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在中国具有崇高的地位，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第一个玉器制作和使用高峰期最杰出的代表。作为物质与技术结晶的良渚文化玉器，渗透着宗教、政治、军事、礼制等多方面的内容。

本书从良渚玉器的种类、器型、工艺、纹饰等多方面入手，深入解读玉器在良渚时期的作用及其昭示的审美趋向。

良渚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聚落形态、宗族构成、社会生活、宗教观念、礼仪制度、艺术情趣等考古学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导致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原因又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

《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是以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大量信息资料为素材，挑选和邀请在良渚文化研究各个不同领域内卓有成绩的中青年专家，就各自擅长的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撰写出版相关专著，旨在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诸多方面子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总体认识。以全新的角度和合理的诠释，赋予断简残片式的考古资料和信息以全新的生命力，部分复活和建构起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遗迹之间、人与器物之间、人与事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

本书对良渚文化玉器进行了研究。

引言

良渚文化玉器在中国玉器文化传统中的地位／1

壹

发现简史／22

贰

美玉天赐／64

叁

精工琢玉／86

肆

定名与分类／150

伍

器形源流／176

陆

纹饰与刻符／222

柒

神圣与精致／260

后记／294

上世纪20年代，随着仰韶村、西阴村、安阳殷墟等地考古发掘的先后展开，中国考古学逐渐走过了由无到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由少到多、考古发掘由外国学者主持到独立承担的拓荒过程，然而，无论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还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当时新成立的中国考古机构的兴趣和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黄河流域，对于“化外”的江浙地区，根本无暇顾及，于是，江浙地区古文化遗址首次发现和首度发掘的荣冠，便戴在了一批非专业人士的头上。

1930年至1936年，以卫聚贤、慎微之、金祖同、张天方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先后在南京栖霞山、湖州钱山漾、常州奄城、金山戚家墩、嘉兴双桥等地发现了江南史前文化的遗址，以上这些遗址的发现会同苏州、绍兴、平湖、海盐等地陆续发现和采集到石器，引起了一些热心研究江浙古文化人士的关注。

1936年2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上海发起成立“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的吴越史地研究会，8月30日，吴越史地研究会正式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推举蔡元培任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提出“吴越文化”的新概念，并积极倡导“吴越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由卫聚贤主编的《吴越文化论丛》更是成为发表“吴越文化”最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阵地，1930年以来江浙地区古文化遗址的发现成果，以专刊或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

是年5月，古荡老和山因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出土一些石器，引起了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经卫聚贤倡导，5月31日，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的试掘，参与试掘的有吴越史地研究会的卫聚贤、乐嗣炳、金祖同和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董聿茂、历史文化部主任胡行之、地质矿产组助理员施昕更等人。试掘开探坑3个，仅获石器6件、陶片3块，另采集石器10余件，这是江浙地区第一次与史前文化相关的田野考古发掘。

古荡遗址的发掘仅进行了短短的一天，却改变了一位年轻人的命运。时年24岁的施昕更(图1—13)是当时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的助理员，馆方派他参与发掘的原意是让他记录地层，然而施昕更在接触出土的石器后，意识到家乡杭县良渚镇一带屡有出土的石器，应与古荡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基于对探究遗址的狂热兴趣，第二天，他便匆忙赶赴良渚，至11月，在良渚镇周围作了三次田野考古调查，“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不以为苦”。11月3日，在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水塘边，他偶然发现了两片黑色有光陶片，采集后对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城子崖》发掘报告，认为与城子崖黑陶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是年12月1日至10日、12月26日至30日，次年3月8日至20日，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苟山东麓以及长命村、钟家村等处遗址进行了发掘，搜集到大量石器、黑陶等古物。

充满戏剧性的是，就在施昕更闷头发掘，埋首整理资料之时，一场关于“浙江有无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战，热热闹闹地开演了，唇枪舌剑双方的代表人物都参加过古荡的发掘。一方是西湖博物馆的历史文化部主任胡行之，他根据与浙江出土石器“相伴出土之物，只有玉器、刻纹陶片而无彩陶、土陶及其他更古之物”，提出“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居住之可能，那末这些石器也只能看做金石并用时期的物品”，“时代也只可推定到周末为止，而似不能再为提高了”。针锋相对的另一方为卫聚贤，他笔锋凌厉地回击了胡行之的诘问，为反驳卫聚贤，对玉器和石器的关系也进行了梳理，得出“玉器之为殉葬物，在铜器发达之期；石器未用锋刃的为殉葬物，在铜器的初期新石器的末期；石器锋刃已秃的为殉葬物，在新石器的中期”的结论。虽然引用《越绝书》把石器、玉器远推于“神农”、“黄帝”之时来反对“为周末之物”的观点，但由于跟胡行之一样持古荡出土有孔石斧的钻孔为铜器所钻的认识，即使胆大放肆如“卫大法师”者，对于与有孔石斧共出的玉器的年代，也未敢推断为新石器时代。

论战的双方均与施昕更有着亲密的关系，胡行之作为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的主任，是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发掘报告的校阅者，而卫聚贤则为施昕更研究上的鼓励者，《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校后记”的作者，两位知名学者素为施昕更所敬重，因而发生在两人之间的激烈辩论，定然对年轻的施昕更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先后发表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和《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图1—14)中，施昕更没有像《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那样，直截了当地采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标题，而使用了“远古文化遗址”和“黑陶文化遗址”这般朦胧隐晦的定性，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发表对于良渚黑陶文化的年代认识：“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浙江古代已孕育很早的文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这是无可疑的了”。

对于良渚镇一带时常出土的玉器，施昕更也给予了更多的关照。在先期发表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中，施昕更对玉器的认识，几乎与卫聚贤、胡行之两位如出一辙，虽然一再强调“杭县玉器的时代既没有文字可考，又没有史书查据，而玉器本身亦不具任何地方特色”，却亦作出了“由葬仪及形制看来，当在周汉之间，可无疑问”的结论。但是等到撰写《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时，他对玉器的认识已略有变化，“由葬仪及形制看来，在周汉之间，较为相近，而亦有较早的，更有许多玉器流传时期极长，到唐宋之间及至近代亦有为殉葬物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一部分墓葬的仪饰石器，不为实用，很是明显，亦为解决精制石器或与玉器先后及并行的问题之关键，但是现在大部分还不易十分明了，所以必须找得玉器的墓葬，以供实地研究，由墓葬的仪式，及殉葬物的全部，就可以证明了。”完全已是一副考古学者的口气。

与此同时，施昕更注重记录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关于玉器出土的详细资料，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他列举了经调查发现的十余处遗址的出土物，其中良渚茅庵前、苟山前后、近山前东、大雄乡、长命桥钟家村、金家弄、安溪后湖村及瓶窑宋村一带都留下了有玉器出土的记录。他还公布了西湖博物馆收藏的1930年出土于良渚后湖村的两件玉璧(图1—15)，详细记录了有关玉器的出土情况：

杭县的玉器，据善于掘玉者的经验，及出土时的情形看来，都是墓葬物，可无疑问，而墓葬的地方，无棺椁砖类之发见，据掘玉者以斩砂土和红土为标识，也是墓葬存在的一证，在出土时所见的葬仪，亦是很值得注意，所谓有梅花窖、板窖之称，排列整齐而有规则，每得一窖，必先见石铲，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俱全，多者竞达百余件，而所置部位，亦俨然如周礼正义“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也”的情形相符节，又常因窖之所在地不同，而玉有优劣之别，一方面固因环境不同，一方面更为当时殉葬的阶级制度不同所致。

曾汇集各处所见杭县出土之玉器，凡琮、璧、环、瑗、硅、璜、瑁、及其他饰玉佩玉等，都一一具备，尤以璧类、哇类，及小件的填笄之类最为常见，亦有雕琢极精致的雷纹、粟粒纹、虬龙纹等，玉之色泽亦缤纷灿烂，古色盎然，以青绿色俗名鸭屎青者为主。

之所以能超迈卫聚贤等名头比他大得多的知名学者，获得“良渚文化发现第一人”的桂冠，应当正是源自于施昕更具有超乎卫聚贤等人的严谨审慎的治学之风、踏实敛约的为人原则。《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不仅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以黑陶为特征的良渚遗址的文化面貌，而且也第一次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了良渚玉器的出土情况，成为日后良渚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大放异彩的先声，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

P37-41

年近“耳顺”，不免时时回想过去，近五年来直接从事良渚遗址保护的酸甜苦辣，以及过去二十多年间亲身经历、体验和参与良渚遗址保护的点点滴滴，都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而将这些琐屑零碎的如烟往事俯拾起来，竟然就拼缀出良渚遗址保护岁月蹉跎的依稀景象。

1936年12月至次年3月间，施昕更先生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现浙江省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等六处遗址小规模试掘，揭开了良渚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序幕。上世纪50年代，随着长坟、邱城、水田畈、钱山漾等一系列遗址的考古发掘，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杭州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的独特内涵和土著特性日渐显现，受到了一些考古学家特别的关注，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56年即已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一等文物保护单位的良渚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1961年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随后的二十年间，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良渚遗址，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多少与之身份相符的有意识、有法规依据的长效保护，尤其是在1963年苏家村遗址的小规模考古发掘之后，良渚遗址的发掘与保护，随着浙江省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全面停顿，也进入了一段长达十七年的真空期。此时反衬文物工作惨淡的，则是“农业学大寨”口号下全民动员改造河山的狂躁，以及农田水利建设与东苕溪堤塘维修加固等现实需要下的频繁动土，于是，许多高出地面的台墩型遗址首当其冲地成为挖取土方的对象，遭受破坏，良渚、瓶窑、安溪、长命一带固有的地形地貌和良渚遗址的景观都因此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虽然省、市、县文博部门的有关人员，当时也曾对动土中出土文物的相关地点作了现场踏勘与调查，并征集了为数不少的出土文物，但终因种种限制，未能实施进一步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或保护措施。如今回想那段岁月，扼腕之余唯一能够让人感到些许欣慰的，是当时也有一些热心的文物保护工作者，穿梭于田野村庄，从事着文物的收缴和遗址的管理，不少农民在动土中发现的文物，也能自觉上交省市文博管理部门，从而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良渚遗址考古发现井喷期的到来，提供了诸多极具价值的线索。

1981年吴家埠遗址的发掘，结束了良渚遗址长达十七年的考古真空期，接踵而至的则是一系列震惊中外的考古大发现。1986年反山墓地、1987年瑶山祭坛与墓地、1991年汇观山祭坛与墓地、1993年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这些均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发掘，彻底颠覆了人们先前对于良渚遗址规模、范围和地位的认识。反山墓地发掘后不久，王明达先生即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将浙江余杭县良渚、瓶窑、安溪、长命两镇两乡以及德清县三合乡三四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四五十处遗址点，视为良渚文化相互关联的遗址群落和“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部族聚居中心”。紧接着，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遗址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内涵，更奠定了“良渚遗址群”在良渚文化中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地位。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又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的系统调查与钻探，“良渚遗址群”范围内包括墓地、祭坛、大型建筑基址、大型防护性工程、村落、制玉作坊等各类遗址点的数量，由原先已知的50余处激增到135处，这些遗址点在布局上已初步显露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带有早期“都邑”性质的空间形态。以此为基础，对“良渚遗址群”的认识，此时也实现了由点到面的突破，人们不再将其仅仅视为一处由一百多个遗址点组成的“遗址群落”，而把它看做一个精心规划、有着明确功能分区的统一整体。“良渚遗址”，这个由施昕更最先提出、一度被“良渚遗址群”所替代的旧名称，重新回归，成为对这一良渚文化最高层次中心大遗址的专门称谓。1994年，良渚遗址因其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和保存的完整性，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单，国家文物局专家评价说，良渚遗址重大价值的不断揭示，已经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随着价值的不断提升，对良渚遗址的管理和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就在良渚遗址因一次次重大考古新发现而风光无限之际，省、市、县各级政府及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却一次次地体会着遗址保护的艰辛和困难。改革开放以来，地处杭州市近郊的区位优势，使得良渚遗址所在的良渚、瓶窑两镇和安溪、长命两乡，迅速加入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集镇规模急速膨胀，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给遗址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兴盛起来的石矿开采业，在致富一方的同时却造成了遗址大环境的持续恶化，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良渚遗址北侧天目山余脉大遮山丘陵地带有同时开采的大小石矿30多家，每家年产量从几十万吨到数百万吨不等，使得这一片自古以来适宜人居的良善秀丽之地，每日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粉尘之中，山不见翠，满目疮痍。在遗址大环境持续恶化的同时，遗址本体也面临着严重威胁，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良渚文化玉器黑市价格的不断走高，盗挖良渚遗址、倒卖良渚文化文物的现象一度猖獗，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上世纪90年代晚期的调查资料，良渚遗址1 35处遗址点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盗掘、留下盗洞的至少有25处。

因此，如何在各种利益、各方力量的博弈中，建立起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强化良渚遗址的日常管理和保护。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遗址保护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减轻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良渚遗址本体及其周边环境的破坏。如何依法坚决打击盗挖盗卖的犯罪行为。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良渚遗址保护不懈努力的核心内容。1987年，余杭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反山遗址一侧设立了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专司良渚遗址日常巡查和管理，使遗址保护有了常设的机构和专门的人员。1990年，余杭县人民政府颁布《关于确定良渚文化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对良渚遗址实施管理。1993年，浙江省文物局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良渚工作站，参与良渚遗址的日常管理和保护，并全面负责遗址保护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发[1995]133号文件的形式，批准公布《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明确了总面积为33.8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保护区范围，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划定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要求严格控制遗址保护区内的各类建设行为，良渚遗址保护自此走上了依规划管理的道路。同年5月3日，浙江省还成立了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良渚遗址群保护领导小组，从宏观上指导和协调良渚遗址的保护、规划、管理、发掘、研究和利用等重大问题。1996年，良渚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国家文物局就加强良渚遗址保护工作专门致函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出“良渚遗址是我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扩大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立考古遗址景观及生态保护区或国家遗址公园、加强组织领导和投入、另辟新区发展现代化的城镇和工业、抓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期准备、组织多学科的力量投入工作等多项建议。

这种各级各部门对良渚遗址保护的高度重视，在90年代末终于转化为一系列扭转局面的强有力措施。1996年11月，建在莫角山遗址上的长命印刷厂完成外迁，成为我省首家因为保护需要而搬离重点遗址的企业；1999年2月，绕开遗址区的104国道南移改道工程正式竣工通车，据测算，新建绕道工程比原路拓宽要多投入了1亿多元，各级政府保护良渚遗址的巨大决心，由此可见一斑；1999年6月，余杭市开展了打击文物犯罪的专项行动，一举抓获盗掘良渚遗址、贩卖良渚文物的犯罪嫌疑人53名，其中35名在庭审中被绳之以法，为首者被判刑期长达12年零6个月，自此以后，针对良渚遗址的盗挖活动基本杜绝；2000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下决心关闭石矿以切实整治良渚遗址的环境风貌，10月，随着瑶山遗址周边6家石矿的关闭，分期分批关停石矿也走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不过，良渚遗址的保护，毕竟不可能毕其功于几次强有力的整治行动。二十一世纪之初，在浙江省、杭州市与余杭区三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良渚遗址保护在建立长效机制和体制方面又掀开了新的篇章。2001年9月，在杭州市和余杭区的动议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为扩并后的良渚、瓶窑两镇，区域面积242平方公里，成立正区级的遗址保护专门机构，一体规划和管理遗址管理区内的文物保护与社会发展，实施以外围适度开发促进遗址真正保护的总体思路，这种大遗址保护与管理模式上的创新，走在了全国前列，充分体现出省、市、区各级政府和部门对良渚遗址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其多年的实践已成为国家文物局向全国推广的大遗址保护的重要经验。

2003年1月，当我调任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之时，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代表杭州市、余杭区两级党委政府，对良渚遗址管理区实施的文物保护、城乡规划、经济开发、社会管理等诸方面的工作已卓有成效。2001年12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使良渚遗址保护首次有了专门的针对性法规；2002年9月，浙江省政府成立了浙江省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张忠培、严文明等12位著名考古、规划方面的专家为咨询委员；2002年10月底，随着遗址区附近最后一家石矿的关停，遗址保护区内终于初步恢复了青山绿水的清雅灵秀环境；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余杭区政府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的《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虽然在建设控制地带的面积大小问题上，各方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但就保护区42.04平方公里的范围已达成了共识；良渚、瓶窑两镇也进一步明确了“跳出遗址保护区求发展”的规划蓝图。而我履任近五年来，也庶竭驽钝，与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全体同仁一起，就如何保证遗址本体的长治久安、如何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的优美环境、如何营造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如何在整体保护前提下合理展示和利用遗址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譬如我们本着积小胜为大胜的信念，启动了莫角山、反山、塘山等重点遗址的环境整治工作，已从遗址本体上搬走了10余家小型加工企业，初步改善了重点遗址的环境风貌。又譬如为有效控制违章建筑，解决遗址保护中的执法依据和执法力量的问题，我们积极争取杭州市人大与余杭区政府的支持，建立了杭州市园文监察支队良渚遗址文物行政执法大队，在遗址保护中逐渐形成了文物管理、城管执法、国土管理、公安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各司其职的联合执法体制。所以，当2006年，良渚遗址在经过了对突出的普遍价值、世界遗产的标准符合、价值的对比分析、保护管理现状等方面的重新评估之后，再次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并不觉得意外，但一想到列入《预备名单》，并不意味着良渚遗址的保护管理已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反倒标志着一个更高要求、更高标准的新的保护管理阶段的开始，就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毕竟，良渚遗址目前的保护工作，离遗址与环境和谐共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和谐共处、遗址整体保护与合理利用相得益彰的境界，尚有不小的差距，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令人兴奋的是，就在最近，良渚遗址又迎来了石破天惊的重大考古新发现，在莫角山遗址四周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完整的古城墙基址，一座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已初露端倪，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称之为“中华第一城”，严文明先生欣然提笔，写下“良渚古城，文明圣地”的题词，无疑这也会让良渚遗址申遗加上重重的砝码。

目前，良渚遗址保护的诸种矛盾之中，最为突出的，显然是保护区内现有3.6万城乡居民和17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生活、生产和发展需要，与遗址保护所需的空间之争。多年来良渚遗址保护的经验教训已明确告知我们，保护良渚遗址这样面积达42平方公里、与数万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超大遗址，若离开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光靠文物管理部门孤军奋战，其成功的几率无疑是零，因此，最大可能地取得保护区内民众对保护工作的理解、支持、参与，争取广大民众由“要我保护”的被动受体转变成“我要保护”的主观能动力量，并努力争取全余杭、全杭州、全浙江乃至全中国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已成为决定良渚遗址保护最终能否取得成效和能取得多大成效的关键性因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在立足保护的基础上，切实解决保护区内民众发展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切身利益之外，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媒介、多角度的宣传活动，将是必不可少的途径。所以，当蒋卫东同志向我建议，由我们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省内外有关专家，撰写出版《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我便觉得此举将在良渚文化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间架设一座通古达今的桥梁，使得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也能登堂入室，可以较系统、全面地了解到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研究的现状、良渚文化物质社会与精神世界的基本内涵以及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在“多源一体”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突出地位，是一桩有利于良渚遗址保护的好事。在与相关同志商量后，大家一致认为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学术研究是良渚遗址保护的基础，所以不仅赞成出版《丛书》的建议，而且还希望将《丛书》变成一个逐年推出成果和新著的系列项目。为此，《丛书))还申报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系列项目”，获得立项。

良渚文化七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显示，良渚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聚落形态、宗族构成、社会生活、宗教观念、礼仪制度、艺术情趣等考古学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导致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原因又牵涉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方面面，因此，《良渚文化研究丛书》的基本思路，是以考古发现和出土的大量信息资料为素材，挑选和邀请在良渚文化研究各个不同领域内卓有成绩的中青年专家，就各自擅长的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然后撰写出版相关专著，旨在通过对良渚文化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诸多方面子课题的系列研究，由点到面，构筑起对良渚文化全面和纵深研究的较完整体系，深化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总体认识，而这无疑是一项内容丰富而庞杂的系统工程，短期内难以全面铺开实施，选择一些容易引起普通读者共鸣的课题，作为《丛书》第一辑的选题，无疑是非常明智和切实可行的。

经综合考虑，《丛书》第一辑选择的五本专著，分别是蒋卫东研究员的《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赵哗研究员的《湮灭的古国故都——良渚遗址概论》、刘斌研究员的《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俞为洁研究员的《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和王宁远副研究员的《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这五本专著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一线人员，虽然研究的领域不同，治学的风格各异，但都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他(她)们已发表的论著，不仅有严肃的探索，而且还充满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学者的睿智，与此同时，他(她)们还掌握着大量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考古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其中有些资料和信息足以颠覆我们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业已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他(她)们也很好地利用了这种优势，以全新的角度和合理的诠释，赋予断简残片式的考古资料和信息以全新的生命力，部分复活和建构起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人与人之间、人与遗迹之间、人与器物之间、人与事件之间相生相伴的场景和细节，这使得每一部著作，都不仅仅是良渚文化考古资料的堆砌，不仅仅是象牙塔内的孤芳自赏，而是一种理性思考和学术严谨、细节把握和文字活泼的复合体，一番“意新而文美”的创作追求，是一坛坛奉献给广大读者的酽酽春醪。

当然，毋庸回避，我们主持编辑的这套丛书，难免因工作的疏忽和研究的偏差而存有一些令人遗憾的纰漏错讹，对于这些不足之处，我们渴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在今后的编辑过程中加以改进。

张炳火

2007年10月于临平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野外考古发掘的十五年间，我是所里公认的少数“手气很好”的人之一，所谓“手气很好”，便是作为队员参与或者作为领队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收获。凭藉着一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和墓地)，两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嘉兴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遂昌好川墓地)，两次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桐乡新地里遗址、海盐仙坛庙遗址)，以及海宁达泽庙、余杭梅园里、嘉兴凤桥高墩、海盐周家浜、湖州塔地、余杭后杨村等遗址发掘的“手气”，我与代表着浙江新石器时代最高、精、尖技术集合体的玉器，有了多次亲密的接触，而良渚文化的玉器，更犹如一位经常保持联络、十分投缘的老朋友，时不时地穿越四五千年的时光隧道，来次心照不宣的会面。

不过，最初的几年，在这种时空相隔的会面场合，玉器只是一味地沉默，而我也只有重重的疑问与好奇：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年代里，那些被我们称为“原始人”的良渚先民是怎样制琢出这等精美绝伦的玉器的？他们应用了什么出神入化的技术手段？他们怎么能如此游刃有余地把握住玉器的造型？他们如何琢刻出那线条纤细若毫的玉器纹饰？他们为什么要别出心裁地创制出琮、璧、三叉形器、“冠状饰”、锥形器、半圆形饰、柱形器这些玉器器形？这些造型别致的玉器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功能和用途？为什么有些玉器是半透明的湖绿色而多数却是不透明的白色？那匪夷所思的神人兽面复合图像究竟蕴涵着怎样的文化深意？玉器在良渚时代究竟发挥着怎样恰如其分的宗教和政治功能？……

为了寻求这重重疑问的答卷，查阅相关的论著便成为我野外发掘之余，自觉补修的课程。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福泉山、反山、瑶山的发掘及其成果的初步发表，玉器研究迅速地成为了良渚文化研究中最热门的选题，相关的论述层出不穷，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囊括玉器原料、制琢、器形、纹饰、功能、传承等方方面面。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痛苦地发现，几乎关于良渚文化玉器的所有问题，都存在着相互抵牾的学术争鸣，如对玉琮功能的释读，就有祭地的礼器、女性贵族的权标、象征地母的女阴、宗庙里盛“且”(男性生殖器象征)的石函、家屋里“中雷”(即烟筒)的象征、织机上的持综翻交者、起源于手镯、在典礼中套于圆形木柱的上端作为神祗或祖先的象征等数十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对玉器上神人兽面复合图像内涵的读识，也有“踽”、图腾、太阳神、战神等多种的观点；对于玉器的切割工艺，则有砣锯切割是否存在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想要穿越如此纷纭纠缠、甚至南辕北辙的争鸣丛林，光做一名浅尝辄止的阅读者显然难辨是与非的究竟，唯有作全面充分的求索，深入客观的分析，似乎方有把握住些许真相的可能。基于探究的狂炽兴趣，我加入了良渚文化玉器研究者的行列。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功力的积累，我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最初看来既繁且杂、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实际反映的却是研究者不同的方法论依据以及参差不齐的研究水平，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中有些论述，既立足于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圭臬的考古学方法，又注重多学科的结合，通过观察和揭示玉器上的制琢微痕、玉器形制与纹饰演变的规律、以及玉器在墓葬中出土位置与配伍关系等相关细节，使得对于良渚文化玉器制琢工艺、功能用途及其定名分类等方面的研究，因有较确凿考古学证据的支撑，而显得更为有的放矢和令人信服，往往经得住时间和新出土考古资料的双重考验。汪遵国先生提出的“玉敛葬”，牟永抗先生提出的“片状硬性物件锯切割”和“筋、弦等柔性物件线切割”，反山考古队复原的玉钺组装按柄形式等，都是这方面经典的范例。而有些论述，完全忽略对考古学细节的分析与把握，往往将研究建立在文献考证和粗略归纳的基础之上，少数甚至是随心所欲地主观臆断，结果自然差强人意，如将玉璧释读为原始货币，将玉琮释读为女性贵族的权标、象征地母的女阴、宗庙里盛“且”(男性生殖器象征)的石函、家屋里“中雷”(即烟筒)的象征等奇谈妙论，根本就经不起考古资料的反复拷问。

发现了方法论上这般天壤地渊间的差距之后，我的选择自然也变得义无返顾，不仅将考古资料分析的深度与把握的准确度，作为判断取舍各家论述的准则，同时也将此作为自己研究的准则。虽然，我也知道，考古学同样有其自身难以回避的局限性。数千年的时光流逝，物是人非，又缺乏文字和图像的留存，有关良渚文化玉器制琢与使用的真实情景，现代人永远无法亲眼目睹。我们竭尽全力，在野外发掘与日常研究中获得的些许素材和细节，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些支离破碎、互不关联的碎屑，我们以现代头脑的思维方式，将这点点滴滴的碎屑拼凑、建构和复原成一幅幅关于良渚文化玉器与人相生相伴的情景图象，其可靠性难免要打些折扣，何况，有时面对同样的碎屑，各家的“结论”竞截然相反。但是，难道我们还能找到其他更适用的研究方法吗？毕竟我们现在对于良渚文化玉器的有限认识，都建立在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每一位渴望成功破译良渚文化玉器密码的“福尔摩斯”，也不会忽略对考古学相关细节的触摸和感悟。

当我以考古学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在野外发掘和日常研究中邂逅的良渚文化玉器，忽然发觉，一向沉默的玉器竟逐渐变得鲜活，数千年时光相隔的古今交流也并非无稽之谈，这些玉器在墓葬中的位置、方向、相互间的配置及其形制、纹饰、工艺等信息，都成为它们向我倾诉的言语，透露出玉器与人、与遗迹、与场景交相渗透的众多未为人知或被人忽略的细节，而将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拾掇串联，一个清晰可见、丰富多彩的良渚文化玉器世界就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来。我将这册奉献给诸位的小书，视作自己十余年考古缀合的收获，书中对良渚文化玉器的许多枝梢末节，作出了我自认为合理的解释，但挂一漏万，限于篇幅与体例，许多问题又无法展开详细的讨论，剑走偏锋的偏执也在所难免，因此，能否得到诸位的认同与青睐，则全看它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