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

在当今文坛上，杨显惠并不是一位很著名的作家。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他却很可能是一位令同时期人感到骄傲或羞愧的作家。他在本书中以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

本书将告诉那些不了解历史或者忘掉了这段历史的读者：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我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温饱生活，为了这温饱的生活，我们的前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数人的生命和眼泪。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1960年“大饥荒”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于它“写真实”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父亲

独庄子

炕洞里的娃娃

黑石头

姐姐

华家岭

走进孤儿院

顶针

俞金有

黑眼睛

打倒“恶霸”

院长与家长

蔓蔓

尕丫头回家

在胡麻地浇水

算账

陈孝贤

老大难

为父报仇

寻找弟弟

梦魇

守望殷家沟

后记

今天是我重返饮马农场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去小宛农场。

我是1965年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上山下乡的，在老四连当农工。那是1970年吧，我们的连长调至饮马农场的商店当主任，他把我也调过去了，在饮马农场的商店当售货员。

由于是最后一天的滞留，吃过晚饭之后，我特别地在场部走了又走，又一次看了知青回城之后，留下来的农工们第二次创业建立起来的啤酒花颗粒加工厂和麦芽厂。直到夜色四合，我才回到招待所。我刚推开招待所接待室的大门，有个人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喊了声梁会计。我知道他是在叫我，且口音有点熟悉，但一时间却没认m他来。我说，你是……

我是何至真呀。

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农场机耕队的机务员——开拖拉机的。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来了。

我很感动，拉着他上了楼进了我住宿的客房。沏好茶之后，我说，我当再也见不到你了，人们说你调到黄闸湾的变电所去了，离这儿十几里路呢。他说，我是听我们所长说你来了，赶来看看你。我真是很感动，我说，哎呀太……太……我连着说了几个太字，也没说出太什么来。这次来饮马农场，土地还是那么亲切，当年栽的白杨树苗都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但熟人没几个了：知青都回城了，老职工都退休了，走到哪儿都是生面孔，就是当年五大坪过来的一百名孤儿也只剩下二三十人了，还都散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十几个生产队里，很多人都没见上面。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我亲热地问候他：还打篮球吗?他笑了：还打什么篮球呢，都退休了。我也笑了，我的问话太可笑了，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农场每年都要从连队挑十几个大个子爱运动的人组成篮球队，集中训练几天之后去师部和其他农场的篮球队比赛，我和他就是在篮球队认识的。

我们聊起了篮球，聊起了朋友，家庭和儿女，我问他：这些年常回家吗?他回答：一次也没回过。

我很惊讶：怎么一次也没回过?

你知道的，我家没人了。

我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沉默片刻，我又说，亲戚总是有几个嘛。

不来往。我不愿和他们来往。前几年有个叔叔写信来，说要来看看我，问我坐哪趟车怎么走，我没回信，撕掉了。

怎么呢?

我挨饿的时候，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静了一会儿说，至真，你一次也没认真跟我讲过你的家庭。

我跟谁也没讲过。那些伤心的事，我不愿讲，也没人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是你不愿讲的。都老了，还想在心里埋一辈子，跟老朋友都不讲吗?

是老了……他叹息着说。这几年我的思想也有点变化，曾经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我也给他们讲过，可他们不爱听。今天你要是想听，我就给你讲一下。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ELIJ)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P1-4

我扳着手指头计算，今年五十三四岁的人在1958年的时候才五六岁。也就是说，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幻影或者传说而已。就以我自己来说吧，六十岁了，关于大炼钢铁也仅仅是记得和同学们拉着排子车去同学的家中把铁锅水桶之类的铁器拉到兰州市上沟小学的操场上集中起来。我那时在那个小学读五年级。1960年我在初中读书，住校，每月有一定的供应量，虽然吃得不怎么饱，但没怎么饿着，过来了。倒是1965年上山下乡之后的头几年里，在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抬土挖渠开荒造田的劳动中饿得我疲乏难耐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人就是这样，越远的事情越是淡漠。

但是，这些事情的确是不该遗忘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1958年到1960年，由于饥饿，曾经造成大面积死亡。

我很幸运，上山下乡期间在甘肃省的农建十一师二团——安西县小宛农场一当农工，七十年代，听说四团一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一～有一个从甘肃省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后来的1990年我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在那儿挂了个副场长的职务，由此便与他们当中的一些入相识。于是，我知道了这些事情：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

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我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这样的灾难。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抑制不住心灵的震颤，我把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和剪裁，写成这部小说。我想告诉那些不了解历史或者忘掉了这段历史的读者：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我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温饱生活，为了这温饱的生活，我们的前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数人的生命和眼泪。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这本书就要出版之际，我感谢那些接受过我访问的孤儿和他们的亲友，感谢那些给我提供了帮助的人；他们提供了我写这本书的第一手材料。我还感谢《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女士、主编陈思和先生、社长赵丽宏先生和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张懿女士；他们的帮助使这本书得以连载和出皈。还感谢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教授，以及魏冬峰、刘勇、文珍诸位先生女士，这本书在《上海文学》的连载，始终在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之下。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好朋友炬笠先生：他带领和陪伴我在定西的山山岭岭奔跑了很多日子。

2006年11月22日塘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