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对同性恋的宽容程度有所差别。在纳粹德国，同性恋从一个道德问题、医学问题或社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为了雅利安人的世界霸权，纳粹德国鼓励生育，于是不能繁衍后代的同性恋者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本书作者让·勒比图先生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同性恋者受纳粹德国迫害的过程，和他们在战后为不被遗忘而做的不懈努力。

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由此，纳粹对同性恋者的迫害逐步加深，因为德国需要孩子，需要大量的孩子，需要他们成为为国家和民族的辉煌而战的未来战士。同性恋者因而成了纳粹的对立面和仇敌，成为必须被消灭的人。仇视同性恋的德国刑法“175”条款被纳粹进一步加强。

十多万名同性恋者成为控告、立案、警察追踪和党卫军惩罚瓣牺牲品。这种迫害进一步蔓延到广大的纳粹占领地区。

解放以后，受害者、见证人以及历史学家都对此三缄其口，长期保持沉默。同性恋者遭受迫害的悲惨事实似乎从国家和人民的记忆中消失了。

本书作者让·勒比图先生使用大量着实的原始资料、当事人证词以及他同让-保罗·萨特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重新揭露出这段被埋藏的历史。他同时也身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被迫害和牺牲了的同性恋者因何成了我们集体记忆中被遗忘的人们？

第一章 大清洗

 国会纵火案

 柏林的疯狂年代

 社会解放受到致命威胁

 柏林的同性恋政策

 危害极大的“外出郊游”浪潮

 文化的浩劫

 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仇恨科学的讲话

 尴尬的“血腥之夜”

 血腥的早晨

 从“血腥之夜”到“砸玻璃之夜”

 同性恋在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的命运

 德国和奥地利的女同性恋的命运

第二章 仇视同性恋的可怕岁月

 粉红色三角

 “疯狂”医生

 集中营里的“性生活”

 一个艰难的任务

 欧洲其他地区的情况

第三章 无忧的巴黎

 巴黎的医生和警察

 巴黎的夜生活和沙龙

 被占领的法兰西，被监控的巴黎

 达尔朗和他的土伦水兵

 面对神秘凶手的达尔朗

 所有人都解放了吗？

 历史的不可思议的沉默

第四章 萨特，无须负责

 安德烈·纪德和让·科克托

 作家、同性恋和附敌分子

 萨特与同性恋造反

第五章 重新认识之路

 带头的无名呐喊，最初的集体行动

 邦特和斯特拉斯堡事件

 悼念之艰难

 死者的名分

 不可告人的结盟

 正面人物

 同性恋和公民权

结束语

人名索引

译后记

一个“男性美”的德国官方形象长时期铭刻在外国人的脑海中，但这种形象或多或少是被同性恋者引领着的。晚些时候的“血腥之夜”的检阅，只不过是回归的确认。这些精心安排的检阅仪式，是为了显示男性美和纳粹制服的性感剪裁。这种反面形象增加了人们的反德情绪，特别是在法国。

奥伊伦堡丑闻之后，在法国，一提到“德国恶习”，就是指同性恋。相反，德国人在很多出版物中，把这事叫做“法国毛病”。在19世纪，人们称之为“阿拉伯风俗”。16和17世纪时，在文学作品和报刊上，这种“恶习”是属于意大利人和英国人的。总之，有相当多的词汇表述这一性反常现象，而且总是来自外国。

这些丑闻，有时是新闻记者或自以为优秀的活动分子所为。在揭露法院、财政、工业和政治等部门人士的同时，他们可能会想，这种将当局重要机构的某些上层人士曝光的做法，只能使同性恋这件事变得更加平常，同时也使得他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更容易被接受。盖伊·奥克汉姆在评论这些丑闻时写道：“所有被指控者都属于上层社会，人们在责备他们对不良青年喜爱的同时，也责备他们的道德品行和习惯。有意思的是，揭露当权者的同性恋，哪怕这种揭露是以拒绝伪善的名义，但也是以道德的名义。历史地看问题，这似乎只收到了唯一的效果：增加了反同性恋的陈见。”

当这些“性道德”事件发生的时候，非常关注此事的马格努斯·希斯菲尔德立即要到法院去证明他的卓越才能，有时候更是在德国法庭上实践他的才能，当然这是有他的理论作依据的。法官要求他以“性专家”的身份，检查所有被控有同性恋嫌疑的人。其实，在法院宣判之前，他们已被视为同性恋者了。他诊断出冯·莫尔特克将军是一个“无意识的”同性恋，从而使丑闻更加严重。盖伊·奥克汉姆写道：“这种用科学手段对司法压迫的帮助，是始料不及的，但它还是引起了希斯菲尔德的信徒们一片不大不小的恐慌。希斯菲尔德永远也不明白，他曾经向当局明确指认了一群至今不为人所知的新的牺牲者。”

与揭露别人的严厉做法相反，希斯菲尔德并未忘记保护他自己。曼弗雷·埃尔茨和詹姆斯·斯特克利写道：“人们很少知道马格努斯·希斯菲尔德的同性恋倾向，因为他从未公开说过。一些反对他的恶毒讽刺言论在一些小册子和评论文章中发表，大多数是反犹言论，因为他从未隐瞒他的家庭出身，何况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深知，只要他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他肯定会被吊销医生从业资格，从而毁掉他在公众舆论和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

这种在司法方面像同谋犯式的姿态，很快就激怒了另一位同性恋运动的创始人阿道夫·布兰德，他很快就站在了希斯菲尔德的对立面，同他在策略上的转变针锋相对。他通过自己影响的网络系统以及自己的报刊进行宣传。他在一份名为《老百姓》的报纸上愤怒地写道：“我们不想拿我们怀疑其不正常的人作为科学凭证，去同政府合作，树立自己的善人形象。”由于他也在他的报刊栏目中，通过这种告密方式，公开泄露了冯·比洛首相的问题，布兰德于1908年获罪入狱。

从克虏伯到奥伊伦堡，从社会主义报刊到人民大众报刊，中间经过了同性恋的新闻媒介，告密这件事形成了一股危险的浪潮。历史变化的轰动处在令人遗憾的状况之中。1980年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在追忆那些年的情况时，很严肃地写道：“希斯菲尔德的理论是以怀疑有第三性的存在为基础的。在‘正常’这个词的名义之下，此理论没有少帮助糟蹋同性恋者。因此，一切都是复杂的，要想象出那些应该被打倒的陈见的分量是困难的。”在对柏林人客厅中的爱情和对这个首都娼妓数量的忧虑两者之间，他认为：“很多人突然间对同性恋严厉起来。特别是中间阶层人士。他们谴责所有希斯菲尔德式的严肃。人民对此感觉很强烈，尤其是柏林。”确切地说，在经常出入豪华客厅的人士和那些夜间上街游荡或卖身者之间，有一个中间阶级，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应该有发言权了。这个“小资产阶级”，有政治人物，有知识分子，有艺术家，他们全部讨厌纳粹的意识形态，选择走向承认社会现实的道路。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处在一切危险的旋涡之中。

钳子越夹越紧，让人喘不过气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最终失败之后，爆发了斯巴达克的起义，德皇于1918年l0月10日宣布退位。当天，这个革命组织在国会前举行了大会。当希斯菲尔德应罗莎·卢森堡之邀，勇敢地走上讲台发表演说的时候，机关枪密集的火力向乱哄哄的人群扫射。他当众重申要为性平等而斗争，台下有与他团结在一起的5000名支持者。这些人很快就遭到追捕、枪杀或流放。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1月15曰被杀害。

3年之后，在慕尼黑的一次集会上，希斯菲尔德被德国民族主义分子的子弹所伤。1923年，在这同一城市，他又躲过一死，但颅骨被打开了。德累斯顿一家报纸评论道：“长着一脸大胡子的人永远死不了。马格努斯·希斯菲尔德受了那么重的伤，报上文章说他已经死了。但今天我们听说，他已经痊愈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很可惜，那些残忍可耻的、我们人民的谋杀者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他去慕尼黑是为了给里查德。奥斯瓦尔德的影片《和别人不一样》做宣传，同他一道去的还有当时的著名演员、影片中同性恋的主要扮演者康拉德。法伊特。希斯菲尔德对此片全力支持，他本人也在影片中露面。(P22-24)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一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一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有些问题困扰所有时代、所有文明和所有意识形态。同性恋能算一个。

从历史上看，古代希腊尊崇同性恋。古罗马世界也不讳言此事，文治武功皆受赞颂的哈德良皇帝迷恋希腊娈童安提诺乌斯，便是最著名的实例。基督教传入欧洲后，同性恋的声誉开始一落千丈，最终被认为是一个犯罪，值得国家法律和宗教教规的惩罚。到了近代，首先在德国，同性恋才成为一个科学研究项目，德国的马格努斯·希斯菲尔德和他的研究中心同行，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这方面的研究虽多，各家意见却还没有趋于一致。起初，一般认为同性恋是后天的，和社会习俗与周围环境有关，是一种恶习。后来更多专家认为它是先天的、遗传的。如果我们相信它是一种生理变态，它却对一般的身心健康没有影响。同性恋者中不乏才智之才，尤其出了许多艺术家和大作家。另一方面，如果把同性恋认作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的话，则各种疗法收效甚微。

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对同性恋的宽容程度有所差别。在纳粹德国，同性恋从一个道德问题、医学问题或社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为了雅利安人的世界霸权，纳粹德国鼓励生育，于是不能繁衍后代的同性恋者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惩罚的手段是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要他们承担最繁重、最低贱的劳动，直到被“优先”送进毒气室。德国本土和德国占领地区的同性恋者都遭受了这样的浩劫。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各国为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受难者和牺牲者建立了纪念碑，为他们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展览，尽管同性恋者在集中营里的表现不比其他群体逊色，他们作为被迫害者的身份却一直未被承认。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年复一年，每逢集中营中牺牲者和英雄全国纪念日举行悼念活动，追忆那些集中营的受害者时，法国的同性恋团体却无权与其他受难者组织(战俘、犹太人、茨冈人等)一样，以自己的名义，为巴黎西岱岛上的前被囚者纪念碑献上一束悼念的花圈。经过长期的斗争，至2001年的纪念日，胸前饰有粉红色三角标记的同性恋者代表团终于赢得此一权利。

本书记述了同性恋者受纳粹德国迫害的过程，和他们在战后为不被遗忘而做的不懈努力。历史最终是公正的。它记住一切，有时以显赫的形式，有时以悄悄的、隐蔽的方式。历史要求人们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