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具有悲剧色彩的小说，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文坛军旅小说第一次真实、正面表现国民党将军的征战生活；讲述了武圣人关羽的后人与几个浙江大山里的草民一起得到算命先生的启示，于是前往黄埔军校投军，从此被抛入中国大历史的激流中。鬼使神差的命运使得当年几个好兄弟进入不同的营垒之中，他们在战场上搏杀，同命运角力，同人格的分裂斗争。

整部小说历史地理跨越度极大。从20年代到90年代，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多个历史时代，以一个色彩斑斓的家族史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兴衰与政治分合，用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铁血传奇，描绘了一幅比《亮剑》更为宏大的激荡风云录。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既超越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军歌嘹亮》过于理想化的叙述，也不同于《亮剑》中战争与人物的唯美塑造。小说整体回到了诗经汉乐府的人道主义立场，主角看似仕途大顺，结果却一败涂地，看似爱情倒霉透顶，结果却是一个强者。整部小说透出无所不在的辨证，无所不在的宿命，堪称2007年军旅小说的新一代领军者。

一部史诗性的征战小说，一部让灵魂颤栗的功名荣华笑梦录。

几个浙江大山里的草民得到一个算命先生的启示，于是前往黄埔军校投军，从此被抛入中国大历史的激流中。鬼使神差的命运使得当年几个好兄弟进入不同的营垒之中，他们在战场上搏杀，同命运角力，同人格的分裂斗争……无数的血痕祭起了一面旗帜：“将军望”。

小说跨越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多个历史时代，以一个色彩斑斓的家族史折射出了时代兴衰与政治分合。他们的悲欢，也是中华民族的悲欢。

楔子

上部

第一章 桃源关家

第二章 黄埔的光荣

第三章 陇海线上

第四章 将军省亲记

第五章 二母亲

第六章 三母亲

第七章 大喋血

第八章 在印缅屠场

第九章 我徂东山

下部

第十章 还乡与还愿

第十一章 横峰桥的母亲

第十二章 海山岛解放战

第十三章 劫与乱

第十四章 入狱

第十五章 四妗婆

第十六章 艰难世事

第十七章 旗望寂灭

第十八章 疯娘啊，我娘

第十九章 征夫泪

第二十章 关羽的后人们

第二十一章 永劫永志

第一章 桃源关家

我独自一人，站在我家特设的祭堂里，望着那一张张高高挂在那里的先人遗像，把目光盯在父亲那张大照片上。

尽管父亲去世多年，但他的容颜至今无法在我心头消失。有时，我觉得他是一棵长满苔藓的老树，立在高山之巅；有时，我觉得他是一片地火，无形无影地燃烧；有时，我觉得他是一条永不消退的紫色伤疤，至今令我心头有着难言的痛。

我仿佛看见，父亲站在我面前，亲昵地唤我“小儿”；仿佛看见他正在大操场上，虎气十足地教子孙学拳；又仿佛看见他指挥着千军万马杀气腾腾地鏖战疆场；最后，在盈着泪水的视线里，我仿佛看见他与我母亲相亲相爱地挽着手，在布满绿阴的小径上徜徉。

我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思考着父亲。有时，我觉得父亲是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有时，我又觉得他是个在命运前垂首的懦夫；有时，我觉得他是穷凶极恶的魔鬼；有时，我又觉得他是威仪如天神般的圣者；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更多的时候，我根本说不上来。

我老家在台州西部山区一个名叫桃源的小村子里，这里空气纯净，山高水长，风景极美。

风景虽好，可是青山绿水又不能当饭吃。我一直不明白，关家的老祖先怎么会选中这样的深山冷岙作为安家之地，繁衍子孙。对于身无分文的穷苦人来说，想在此地生存，有如是石板道栽葱——所有的农田，都如屋檐高挂在山腰上；遍地全是巨石，乱滚滚的一片有如大鹅蛋；稻米之类的东西别想种起来，能种的只能是那些生存力极强的杂粮。就拿父亲来说吧，从他搬迁到此地的那一天起，便一直住在临溪搭建的那间小屋里——此屋是纯粹用山里的白茅草盖起来的——吃的是山里饭，做的是山里活。

说到山里的活，除了种蕃莳烧炭挖药材砍苦竹放排打猎外，山头人的日脚，基本上没什么别的想头，经济收入更不用提。

我的籍贯在河南沁阳，细究家世，我们老关家还是三国时期关云长关公的传人，是有名望的家族。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来到南方？回到老家，我曾多次翻阅传下来的家谱和相关资料，但线索甚少。怎么看怎么像山里开春时的连片迷雾，弥天盖地，令人不知该走向何方。既然上代人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不想刨根问底了。中国人自古便有十分厚重的恋土情结，也有着刻骨铭心的恋旧思想。既然他们做出如此大动作——离乡背井，越过万水千山来到台州，总有他们的道理。

我爷爷姓关名东昌，字永济。当过清朝的武弁，打过仗。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五人中，只有我大哥见过他。那时，我大哥只有五六岁，爷爷长得究竟什么样，他也记不清。我只听别人对我说，爷爷活着的时候吃得特别淡，每次烧菜，盐多一点都不敢放。有一次，我大母亲给爷爷端上一盆菜，爷爷伸筷子夹了一口，头一歪就嫌起来：“咸了，咸了，实在太咸了！”大母亲一听，心里很委屈：“我就放上这么一点盐，你就说咸了，这菜还怎么做？”情急之下，给他重炒一盆菜，一点盐星儿也不给放。她把菜再次端到我爷爷面前，重重在他面前一放说：“这一回你吃一吃，还咸不咸了？”爷爷夹了一口送进嘴里：“唔，唔，这一下正好，正好。”对于爷爷的这种习惯，我一直怀疑是不是我们老家长期缺盐造成的。

我奶奶在父亲三岁的时候就死了，怎么死的，村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我爷爷他们刚来的时候，穷得连双布鞋也穿不起，一年到头光着脚丫走路。有一天大清早，我奶奶去喂猪，想不到那猪栏前盘有一条五步蛇，一脚给踩上去了。那蛇自然生气了：我又没招你惹你的，你踩我做什么？它张开大嘴恶狠狠地回敬了我奶奶一口。这可是要了命的回敬，奶奶来不及叫出声来，头一歪，就倒在地上了。待到我爷爷从山里回来，怎么看也不见人，最后找到了猪栏里，一看，可怜的奶奶，她早已身体僵硬得像一根烧焦了的大木头了。二是说我奶奶是上山斫毛竹的时候死的。那时，她正在山底下捆柴，山顶正放毛竹，其中有一根毛竹突然偏离了它原先的轨道，向我奶奶直冲过来，“嗤”的一声响，从奶奶肚子那块活活地穿过，奶奶就这么一声不吭地死了——她到底怎么死的，村子里的人都说不清，于是，我也就更加搞不清了。

我们家那个时候穷得锅灶打在腿肚子上，仰转只有一根金条，扑转只有一口猪窠。因为没钱买布，父亲从生下来的那天起一直光屁股，一直光到八岁。直到他那两腿中间那根种管渐渐地长大起来，若是再没有那么点东西遮住它，就太不像话了，爷爷这才知道他唯一的儿子长大了，将就不得了，要挡一挡下体了。于是他便把身上那件破烂的上衣脱下来，央了村里的女人，连夜挑灯改了一改，做一条裤子给他穿上。从一岁起到八岁止，父亲不曾穿过真正的鞋，顶多穿双六耳麻鞋。那时候他的脚底铺满厚厚的黄茧，冷不丁一看，嘿，分明是脚下垫了一块马掌。到了九岁，父亲的肩膀有点硬了，能与村子里的大人们一样，挑着担子长途跋涉去黄岩卖炭了，我姑婆这才东扯西拼地给父亲做了一双千层底的鞋，父亲这才拥有了有生以来第一双真正的鞋。尽管那鞋是给父亲的，但我爷爷对这双鞋的使用有着十分明确的限制：只有到城里做生意的时候才能穿。所以，父亲每一次进城，脚上穿的总是那双六耳麻鞋；一直快走到城边了，这才找了浑浊的河塘，把草鞋脱下来挂在扁担上，洗一洗脚，再把那双布鞋好好穿上。

尽管家里如此贫困，但爷爷始终相信关家人终有出人头地、重现祖先威仪的一天，所以他给父亲起名叫光明，字启星，就是希望父亲有朝一日能如启明星一般明亮，光宗耀祖。

山里的树叶，黄了又绿了，绿了又黄了；农田里的花儿，开了又谢了，谢了又开了。春夏秋冬，岁月就这么轮回交替着，父亲一天天地长大了。

山里的草木一长大，它就要开花结果；山里的人，最好是永远别长大。一长大，他的心就变得浮躁而焦灼了。

父亲长大了，他的心自然渐渐变得不安分了。

他不甘心在这穷山沟里当一世的山民。父亲也不是臆想妄想之徒，他知道，无论是读书也罢，做生意也罢，他根本没本钱在这阴阳两界上闯出条血路来。在那时，父亲咬着一口菜筋，一心一意盼着成为一名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

父亲把当将军作为他的终生奋斗目标，自有原因。

一百年前，我们家的老祖宗刚刚来到此地时，有个风水先生就曾经对我祖上说过，你们要安家，就安在桃源村这地方。山者人也，人者山也。别看这地方山岭崎岖、物质贫乏，但三世后，必定出个将军级的大人物。当时，关家人全都相信了。于是，他们便下令叫关家氏族南迁的所有人全在此处安营扎寨。

关家是个非常特殊的大家族。出了圣人关云长，这既是我们家族的一种骄傲，也是我们家族的一种悲剧。从关公被封为武帝并供后人瞻仰的那天起，老祖宗就发下话来，无有祖宗之精神者，不可为后。于是乎，一代传一代，一世传一世，莫不是要求关姓男儿文武双全。这一祖训从家里分支的第一人起，八岔开基，传到爷爷辈，业已到了第九十七代，大大小小为官者三百五十八人，立功者八百八十五人，可还不曾出过一位能与祖上相媲美的人物。为了光宗耀祖，为了延续关家的命脉，关家什么都可以缺，唯有几样不可缺：一是要有家庙。这家庙里必须供有关公的塑像（像不像那是另一回事儿），并且统称之为关帝爷（一个在世时大不了是正部长级的官员，却能被后人称之为“帝”的，史上能有几个？）。二是要有关家的私塾。哪怕是你穷得没有夜饭米了，可是你的孩子年龄一到，必须送到那里去读书。谁要不送自己的子弟读书，那好，对付你的办法有的是。或是家法领教——那家法是用成根的毛竹脑头做成，一头可用手拿，一头劈成丝，极像一把刷子，打起人来十分厉害——轻的，三下过去便连连苦饶，重的，四下落地便能叫你皮开肉绽；或是要你家出半年粮。族里还特意出资从宁溪请了一位前清的秀才做老师。

学武更是关家的族风。在正对着村口的地方，族人修了个很大很大的大校场。这大校场有两个用处：农忙时节，可以用来晒稻米，晒番莳干，晒药材，晒黄豆，晒毛竹米；农闲时节，关家满九岁的男孩子们，都得上这里来练拳，练枪，练棒，举石锁。村子里的人特为此开了一个公众大会，实行公推公选，选出一位德高望重、功夫到家的壮年人，由他挑头，把全村的男孩子们全召到这儿来，从每天的上午八点到十一点，或是列队呼天抢地地叫喊一气，或是学习各种各样的武器格斗。学好武功至少有两点好处：平日里可以防身，动乱时可以为国效力。男孩子从八岁起就要干上两件事：一是上学读半天书（下午要上山做活），二是一大早勒紧裤带去校场吼一通。

作为关家的后人，父亲自然也不能例外，十几年的时间就这么眨眨眼下来了。

尽管父亲吃的是野菜与蕃莳，喝的是山溪水，但他还是如溪滩上的那棵溪萝树一样疯长起来。也许是关家的遗传基因起了作用，父亲长得与一般的山里人大不一样。这一带的山里人，十个人里有九个长得比较矮小（有不少人说山里人的这种矮小是扁担压的）。但父亲是个例外，他个头很高，足有一米八多；身体特别健壮，有如山里的一只豹子；两只腿肚子圆滚滚的，一条条全是肌肉；浑身上下特别有力，直到六十岁那一年他还能在山上健步如飞。

有一年，一大帮子本家兄弟来我家玩。当时，在我家院子里放有一台供销社用来称苦竹的磅秤，八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见这里现放着能赌力的玩艺儿，手便发痒，当时便赌起力道来了。他们把三百六十斤的秤砣子放在钩子上，人蹲上去，用手掰住底盘拉，看谁能把它拉起来。八个小伙子，一个跟一个地轮过去，把小脸涨得通红，硬是拉不起来。这时，父亲一晃一晃回家了。他一看，八个小伙子拉不起那三百多斤的砣子，便站在一边抱着两手，哂笑道：“完了，完了，耗子下豆鼠——一代不如一代了。人种退化了，关家的人种退化了。”

八个小伙子一听父亲那话，很不服气，有人说：“太公（从我们关家的辈分来排，这些小伙子得管父亲叫太公），难道你能拉起来？”

父亲的一颗童心瞬间便跃动起来了。

“我拉得起来怎么说，拉不起来怎么说？”

“太公，你若是能拉起来，我们给你买一坛子酒。”

父亲笑了一笑：“来哉，孙子们。现在就让你们好好看看，老太公怎么把这三百多斤秤砣子拉起来！”

大家都以为父亲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当时他可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有道是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但他的表现大出众人意料，他不动声色地走将上去，蹲下，两只老手把住磅秤沿，一声大喝：“起！”那三百多斤的大秤砣子居然高高翘起来了。吓得那些后辈儿孙们脸色全变了，愣了几秒钟，便嚷了起来：“天哪，老太公，神人！你真是个神人！”嚷罢赶紧掏出钱来，跑到供销社，给父亲抱来一坛子糯米老酒。

父亲的确有一身好武功。我老家的二层楼房，过去根本没扶梯（现在的这个扶梯，还是一直到了我大哥二哥出生后，大母亲老说“麻烦，麻烦”，在她连续不断的嘟哝之下，父亲这才勉强叫个木匠把它架起来），家里好些不常用的或是特别贵重的东西，全都放在楼顶上。平日里，我大母亲要上楼取什么东西，没法子，只得干瞪眼瞅着，等父亲回来。父亲回来后，只要他伸出两手，在横出来的楼板上一搭，一矬身，“噌”的一声响，一眨眼，人就飞到楼上去了。他上楼的架式，我没见过，待我出生时，楼梯早已安好了，这些事我都是听别人说的。但有一件事却是我亲眼所见。那是在我十一岁那年，老家正月半开联欢晚会。我老家是地道的山里农村，千年不见戏上棚，万年不见锣鼓响。一般来说，村日长闲，根本没什么文艺活动。那年县里搞什么文化下农村，从城里开进来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剧团。他们从进村的那会儿起便声明要给关家好生演上一出戏。消息一传开，村里的气氛就像过大年一样。太阳还没落，半大的孩子们早就搬出凳子在戏台子面前等着了。那天夜里，我去了，父亲也去了。戏还没开场，一帮小后生在台下喊：“太公，来一个！太公，来一个！”非要父亲上台给他们表演一下武术不可。父亲开始说什么也不愿上，说：“年老屁股松，干啥啥不中。你看看我都多大年岁了？一大把子了，显不了力了。”但他架不住村里族人们的起哄，只听一片叫喊：“老太公，耍一个！老太公，耍一个！”父亲没法子，只得说：“好吧，好吧，我就来一回。只是我年龄大了，能不能做成，再说了。”父亲一纵身，跳上台。当天晚上，他当着全村那么多人面，显了三样本事：一是他把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那把青龙偃月刀（据家里人说，这把刀是关帝爷耍过的，但我不信）耍了个花团锦簇，耍完后，心不跳，气不喘。接着，他用两根手指头支在地上，整个人倒着立起来，慢慢地，慢慢地，居然能把自己的两条腿笔直地挺将起来。再后来，他搬上台八块砖头，平整地放在凳子上。人走上前去，一运气，把手举起，然后猛地往下一劈，只听得“喀嚓”一声响，凳上摞着的砖头顿时四分五裂。要知道，我父亲四十七岁与我母亲成的亲，四十八岁有的我，那时我都十一了，父亲已经是五十九岁的人了，花甲子早就在那儿等了，居然还能有这个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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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早晨一上班，我接到了一份中央对台办公室的电传，通知地方党委和政府隆重接待一位台湾来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电传里说，林更新先生系著名爱国将领，一直支持祖国统一大业。老人现年已九十有五了。他的老家是在宁溪山里的乌岩乡，希望落叶归根，不知他的家人是否健在？希望你们相关部门为他做好查找工作，并且妥善安置他的晚年生活。台州地区国民党军人多如牛毛，仅将官一级军人就有七十多人。林老先生的老家乌岩乡原住民，早在“大跃进”全民修建长潭水库的时候四下迁走了，寻找其亲友工作难度很大。

还没有等我们把他家里人找到，林老先生似乎有一点等不及了，坐着飞机就提前赶来了。当我匆匆从县里赶回时，他已经被地区台办的工作人员从机场接来了，下榻在方远国际大酒店。我到他的房间去拜望。

这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头子，满脸红光，胖乎乎得像个弥勒佛。他伸出来的那一双手布满了皱纹，软和和得犹如一团棉花。他坐在宽大的沙发里。我站起来给他递名片的时候，老人家客套着也想站起来，毕竟年事过高，欠了好大的腰，这才把身子支了起来。他站起来走动的时候步履踉跄。陪着他来到这里的，是他在《中国时报》当记者的女儿，名字叫林文莎白。

宴请林老先生的时候，我带着歉疚的心情告诉他，寻访亲友的工作难度非常大。林老先生宽宏大量地说：“唉，他们可能也死于战乱了，也可能改名换姓了。找不着，也就不用找了。”宴会毕，我把林老先生送回房间，对他说：“您老累了，好好休息一下，我这就告辞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关书记你是否能留一步？”

我留下来了，这一留，谜团就此解开了。

林老先生说自己来到大陆的最大心愿是要寻找三个故友。

“您老说说看，要找的那三个人是谁啊？”

“第一个人，是李少白。”

台办主任说：“李少白在解放那一年就病故了。”

“他家人呢？”

“只知道他死后不久，他妻子也死了。只剩有一个女儿。”

“他这个女儿叫什么名字？“

“她是在二十年前去了新疆，名字……好像叫李希娟。”

“我想找到他的这个女儿。”

“好的，好的。第二个要找的人呢？”

“此人名叫陈叔桐——他不会也不在了吧？”

台办主任遗憾地说：“他也死了。”

“哪一年死的？”

“他是土改那年死的。”

“他是为什么死的？”

“那时候，执行政策中出现了过火行为，他受不了当地百姓的斗争，自杀了。”

林老先生声音发涩地“喔”了一声，头埋了下去，嗫嚅道：“可惜，可惜，他是个禀性刚强之人哪——他家还有没有人了？”

台办主任说：“只听说他们家有两个儿子，在外面做生意，据说生意不错，但一直也没有回家乡。”

林老先生问到这里时，我的整个身子紧绷了起来，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打听的第三个人一定是我的父亲！我屏声息气地等待着他问下一个人。等了好长的时间，他这才又开口。此时，我发现他的整个儿面部在微微颤抖。

“林先生，那您打听的第三个人是谁？”

林老先生却没立即回答我的问题，自顾自喃喃地说：“前两个都死了，都死了。人生真是无常呐。如果这个人要是也不在了，我这次回大陆来也没多大意思了！”

“林老先生，反正您在这儿住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会全力帮着您找的。由于您这一次来得急，我们这里有关资料也不全，一下子接不上头，对不起您了。”

“没关系，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我要找的第三个人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朋友，也是一名抗日名将。”林老先生摆摆手说。

“他是我们这里人吗？”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终于他软软的上下嘴唇一碰，说出一个令我浑身出汗的人名。

“是，他本是桃源村人，名叫关光明，字启星，原是国军的109军中将军长。后来，他在东北战场上与粟定钧打了一仗，败了，他就投共……不，投诚了。”

我脑中“轰”的一声，立即知道这老人是谁了——天哪！他就是林兴军，我的岳父！他哪里想到，站在他面前接待他的市委书记就是他的亲女婿！那位台办主任正想开口说些什么，我一摆手没让他说。

我竭力压抑着激动的心情，问：“林老先生，您与关光明是什么关系？”

“我与他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当时，我们共有四个人，一个是关光明，一个是李少白，一个是陈叔桐，一个就是我，我们四个曾在李家四结义。后来。我们去了广州，一起考上了黄埔军校。我与他一起当上了蒋委员长的侍卫。他是上校主任，我是中校副主任。后来，他成为71师师长，又策应着我去捕杀王正南——”

“林老先生，您仔细看一看，我长得像谁？”

他开始上下端详我，不大一会儿，两只眼渐渐地明亮起来了，声音也颤抖起来：

“你，难道你……”

“我是关光明的小儿子关天和。”

他很吃惊：“你、你这样出身的人，在大陆是要被打入另册的，怎么也当上了市委书记？”

我对他说，过去的那一页已彻底地翻过去了。

“天和贤侄，你父亲他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

“现在他在哪儿？”

“就在我家里。”

“我要去见见他，马上就走，这就走……”老人激动得手舞足蹈，如同返老还童。

“林先生，我再斗胆问您一句，您老人家原名是不是林兴军？”

“可不是吗？我就是林兴军。那时，从台湾军界退下来之后，我就做了生意，我以为我那几个兄弟全都不在了，还留着我这个人的名字做什么？我就把自己名字改了。”

“老人家，让我来告诉您吧，您在大陆原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任荷花，是个童养媳，无子；后来您在武汉又有了一个妻子，名叫冯正蕊。在她怀孕一个月的时候您打发她回老家来生孩子，后来您退到台湾去了，也就把她扔在大陆了。”

林兴军瞪着我：“贤侄啊，这些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您就上我家去吧。只要您到了我家，一切都会明白了。”

在十里长街，父亲端了一条小凳，独自坐在街沿上，默默地坐着晒太阳，看着行人们乱纷纷地在他前面走过。母亲在屋内疯疯癫癫地摇晃着，嘴里不住念叨着什么。我把林兴军引来的时候，父亲的目光是定定的，没有转过来看来客。我用一种尽量平静的声音告诉父亲来者的名字，父亲像被电击了一般竖起了身子，迎向了来客。林文莎白打开了照相机镜头，要把两位老朋友时隔半世纪后重逢的场面拍下来，所有人都想象着这一定是一个爆发出强烈感情的场面。然而，一切却平静得就像两位熟人散步时的偶遇，两位老人如睡梦未醒地看着对方，良久，只是“嗬嗬”了一声，两只苍老多皱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妻子把两位老人引到小客厅里，两个老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涯，父亲的耳朵原本就有一些聋，这些年越来越重听了。两个老人似乎在用打电报的形式对话，他们时而用含混不清的方言数黄道白，只能隐约听到“李少白”“陈叔桐”的音节；时而像草原上搞皮货交易的贩子讨价还价那样互相拉着手，扳着手指头，嘴里发出似笑非哭的拖音。终于，两个老人从近似于孩童的状态走出来了，他们的对话让人听着不再那么吃力了。

父亲问林兴军赴台后的情况。林兴军哑着嗓子说，到台湾后，他内心十分苦痛。天各一方，他自觉再也回不到老家与妻子女儿身边了，就又成了个新家，又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名叫林肖生，现在在美国工作；女儿名叫林肖楚，在《中国时报》当记者，她自己又起了一个名字叫林文莎白。她显然是一个没有经过沧桑的幸福女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她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候，父亲仿佛一下子回转到了过去的年月，精神抖擞了起来，突然大着嗓门对林兴军吼了一声：

“林兴军，你相不相信命？”

“我相信。”

“你知不知道李少白在临死前的那个嘱托？”

“我不知道。”

“他在临死前对我说，要我的小儿子关天和长大成人之后务必娶他的女儿李希娟做妻子。我是一口答应了的。”

“这么说，贤侄关天和娶的是李少白的女儿喽？”

“非也，非也，不是冤家不聚头。”

父亲突然声调高亢地喊我妻子：“肖英，肖英，你过来。”

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客人，肖英忙得个昏头昏脑，正在厨房间做桂圆汤，一听父亲那么大嗓门喊她，一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脸茫然地走了出来。

“爸爸，什么事？”

“你妈妈在哪儿？”

“您说的是哪一个妈？”肖英小心地问了一声，带着惶惑的笑意。

“是你的亲妈，不是你婆婆。”

“噢，她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呢。”

“你把她请出来，我要让你们见一个人。”

肖英把我岳母冯正蕊搀了出来了，岳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茫然地站在那里。

林兴军仔细打量着她，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两颊不断抽搐，嘴角颤动，似乎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他哀叫了一声，紧紧地搂着我岳母，像个孩子般地号哭起来：“我的老妻啊，我总算是活着见到你了……”

眼盲的岳母也知道面前的这老人是谁了，她全身都颤抖了起来，伸出手来，上上下下地不断摸着他的老脸，不住地哆嗦。两位老人哭成了一团。林文莎白一时也目瞪口呆，当反应机敏的她跑过来喊了肖英一声“姐姐”的时候，肖英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

接下来是团圆家宴，我们到四星级饭店里订了两桌的菜，并通知了其他几位健在的老友来参加。

团圆宴上，两位老人看着当年的故旧们，不住地念叨那些战场上的往事。林兴军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着实有理呀。我现在一见到红的心里就怕。”  父亲喝了点黄酒，喃喃道：“惨极了，缅甸、关东……唉，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