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述了困居紫禁城中“清室”的黄昏时期——1912年至1924年——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溥仪出宫期间的历史，庄士敦以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为历史背景，以担任帝师，与末代皇帝溥仪共处的经历为内容，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做了独特的记述，通过对事件的记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政治上的复辟主张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本书是一部个人的、怀旧的故事集，描述了从1919年到1924年的那些特殊岁月里，庄士敦在其人生顶峰时期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其时，中国媒体针对庄士敦本人和溥仪有诸多的责难，而庄士敦所关心的，显然只是他对那些年里所发生事件的记述，可以对那些责难作出一劳永逸的反驳。为了回应对他和皇上的批评，庄士敦描绘了在紫禁城那个奇异、封闭的世界里独特而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庄士敦谙熟中国历史与文化，于是，那个几近为人遗忘时代的丰富的历史细节，雪泥鸿爪般跃然于庄氏之笔端。加之，他与溥仪的密切关系，以及与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私人关系之熟稔，使得庄士敦得以对他们尽情褒贬点评。

本书的叙述略带忧伤，寄哀于现代世界中中国不断沉沦的命运。然而，尽管作者意识到中国文明的辉煌已成过去，但本书并非满篇哀鸣与幻灭之词。相反，庄士敦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诚挚情感。对于他所深深尊崇并得以亲历其中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世界，庄士敦也聊表谢忱，著书如是。

中译本序

英文版扉页

英文版序言……佩梅拉·阿特韦尔

溥仪序文

自序

一 1898：戊戌风云

二 维新运动的瓦解

三 再次垂帘与义和团

四 光绪皇帝最后的岁月

五 慈禧皇太后

六 1911：辛亥革命

七 体面逊位与清室“优待条件”

八 大清与洪宪皇帝

九 1917年的张勋复辟

十 《松寿老人自述》

十一 1919-1924年紫禁城的生活

十二 皇帝的师傅们

十三 黄昏中的满清宫廷

十四 皇家事务部——内务府

十五 羽翼未丰的龙

十六 君主制的希望与梦想

十七 龙的躁动

十八 龙振其翼

十九 龙与凤

二十 阴谋与对策

二十一 御花园的宾客

二十二 颐和园里的风波

二十三 十一月五日

二十四 龙的困顿

二十五 真龙启飞

尾声 龙归故里

姓名索引

总索引

一 1898：戊戌风云  

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清王朝的权威不断地被削弱。国内叛乱和灾难性的对外战争，不仅动摇了皇权的基础，而且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崩溃”的序幕。查尔斯·贝思福勋爵因此而认为：用“崩溃”一词作为他出版于1899年的著作的标题，是最为贴切的。

在此四年之前，中国孤立无援地被打倒在那个一贯被她鄙视和怠慢的小岛国脚下。这既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台湾变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尽管三个欧洲列强(德、俄、法)一再干涉，三年之后中国仍失去了东北的重要地区(辽东半岛)，包括抚顺和大连港。那时，俄国佯装宽宏大量地逼迫日本将它交还中国，实际却是为自己获得了更多领土，而且大大增强了它在整个东北的军事地位，使其成为在清皇族的故乡占据支配地位的强国。1898年在此居住过的英商说，“正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进行着对这个国家的事实上的吞并”。一位上层英国传教士称，“他和他的全部传教士都把东北视为俄国，仅名义除外”。。那些试图理解今日满洲问题背景的人，不应忘记这样的事实。中国没有参与任何从满洲领土驱赶俄国人的事；不容置疑的是，如果1904年至1905年日本没有在满洲的土地上与俄国作战并击败它，那么今日不仅辽东半岛而且整个满洲，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名义上都将变成俄国的一个省。

然而，1898年底帝国丧失于敌军之手的不仅仅是台湾和东北。那年，西方列强争夺港口、中国沿海租界和分割“势力范围”的活动达到了顶点。包括优良港口青岛在内的胶州地区，被德国攫为己有；近三百平方英里的威海卫，成为大不列颠的租界，在三十二年间受到同英国殖民地同样的管理；另一面积相当的地区——香港，作为殖民区被租让九十九年；而广东省南部沿海的广州湾地区，则同样被法国“租借”。意大利对浙江省的一个港口提出要求，当遭到中国的成功抵制后(此事发生在墨索里尼上台前)，其内阁因未能在瓜分领土的豪夺狂掠中赢得荣誉而被推翻，同时中国人也为自己的大胆拒绝而震惊不已。

如果西方国家以为瓜分中国只需痛痛快快地去干，不会遇到中国政府和人民哪怕一点厌恶和怨愤的表示，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错了。于是，外部侵略开始转变为“文明”渗透。过去几乎不懂什么是爱国主义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由相互竞争并通常是彼此对抗的民族群体构成的，而中华民族自身的人口最多，占有(如果包括属国)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辽阔的地域，然而与许多人口和版图仅是中国二十分之一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影响甚微，无人尊重。

那时和现在一样，中国人由于过分骄傲和敏感，无法接受自己长期处于众国之末的事实。不能期望他们会接受西方人或日本人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理论(在那些最了篇这些理论的人看来)显而易见是错误的，拒绝它们胜过标榜自己。所以，当受过教育和进行思考的阶层探索国家的真实状况时，当他们将现实与其有充分理由期望的理想相比较时，他们便不得不去寻求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不是在自然法则中寻找，而是在可以改变的环境中寻找，在可以纠正的错误中寻找，否则它将使奋斗归于失败。于是，改革派便不可避免地诞生了，并不可避免地分成两大派。右派崇尚渐变，反对一切灾难性的国体变革；左派则坚持从根本上重建国家，将其置于一个新的基础，即国家获得拯救的基础之上。但只要清王朝(他们认为是没有活力、无法胜任和不可救药地腐化堕落的)仍被允许苟延残喘，这样的重建便是不可能的。

康有为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维新运动最杰出的人物，其弟子根据他的籍贯称其为“南海”。由于对皇帝的忠贞不渝，他应被归在中间派里。但在l 898年掌握着中国命运的大多数统治者看来，他呈给皇帝的那份直接导致著名而短命的“百日维新”运动的奏折，给他贴上了帝国最危险的极端分子的标签。康有为和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对于正统的说教、在中国“堪受尊敬”的上等人和满清官僚政治体制的嫌恶，因而其人其书通常被比作是中世纪欧洲的异教徒和巫术，或是今日为欧洲人所敌视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果允许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康有为可以说是1898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头子”。尽管他的观点一生中无什改变，但命中注定仅在十五年后，他便遭到人们的嘲笑，被当做“死硬派”和顽固派而轻蔑地掷于一旁。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这种命运曾降到许多改革家头上，无论是宗教改革家、社会改革家还是政治改革家。

在康有为的“异端邪说”被具体介绍给皇帝很久之前，他就热情倡导政治和社会改革，并对儒家经典做出既大胆又富新意的诠释，因而在其家乡广东享有崇高的声誉。他是“今文学派”领袖，与其同时的章太炎则是“古文学派”领袖。不过，由于他始终忠诚于皇帝，所以他从未放弃做一个孔子虔恭和忠实的信徒，并始终将孔子推崇为中华文明的精神鼻祖。因此，1898年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热情好学的弟子，便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作为青年的导师和鼓动家，他的名声从广东省传遍中国每一个角落，他的教学活动最终吸引了一些有影响和有威望的达官显宦的兴趣和注意，包括湖南巡抚陈宝箴。、翰林学士兼监察御史许景澄、皇帝师傅翁同觫。

翁同稣，常熟人，当代大学者之一。1856年首次投试三年一届的科举，一举考中所有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状元。他仕途一帆风顺，曾任户部尚书、大学士和同文馆(一所在北京新建的语言学院)总教习。作为一名学者、诗人和书法家，在中国儒者中，他被看作继承了十八世纪作家刘墉的精神衣钵，而刘墉是乾隆盛世时的文坛代表人物。被任命为皇帝师傅时，翁同稣的学者生涯达到了顶点，他在皇上的老师——帝师，这个荣耀的职位上他先后服侍了同治和宣统两代皇帝。

尽管是儒学大家和第一流的旧式学者，翁同稣也是个思想豁达和开明的人，他对康有为的著述饶有兴趣并颇具好感。翁同觫与陈宝箴、许景澄等意气相投的朋友商议后，于风云变幻的l 898年初把康有为推荐给皇帝，并和他讨论了这位广东改革家政治纲领的主要观点。他可不必通过呈报恩准便做到此事，因为虽然1898年光绪皇帝年近三十而不再修学，但帝师之职却赋予翁同稣终生的特权，包括私下觐见之权。另外，帝师也可以将其思想毫无保留地面陈皇帝，而不必拘泥仪礼规矩。其他官员十分羡慕这一点，因为礼仪的繁简表明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像翁同毹这样一个身居高职的人，把康有为的政治观点介绍给皇帝，本身便非常引人注目。一方面，从中可以有趣地看到翁同稣的性格气质，看到他已摆脱了妒嫉的秉赋(这是中国朝官屡犯不悛的恶习，其1NN家也无不如此)，并已从儒家迂腐的保守主义中完全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从中也可看到，皇帝本人远不像某些人为引起人们廉价的怜悯而凭空描绘的那样智能低下与糊涂不清。事实上，翁同稣比宫内任何人包括皇太后，都更了解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如果他明知皇帝既不能理解也不愿去实践康有为的改革计划，他也就不可能与皇帝商量此事了，因为这样做是毫无价值的。

1898年春天的第一次会见，年轻的皇帝便给康有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年以后，我曾几次和康有为讨论那年发生的事件，除了敬仰般的赞颂外，我从未听他谈及光绪皇帝的其他什么。假如那时这位激烈的改革家发现，他的国君和主上缺乏才智、爱国心和迫切热诚的话，他可能早就加入那些确信的人们中间去了，而这个阶层正在日益扩大。他们确信，皇室天命已尽，清王朝已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中必须扫除的障碍。假如康有为过去曾经有此想法，那么当他直接与皇帝见面后便立即抛弃了这些想法。因为，他发现皇帝不仅愿意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而且渴望并已准备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

康有为时常被说成是皇上的老师。他从未担任过此职，并且觐见皇上的次数也十分有限。但就是在其中的一次觐见中，皇帝授予了他一项特权，他可直接将奏折呈给皇上而无须通过一般官府的渠道。康有为感激涕零地接受了这一特权。因“百日维新”而载人史册的1898年夏天里，他的奏折使一系列著名的改革诏令得以颁布。这些诏令使当时中国的少数自由思想家惊愕和兴奋，也引起广大保守派的震动并遭到强烈反对。

通常对康有为改革计划和这些将其具体化的诏令的批评，都说它们是草率构想的产物，不适应当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实际，与中国文明之精神实质无法调和。当然，这些批评并非完全无的放矢，虽然它们可能更适合于其后那次强有力得多的、突然而无准备的、要将中国变成西方议会民主式国家的尝试。康有为中年时承认自己的一些设想是错误的。例如说放弃中国服饰而改穿西服，这意味着中国的丝绸工业将被摧毁。但他的大部分目标和为之进行的论战，都不是荒谬无理的。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为建立其梦想中的新中国的努力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其梦想的内在不合理性或根本不可能实现，而是因为那些并非个人性格与智力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笔者将在下面的章节中涉及。P1-6

1901年7月25日上午11点左右，一个身着中国贵胄华贵的丝绸服装，头戴清朝最高品秩的红色顶戴花翎，羞怯而略带孩子气的人，在香港登陆。在码头上，他和其随从受到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英国官员的迎接。我们代表当地政府欢迎他抵达英境。一队警察负责护从，挡住路旁好奇却神情冷漠的中国人，以使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示恭敬。四名红衣轿夫将他抬离岸边。十五分钟后，他的轿子来到总督府门前。在那里，他受到英国皇家殖民地总督的迎接。

这个著名的来访者便是当时中国皇帝的兄弟醇亲王。接待他的是爱德华七世殿下在香港的代表亨利·布莱克爵士阁下。

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时刻，因为这是中国亲王首次登上“英国领土”。然而，原本应由港英当局给予他的大多数正式而隆重的仪式，却被取消了，尽管这些礼仪是他十分乐于接受的。当他乘坐的德国巴伐利亚号船入港的时候，没有英军敬礼致意，没有礼炮齐鸣欢迎；上岸后，亦没有仪仗队恭候他。这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安排的。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耻辱的使命，在完成这项使命前，身为一位中国皇族血统的亲王，他宁愿不讲任何排场。在醇亲王到达香港的一年零三十五天之前，德国驻中国大使在北京街头被一名“拳匪”打死。1900年6月20日冯·克林德男爵被杀之事，在全世界引起反响，它标志着历史上以围攻使馆区为特征的悲惨时期的开始。如今，根据获胜的八国联盟迫使中国朝廷接受的屈辱和平条件之一，这位满族亲王正奔赴德国，替“天子”向德皇悔过谢罪。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眼里，德皇充其量不过是属国之王，甚至只是傲慢无礼的蛮酋而已。

当时我曾做过一些笔记(后人档存于唐宁街)，其中写道：“尽管根据中国朝廷惯例，醇亲王不能成为皇位继承人，但倘若他有子女，他的儿子人继大统则是可能的。这自然使醇亲王本人，在未来中国政治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段评论准确地预示了醇亲王的命运。他自德国返回后，皇太后替他娶下了自己的亲信、总督、内阁大学士荣禄之女。1906年初，他们的长子诞生，取名溥仪，以后成为中国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同时，醇亲王以摄政王的身份，成为那时动荡不安的中华帝国的统治者。

醇亲王出使后不久，另一皇室成员肩负着无辱于中国的使命途经香港。这就是亲王载振(后承其父为庆亲王)，他代表皇帝赴英参加英王爱德华的加冕典礼。因此，他此次途经香港时的礼仪规格，一无减损。

在这两次机会中，我开始接触到清朝皇室成员。此后长时期内，他们成为我最熟悉和最了解的异邦人。但在这之前我已经认识了一位与大清皇朝命运相关的人，他在中国历史中将会占有比上述两位亲王荣耀得多的地位。1898年圣诞节，作为一名“东方见习官”，我初次来到香港。那年中国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事件的领导人不久前抵港避难。在总督府我首次见到康有为，他是当时中国人中最受人推崇也最被人痛恨的人。推崇以至仿效者，是那些忠于皇朝但渴望自己国家在世界之林中受到尊重的爱国者；痛恨以至惧怕者，是那些相信中国毋须向西方“夷狄”学习而中国皇帝乃是理所当然的众王之王的人。

当我首次见到这位伟大的改革家和“当代贤哲”时，他正沉浸在对六君子的哀悼之中。他们比他的命运更悲惨，沦为皇太后及其手下那群唯命是从、奸诈不实的人发泄愤怒与怨恨的牺牲品。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也在六君子之中。当时，中央朝廷和地方当局悬巨赏捉拿他本人而无论生死。在香港，尽管英国政府严加保护，他还是面临着被暗杀的危险。在一队警察的护卫下，他拜访了来远东访问的查尔斯·贝思福勋爵，与之进行了有趣的交谈。查尔斯在他的旅行印象记中对此作过记述。0在香港逗留不久后，康有为南下新加坡，最后到达欧洲和美洲。他的人头始终被悬赏，生命始终在那些警觉的暗探和皇朝代理人的威胁之中。只要老太后还活着，他便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事实上，甚至在他回国后直至去世为止，他一直到处漂泊，四海为家。

我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对我称之为“满族统治下的紫禁城的黄昏时期”做一些记述。这十三年始于所谓共和国建立的1912年初，终于1924年11月溥仪(年号宣统)被“基督将军”及其部下驱逐出宫。为使那些不熟悉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人能理清事件本末，我认为有必要从黄昏到来之前的阳光(已经为阴霾遮暗)谈起，也要谈到黄昏之后的风雨之夜。

正如本书所描绘的那样，太阳既在黎明升起，也在黄昏中落下。夕阳被黑夜吞没了，但又照亮了光明灿烂的新的一天。这正是那些敬佩和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所热切希望和坚信不移的(所有了解中国人民的人都会敬佩和尊重他们的)。尽管在别人看来是漆黑一片，可我们许多人确信，已看到远在天边的那一线新的黎明。然而，这仍还只是夕阳之光，而非黎明的曙光，这正是我们要在后面的章节中所要加以描述的。我所叙述的故事总共三十四年，始于1898年那场由抑郁的德宗皇帝(光绪)为推行康有为制订的改革计划而作的崇高而渺茫的尝试，终于1931年末中国末代皇帝返回故乡以及第二年成为世界政治风暴中心之一的满洲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