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本书评传的是被称为“国朝(清)算学第一人”的梅文鼎，清初著名的天文学和数学家。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明崇祯六年（1633年）出生于安徽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卒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梅文鼎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大动荡时期，学术思想也处于中西方激烈斗争之中。这些对梅文鼎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梅文鼎（1633—1721）是清初著名天文学和数学家，被称为“国朝（清）算学第一人”，已出版的学术著作约30种，还有约60种有记载但未见出版的书，真可谓著作等身。他在学术方面，特别是数学方面成就突出。本书的写法基本上是寓科学成果于思想，或是科学成果与思想相结合，以突出评传的性质。

本书从梅文鼎所处的时代开始，依次论述了他的著作、家族的学术影响和与外界的学术交流，重点在他的宏观学术思想、天文学思想和数学思想三个方面，最后讲述了梅氏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梅文鼎所处的时代

　一、改朝换代的动荡

　二、西方天算学传人中国

　三、17世纪中国的天算思想

　四、清统治者对复明活动的镇压

第二章 梅文鼎的生平

　一、家世和青少年时代

　二、壮年开始专心研究天文学、数学

　三、老骥伏枥，壮志不已

第三章 梅文鼎的学术家族

　一、弟弟及儿子的学术活动

　二、梅珏成的前半生

　三、梅珏成在雍正乾隆年间的几项学术研究

第四章 梅文鼎的历算交流

　一、梅文鼎与方中通等

　二、梅文鼎与杜知耕、孔林宗等

　三、梅文鼎与潘耒、徐善等

　四、梅文鼎与张潮、张硕忱、何奕美

　五、梅文鼎与张雍敬

　六、梅文鼎与揭暄

　七、梅文鼎与毛乾乾、谢野臣、刘湘煃

第五章 梅文鼎的著作及相关事项

　一、《勿庵历算书目》的记载

　二、《梅氏历算全书》的收录

　三、《梅氏丛书辑要》的编辑

　四、《绩学堂诗文钞》收录的诗文

第六章 梅文鼎的“征之于实”与“会通中西”思想

　一、“征之于实”思想的来源与形成

　二、世界观与无神论思想

　三、在“征之于实”的前提下探寻历算规律

　四、“会通中西”思想

　五、“西学中源”说的表现

　六、研究课题的来源

第七章 梅文鼎的天文历法思想

　一、梅文鼎所认识的天文体系

　二、梅文鼎对地球的论证

　三、中西天文历法之异同

　四、梅文鼎对日月交食的研究和认识

　五、梅文鼎对天文历法史的研究与认识

　六、梅文鼎对天文器具的研究与立表测量

第八章 梅文鼎的数学思想

　一、会通中西与数学研究

　二、《几何原本》之研究与会通中西

　三、逻辑推理思想

　四、“征之于实”思想

　五、“算”与“以量代算”

　六、投影思想及方法

　七、通俗化与中国化思想

第九章 梅文鼎同时代的薛凤祚和王锡阐

　一、薛凤祚与波兰传教士穆尼阁

　二、薛凤祚的“实”学研究

　三、为明守节思想笼罩一生的王锡阐

　四、王锡阐的科学成就

　五、薛凤祚、王锡阐与梅文鼎的关系

第十章 梅文鼎历算思想的广泛影响

　一、梅文鼎历算思想在国内的影响

　二、梅文鼎历算思想早期对日本的影响

　三、梅文鼎历算思想早期对朝鲜的影响

　四、梅文鼎历算思想传人西方和现代研究

　五、关于梅文鼎的纪念活动

结束语

附录

　一、梅文鼎年谱简编

　二、梅文鼎传记文献

　三、其他重要文献

索引

　一、人名索引

　二、文献索引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 梅文鼎所处的时代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明崇祯六年（1633年）出生于安徽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卒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梅文鼎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大动荡时期，学术思想也处于中西方激烈斗争之中。这些对梅文鼎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改朝换代的动荡

在梅文鼎12岁（虚岁）时，中国历史发生了一次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化。这是长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产生的，而这两种矛盾又是明王朝政治腐败所引起的。

明王朝从1368年推翻元朝、统一全国，到梅文鼎出生之时已经过二百六十多年，各种积弊逐渐暴露，以至到了不可收拾而灭亡。

明朝建立以后，虽然有局部战乱，沿海有倭寇侵扰，但是总的来说，社会较为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到16世纪，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特别是沿海地区，手工业发展更为突出，一些行业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例如苏州在16世纪末纺织工人已超过万人。据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的良民也。”由于停产而造成的失业人员，一个工种就有数干人之多，可见生产规模之大。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生产关系便开始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机户”就是掌握牛产工具的老板，相当于资本家，他们“出资”，雇用“机工”进行生产，他们相互依赖。“机工”相当于工人阶级，“机户”与“机工”的关系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完全不同。由于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中国的纺织业得到了很快发展，江苏和浙江成为我国当时最重要的纺织基地，而苏州、杭州则是这方面的中心。

当时陶瓷工业也有了飞速发展，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的制瓷业打破了长期官办的垄断局面，民办窑厂迅速崛起，使景德镇“延袤十三里，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肆市当十之七八”，“陶户”占全部户数的十分之七八，称得上“瓷都”。当时有瓷窑三千多座，仅民窑厂的雇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官窑的产量更为可观，嘉靖（1522—1566年）时每年仅“五色龙凤诸瓷”就达44万多件。

采矿和冶炼业也同样得到很大发展，明代在全国有很多金属矿厂，例如河北遵化铁厂在正德年问（1506—1521年）每年生产生铁486千斤。广东佛山冶铁厂的规模仅次于遵化铁厂，一个炼铁炉坊‘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者三百余，汲者、燃炭（木炭）者二百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亏本）。”其中“版”是铁锭。其生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就全国来说，铁产量由明初每年3千万斤，后来发展到9千万斤以上，增加了两倍。其他，如金、银、铜、铅、汞、锌等矿的开采和冶炼也都发展很快。

由于各方面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采煤业的发展，李时珍（1518—1593年）就指出了煤的两大用处：“石炭，南北诸山产处亦多。昔人不用，故识之者少。今则人以薪炊爨，锻炼铁石，大为民利。”又说“今俗呼为煤”。老百姓也开始用煤烧饭，当时“京师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至于冶炼不仅用煤，而且已用火力更强的焦炭。

由于对煤的大量需求，采煤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发展，河北、山西、河南，以至东北、安徽、浙江等地到处都在开采煤矿。

全国的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如宋应星所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这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他的《天工开物》一书就是写这种生动的景象。同时，随之而来的一些新的情况也出现了，顾炎武（1613—1682年）有如下的论述：

嘉靖初……，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惶。……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居少。……贸易纷纭，诛求刻核。这里讲的是一些人经商，而对农业极不重视，贫富差距拉大，“高下失均”。结果是经商的人发了大财，而农民却受穷。很显然，这种现象必然会对农业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中国历史上一贯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必须调整才行，于是宋应星提出了“以商利农”的口号，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明朝末期，经济的确有所发展，而积弊也日益显露，新旧社会矛盾相继爆发。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问题，一为政治腐败；二为经济崩溃，而后者又是由前者引起的。

当时朝廷上下，大批皇族、权臣等过着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大肆挥霍，其总代表当属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5年）。他10岁登基，二十多岁即开始营造墓室，极尽奢华之能事，到北京明十三陵中之定陵一览即知。他在位长达48年，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后便不理朝政，管理国家的大权落到了宦官、奸臣手中，国家机构陷于半瘫痪状态。后来，清代人说得好：“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愍，邪党滋蔓。……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帝）”。

万历帝还“赍予过侈，求无不获”，那些权贵们要什么给什么，“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魏忠贤（1568—1627年）这个宦官无恶不作，更是所得“横赐尤甚”。他还诈称圣旨进行掠夺：“南京内库颇藏金银珍宝，魏忠贤矫旨取进，盗窃一空。”他又制造东林党惨案，导致“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

由于搜括无度，使各行各业百姓无法生存，农业、矿冶无不如此。农业方面，农民尚未下种就来催征税赋：“方今春二月，新谷尚未播种，而严征已起者纷纷矣。天运人事，一至此极耶！”在“坑冶之课”方面更严重，万历间有个叫姚思仁的地方官曾上疏说：“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P1-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5000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这本《梅文鼎评传》的写成，不论是我本人，还是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同仁都很艰苦。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年，好像已有10年时间了。有一天，我在北京去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进院后大约是在会客室遇见陈美东先生和南京大学的一位先生（当时陈先生向我介绍了，现已忘记大名）正在讨论写书问题，当即提到《梅文鼎评传》的作者，陈先生便把我推荐给南京大学那位先生，说“这是写《梅文鼎评传》的最好人选”。我说：“可不行，请他人写比我好。”我知道，我虽然与郭世荣合作写过一本《清代著名天文数学家梅文鼎》小册子，但是那是由我们自己决定怎么写的“孤立”本，不是一个系列中的一本，而《梅文鼎评传》却是匡亚明老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丛书有统一体例，特别是写思想家不是我之所长，所以不敢接受。当时推了几次，但碍于陈先生之美意，最后还是接受了写作任务。

接受很容易，但心里却嘀咕这件事，主要是如何完成，交稿则是一个大问题。回到家里和郭世荣商量，他可以承担一小部分，心里稍微放松一点。由于其他工作日渐增加，在几年间只是搜集有关资料，并未动笔。自己觉得无力完成，多次给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写信，谢绝此事，希望他们另找作者，可是不能如我所愿。到2000年，研究中心希望写一撰写提纲，遵嘱于8月写出，当时研究中心根据体例要求我加进“薛凤祚评传”和“王锡阐评传”两个附传。

这样，时间更加紧张，再加上最主要合作者根本无时间参加写作，我又进行推辞，仍未果。

我想已经答应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辞，时间根本不允许再找作者，只好把其他事情下决心停下，大多数时间用于《梅文鼎评传》写作上。从2003年5月16日，南京大学周群先生电话催问，才真正坐下来撰写。当时正是全国“非典”到来之时，正好足不出户，在家进行写作。

这些年虽然未写，但有关资料则搜集比较齐备，基本上不用到外面去借。我一口气写了二三章，“非典”过后又写写停停，经过一年的苦苦挣扎，到现在总算完成了。总字数来说，比预计的要多些。因为一部《梅文鼎评传》若仅区区15万字，实在无法向世人交待，所以勉强写到目前这个程度。附传只好割爱，但为弥补这一缺陷，把对薛凤祚、王锡阐的附传合并为一章列入。

目前这部评传，从章节安排来看，正文为九章，大体可分为三段：第一章到第五章为第一段，主要是介绍与梅文鼎相关的具体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不说清楚，以后的许多问题便很难处理，不得不这样做。第六章到第九章，是全书的重点，主要论述梅氏和他同时代的薛凤祚与王锡阐的学术思想，写法是成就与思想相结合，或由思想到成就，或由成就到思想。因为梅氏毕竟不是一位纯粹思想家，而是历算家的思想，所以只有结合他的学术研究才能写得有血有肉。这仅是笔者的粗浅想法，是否已经做到了，自己不好下结论，只是努力这样做，争取做好一点。第十章主要是讲梅文鼎历算思想在国内外的影响，用事实说明他的学术地位。直到现在，人们仍在研究他和纪念他，就是明证。

根据以上的情况，三段中的第二段是全书的中心部分，就字数来说占正文全部的50％。可见这是笔者最着力的四章。

对梅文鼎的评价，长期以来似乎有所偏颇，主要强调他历算知识的渊博，好像没有什么高水平成果。给人形成这种表面印象的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他确实是历算知识渊博，当时几乎所有的历算内容，都涉及到了；其次他所写的著作大多通俗易懂，与他同时代的王锡阐和后来的汪莱相比，显得有些简单明了，而王、汪的著作则相当难，其成就也有很高水平。。但对梅氏来说，他在球面三角和多面体的研究方面，足能与王、汪齐名，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工作，那么多成就！由此可见，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选中了梅文鼎，给他作评传完全正确。本书力图对梅文鼎给出较全面的评述。

本书除正文外，还加了一些附录，一是梅文鼎的传记资料；二是其他重要文献。目的是便于读者可随时核对相关资料或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

写这部书的难度，首先是资料问题。资料不是少，而是多。少有少的难处，多有多的难处。常常是几十种书摊在桌上，怎样动手写作，颇费思索。首先，全书的框架，该如何搭建，有些比较好办，有的便不容易。开始写作之前，把梅氏的主要著作，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做思想笔记，再按思想予以分类。在资料分类的基础上，起草初步的章节框架。其次是对框架的推敲，主要是使本书基本上能反映梅氏的主导思想，同时还要与以前出版的小书区别开。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梅氏的研究内容涉及到历算的许多分支，几乎是当时中国已有历算知识的全部。把这些内容梳理出来，必须突出重点，而且比较合适地划分到相应的章节中去。最后是按划分好的章节进行写作，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可是这个过程，并不是连续地进行，而是写几日停几日，有时顾不上前后内容的明确归属，便出现前后重复现象，给全书的修改带来很多困难。

这部书的引文较多，原因是笔者阅读他人著作，有时对引文不满足，有时可以说是断章取义，受到误导，已多次上当。由此养成一种习惯，写作时特别注意引文问题，力求准确、全面。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只能力争如此。实际上，还有一个对原文的理解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时一个字的读音，如果遇到原作者使用罕见的甚至是自造的异体字或影印的行书原形，要花费很多周折才能解决。对字、词的理解，有时是讲个历史典故，还有的是学术含义不明确等等，都要用相当多的时间进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加了一些脚注，使读者阅读时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本书遇到相当多的古代地名，有更早的，还有代称、别称、简称等等，仅南京一地就有金陵、宁、白下、白门、江南、长干、冶城、石头城、秦淮等等十余个，其中有的是以一个更小的地方代替，还有的是一个府或县的所在地，一般都是指南京这个地方。这些地名，有的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有的则比较陌生。遇到某些陌生的地名，则颇费脑筋。对于这些陌生的地名，也大多加了脚注。

由于笔者知识的所限，大量借助于工具书，从《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辞源》（商务印书馆）、《历代历史人物生卒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直到《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中华书局）、《天文学词典》（科学出版社）、《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等，它们帮助我解决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渡过难关。

虽然笔者藏书较多，而且又多年搜集有关资料，并有以前的积累，自认差不多了，但是正如常言所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资料不足的事常常出现。这时主要依靠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笔者所在系的资料室，还有郭世荣教授从韩国带回来的有关天算书籍。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冯立升教授、郭世荣教授、田淼博士、景士俊教授、段耀勇博士、研究生王众杰以及校图书馆特藏部的张老师、王老师和系资料室的查老师等大力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前述各工具书的作者，同样应当感谢。还有，应作者之请，齐国政老师专为本书造了一幅梅文鼎像，更在感谢之列。当然，我也感谢陈美东教授的推荐，否则这本书便无从谈起。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写作和印刷也颇费心思，中心经常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和有关信息，记不清通了多少次电话；出版社在读书的插图和排版方面都费了很多精力。我想大多数的书稿，可能就是一张软盘，修改十分方便，而本稿却要排版人员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敲打。有些图形原稿也都是些铅笔草图或复印图，也要绘图人员重绘。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没有想到，请多加谅解。

这部书稿，从最初的推荐，到最后的编审、出版等等，都是在大家关心和支持下进行的，否则无法完成。

最后，还要郑重申明：就本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来说，完成像梅文鼎这样人物的评传，不能不存在各种问题和缺陷，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李迪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寓所

2004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