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晋朝书圣王羲之的评传。该书从学术角度入手，详尽阐述了王羲之的生平事迹及其书法艺术思想。全书资料翔实、思路清晰、论笔精当、体例严谨。绝对是一部既有学术深度，又有较强可读性的著作。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阅读。

本书从学术的角度，详尽陈述、阐释王羲之的生平和思想，资料翔实、思路清晰、论笔精当、体例严谨，是一部既有学术深度，又有较强可读性的著作。作者雒三桂是研究先秦文学的青年学者，曾有《诗经散论》、《诗经新注》等著作行世。

序

前言

第一章 琅邪王氏

第二章 王与马共天下

第三章 宦海沉浮

第四章 退居生活

第五章 名士风流

第六章 琅邪王氏与道教

第七章 王羲之与佛教

第八章 王羲之交游考

第九章 书法艺术

琅邪王国的分封，始于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仙，当时琅邪王国中最有势力的世家豪族便是临沂的王祥家族。因此，司马仙、司马靓和司马睿祖孙三人相继为琅邪王数十年，与王氏交好联姻也长达数十年。当时文献也多谈及王氏与琅邪王之间的特殊关系。如前引《晋书·王导传》言司马睿与王导“契同友执”。又《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

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

《晋书·王导传》在言及此事时，将“仲父”一词泛化了，淡化了司马睿与王导之间的浓厚私人色彩。《晋书·王敦传》载王敦因晋元帝司马睿重用刘隗、间疏王氏而上的奏折中说：

昔臣亲受嘉命，云：“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臣忝外任，荏苒十载，训诱之诲，日有所忘，至于斯命，铭之于心，窃犹眷眷，谓前恩不得一朝而尽。

晋元帝以管鲍之交来形容他与王敦、王导兄弟之间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史载王羲之的叔父王虞是晋元帝司马睿的姨表兄弟。《晋书·王虞传》：“王虞字世将，丞相导从弟，而元帝姨弟也。”如此则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与晋元帝也是姨表兄弟，其祖母为琅邪王司马靓妃子之姊妹，晋元帝则为王羲之姨表叔，晋明帝为王羲之姨亲兄弟。另外，王敦还是晋武帝的女婿，尚晋武帝女舞阳公主(《晋书·王敦传》作襄阳公主)。所以，琅邪王氏与琅邪王王室是延及数代的姻亲关系。

如此亲密的血缘关系，当然会是琅邪王氏政治势力的有力保证。所以，晋元帝对王导、王敦及王虞、王彬兄弟的信任以及琅邪王氏兄弟子侄对晋元帝的拥戴就很好理解了。“元帝作镇江左，异弃郡过江，帝见之大悦，以为司马。”元帝即位，王虞上《中兴赋》，并上疏元帝奏之。疏中有“臣托备肺腑，幼蒙洪润，爰自龆龀，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抚育，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的句子，并说“臣昔尝侍坐先后，说陛下诞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于额之左，相者谓当王有四海。”这位“先后”即晋元帝司马睿之母夏侯光姬，王庾、王旷的姨母、王羲之的姨祖母。

晋代各诸侯王在其封国内的活动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同姓诸侯王征辟国内豪族及才士以扩展实力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犯忌讳，而且还受到一定的鼓励。诸侯王们与国内豪族联姻是诸侯王加强和扩大自己势力的重要手段。同时，诸王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结合。所以，诸侯王在封国内与士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与诸侯王的私利相结合为基础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利益和诸侯王之私利之间发生了矛盾，便必然发生激烈的冲突，原先的所谓个人情谊便起不到什么实质的作用。所以，晋元帝因为王敦、王导及王氏势力太过膨胀而重用刘隗、刁协时，王敦便大为不满，甚至举兵相向。当王敦兵临城下时，素以恭谨著称的王导实际上也站在王敦的一边。晋明帝初立，“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欲诬以不孝而废焉”。所以，“王与马，共天下”并不是一种平衡的政治结合。随着彼此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双方的势力均衡被打破，便会发生相当的变化。这也是后来琅邪王氏势力逐渐衰弱之后，颍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相继执东晋之政的深层原因。

琅邪王与琅邪王氏之间的结合，还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据田余庆先生的研究，那便是西晋“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

“八王之乱”后期，晋惠帝的子孙全部死亡，惠帝的兄弟成为司马氏皇统中血缘最近的亲属，也因此成为皇位的有力争夺者。长沙王司马义和成都王司马颖便是这样。司马义是晋武帝第六子，司马颖是晋武帝第十六子。司马颖乘乱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自称皇太弟，居于邺城，遥控洛阳朝政，“事无巨细，皆就邺决之。”“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舆服御皆迁于邺。”但司马颖并不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史载其“形美而神昏，不知书，然器性敦厚”，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先胜后败。而最后参与“八王之乱”的诸侯王是东海王司马越。

在参与“八王之乱”的诸王中，司马越与晋惠帝血缘关系最远。他是高密王司马泰的儿子，司马懿之弟东武城侯司马馗的孙子。其封地也非常小，只有六县。司马越参与“八王之乱”在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是年春，长沙王司马义与成都王司马颖屡战屡败，司马越虑事不济，夜与殿中诸将发动政变，幽囚司马义，而迎司马颖人城，河间王司马颢的大将张方炙杀司马义。惠帝诏加司马颖为丞相，司马越为尚书令。但司马颖与司马越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是年七月，双方战事又起，司马越奉惠帝北征，与司马颖战于荡阴，司马越等大败，惠帝伤颊，中三矢，百官奔散，晋惠帝被劫入邺城。不久，幽州刺史王浚与司马越之弟司马腾联军攻邺，司马颖大败，携惠帝及皇室其他近属逃奔洛阳，又为张方所挟制。是年十一月，张方挟晋惠帝、司马颖及豫章王司马炽等皇室近属西归长安，关东地区遂成为势力真空。

荡阴之战后，司马越先奔东海，后还下邳，收兵合众，重振旗鼓。司马颐以祸难未已，四方乖离，欲和解王室，乃借惠帝之名下诏进司马越为太傅，司马越的弟弟东中郎将司马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镇邺。但这种举措并没有能够解开双方的矛盾，司马越却乘惠帝西狩之机大力发展势力，控制了广大的东部地区。永兴二年七月，司马越传檄山东征、镇，“欲纠帅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东平王司马懋举徐州授之，司马越遂据有徐州。是时，司马越兄弟并据方镇，其弟司马略都督青州，司马模都督冀州，遂成为关东地区最大的势力。诸镇“共推越为盟主，越辄选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八王之乱”的延续，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同时，诸王宗室之间的相互残杀也给西晋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司马越终于击败司马瞑，将惠帝夺回洛阳。但不久惠帝暴死，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颐相继为司马越所杀，继立的晋怀帝完全成了司马越手中的傀儡，“八王之乱”至此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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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上，王羲之无疑是浓重的一笔。而在书法史上，王羲之确立的高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王羲之完成了中国书法由古体的篆隶向今体的楷、行、草的转化，开创了妍美俊健的书风，框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书法的大致面貌。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的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活，行书洒脱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人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称其为“书圣”。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

王羲之首先从变革真(楷)书入手。为了摆脱魏晋以来真书的“古质”，在结字、点画、书态等各方面加以变革，使楷书结体趋向匀称俊俏，点画细微之处蕴藉变化，挺拔多姿。王羲之用他婉转灵动的笔法，写出了俊逸又雄健的行书，从此确立了行书与篆隶楷草并列的地位。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王羲之则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变楷书横向取势为纵向取势，端庄匀整。行书则脱离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体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和作书缓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为丰富自我的艺术创造，王羲之还广泛地从汉魏以来大众的书法作品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把散见于前代和当世的书法作品中的创造性因素汇集起来，经过提纯、总结和艺术加工，融合统一在自己新的艺术创造之中，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现出一种大智慧。我们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汉晋竹木简和帛书中，就可见到和羲之行草书代表作相近的作品。可见，一个杰出人物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正是由于王羲之能够把秦汉篆隶种种笔法巧妙地融入行草书中去，博览约取，兼撮众法，所以才形成他那个年代的最佳体势，为后代开辟了行书艺术的新天地，达到“贵越神品，古今莫二”(羊欣《笔阵图》)的高度。这正是王羲之备受后人推崇，被人誉为“书圣”的缘由。

王羲之书法的审美特征也带有时代契机，他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一种随心从化，恬淡平和的境界。这和魏晋玄学的盛行是分不开的。玄学讲顺应自然，自由任情，“不滞于物”。所以魏晋的名士，大多好山乐水，“放浪形骸”，倘佯自得。王羲之也不例外，能把这种玄远的风度，自觉地融入自己的书作之中。他运笔富于变化，没有雕饰，超逸优游，是一种晋人特有的感觉。由于运笔达到了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境界，内心的情感便自然流露于笔端。《兰亭序》写在江南三月天朗气清之际，点画之间让人感受到的是“思逸神超”。《乐毅论》讲名将乐毅受谗遭忌之事，间接反映了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孙过庭说其点画“怫郁”。《丧乱帖》，则又“号慕摧绝”，几至不能落笔……。情绪深藏笔画之间，书如其人，载情载性。中国书法发展至此，终于真正成为一门“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艺术。

书圣王羲之出现在东晋，不是偶然的。东晋时期汇合了孕育书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条件。王羲之书法反映了魏晋时代的审美追求。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个性、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表现自我性情成为各种艺术的需要，书法艺术亦不例外。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取决于自身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观念，而这一观念又直接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制约。“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是六朝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自觉地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的审美精神，大胆突破了自秦汉以来千余年间的肃穆、庄严、整齐、古拙书风的笼罩，创造了富有神采的“王体”。

“旧时王谢”是魏晋两大门阀士族，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王家祖、父辈都是晋史上留名的人物。处在门阀士族时代，又是政治上当权的贵族子弟，王羲之的审美理想受到时代的制约是毫无疑问的。那个时代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也必然浸透在他的艺术创造之中，这种情况在他的书法代表作《兰亭序》中已经得到了证实。王羲之受道家思想的薰染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激不厉、不动声色、笔笔有所交待、节奏平和的用笔以及安详潇洒、从容自然的体态，正是反映了道家那种内在的、本质的和精神的美的主观追求。

王羲之的书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以临摹王羲之的名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有隋代的智永，唐代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五代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频、鲜于枢、柯九思；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代的刘墉等，一直到当代。可以想见，对王羲之的认识和研究将是民族文化的永恒课题。

本书从学术的角度，详尽陈述、阐释王羲之的生平和思想，资料翔实、思路清晰、论笔精当、体例严谨，是一部既有学术深度，又有较强可读性的著作。作者雒三桂是研究先秦文学的青年学者，曾有《诗经散论》、《诗经新注》等著作行世。自愿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人做嫁衣裳，工作之余，治学不辍。为人严谨平实，学风沉稳，思想睿智，我从他处常得启迪。今嘱作序，余欣然为之，不逮意处，还望读者批评。

程大利

乙酉寒冬急就于师心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