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作者曾任新华社记者20多年，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1975年淮河大水灾、1976年唐山大地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改革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本书记述了作者亲历、参与并采访这些重大事件真实过程、真实状况、重要数据(许多事实和数据首次公开)。这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会唤醒许多人已经逐渐淡去的对历史的记忆，有助后来人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新中国的历史。

　　本书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主要收录了：活人睡进棺材里，死亡的具体数字说不清，逆境识万里，没有永远的先进典型等。

这本书不是作者一个人“抹不掉的记忆”，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至少是当代历史中真实的珍贵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真实的历史。

序

第一章 “三年困难”纪实

参加下放，“火线”入党

在下放干部专列上

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

听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作报告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吃一块干粮

万户萧疏人似鬼

死一般沉寂的村庄

残废军人老石的肺腑之言

支书的生死抉择

活人睡进棺材里

干部楷模任丰平

终于熬到了用野菜充饥的春天

自留地是我们的命根子

《李家店村包产到户调查》撞到“枪口”上

堵在心口的话

第二章 没有公开报道的1975年淮河大水灾

洪水冲翻客运列车

夜毁班台闸

围了锅底子，淹了锅帮子

死亡的具体数字说不清

大水库为何成了“原子弹”

既要治标，也要治本

林山变光山的教训

第三章 在唐山大地震现场采访

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死了

恩人解放军“

记者享受灾民待遇

姚文元：“抗灾不忘批邓”

第四章 奉命到铁道部“蹲点”

逆境识万里

千人上访，大闹铁道部

邓小平下台，万里靠边

万里一倒，火车不跑

万里神奇“躲过”三次批斗会

第五章 凤阳与昔阳

凤阳大包干

我所了解的陈永贵

围绕包产到户的激烈斗争

芜湖会上批“单干风”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民主、实惠”

没有永远的先进典型

第六章 回首平生无憾事

阴差阳错来到新华社

在新华社站住脚

出身的包袱——行为的约束，前进的动力

“文革”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实践出真知，艰险出新闻

卸掉包袱显身手，改革开放作贡献

寄语年青一代新闻工作者：要有责任感、历史使命感

万户萧疏人似鬼

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久?”

西马虎、皂户杨、朱老虎，是1960年冬天我到重灾区山东省惠民县农村后蹲过点的三个村子。当时我在这三个村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灾情，救灾“保人”。我在这三村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了解得比较细，并且当即作了笔记，下面是部分笔记摘抄。

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在济南开了整整一个星期，12月25日才结束。我们离开北京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想尽快到灾区第一线，到受灾的群众中去。会议一结束，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就离开济南，中午到达当时淄博地委所在地张店。在地委招待所用过午餐，下午3时乘大卡车北行，从张店去北镇(当时惠民县委所在地)。离开了张店，很快就进入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这里地广人稀，空旷的原野上目无遮挡，一望无际，到处是一片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地。一路上人烟稀少，偶尔看到几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在运地瓜蔓。时过冬至，夜长昼短，下午5点钟一轮红日就已经落入地平线，茫茫田野，云雾弥漫，四处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令人感到难以言喻的凄凉晚景，很快给人一种到了灾区的感觉。晚7时，摆渡过黄河，到了北镇。从张店到北镇，说是160华里，车行了3个多小时。

北镇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新兴小城镇，原属滨县。大跃进时搞“一大二公”，什么都是越大越公越好，于是就把惠民地区和淄博地区合在一起了，地区所在地设在张店。与此同时，也把惠民县同滨县合在一起，北镇就成了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此之前惠民地区所在地是在北镇，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惠城。此后不久，又恢复原来的地、县建制，北镇仍为惠民地区所在地，而惠城仍为惠民县委所在地。

北镇招待所是一排排红色砖瓦平房，看来是新盖不久，似乎没有住过人。屋子里空旷潮湿，没有生火，冷得很，冻得我一夜没怎么睡着，当了一夜“团长”，早上早早就起来了。这里每天两顿饭。早饭9点，每人两个地瓜面窝头，白开水就咸菜；晚饭下午3点，也是地瓜面窝头就咸菜。在北镇招待所住了两天，顿顿如此。地瓜面窝头北京没有，过去是很少吃到的，黑中发褐，很瓷实，硬得像块砖头，表面有些光亮。刚吃时，咬到嘴里有一股汤药味，难以下咽。头一顿吃不下去，后来就不够吃。虽然吃下去胃不好受，但没得吃只好如此，逐渐也就适应了。可老百姓连地瓜面也吃不到。

在北镇待了两天，听听惠民县领导简单介绍情况，然后研究我们下去的具体地点和任务，以及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到惠民的，先安排到两个公社的两个大队：一个是桑落墅；一个是惠城公社翟家大队，我被安排到翟家大队。

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他说：惠民县是重灾区，县委准备春节前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级干部大会精神，纠正“五风”，进行整风整社。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先下去熟悉情况，搞点调查研究，然后回来参加四级干部会。他说：当前已经进入隆冬季节，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正是灾情最严重时期。由于连年减产，吃的紧张，代食品也很少，有些人家已经断炊。现在农村浮肿、干瘦病和死人的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死人不断增加，情况十分紧急，当前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保人！

12月29日，我们来到了惠城公社，第二天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翟家大队，当晚我们住在大队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重灾队西马小队西马村，全称是西马虎村。这里离大队队部只有两华里。翟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山用他的自行车把我的全部行装驮到西马小队，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看边谈。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有的寸草不长。所有的树木已经全部砍光，有的树根已经被挖走，有的还残留着伐根。地里没种庄稼，大部分已经抛荒，有的只是一座座新坟丘。走进村里，都是泥土房，有的多年失修已经倒塌，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子里声息皆无，一片寂静。这一切，与当年的鸡鸭成群、犬吠鸡鸣、人欢马叫的农家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倍感荒凉凄惨！

下面是我当时的一段日记：“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农民家的南房，这个屋子是没有人住的三间空房子，窗户没有糊纸，顶棚塌下来了一大块，炕上只有一块破席头。会计给我背来一大筐麦秸，外屋灶堂上没有锅，锅在大炼钢铁时被砸了，灶台也塌了，不能烧火。我知道麦秸是好东西，用它铺炕可以隔凉。天黑了，没有灯，也没有人来，我孤独一人，早早就躺下了。毛衣棉裤都没有脱，还戴着皮帽子，厚厚的被子上面压上毛毯、大衣等全部行装。实在太累太困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下半夜，刚迷糊了一会儿，就被冻醒了。我摸了摸脚，冰凉，已经冻麻木了，不敢再睡下去。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耳边北风呼啸，敲打着窗棂，沙沙作响。不知怎么，想到白天听说的这个村死人最多，顿时毛骨悚然。我想也许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就死过人呢，想到这些真有些害怕。天刚刚放亮我就起来了，发现被头和帽子前面，已经挂了一层白冰霜，放在漱口杯子里的湿毛巾也已冻成了一个冰坨子，拿不出来了……”

按照中央对万名下放干部一再强调的，必须实行“三同”，以及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我起来之后，想帮房东扫院子，可怎么也找不到扫把。想挑水，找不到水桶。这家已经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天已经大亮了。可老百姓都还没起来，于是我就在村子里转转，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看到炊烟，依然是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狗叫，甚至连麻雀也看不到，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就回到二里以外的大队部食堂去吃早饭。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条，按要求，我们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到惠民之后，才知道惠民全县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于是，我们到哪儿去吃饭，成了县委和下放干部领导的一大难题。最后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根据这个决定，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争取到农民家中去吃饭。我把这个意见和西马小队干部们说了，他们说：这很难办!我看没哪一户能同意。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拿什么给你们吃，即使给他们钱和粮票也得现去买；二是买回来又怎么吃呢？给你一个人单做单吃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一起吃，你那一点点粮食定量，连你自己都不够吃的，又让人家全家怎么吃？他们为难，你也为难。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时间长了，不但救不了大家，把你们也搭上了。

翟家大队虽有个干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干部们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回家吃去了。那套炊具还在，只是暂时停办而已。这次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根据公社指示，又重新开伙了。这样，我们这个小组的8名下放干部，工作分散在附近各队，大部分住在农民家里，少数住在大队部，早晚两餐都集中到翟家大队食堂来吃。“三同”最难解决的是同吃问题，最好解决的是同住。因为死人太多，空房子不少，只不过是条件很差，现在只好暂时将就一下。同劳动问题，现在正是冬闲季节，救灾第一，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了。按照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精神要求，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保人，保人就必须解决食品和代食品问题，县里要求我们在四干会前，集中力量，到重灾区边救灾，边进行调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马小队，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会计告诉我，今年以来已经死了21人，现有浮肿、干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肿转成干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计其中有七八个人过不了旧历年关。全村绝大部分适龄妇女都已经闭经了。支部书记郭玉山告诉我，这里是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个小村在战争年代，参军的就有10多人，牺牲3人，伤残和立过战功的有五六人。至于担架队和支前的就更多了，除了老人和儿童外，几乎是全民皆兵。这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牺牲，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冬以来，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这一带，今年春天，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吃到粮食了，那种饥饿的情况实在悲惨!树皮扒光，不管死物、活物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家畜、家禽全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吃，刺猬、癞蛤蟆，甚至老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是喘气的，都吃!他说，今年入冬以来，又是这样，全村除了人以外，你都看不到一个活物!十几头大牲口，已经死光了，即使不死，老百姓也盼着它死，甚至想办法让它死!庄户人家谁不知道耕牛多重要啊，你说没了耕牛，明年怎么种田呀?接着他唉声叹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呢，想这些也没有用……”

我的房东姓尚，主妇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我家原有4口人，婆婆和丈夫，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婆婆今年春天饿死了，现在还有3口人，生活十分困难。不久前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散伙了，叫各户自己想办法。家里有什么办法呢?国家救济说是每人每天8两地瓜干，实际上2两也拿不到。家里没吃又没烧，没办法，他男人每天出去找代食品，刨草根，捞湖菜，搂草籽……

我到她家屋里一看，真是一贫如洗。没吃没烧，屋里很冷，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我走近一看，真吓人!大脑壳、小细脖，脸色苍白，额头上青筋暴露，一双大眼睛深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妈妈说他是前年(1958年)生的，现在两岁半了。“他真命苦呀，一生下来就遇上了灾难，到现在不用说会走，就连头也抬不起来，看样子……”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以至于泣不成声。我边劝边走到孩子身旁，打开被子一看，浑身上下皮包骨，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像搓衣板，头很大，几乎占了身子的三分之一，被窝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屎尿气味，臭气熏天！

面对令人心酸的悲惨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北京，想起自己家的孩子，那真是幸福！他们是吃农民种的粮食长大的，而今农民的孩子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想到这里，我心中实在难以平静，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簌簌而下！他们竟然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说孩子没救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事实很清楚，什么浮肿病、干瘦病，都是营养不良。其实治这病很简单，给他点儿吃的，增加点儿营养就行了。但是这里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谈何营养！

P34-37

《抹不掉的记忆》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我同他一起做过农村调查，一起合写过文章，还曾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是相识相交相知30年的老友。老友晚年出书，要我写序，尽管我年届八六，手脑不灵，执笔困难，还是不能推辞，也不该推辞的。

书名《抹不掉的记忆》。我想，为什么是抹不掉的记忆呢?一边想一边翻开书样来看：

——1960年前后，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报刊上见到的却是“一片大好形势”，很少有“困难”出现。但是，全国性的大面积的灾难毕竟无法长期隐瞒，群众私下议论不少。1962年七千人大会终于提出了“天灾还是人祸”的疑问，有人甚至作出“七分要归咎于人祸”的分析。5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这一段历史，我自己就尝过饿肚子的滋味，腿脚也浮肿过，对此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岁月流逝，慢慢就在记忆中淡化了，模糊了。作者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实行“三同”，与农民共渡难关。数月之中，每天耳闻目睹重灾区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而且同当地农民过着同样的生活，抢救过饿得只剩一口气的老弱病残，到死绝户的偏僻小村去抬尸首掩埋……对当时的情景，作者的记忆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为抹不掉的了。

——1975年8月，豫中皖北淮河中上游及其支流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两个大型水库和2000多个中小型几乎水库同时垮坝，4个专区、32个县广大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当时正是十年浩劫的后期，国运艰难，为社会稳定，对这场大水灾奉指示不作公开报道。因此多年以来许多中国人竟不知道发生过这么回事。而作者在北京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就随中央慰问团一起到了灾区现场。一幕幕悲惨情景，真是令人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了抹不掉的记忆。

——1976年是中国人民大悲大喜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祸不单行，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一下子就毁灭了。唐山大地震是7月28日黎明前发生的。作者立即赶到办公室，同另两名新华社的记者坐上“奔驰”车赶奔唐山，直到9月8日毛主席逝世才另有任务调回北京。在50多天中，惊险、凄惨的场面、令人感动、流泪的事迹一日数遇，更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了抹不掉的记忆。

——1978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毅然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其实，在此三年之前，就有过一次改革的预演。1975年，“文革”残局无法收拾之时，邓小平二次复出。他临危受命，曾大力推行过“治理整顿”，高举“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帜，实际上就是用毛泽东的三句话，压倒“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荒谬批判。笼罩在浓雾阴霾中的天空终于露出了一丝阳光。但“四人帮”岂肯罢手，又造谣生事，屡进谗言，污蔑邓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终于在1976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邓打倒在地。这是新中国一段不平凡的日子，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未卜。铁路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已陷于瘫痪状态，是邓治理整顿的重点，点将要万里来当铁道部长。万里不辱使命，快刀斩乱麻，迅速扭转局面，“安全正点万里行”一时传为佳话。这时作者恰恰又被派去铁道部“蹲点”调研，得以近距离观察斗争的全过程。他打消顾虑，对被隔离批斗的“右倾翻案黑干将”深入采访，了解了一些深层事实。又破除种种框框和偏见，客观公正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发挥了内部调查报告重要的独特作用。他自己也得到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右倾翻案的黑干将”原来是“无畏无惧的急先锋”，自然会有更加刻骨铭心的、永远难忘的记忆，抹不掉了。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这两个“开始”作者恰好也都在时代大潮旋涡的中心，所见所闻要比一般人更多、更丰富、更重要。不过时间离现在较近，写的人特别多，大部分人都比较了解了。

综观这本书记叙的内容，无一不是当代过去几十年中的重大事件。历史的长河是延绵不断的。“历史”的今天就是“现实”，“现实”的昨天就是“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就不能清醒地面对现实，充满自信地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这本书不是作者一个人抹不掉的记忆，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至少是当代历史中真实的珍贵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真实的历史。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此。

作为重大事件，经历过的过来人都是见证人。但因为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参与的程度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保留的印象也往往大不相同。了解事件的背景、意义及来龙去脉，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各级领导者，应该最有发言权，最有条件写出可信的历史真相。但他们留下的东西很少。原因可能很复杂，这里不去分析。近年他们的家属、子女、友人陆续写出一些有关的回忆，尽管是间接的，又比较零散，对研究这段历史还是很有帮助。一些当年或以后采访过某一或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者，过去由于条件限制，只公开发表过其中极少部分，经过多年的思考，现在又回头来写，已是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不免增加了困难。作者亲历一系列重大事件，几十年来积累和保存了很多的资料和当时得到的数据，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到了晚年，仍能坚持不懈地写，一篇又一篇，终于写出一本书来，确实来之不易，我为老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他表示祝贺。也许若干章节的思想深度和文字结构不无可商榷之处，但重要的是，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实过程、真实状况、重要数据，比较系统完整地公之于世了。一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会唤醒许多人已经逐渐淡去的对历史的记忆，有助后来人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新中国的历史。对中国古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后来又有“假、大、空”作祟，结果有的历史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概念，或者扑朔迷离，是非模糊，真假难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误导后代。从长远的民族利益来看，是值得忧虑的。历史必须真实。真实的历史才能总结真正的经验，汲取真正的教训，使连续不断又跌宕起伏的历史能更好地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是幸运的，当了记者，而且当了新华总社的机动记者。否则他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在短期间内有机会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但我认为这与作者本身的一些特点是分不开的。作者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1950年初，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谋生，当了一名东北森林勘察队员，条件艰苦，生活在大森林里，粮食要靠几十、几百里外运，吃不上蔬菜，居无定所，常住帐篷。大小兴安岭未入冬即白雪皑皑，特别寒冷。流动性大，小队四五个人，一匹马一支枪，一个多月行程三千多里，往往无路可走，没有人烟，只好风餐露宿，像鄂伦春人一样过的是原始游猎生活。这正是他年轻成长、性格形成的年代，在艰苦环境中，他忍耐着没有叫苦、更没有退缩，硬是坚持下来了，养成了一种勤奋刻苦的习惯，形成了乐观上进的性格。因此后来能适应不同环境，保持昂扬的工作精神，无论在灾区环境中，在政治旋涡中，他都能圆满完成采访任务。

他当记者的成长过程也并不平坦，从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一个青年学生得到这个职位该满意了，但他却有了“思想包袱”。为什么呢?因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迟迟未能入党，因为不是党员，在采访中就处处受冷落甚至歧视。自感文化基础、文字水平也不如学新闻专业的，不如到农林部门去好。但新华社有关领导认为这个勤奋刻苦的年轻人适合当记者，他也就“服从组织决定”慢慢适应了。写了一篇东北林区加强森林抚育和更新的报道，得到农村组长的称赞，也大大增强了他当好记者的信心和勇气，领悟到不要揣摩领导意图而要老老实实深入实际，从此进入了“良性循环”，使他逐渐积累，提高了当好记者的各种条件与能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好执行指示和从实际出发的关系，锻炼成为比较成熟的记者。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农村基层锻炼，夯实了他的群众观点和作风，使他深深领会到“干”与“看”是两回事，搞过农村实际工作的和没有搞过的大不一样。看别人干发表点意见是容易的，自己干就不那么容易了。记者比许多人了解情况多，说话的机会也多，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几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侥幸都没有被卷进去。得益于他对政治斗争始终抱冷静观察的态度，遇事不乱说话，处处谨慎小心。起初是牢记自己有历史包袱不得不如此，后来则因为记者职业提高了他对人民对历史的责任心，坚持实践第一。十年“文革”，他并没有闲着，而是不断采访、记录、思考、写内参。几十年后终于写成了这本书。

勤奋刻苦的优良品格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是促成此书的两大因素，也是此书最有启示性的两个亮点。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是为序。

吴象

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吴象，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山西日报》总编辑，中共山西省委、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