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详细研究一系统核心历史问题的著作，土地占有及其聪明是本书关注的两个主题，由此主题展开阐述了：克努特征服英格兰的影响、忏悔者爱德华王权的性质、诺曼殖民统治的方法、威廉征服对英格兰的影响等内容。

这是一本研究公元950年到1086英国土地拥有者及共联盟的著作。这是一个世俗贵族及其家族以同等的几率盛衰沉浮、不断变化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土地占有权发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的时期，土地所有者及其联盟的盛衰沉浮清晰地表明了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经济平衡与地理平衡，同时也表明了这种平衡是如何有助于形成英国的君主政体及其基本制度的。

第一部分 克努特的征服

第一章 撒克逊晚期英格兰的土地占有及其联盟

第二章 克努特的征服以及王室家族的破坏

第三章 新权贵与西撒克逊君主的衰落

第二部分 诺曼征服

第四章 《末日审判书》与土地所有权革命：领主权、亲族关系与乡镇

第五章 领土与时间

第六章 私人事业心与诺曼殖民

第七章 十一世纪贵族土地占有与王权

参考书目

索引

第一章 撒克逊晚期英格兰的土地

占有及其联盟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运用非常详尽的、颇富想象力的细节记载了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的父亲从沃登(Woden)(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译者注)、诺亚(Noah)、伊诺克(Enoch)以及亚当(Adam)的世系传承。这一谱系向上延展到大约40代，保存了西撒克逊国王从日耳曼人在英格兰定居到855年的父系谱系传承。然而，如同这一时期其他王家谱系一样，这一记载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古代英国国王的谱系是从日耳曼人的神、象马的兄弟以及希伯来族长传承下来的，这一点几乎不具有可信性。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入侵之前的时代，这些统治者的人类的祖先的名字不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而且，历史上某些他们的后代被包括进来不是依据于血缘关系，而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和习俗惯例所决定的。而且，由于王室谱系所关注的仅仅是从一个国王到另一个国王的整齐的传承秩序，因此，他们并不记载母系家族的姓名，也不记载非统治者的同胞及其子孙后代。尽管在这个及其他王室谱系中所记载的材料可能是很偶然的，也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提供了很多有关西撒克逊国王的事实的以及虚构的家族关系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从亨格斯特(Hengest)和奥尔塞(Horsa)到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所有曾经存在过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大贵族。关于撒克逊时代复杂而多边的家族关系的证据是极其不完整的，所以必须把在王室特许状见证名单中所注意到的和诺曼征服之前的遗嘱和讣告中所提到的偶然的家族关系连接起来。很多英格兰修道院的编年史档案也不时地记载了关于他们的修道院的世俗的捐赠者和破坏者的家族信息：因此，拉姆齐(Ramsey)编年史记载了“上帝之友”埃塞尔温(AEthelwine)这一家族的信息；伊利郡登记册(liber Eliensis)记载了布利特诺斯(Bryhtnoth)、他的朋友以及亲戚的信息；亨明(Hemming)的档案则保留了利奥弗里克(Leofric)伯爵的子孙后代的信息。达拉谟(Durham)地方的一个无名修道士描述了圣卡斯伯特(Cuthbert)的祖传遗产，很偶然地记载了一些丰富的信息，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西沃德(Siward)伯爵的姻亲家族目录，包括乌特莱德(Uhtr■d)郡长的三个女儿，她们都叫阿尔弗莱德(AElfl■d)。这一因素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谱系材料的易混淆的性质。最后，《国王爱德华传》(Vita Eadwardi Regis)表面上是一个王室的传记，但事实上是一份为王后伊迪丝(Edith)及其亲属辩护的材料，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高德温(Godwine)伯爵家族的情况。除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载的谱系以外，“伍斯特的佛罗伦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等其他一些幸存下来的材料将英格兰被征服之前的贵族们互相联系起来。尽管材料是稀少的，但是它们已经足够有血有肉地描绘出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很多重要贵族之间的重要联系以及古代英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重要联系，这些贵族既是国王的联盟者，也是国王的竞争者。

尽管有关那些被《编年史》所记载了名字或者被各种幸存下来的文件所证实了名字的贵族之问的特定联系的信息的资料是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却有大量的法律和文学的证据，它们可以充分地阐明这些关系所负担的责任和义务。在维多利亚历史写作中曾经构成欧洲日耳曼定居者家族的宗族和广泛的表亲关系(Clans and vast cousinages)长期以来都在消退，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尽管这些英国人培养和保留了大批同族者，但是他们最亲密的家族在习惯中围绕着财产、拯救和封地(honour)占据着一些特殊的位置。例如，healsfang，即偿命金的首次支付，是只能够支付给受害者的孩子、兄弟以及叔伯们的，那些没有立遗嘱就死去的人的财产仅仅在他的妻子、孩子以及最近的同族者(neahm■g)之间进行分配。相似的，在守寡期间的第一年再嫁的妇女，其所接受的新婚晨礼要返还给她前任丈夫的最近的亲属(nidfreond，neahfreond)。为了亲属的灵魂而对修道院所作的虔诚的捐赠似乎主要是位于前面所述相同圈子的同族者所为。父母、祖父母、配偶和孩子从他们的亲戚对宗教团体的捐赠中受益，但是通常并不给侄子、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更远的同族者提供精神上的利益，那些其遗嘱留存下来的个体也不特别为了那些更大、更不确定的家族中的成员的灵魂救赎而遗留财产。一个男人的荣誉有可能因为他的一个女性同族者的不忠诚行为(infidelity)而遭到损害，他被允许对任何一个被发现躲在他母亲、妻子、妹妹或者女儿门后或者与她们“在同一个毯子下面”的男人进行复仇而发泄愤怒，而不必担心在家族之间产生世仇。出于同样原因，也只有他的亲近的女性同族者才有可能损害他的声誉。相似的，主教和牧师不允许接见任何女性客人，除了他们的母亲、姐妹以及父系或者母系的姑妈、伯母、舅妈、阿姨等。对于自尊、良好的名声以及贞节安全的威胁并不来自于数量众多的女性亲戚中，而仅仅来自于最近的女性同族者。

下面这些最紧密水平的同族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从语源学上看无差别的亲戚群体。Nefa被用来表达侄子、孙子、继子或者任何程度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nefene被相等的用来指称侄女或者孙女。M■g这个最常用的表示男性同族者的词语，不仅用来表示较远的间接的亲戚关系，而且也用来表示儿子、兄弟等等。缺少一个与众不同的间接的术语，这可以由这样一个用来表示母系的侄孙转弯抹角的词his broear dohtar作为一个例子，这就使得无法做到每一个等级的亲属关系都有自己独特的义务关系。然而，较远的堂或者表兄弟姊妹与更加亲密的男性同族者一样，是确保某个个体的人身安全、见证他的法律事务以及在困难的时候提供帮助所必需的。这些多样混合并且通常来讲没有差别的同族者可以被视为充当作证者，偿命金的收取者、支付者或者他们同族者在法庭内外的保护者的角色。当亲戚们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给他们提供食物，依照他们提出的方式给他们提供资助；在他们受到侵犯时，为他们进行防卫和辩护，在他们生病或者精神失常的时候照顾他们；在他们被杀害以后，为他们报仇。同族者还有义务确保他们家庭成员中缺乏信任者具有良好的行为，为亲戚的正直人格作担保，在婚约中担当保证人，以及保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也被委托来维护那些在他们之前死去的同族者的精神利益，在他们死后进行斋戒，他们埋葬的地点也互相挨着，因此他们能够一起等待基督再临(Second Coming)。这种在这个世界和以后的世界互相依赖的联系产生了私人之间牢固的联结。事实上，freond可以表示“朋友”或者“亲戚”freondleas可以表示“没有朋友”或者“孤儿”，而且，一个人的邻居与亲属——他的亲属与朋友——常常是同一批人。P2-6

十世纪晚期和十一世纪的大世俗贵族曾经是既合作的又具有掠夺性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的贵族以及诺曼的贵族为国王而进行战斗，在百户区(hundred)法庭以及郡法庭上代表国王以及见证他的庄严的文书，他们同样有充分的能力通过极其奢侈的为自己谋利的流氓行为来提高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与声誉。很多人，就像可诅咒的赫莱奇尼(Herlechini)家族这群人——如同奥代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笔下的波内瓦尔(Bonneval)牧师所遭遇的那样——不仅为了国王而进行战斗，而且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脖子和肩膀上挂着“动物和衣服以及各种各样的通常被抢劫者抢来作为战利品的家具和其他家庭用品”。他们的确为国王而卖命，但是一旦给予他们机会，他们就会抓住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为自己牟利。当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恃强凌弱者、他们的同族者以及他们的食客的需求和国王的需求相同时(有时是一位同族者或者一个恃强凌弱者自己)，其结果，往往既在制度性的，也在政治性的，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合作创造了“和平王”埃德加(Edgar the Peaceable)统治时期以及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Conqueror)统治时期的很多辉煌。但是，这种国王与有权威的贵族与地方行政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是不稳定的。当英格兰国王(Rex Anglorum)与他的最大的贵族不再和谐时，或者当重要人物的财富开始超过国王的财富的时候，王权就会迅速消散。

公元十世纪和十一世纪，英格兰的很多奇迹都被归功于它的国王。但是，这个王国的迅速增长的繁荣以及它的制度性早熟并不简单的是坚定不移的君主意志的杰作，而是英国国王与那些反对者们和支持者们之间复杂关系的产物。英国制度的生长既不是稳步前进的，也不是确定不移的，它们的演进不能简单地通过考察作为个体的国王的统治来测量，也不能通过描绘文书中的变化来测量。这些做法可以使我们揣测到君主的变动不居的权利和声誉，区分那些有能力的国王与缺乏效率的国王，以及观察王室特权的增长。但是，国王仍然是一个孤立的人物，只有在其他国王的映衬下才能接受评判，在王权制度的增长与削弱中才能接受估量。很难参照国王的那些同时代的贵族来评价国王本人，编年史作者只是偶尔才会提到国王的这些同类贵族。然而，土地财产和贵族联盟的比较能够使我们研究君主与贵族之间在整个时期领地与经济的平衡，并且使我们明白这种关系是如何有助于形成英格兰王国的形态的。

当然，对于那些当时的贵族而言，私人间的安排比制度更加重要，前者更能够经常支持他们。众所周知，这种将有权威的人物联系起来、将他们与国王以及他们的依附者联系起来的纽带同样会影响到政治行为。这一点非常清楚地反映在主教武甫斯坦(Wulfstan)的著作之中。作为约克大主教以及埃塞尔雷德(Athelred)和克努特(Cnut)的顾问，他对于英国制度的纪录是很明白的，特别是在法律的领域。根据武甫斯坦所设想的秩序良好的政体，同族者以及贵族在统治他们的同事以及维持和平中所起的作用在王室权威中具有核心地位。正是私人性的安排，即私人间的关系才确保了争议的解决以及保证了和平的维持。因此，私人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武甫斯坦所谓的《政体构成》(Institutes of Polity)清晰地表述了身居高位之道，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此类文献之一而留传下来。在他的关于贵族的部分中，他没有列出对文学修养、法律知识、管理能力的特别要求。相反，武甫斯坦所关注的是两件事情：伟大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所交往的朋友。武甫斯坦知道——而现代的历史学家常常忘记——这一点在他所在的那种传统社会中，个人关系和私人价值对于一个王国的实际运转来讲常常起到比政府机构更重要的影响。在他的《狼对英格兰人的说教》(Sermo Lupi ad Anglos)著作中，他哀叹道，上帝的愤怒，以政治瓦解的形式，正在摧毁这个王国，这不是因为不完善的行政或者衰弱的制度，而是因为传统的人际关系以及风俗习惯的破坏。  古代英国政治的另外一个潜在的假设是由强大的领主，包括国王，对土地所行使的权利的极端重要性。把土地作为礼物曾经结合了很多关系，甚至有助于灵魂救赎。土地是对于优质服务的最终回报，是对于忠信行为的最好保证。作为财富的最主要来源，土地几乎是能够保证权力长久的唯一途径。而且，很多不动产的重要性不仅仅取决于它们所能带来的收益，而且取决于它们所在的位置。不动产与主要的陆路和水路线路的邻近以及它们与那些容易遭受维京军队或者威尔士掠夺者侵犯的土地之间的关系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在这个王国的防卫或者摧毁中所起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与武甫斯坦同时代的布道者阿尔弗里克(AElfic the Homilist)认识到了土地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当这位“老师”在与一位学生的对话中，这位学生问这位“智者”，在所有的长期性的职业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夫，“因为他喂养我们所有的人……因为农夫给了我们面包和饮料”；在他的关于三等级社会结构的分层(topos)的习惯用语中，社会结构由三个阶层组成：战斗者、祈祷者和耕种者，阿尔弗里克强调，前两者要依赖于后者。他帮助塑造的社会理想绝不仅仅是虔诚的言辞。它反映出他自己所处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有限的资源和强大的土地贵族。“土地占有”这一词汇是如此的直接，以至于它能够被用来解释更多奇特的事情。当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试图阐释他是缘何选择圣奥古斯丁的某些章节，而没有选择其他的章节时，他是通过大堂的建造、土地的开发以及永久性不动产的授予来解释的。

因此，土地占有及其联盟是本书所关注的两个主题。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公元950年到1086年中，世俗贵族及其家族其兴也忽，其亡也速。这也是一个土地占有权发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的时代。这些现象使得这一时期非常有趣。使得这一研究成为可能的是历史保留下来了足够的资料，足以确定这个王国的很多重要人物、他们的亲族及盟友。人们也能够重构这些重要人物所拥有不动产的主要部分，有时也能够确定他们是如何拥有这些财产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则主要归功于《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对于这一时期土地财富及其联盟的盛衰荣辱的研究能够使我们了解在整个王国中国王与贵族之间在领地和经济上的平衡，也能够使我们看出这种关系是如何有助于形成英格兰王国、它的君主制以及它的各种制度的。这种研究阐明了一系列核心历史问题——克努特征服英格兰的影响、忏悔者爱德华王权的性质、诺曼开展定居的方法、威廉征服对英格兰的影响。

本书的写作历时若干年，在此期间，我受益于诸多师友。本书的很多观点以及前面三章的大部分研究是我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读研究生的时候形成的。非常感谢我的导师C.沃伦·贺力斯特(Warren Hollister)以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所提供的奖学金和研究经费。整部书的写作以及本书第二部分的研究是我在哈佛同事会(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担任初级研究员的三年期间完成的。本研究会的支持以及我的同事们的敏锐的洞察力、高昂的兴趣以及良好的合作使得本书的顺利完成成为可能。国家人文学科研究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资助了将《末日审判书》予以电子化的项目，这节省了我的很多时间与资源，使我能够深入研究这一文献。由哈佛医学院慷慨授予的米尔顿基金(Milton Funds)，进一步资助了我的研究。很多朋友也对本书的出版作出了贡献。当然，沃伦·贺力斯特先生阅读了本书的全部。西蒙·凯恩斯(Simon Keynes)以及卡蒂·迈克·罗伯茨(Katie Mack Roberts)阅读了这一手稿的不同版本，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有趣的观点以及仔细的批评。塞思·施瓦兹(Seth Schwartz)以及马丁·克劳森(Mattin Claussen)也阅读了本书的部分内容并提供了帮助。最后，霍尔特(J.C.Holt)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鼓励并且最后一遍阅读了本书，在他“退休”以后的繁忙的第一年非常慷慨地义务担任本书的总编辑。他对本书质量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在哈佛期间的研究助手松德·里斯(Sung Rhee)帮助我从韦德纳(Widener)图书馆搬运了几百本书，复印了大量论文并且校对了文献。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特鲁迪·泰特(Trudi Tate)帮助我准备了手稿，布里奇斯特·谢里丹(Bridgette Sheridan)为校对和编辑索引付出了大量劳动。乔纳森·斯莫伦(Jonathan Smolen)为我写了几十个计算机程序、做了很多家务，并且为了适应我的职业而两次迁居，对他无论怎样表示感谢都不为过。若非其他一些渊源更久的教益，这本书应该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