丰厚而深邃的文化内涵,以启发人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二是选取“四大名著”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细致入微而独具卓见的剖析,以促使人们直面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涵养。 作为文化宝藏,作为可以不断解读的文本,古代经典往往提出了一系列耐人深思的文化命题和人生命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索,去思考,去解答,在探索、思考和解答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充实自身的文化涵养,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因此,作者在课堂讲授时,尤其注重表述自身对“四大名著”的阅读体会,以激发学生充分调动个人的整体生命,与经典进行对话,在对话中重新发现经典,也重新发现自我,塑造自我。全书观点新颖,文笔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
二、说诸葛亮
相比较而言,诸葛亮之所以为历代的人们所称道,也许就因为他更像一位文人,而不那么像政治家。《三国志演义》小说塑造诸葛亮形象的时候,融入了非常浓厚的文人气息——包括文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理想。
“凤翱翔于万里兮,非梧不栖;吾困守于一方兮,非主不依。”(卷八《玄德风雪访孔明》)——诸葛亮还没有出场,先由他弟弟唱出这首歌,代他表明心迹。整部《三国志演义》,从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直到刘备被困荆州,可以说都是在为诸葛亮出场做远铺垫。刘备一顾茅庐,二顾茅庐,都不遇而返,直到三顾茅庐,才终于请出诸葛亮。诸葛亮“隆中对策”,足不出户,就能勾勒出“三分天下”的大势,真是出手不凡。此后便是诸葛亮如何辅佐刘备,施展才华‘,纵横捭阖,可歌可泣的一生故事。
诸葛亮无疑是明智的。在汉末群雄争霸之时,诸葛亮屈居南阳,躬耕陇亩,以待天时。当时北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东有踞长江而窥天下的孙权,邻居荆州还有汉宗室刘表,但是他却看中了兵不过千、流离失所、无处栖身的刘备,认定只有刘备才是他一直等待的有道“明主”。事实正如他所意料,刘备对他推诚相待,君臣投契,如鱼得水,使他得以尽展雄才大略。
与一般和平年代的官僚不同,诸葛亮是一个非常时代的政治家。他不是靠老辈子的“门荫”,也不是靠科举考试“鲤鱼跃龙门”,而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走上政治舞台的。乱世出英雄,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人才非常受重视的时代。曹操用人的标准是“唯才是举”,选才在当时成了专门的学问。有个叫刘劭的写了一部《人物志》,专讲“援俊逸辅相之材”和“役英与雄”的方法。《三国志演义》讲了许多选才、用才以至争才、抢才的故事,争夺城池甚至都不如争夺人才重要。曹操在攻下荆州后就说:“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蒯越)也!”(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
诸葛亮在这些人才中是最杰出的,而且他不是坐等着别人来选他、用他,而是静观形势,选择“明主”,保持着一种在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建立以后人们丧失已久的“择主”的权利。士一旦取得了这种“择主”的权利,就是获得了政治生活中的自由,真正可以像先秦士人所说的那样,“为帝王师”,“平交王侯”了。
《三国志演义》浓笔重墨地描写刘备“三顾茅庐”,除了极力夸奖刘备礼贤下士的品格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非梧不栖”,主动选择。《三国志演义》里写了两个人物给诸葛亮作陪衬:一个是陈宫,他先投曹操,大失所望,不得已又去投吕布,始终未得其主,不明不白地丧身殒命;另一个是徐庶,他先投刘备,得遇英主,但却被曹操拘禁了老母亲,不得已进了曹营,无所事事。对比之下,诸葛亮的确最为明智,也最为幸运。
而且,更值得指出的是,诸葛亮在主动选择了“明主”的同时,也主动选择了失败。他的朋友司马徽在他未出山时便深深地感叹:“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卷八《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聪明过人,料事如神,在“隆中对策”时,他未出茅庐,已经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选择了刘备,也就选择了失败。
民间传说虚构,说诸葛亮有数十年宰相之命。在元杂剧《火烧新野》中,写道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仍然犹犹豫豫,不肯出山。正在这时,赵云来报,刘夫人生下了儿子阿斗。诸葛亮让人将阿斗抱来一看,看出此子有数十年帝王之相,这样诸葛亮辅佐阿斗,也就有了数十年宰相之命。于是诸葛亮就同意出山了。这是老百姓对诸葛亮主动选择失败的解释,带有浓重的功利观念。
《三国志演义》删除了这个情节,但仍然强调了诸葛亮对自身选择的失败命运的清醒认知。火烧赤壁后,诸葛亮差遣关羽前往华容道堵截曹操,这一做法连刘备都觉得不合适,说:“吾弟云长,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但诸葛亮却回答说:“亮夜观乾象,曹操未合身亡。留这恩念,故意等云长做个人情,亦是美事。”刘备竟然夸他:“先生神算,世罕及也!”(卷十《周公瑾赤壁鏖兵》)曹操虽然“未合身亡”,但也不妨试一试,派赵子龙或张飞前往劫杀,没准还“人定胜天”,把曹操给杀了。但诸葛亮却偏偏要让关羽“做个人情”,这不是有意为之吗?在“六出祁山”时,诸葛亮坚执不采用魏延的奇计,直捣曹魏的老巢许昌。这虽然由于他一生谨慎,但更因为他心知曹魏“势不当亡”。
的确,诸葛亮不仅从事的是徒劳无功的事业,而且从事的是自己早已预知徒劳无功的事业,他正是要在这种徒劳无功的事业中考验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赤壁大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诸葛亮淋漓尽致地施展出“补完天地之手”(卷九《诸葛亮舌战群儒》),充分表现出从孔子以来儒家士人秉持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风范。
在白帝城托孤时,刘备告诉诸葛亮:“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话说得太重了,诸葛亮听了以后,震惊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说罢,“以头叩地,两目流血”(卷一七《白帝城先主托孤》)。
刘备也许早就估计到、也许没有估计到,像诸葛亮这样的文人,是永远也不可能篡位夺权的。他们能有志于为帝王师、登宰相位,但却从来不曾想到、更从来不会去做“帝王梦”。尽人事而知天命,这原本就是“士”的本色。
在这一方面,诸葛亮也恰恰是忠贞的化身。他说到做到,“夙夜未尝有怠”(卷一九《孔明初上出师表》),直到死而后已!f临死时他还深深地感叹:“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攸攸苍天,曷我其极!”(卷二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诸葛亮的一生是悲剧的,但也是辉煌的;诸葛亮的功业是失败的,但也是不朽的。诸葛亮正是在悲剧的一生、失败的功业中,证明了自身的能力,锤炼了自身的意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发扬了自身的道德,塑造出让后人景仰的完美的理想人格。
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成为理想的士人的化身,毛宗岗称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历代的人们并不以成败论英雄,所以陈寿作《三国志》,称诸葛亮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卷三五《诸葛亮传》)。杜甫热情地歌颂道:“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陆游感叹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在《三国志演义》问世之前,已经有无数志士仁人借诸葛亮形象寄托自己救国救民的怀抱。《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正凝聚了这些志士仁人的深切寄望。P64-67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是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教授,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元明清文学和文献。关于我的一些详细情况,各位可以浏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网站上我的博客(http://www.xuthink.com/guoyingde)。 很高兴为各位同学讲授“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这门课程。各位在中学的时候应该就知道,中国古典小说名著,长篇的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短篇的有“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限于课时,咱们这次课不可能将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一揽子全讲,而是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最有讲头的“四大名著”作为讲授对象,这就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这四部小说各位都比较熟悉,所以我会多安排一些讨论的时间,跟各位一起鉴赏这四部小说深邃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技巧。 那么,讲授这门课程有什么样的可供各位借鉴的学习方法呢?我想借用四句中国古人的格言,与各位共勉。 第一句是“读之百遍,其义自见”(《金楼子》)。我的意思是说,学习名著,应该重在阅读文本本身。现在早就进入了所谓“读图时代”,音像视频等也以它们汹涌澎湃的气势冲击着人们的听觉和视觉,而人们的语言文字的阅读能力却普遍地呈现出一种衰落的趋势,不仅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在这种大趋势面前,我希望,至少咱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不要减弱了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更不要丧失了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是一层意思。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关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著作、论文、鉴赏文字等铺天盖地,汗牛充栋,我们称它们是“第二手文献”。你到图书馆一看,光是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就有满满的几大书架,别说一学期了,就是大学四年,你要将它们都细细地读一遍,也得废寝忘食。所以我建议各位,应该将宝贵的阅读时间投放到名著本身的阅读中来,而不要被那些“第二手文献”牵扯住,那不值。有的同学会说:这些第二手文献论述的内容,比我自己读书要明白多了,不看它行吗?其实,即使它说得再明白,那也是别人的东西,而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不怕读不懂,就怕不去读,多读几遍,自然就懂了。“读之百遍,其义自见”,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贵的经验。不信,各位可以试试。 第二句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意思是说,既要读书,又要思考,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光读不想,进得去,出不来,不是被书籍牵着鼻子走,就是被大量的书籍占据了你头脑的有限存储空间,你用来思考的“内存”就不足了。另一方面,光想不读,成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没有丰富的知识做基础,你的思想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想也是白想,是空想。所以,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边读边想,边想边读,认真阅读名著原文,随时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记下来,多思考,多交流。 第三句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孟子说的这句话可说是精辟之极。书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尽信。不信书,你就割断了传统,割断了历史,割断了生生不已的文明,你就没有“根”了。但是尽信书,你就会被书本给骗了,以为真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天天做着发财或艳遇的美梦,那还不如不读书的好,还能保持一片纯洁的赤子之心。 古今中外,所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包括历史,包括小说,也包括其他的文学作品,都是经过记载者精心选择或者加以文饰的,都与文字所记载的对象本身有着隔膜,有着障蔽,甚至有着种种曲解。善于阅读的人,应该穿透表面的文字,发现文字背后隐藏着的东西,揭示文字所记载的对象的内在含蕴。这是一种功夫,一种X光似的穿透历史表象的功夫。我们学习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也要好好地训练这种功夫。 最后一句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学习不仅仅是积累知识,更重要的是增强智慧,所以要把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作为增强人生智慧的一股“源头活水”,而不仅仅把它作为积累知识财富的一个储物仓库。我希望各位在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时候,要尽可能地调动、投注自身的生命体验,去探究文学名著的灵魂,去感知文学名著的心脉,去体会文学名著的精髓,去捕捉文学名著的魅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充实自身的生命体验,从而以更为充沛的精神世界,去面对苦难的人生,实现生命的价值,完善生存的意义。咱们这门课程的考核要求很简单,就是每读一部小说名著,就写一篇一两千字的读书笔记交给我。要求各位一定要记下自身的阅读感受,只要是自己的就是好的,“自家的孩儿自家亲”,一定不要从书上或网上抄别人的东西。最后的成绩,就根据这四篇读书笔记综合计算。 刚才发给各位的是这门课程的参考书目。 (一)综论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另有各种单行本)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张俊:《清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美]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胡益民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此译本易名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Hegel,Robert E.,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寿亨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宁宗一主编:《中国小说学通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饶芃子等:《中西小说比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日]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东京:汲古书院,1987。 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提要》,太原:山西人出版社,2004。 (二)《三国志演义》 董每戡:《三国演义试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桂林:漓江出版社,1983。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三国演义〉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沈伯俊、谭良啸:《三国演义辞典》,成都:巴蜀书社,1989。 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 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陈其欣选编:《名家解读三国演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郑铁生:《三国演义叙事艺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三)《水浒传》 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朱一玄、刘毓忱:《水浒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郑公盾:《水浒传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汪远平:《水浒艺术探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吴士余:《水浒艺术探微》,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萨孟武:《水浒与中国社会》,长沙:岳麓书社,1987。 胡竹安编:《水浒词典》,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丘振声:《水浒传纵横谈》,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 竺青选编:《名家解读水浒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侯会:《水浒源流新证》,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四)吴承恩与《西游记》 苏兴:《吴承恩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胡光舟:《吴承恩和西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西游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日]太辰田夫:《西遊记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社,1984。 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北京:三联书店,1992。 [日]磯部彰:《『西遊記』受容史の研究》,东京: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95。 张锦池:《西游记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陆钦选编:《名家解读西游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日]中野美代子:《〈西游记〉的秘密(外二种)》,王秀文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五)曹雪芹与《红楼梦》 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 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红楼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胡文彬:《红楼梦叙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一粟:《红楼梦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韩进廉:《红学史稿》,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 刘梦溪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3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周汝昌:《曹雪芹新传》,北京:外文出版社,1992。 郭豫适:《论红楼梦及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胡文彬:《红楼梦探微》,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 张宝坤选编:《名家解读〈红楼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张锦池:《红楼梦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这份书目既然称作“参考书目”,就是供各位阅读名著时参考使用的。你可以多读几种,也可以少读几种,可以只挑自己喜欢的、读得下去的读,不喜欢的、读不下去的就不读。其中有几本属于书目提要和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各位在写读书笔记时可以参考。 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这是我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撰写的第二部大学课程讲演录。同前一部《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不同的是,这部《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并不是一两次完整的授课录音的整理修润,而是几次授课录音和授课讲义的剪接拼合,有点像一件百衲衣。
第一次授课录音,是1998年12月,当时的一位本科生、现在已即将博士毕业的姚颖女士,为我给本科生三年级学生讲授元明清文学史课程中的《红楼梦》部分做的录音。当时还没有录音笔、MP3之类的高级玩意儿,她是用袖珍录音机悄悄地为我录下的。据说这份录音曾经过校内外不少学生的“传听”(与“传阅”相对而言),反响还不错。所以,姚颖女士特地请专业人士为我将磁带音频转换成电子音频,刻录在一张光盘上,供我保存。于是我就有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当时激动得不得了,放给我女儿听,没想到惹得她一通大笑,说:“爸爸讲课的声音,怎么跟平时说话不一样啊!”
可是这不一样的声音,还是博得了一些“粉丝”和一些媒体的青睐,于是我又有了几张新的“个人专辑”。
2004年9月至12月,我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同等学历硕士课程班的学员们讲授“元明清文学”,地点是新主楼A703室。根据他们知识结构的特点,我重点讲授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班上的宋倩颖女士是位有心人,她为了复习功课的方便,从我讲授《水浒传》开始,便细心地用MP3做了全程录音,并将所有录音刻成光盘赠给我。这样我便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有关《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讲课录音。可惜的是,我前面讲授的《三国志演义》的内容未能录下来,所以这套授课录音是不全的。
刚好在这期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傅光明先生邀请我到文学馆,做一个关于《三国志演义》里曹操形象的讲座,时间是2004年11月28日上午。事后,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录音整理稿,这就正好多少补上了授课录音的不足部分。
2005年3月至6月,我又为北京师范大学全校本科生开设“中国古典小说名著选读”的公共选修课,讲授内容仍然是“四大名著”,地点是教七楼101,旁听的还有一些研究生和进修生,一共百十来人。我借此机会,对上一学期的授课讲义进行了部分修订。
现在呈现给读者诸君的这部讲演录,就是这几次授课实录的“百衲本”。我先请我的四位研究生——王瑜瑜、许庆江、李迪南、郭璐璐,根据2004年9月至12月的录音,整理成初步的文字稿。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有关《三国志演义》的录音整理稿和讲义,再参照2005年3月至6月的讲义,进行了通盘的整理。
同上一次整理《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一样,这次整理这份讲演录,也是在尽可能保持讲授实况的“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删除了一些讲课时重复、累赘的话语,包括一些不必要的“连词”或“感叹词”,也包括一些口误;第二,核对了一些原始资料,尽可能地纠正讲授时“信口开河”地引用资料或展开论述时出现的错误;第三,润饰了全书的语言,在保留口语化、现场感的前提下,努力使语言表达更为准确、生动。
应该说,“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并不是一个省心的、好讲的话题,因为相关的论著实在太多太多了,前贤今哲的宏论高见,早已给学生和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仅仅是介绍前人的研究成果,这门课肯定不叫座。如果有意与前人对着干,“你要赶鸭我偏赶鸡,你要往东我偏往西”,叫座可能叫座,但肯定不叫好。要让这门课既叫座又叫好,我想了个主意,就是在介绍有关“四大名著,,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重点讲授我自己对“四大名著”的阅读体会。
我常常对学生说,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之所以称为经典,是因为它融注了极其丰厚的文化传统和人生智慧,是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是经得起世世代代不断解读的。作为文化宝藏,作为可以不断解读的文本,古代经典往往提出了一系列耐人深思的文化命题和人生命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索,去思考,去解答,在探索、思考和解答的同时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充实自身的文化涵养,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
阅读经典,是一个“以心遇心”的过程。正像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里所说的:“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你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多丰富、有多深刻、有多浓厚,你的文学阐释就有多丰富、有多深刻、有多浓厚。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调动个人的整体生命,与经典进行对话,在对话中重新发现经典,也重新发现自我,塑造自我。
因此,在这部讲演录中,我谈到了《三国志演义》的历史象征意蕴,谈到了《水浒传》的独特文化内涵,谈到了《西游记》的人生哲理内容,谈到了《红楼梦》的哲学阐释和悲剧意义,如此等等,不是都能启发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吗?
在这部讲演录中,我还谈到了曹操作为政治家的独特魅力,谈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双重人格,谈到了宋江左右为难的性格特征和人格内蕴,谈到了孙悟空一生“自在”与“成人”的两难选择,谈到了唐僧和猪八戒的喜剧人生,谈到了贾宝玉和王熙凤对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不同取向,谈到了林黛玉和薛宝钗对怎样“做人”的不同态度,如此等等,不是都能有益于我们直面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涵养吗?
孟子曾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从1976年开始当小学老师,1985年开始当大学老师,到现在教书生涯已有20多年了,别的没有多大长进,倒是“好为人师”这毛病越来越严重,危害也越来越大了。讲课也好,平时跟学生聊天也好,我常常不自觉地就扮演起“人生导师”的角色来,信口雌黄地传授种种自以为是的人生经验,真正是“流毒甚广”。
可是一到夜深人静,或者是孤身独处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股发自内心的惶恐:人生这本大书,你自己又读懂了多少呢?你凭什么充当“人生导师”啊!人生永远是个谜,自我也永远是个谜,就是罄尽你的一生的时光,你也无法破解这个谜。连自己都无法把握自己,你还跟学生侈谈什么“生命体验”,那不是一通胡说吗?
可是尽管如此,我还得这么“胡说”下去。因为正是在这样不断的“胡说”之中,我得以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经典,一次又一次地反思自我,一次又一次从听讲者那里汲取精神的力量,更新思想的库存,获得人生的自信。看来要真正地根治“好为人师’’这种“人之患”,还不得不继续“为人师”,这样才能取得“以毒攻毒,,的疗效。
最后,真挚地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给了我这么一次机会,使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授课实录得以“化身千万”。我希望这本讲演录问世以后,成为“众矢之的”,我愿意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因为这是对我的最好的帮助,使我能够尽可能地、不间断地清除妄为人师的祸害。
2006年4月13日草于北京洼里敝帚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