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凌廷堪这位“小人物”的大学问，旨在：一方面从他创立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意识到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效果，发现以德治国与传统礼教相结合的奥秘和交汇点，并加以阐发；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以凌廷堪为代表的清代乾嘉年间扬州学人处世风度和治学态度，感觉到扬州人精神的伟大之处，以及思考今人如何发扬光大这种扬州人精神。

凌廷堪(1757—1809)，字次仲，一作仲子。祖籍安徽歙县，祖父始寄居于江苏海州板浦(今灌云县)，本人出生于斯地。成年后，学于扬州，并成为扬州华氏赘婿。凌廷堪困顿一生，得志不得意。他6岁丧父，成孤儿，依赖兄长廷尧经营小本生意养母。7岁时，寡母王氏鬻簪珥供其入塾读书。12岁时，因穷苦无助，弃书学贾。虽作佣、经商有年，终因不擅此道，又耻于争利，往往以失败告终。虽艰于学贾，但不废读书，诗词曲赋诸作，无师自通。年届20余。学贾不成，弃商重新读书。惟惧过了黄金少年时，学业难成，撰《辨志赋》明志。自乾隆四十四年(1779)25岁始，游历扬州，先是应仪征课税司大使许执中邀，作文案，两年后，适逢两淮巡盐御使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改曲剧，廷堪受聘人扬州词曲局，任分校，佐总校黄文旸校古今杂剧传奇之字句违碍者。廷堪精于南北曲，能分别宫调，与这段经历有关。据其弟子张其锦撰《凌次仲先生年谱》记载，数年中，凌廷堪交接往来扬州诸名士达一百余人，其中最知名者有汪端光、谢溶生、童钰、罗聘、李斗等。而汪中、黄文呖、金兆燕皆以师长身份授其经史子诸学，又尤以结识才应童子试的小友阮元称莫逆，为平生最大幸事。

本书为他的生平传记。

扬州学派丛书序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从两淮盐场板浦走出来的学界巨子

　第一节　幼而孤贫的佣工生活

　第二节　追求三不朽，辨志始壮游

　第三节　求学扬州，广交学友

第二章　浪迹天涯，游学、游幕

　第一节　为求学问、功名首赴京华

　第二节　顺天乡试落第，拜师学“时”学“古”

　第三节　翁师幕中衡文，毕沅署中考史

　第四节　补殿试终成进士，投毕沅仍充幕宾

　第五节　浙抚幕中宾主间学术影响

第三章　宁国教授，勇于反“理”

　第一节　推行实用教育，倡导德育与礼教结合

　第二节　倡导实学，宣扬“以礼代理”的教育实践

　第三节　经师兼人师的一代名师

　第四节　读吴、李两家小说，看凌氏传承

第四章　汉宋兼采从批评汉宋弊端始

　第一节　对宋学的批评

　第二节　对汉学的指摘

第五章　一代礼宗，扬派通儒

　第一节　礼学研究的影响

　第二节　礼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和要素

　第三节　礼经研究和《礼经释例》的撰写

　第四节　 “以礼代理”理论的创立和崇礼思潮的涌现

　第五节　以礼代理的实学思想和经世目的

第六章　为礼学盛名所掩的考据学

　第一节　循名责实的考据思路和实践

　第二节　在三《礼》上的考据成果

第七章　史学观及史学研究成果

　第一节　 由朋党之争解析南宋主和、主战之史实

　第二节　民族观念及史学观

　第三节　崇实的史法，卓识的史论

　第四节　在谱牒学、乡土志方面的贡献

第八章　经术辞章兼能的才子

　第一节　经儒之称诗者

　第二节　清代词坛声律派开山大师

　第三节　千年无此绝识的骈文家

第九章　使燕乐起死回生的乐律学家

　第一节　燕乐研究的先导者

　第二节　乐律奇书《燕乐考原》

　第三节　《燕乐考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

　第四节　乐律佳作——《晋泰始笛律匡谬》

第十章　中国戏剧史学、曲学研究的探索者

 第一节 品戏词曲局，论曲扬州城

 第二节 堪称中国戏曲大纲的论曲绝句

第十一章 开创中国数学复兴时代的干将

 第一节 列名谈天三友，求实中西兼采

 第二节 致力于天文学的实测与普及

第十二章 身后事和身后名

 第一节 生前命运多舛，死后鲜为人知

 第二节 凌廷堪生年、中进士年、籍贯考

 第三节 “小人物”的大学问

附录 凌廷堪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第一章 从两淮盐场板浦走出来的学界巨子

清代的产盐区，内地共划分为11区，即奉天、长芦、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四川、河东、陕甘。其中以两淮的产量和经济实力为最大。两淮盐区，早在元代就设场29个，明代增为30场，清初沿袭明制，保持这个场数。30场分别归通州、泰州、淮安三分司管辖。后来由于有些盐场陆续荒废，加之为了管理的方便，先后裁并了一些盐场。日后淮安分司又由淮安移驻海州而改称海州分司，时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存剩23场，形成定制。

海州分司下辖板浦(徐渎场并入)、临兴(临洪、兴庄二场合并)、中正(乾隆元年新设，莞渎场并入)3场，地处两淮盐区的最北部。这块淮河北岸、黄海海滨，江苏省最边远的滩涂之地、荒蛮之区，由于板浦场的设置，盐业的生产，盐运的集散，使她的历史推溯到很久远的年代。

板浦自古是海州所辖繁华集镇，商贾云集，盐业旺盛。板浦镇外缓缓北去的盐河，将场大使驻地与产盐区紧密联系起来，帆樯相接，络绎不绝，一片欣欣向荣。由板浦向西北，行程不到40里，可抵达海州和新浦；向北，大约相同的路程，就进人海州的著名风景名胜区花果山、水帘洞。尤其是扬州两淮盐运司衙门派出的盐务分司官员，如盐运司副使、运同、运副、运判等。和常驻板浦的盐课司大使，以及经常往返斯地的扬州盐商，他们的频繁光临，不但活跃了斯地的经济，而且将扬州积淀丰富的文化带至板浦，使板浦成为文人荟萃、才子迭出的文化奥区。

清乾嘉年间，板浦涌现出数位文坛巨匠、国学大师。如博学多才、文采陆离、“于学无所不窥”的李汝珍，不但精通文学、诗词、音韵、经学、字学、棋谱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且“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余集《音鉴序》)。被近现代文学评论家评定为嘉道间最优秀的小说、仅次于中国四大古典小说的《镜花缘》，就是李汝珍在板浦创作的。

被誉为“东海二宝”的板浦二许——许乔林、许桂林，也是嘉道问海州地区著名的文人、学者和方志学家。嘉庆八年(1803)，海州知州唐陶山开志馆于乘槎亭肄雅斋，因雅慕许氏昆仲才，延请分任(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纂修。两年后，海州地区第一部较完备的志书修成，内中许乔林用力最勤。许乔林的著述，尚有《东平州志》等数种方志，以及《球阳琐语》、《台榆山房笔谈》等数十卷。时人谢元淮评论说：“江淮以北，凡金石文字，必得先生手笔为光宠，其人品如蝉如鹤，风露之清，浩然易饱：九皋之鸣，自闻于天。名位不崇，而时望所属，人无异词。”许桂林是乾嘉时期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学者，他在经学、文学、历算、天文诸方面皆有极深的造诣。“于诸经皆有发明，尤邃于《易》，以《毂梁》为近世孤学”，能“独抱遗经，窥见至隐。通古音，……兼精畴人家言”。一代名儒阮元读完他的四卷《宣西通》后，亲书“谈天秘欲传宣夜，学海深须到郁州”联句相赠，说要想研究宇宙间的奥秘，探讨古算术的学问，必须到板浦请教许桂林。正因为他在数学、天文方面的成就，被阮元、罗士琳收入《续畴人传》中。

中正场的乔绍侨、乔绍傅兄弟，是和许氏昆仲幼同窗、问学相长的学侣。乔氏兄弟的名声虽不及许氏昆仲，但也是学有所成、声震乡里、名播四方的知名文士。

古镇，但毕竟是小镇的板浦，在短短的时间内，集中地出现五位大名士，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们的恩师凌廷堪的引导和指教。

凌廷堪是扬州学派以阮元为领袖，焦循、凌廷堪为辅臣的三巨头时期的重要人物；是乾嘉学派中把儒学思想从宋明理学的形上形式，转向礼学治世的实用形式的发动者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员大将。他的“以礼代理”的主张，形成嘉道学界征实崇礼的风气，从而确立将哲学转向社会学的理念，直接引发晚清的重礼思潮。这样一位经学大师，以其渊博的学识。影响、造就了他的弟子。然而他自己却是出身微贱而清贫，靠自学成才，也是从板浦走出来的学界巨子、扬州学派领袖级人物。

第一节 幼而孤贫的佣工生活

乾隆二十二年(1757)农历八月二十日巳时，凌廷堪出生于海州板浦。他的祖籍是安徽歙县，板浦却成了他的衣胞之地，其中还有一段隐情。凌廷堪的祖父凌易筠，字松友，监生。他喜好读书，通韬略，多计谋，而且精通武艺，骑马射箭，执长矛跃马斗杀，皆绝伦。其性格刚毅，豪侠仗义，好打抱不平，经常往来江淮间。康熙四十年左右，凌易筠得到总制南河的张鹏翮的器重，陈河工利弊，更为张氏赏识，欲延请人幕，他婉言谢绝。仅以清客的身份为之献策。后游塞上，客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衙署。以抵御准噶尔计策若干献岳钟琪，惜岳公犹豫未用，于是辞归。凌易筠往来江淮时，迎娶了海州板浦许世贞的女儿。归里后，不复出。P1-3

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正是乾嘉学派集大成者——扬州学派如日中天的时代。同期人物、宋学重镇、姚门四弟子之一的方东树却将矛头直指乾嘉学派，贬斥“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汉学商兑》卷中之上)。近当代也有许多学者未及深入研究乾嘉学派，或所持立场、所视角度不同而颇多偏见，卑视乾嘉学派诸学人，称他们是在清廷高压政策下，逃避现实，于是皓首穷经，是一些只知有古不知有今的冬烘先生，为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腐儒。其实，这是只知枝叶，未得主干；只见细流，未睹大江。举扬州学派而言，殊不知他们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却是一支异军突起的队伍。提及晚清经世实学，人们都津津乐道龚自珍、魏源、包世臣、陶澍、林则徐、张之洞辈，认为他们是在“世运潜移”和学术丕变中具备雄才大略的精英谋士、干练大臣，而不知先他们之前早有一批仁人志士是怎样在恶劣的环境中，主动出击，倡导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的。

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设专章(即第九部分)，对扬州学派作“六谈”，其中特地说到“清代学人，他们攻读的虽是古代经典，所研究的却是现实的社会问题、有着民族意识的政治问题。而且他们都精通天文、算学，和牛顿、达尔文的西方科学家同一途径”。随即笔锋一转，强调其“反复表扬扬学的伟大，他们的路向，比‘浙学’还富有时代的意义呢!”应该感觉到，曹氏此处所指清代学人，主要是扬州学派人物。扬州学派若没有足以令人钦佩的通经致用的实学实践和启迪清代中晚期社会改革的作用，曹氏决不会作如此的类比和赞誉。

昌盛于清乾隆年间的考据学，作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曾因以惠栋为领袖的吴派、戴震为领袖的皖派，高举“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旗帜，重创宋明理学掺入佛禅老庄篡改儒经的不轨行径，还周孔儒经真貌，完成其历史使命。乾隆中期，因惠栋、戴震相继逝世，乾嘉学派领导权被扬州学派领袖阮元责无旁贷地接替过来。嘉道年间，以阮元为领袖，焦循、凌廷堪为辅臣的扬州学派，一方面对人清至乾隆朝纯粹的经典考据学进行大总结。有《经籍■诂》、《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皇清经解》等一大批典籍的编辑和印行。诚如侯外庐评述“阮元是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如果说焦循是在学术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最后提倡汉学学风的人”《中国思想史》第五卷)。另一方面，他们跳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学的窠臼，以新的价值取向，确立新的学术模式，尽力贴近社会生活，强调人性化和社会公德，关注国计民生，突破经学传统，塑造新一代的经师形象，尤其以倡导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为经学易帜，由考据学转入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继春秋时期创立儒学的孔子、孟子学术，西汉、东汉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代的程、朱理学，进入儒学大变革的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得清初顾炎武、颜元开山之功，乾隆中期惠栋、戴震先导之力，至阮元、焦循、凌廷堪得其大成。

“古代的扬州，有如近代的巴黎，乃是全世界艺术文化的中心。”(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九部分)近人统计：到19世纪初。全世界10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扬州名列其中，为曹氏论断又一佐证。清代扬州，富甲天下。中国东南三大政——漕政、盐政、河政皆与扬州有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关联。举盐政而言，“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与农桑等”(《嘉庆两淮盐法志·序》)。即单扬州盐课一项，就占全国税收四分之一。乾隆朝进士刘大观遍历大江南北，品赏诸多名城后，有“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6)的论断。童隽在《江南园林志·序》中说：“吾国凡有富宦大贾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园林之所荟萃。而其多半精华，实聚于江南一隅。”比照李斗、童隽说，细加审视。足证扬州除了富庶外，还具备他地无法比拟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中，任何不经意的人和事，在扬州过场、镀金，都能取得意料不到的惊人结果。大批外籍画家带着来扬州淘金的初衷。经过当地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塑造出八怪的整体形象：无数为了谋生的优伶，在扬州叠经集训、整合，创造出四大徽班进京的辉煌成果，这举不胜举的文化大餐随时随地都会在扬州摆开盛宴。尤其是乾嘉学派集大成者——扬州学派出现在当时中国东南第一大都市扬州，决非偶然，而正是这块土地有促使其滋生和发展的基因和基地。

扬州学派的活动史，将其先导和后继纳入计算，几近二百年，其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大学问家。如焦循以经师兼数学家而称著于世。继而以数学方法研究《易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运用“因声求义”和“理校”法系统研究字书和各类古籍，多有创见，著成闻名当世、惠及后学的“高邮王氏四种”，即《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黄承吉研究文字多自创新例，前无古人，在为族祖黄生《字诂》、《义府》作“合按”时，皆能考证源流，独抒新义；所撰《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虽然为王圣美“右文说”之后劲，但却是近百年来研究声义之学的不祧之祖。汪中不墨守前人旧说，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辨明学术源流，作出新解；不独在经学上有许多创见，在诸子学如《墨子》、《萄子》的研究也作之先声，为后人开辟门径；又以欲搜辑三代、两汉学制，以及文字、训诂、度数、名物有系于学者，分别部居，为《述学》，虽未成，见其《述学》内外篇之散稿，得其通儒实学之证。阮元研究名物制度，自出机杼，又善于归纳，能融会贯通；以通经致用为目的，结合社会实践，由经学而旁及其他学科，关注国计民生；又以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之卓识，位尊学界山斗五十年，成为扬州学派领袖、乾嘉学派集大成者。

若此排列，一一陈述，非本前言所能囊括，仅略举名声卓著者稍加表白。扬州学派众多人物中，有家学渊源，幼受庭训，打牢根基者；有官阶显赫，子孙得便交游大名士，亲承训导，得其指归，增进学养者；有富贾出身，力蓄典籍、养名师，教授子弟而得其正果者；更有许多出身寒苦，在农民、贩夫、佣工的贱位上，得扬州文化之熏陶，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成为扬州学派重镇者。这其中有许多悬梁刺股、凿壁借光而刻苦自学的历程。扬州文化、学术的氛围作为外因。又造就了这类学界人物。扬州是一座文化神奇城市，徽、晋诸商，有许多商贾是在一无资本、二无专利、三无中等文化程度的状况下迈进扬州。几经翻滚磨打，居然成为商儒结合的精英；许多社会下层人士在不经意间，也会成为鼎鼎大名的学者。当你稍稍知道这里面的真情实况，定让你为之咋舌。本传记传主凌廷堪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凌廷堪是最不为人熟知的，在许多清代学术史研究者的眼中被视为“小人物”，或根本不为人提及，更谈不上所重。究其缘故，实乃地位卑微，活动范围狭窄，本人不事张扬，又仅得中寿，故名声不彰。然而值得称奇的是，正是他首倡“以礼代理”，发展、完善了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并且是伟大的实践者。说来意想不到的是，戴震的哲学思想未及传授弟子，而间隔了一代人的阮元、焦循、凌廷堪却继承、创新了戴震的哲学思想，真正发挥起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在社会实践中的杠杆作用。阮元、焦循、凌廷堪声应气求，实现“以礼代理”为行为主体的伟大功绩，昭示扬州学派三巨头时代的到来，把扬州学派打造成乾嘉学派集大成者，而其中，凌廷堪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凌廷堪(1757—1809)，字次仲，一作仲子。祖籍安徽歙县，祖父始寄居于江苏海州板浦(今灌云县)，本人出生于斯地。成年后，学于扬州，并成为扬州华氏赘婿。凌廷堪困顿一生，得志不得意。他6岁丧父，成孤儿，依赖兄长廷尧经营小本生意养母。7岁时，寡母王氏鬻簪珥供其入塾读书。12岁时，因穷苦无助，弃书学贾。虽作佣、经商有年，终因不擅此道，又耻于争利，往往以失败告终。虽艰于学贾，但不废读书，诗词曲赋诸作，无师自通。年届20余。学贾不成，弃商重新读书。惟惧过了黄金少年时，学业难成，撰《辨志赋》明志。自乾隆四十四年(1779)25岁始，游历扬州，先是应仪征课税司大使许执中邀，作文案，两年后，适逢两淮巡盐御使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改曲剧，廷堪受聘人扬州词曲局，任分校，佐总校黄文旸校古今杂剧传奇之字句违碍者。廷堪精于南北曲，能分别宫调，与这段经历有关。据其弟子张其锦撰《凌次仲先生年谱》记载，数年中，凌廷堪交接往来扬州诸名士达一百余人，其中最知名者有汪端光、谢溶生、童钰、罗聘、李斗等。而汪中、黄文呖、金兆燕皆以师长身份授其经史子诸学，又尤以结识才应童子试的小友阮元称莫逆，为平生最大幸事。

乾隆五十二年(1787)，凌廷堪的老师翁方纲在江西学政任上，召他来赣助其衡文校士。未及三月，经翁方纲荐，赴开封人河南巡抚毕沅幕，前后约一年，与章学诚、洪亮吉、武亿等参与编纂《史籍考》。亦曾入谢启昆、阮元幕，佐其事，复为阮元从弟亨、子常生师，时间虽短暂，而皆以与幕主问学相长为首务。

凌廷堪中进士后，援例授知县，他却向吏部申请，“远利就冷官”，自愿改就教职，养母治经。后出任宁国府府学教授。终生在祖籍地从事教育工作。

清代乾隆晚期和嘉庆年间，是扬州学派以阮元为领袖，焦循、凌廷堪为辅臣的三巨头时期，是扬州学派的顶峰期，也是继乾嘉学派前期以惠栋为领袖的吴派、中期以戴震为领袖的皖派之后的又一峰期，他们左右着当时的学术主体方向。凌廷堪学术观念的形成和治学的历程，是与阮元、焦循相互促进、倾心交流中同步的。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汉宋兼采

当时知识界集中精力致力于校勘古籍，而不去关心民生实务，廷堪认为这全是学术风气的趋向所致。考据学风靡天下，学人以辨伪考订为时尚，一呼百应，对典籍未曾细加审视，便随声附和妄下雌黄。又因尊奉汉儒，株守一家之说，不知通晓为政之道，尤以拘守郑玄、许慎之经说太过，反倒忘却周公、孔子学以致用的学术本旨。这种拘蔽的现象，廷堪视为比宋学末流束书不观为害更大。他感叹说：“世之学者，徒惜夫宋学行而两汉之绪遂微，不知郑学行而六艺之途始隘。”

凌廷堪在《与胡敬仲书》中论古今学术源流，认为学术随时代而易，后一时代之学术总在纠正前一时代的弊失。身为学者，有责任分清历代学术之特质，尤其是当代学术之弊失，进而予以矫正。若未识见于此，“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或以“复古训崇汉学”为风尚。都是些浮慕风雅之辈，绝非真知圣道者。凌廷堪于朱熹、王阳明之学均致不满，晚年赋《姚江篇》，足证其论学态度和观念。

二、礼经研究

凌廷堪在明道方法上，始终倡导道在典章制度的提法。他认为圣人之道存在于典章制度，求道之途，其初固然是循文字声韵以明训诂，其次则应循训诂以明典章制度，进而知经书之义理。强调唯有本诸经书求得义理，才是切合人伦日用的义理。他发现本训诂以求义理，乃使义理的获得流于虚渺，或被看作程朱义理的注脚，未能真正得到经书中具体可行之道，从“典章制度”中方能求得经书中的义理。确认周公制是为后世之行事立一典范，孔子删《春秋》更将人伦之义分寓于事实之中。

凌廷堪专治《仪礼》，因三《礼》中《仪礼》是本经，而《礼记》、《周礼》只是辅经之记，虽具有参考价值，却不得左右本经之旨，据《仪礼》所得之礼制方为真实、准确。凌氏本制度求义理所用的方法是“释例”，以归纳方法撰成《礼经释例》六卷，寻例析辞，使夙称难读的《仪礼》十七篇变得通俗易懂。

三、以礼代理

凌廷堪专研礼学，不单纯于寻章摘句，探索礼例，满足于名物制度的解释，而是探究儒家制礼的思想，大加阐发。如被阮元赞为唐宋以来儒家所未有的《复礼》三篇，论述礼为儒学中心，道德仁义皆以礼为依归，圣人言礼而不言理的宗旨，堪称一大发明。

凌廷堪“以礼代理”这一新义理理论的建立，全面否定理字、否定理学，申明“孔孟书中不言理，言理是宋人捕风捉影之说”。指出儒学修己治人之方，全在一个“礼”字，不须妙谈心性。这一礼学思想在以阮元为首的扬州学派人物的推广下，与当时重礼风气相结合，形成一股崇礼思潮，主导学术界，造成海内披靡之势。凌廷堪实为创立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的急先锋。

因深究礼学，凌廷堪还旁及音乐的研究。他发现“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关，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苦无师友，独自求索十余年，著《燕乐考原》六卷，辨析精湛，江藩谓之“思通鬼神”。因经学研究，他还对天文、历法、数学产生浓烈的兴趣，中西兼重，惟理是求，被阮元誉为与李锐、焦循齐名的“谈天三友”。他于史亦十分娴熟，有“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臣行业，谈论时若瓶泻水，纤悉不误。地理沿革，官制变置，《元史》姓氏，有诘之者，从容应答，如数家珍”的时誉。从文集中诸多史论和所撰《元遗山年谱》可知其史识、史才。凌廷堪还是一位经学、文章兼能的才子。他不仅长于赋诗、填词、作曲，骈文、古文写得也十分出色。钱大昕赞誉他“精深雅健，无体不工，儒林、文苑兼于一身”。今见其文集中各体俱备，所作皆能遣词妙、用典工，堪与汪中媲美。他还熟谙曲学和戏剧史，从《论曲绝句》三十二首中可窥一斑，惜天不假年，许多撰述未能成书。

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源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它的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潜在的影响力，并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同时，人又在既定的文化环境中保存、再造传统文化，使其不断得以延续流传。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割断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的联系，反之传统文化中经过时代检验的优秀内容在今天更加具有独特价值。今日挖掘研究凌廷堪这位“小人物”的大学问，其目的即在于此。一方面从他创立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意识到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效果，发现以德治国与传统礼教相结合的奥秘和交汇点，并加以阐发。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以凌廷堪为代表的清代乾嘉年间扬州学人处世风度和治学态度，感觉到扬州人精神的伟大之处，以及思考今人如何发扬光大这种扬州人精神。

写书，对我而言是件寻快乐、找“罪”受的矛盾事，寻何乐，受何“罪”，身历其境如我者自然清楚。幸好快乐总是超过受“罪”，沉浸在螺旋式的运动中，忽上忽下，总算在向前推进，能不乐在其中吗!吃亏本是寻常事，但也得了件大好处，就是结识了多少贤达和高朋，赚得无数友情和帮助。为了让大家知道个中情况，追寻往事，作一真情道白。

十五年前，倘若没有时任扬州古籍书店经理刘永明和发行科科长骆安祚的推荐，黄山书社总编室主任陈珏文就不可能看到《阮元传》书稿。陈主任慧眼识宝，对《阮元传》的出版极为重视，使之得以顺利出版。正是这一契机，方有陈主任亲临扬州，组织出版《阮元年谱》事。历时数年，陈主任克服来自各个环节的困难，吃尽辛苦，以她的执着，使一件难以实现的事——百余万字的《阮元年谱》在其操作下出版了。

随后，我的著述陆续喜获出版。在广陵书社两任领导刘永明、曾学文及刘栋、邱数文等先生的帮助下，《阮元评传》得以顺利出版。

去年夏日，我偕妻携次女赴瑞典长女处，欣闻《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出版。我异常激动，向家人复述该书《后记》中所说扬州儒商研究会助其事之颠末。我的两个女儿皆出自扬州中学，听说扬州教育界老前辈王功亮和老校长郑万钟帮助乃父了却此愿。倍感两乡贤德高望重，肃然起敬，对并不熟悉的吴献中、杨杏芝两位副会长及朱元奎老先生的义举，则称赞不已，庆幸家乡文风遐畅、贤良人多。

赴瑞典之前。我为二王年谱求序于时任中共扬州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昌智，交谈中，承蒙垂询，我言及《凌廷堪传》完稿已四年，惜其未能出版，甚憾!他以为《扬州学派丛书》当辑而传之，并欣然为二王年谱撰序。得此允诺，我则“开心果”下肚，乐而出游。待我返扬，赵序冠之卷首，书为之增色，已赖之传布。随即获知在已任扬州市政协副主席赵昌智和广陵书社的统筹下，《凌廷堪传》已纳入出版计划的佳讯，我大喜过望，难以名状。十余年来，我与赵主席为文字交，师之、友之，获益良多。特别在我举步维艰之际，他针对我做扬州学派功课的思路，提出以个案带动全体。逐一认真去做，定会取得成功的指导性建议。此前，我正遵循而做；来日方长，路如何走，不得而知，但金玉良言，将铭记在心。

我能算做学问吗?学人的组织——扬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对我是个什么概念。是神圣的殿堂，我能跨进这个门槛吗?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处女作发表在社联创办的刊物上，准确地说，是社联给了我机会，使我登上学术殿堂。二十多年来，我与社联结下不解之缘。社联主席孙建成平易近人，每次见面都向我了解治学情况，给予指导，帮助解决困难，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社联前任和现任秘书长谢连生、张峰都是热心待人的贤士，他们协同孙主席向我提供学术平台，在具体操作中，给我优待和礼遇，使我倍感亲切和可敬。

少时，以文学青年自诩，写点豆腐干文章沾沾自喜，惜所在单位并无大雅之士，就无缘与文化系统有任何联系。待到梦想成真时，猛回首，方觉得文联主席曹永森、作家协会副主席杜海、文物局副局长顾风，以及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海、新闻办公室主任孙晓风等领导提供的机会多宝贵，正是他们引导我进入这个学术领域，兴奋之余，顿生感激之情。

要感激的还有扬州学术旅游学会首任、继任会长朱江、蒋华两位扬州大学教授。良师朱江教授，诲人不倦，对我多有教导；贤者蒋华教授，勤思博学，与我多有合作；更承蒙他们的厚爱，利用一切机会提携、帮助我，使我得到锻炼。至今，喜欢回味朱、蒋两教授主持扬州学术旅游学会中的活动。

写《凌廷堪传》，感触颇多。其中翁方纲与凌廷堪师生结缘一节，总让我觉得有点我与扬州大学教授祁龙威相交的影子。祁老可比作翁方纲，我不敢妄比于凌廷堪，但事相近，可借作一说。祁老帮助赵昌智主席创立扬州文化研究会和扬州学派研究会，也能接纳平常如我者，总以传道授业为指归，弘扬文化为宗旨，故能沾及侪辈。

二十年前，我有幸受到已故乡前辈、中山大学李稚甫、上海师范大学朱延辉两教授的教诲，受益终生；十五年前，欣逢扬州教育学院院长赵航教授之演讲会，瞻其风采，得其教益。受荐拜谒，接席论学；十一年前拜识乡前辈、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面聆指教，获益良多；又陆续结识扬州职大蔡文锦、中国人民大学黄爱平、南京大学李开、复旦大学陈居渊、杭州大学陈东辉、北京大学漆永祥、扬州大学刘建臻等教授，得其帮助甚多；而今，对他们既有无限的思念，更有无尽的谢忱。

扬州图书馆永胜街古籍部，是扬州文化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我则永记吴岭梅、宋敏莉、沈建勤前后几任主任对我的指导和帮助。近年来，除利用家藏书籍或借之友人外，也偶尔到外地图书馆搜罗资料，但主要的求助点是扬州大学敬文图书馆，在这里得到从馆长蒋新云、黄向阳到文史室主任尹一隽、馆员洪涛等老师的帮助。这一帮助，对我是雪中送炭，缺之不可，而在他处则无法得到，显得十分珍贵。

因撰写阮文达公(元)之传、谱、评传等系列专著，与文达公裔孙结下深厚的友谊，其中阮寿三、阮仪三、阮锡美、阮锡开、阮锡安、阮西蒙、阮荣、阮衍云等一直关心我对其先人及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各种帮助，在此再次表示诚挚的谢意。

书画篆刻名家马千里、吴树、池家俊，扬州耆宿顾一平、朱志泊，事业有成的郭锦德、禹传昆、陈晓琪，皆是与我结交二三十年的好友，他们一直鼓励我、支持我，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内弟赵宝庆，一直是我学术上的挚友，问学相长，不亦乐乎!姨侄郭宁扬，性喜书画、金石、玉雕、古家具，从余学，而不为余学所囿。遇事多得舅甥两人相助，家人不言谢。

写此《后记》，浮想联翩，回顾三十余年来众多师长、友人的帮助，不胜感激，借此机会作一总结性的答谢。《后记》如是作，可谓此种体裁之孤例。“秀才人情纸半张”，愧而思之，真情实意，大俗大雅，如实道来，知我者尽在其中，我也踏实。

王章涛

二○○七年七月九日

书于扬州漕河北岸日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