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毕加索风流往事:天才的另一半是魔鬼!
毕加索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泰斗,过去有关他的许多评论往往都没有注意到其思想、艺术、性格的复杂性而将其加以神化。美国女作家阿莲娜·S·哈芬顿的这部传记著作将改变世人对毕加索的看法,把被神化了的毕加索还原为一个真正的毕加索。
作者哈芬顿是作家、演说家、宣传家,现居美国,出版过多本国际畅销书,还被拍成电影。为了撰写本书,她本人和研究助手亲赴巴黎、巴塞罗那、法国南部以及其他能够找到毕加索生活的见证人的地方,进行了数百次的采访记录。这些没有被毕加索神话蒙蔽眼睛的见证人尽管起初不愿意讲,后来还是在采访中向我们吐露了天才毕加索的黑暗面的种种事实。
“天才的艺术家”之外,毕加索是一个怎样的人?金城出版社新引进的《毕加索:创造者与毁灭者》一书,剥掉笼罩在他头上的神秘光环,从生活的角度复原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毕加索:艺术天才对社会充满恐惧和仇恨,喜欢在情人之间挑斗战争,不断偷情,以此为乐。每个跟他有关系的女人的命运都是那么悲惨——不是疯了,就是死了。
毕加索是20世纪最了不起、最举世瞩目的艺术家,他的宿命就是超越个人的幸运得失。本书描述毕加索的一生,不仅仅是他的感情际遇,还是一段跨越了91年生活的创作和毁灭的非凡之旅。这个偶像化的艺术家,他的传奇和巫师般的魅力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在崇拜、幻想和不知疲倦的背后,其实并不轻松。事实上,毕加索内心的创造天性与毁灭天性之间的挣扎正是他生活的核心。而这二者之间的挣扎也正是本书的核心。毕加索作为创造者的一面是博大而光辉的,他丰富的创造力近乎神奇。毕加索的形象和幻想不但给艺术界,而且给整个20世纪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他作为毁灭者的一面却是个悲剧,所有与他有关系的女人的命运都是那么悲惨:第二个妻子、孙子、多年的情人特蕾丝先后自杀身亡,结发妻子精神失常,《格尔尼卡》时期的情人、艺术伴侣朵拉玛尔精神崩溃——这些只是曾经亲近过他毁灭性性格的一部分人。有超乎人想像的大量证据说明毕加索是个毁灭者。
毕加索开始想要离开克里奇画室了。这个画室的最后几个月笼罩在一种不祥的气氛中,毕加索在这里画了一幅最大的油画《卡萨吉马斯的葬礼》(The Burial of Casagemas)。这幅巨大的油画就像是一架屏风,暗藏着各种毕加索不舍得摒弃的题材。毕加索心中萦绕着卡萨吉马斯的鬼魅,此刻他在卡萨吉马斯的房间里画着卡萨吉马斯的葬礼,这一切都令他心神不宁。自他返回巴黎以来,每当他和若曼妮上床之后,都会有一种驱之不去的新的负罪感涌上心头——要知道,若曼妮是卡萨吉马斯爱到绝望的女人!毕加索在卡萨吉马斯生前最后的房间里作画,画了几幅卡萨吉马斯躺在棺材里的画像,这些画像真令人不寒而栗。在《卡萨吉马斯的葬礼》中,他试图超越死亡带来的既定事实,仍然期望着有个充满平和友爱的来生来世。他仍然和死神,和无名的主宰,不屈不挠地做斗争,卡萨吉马斯之死给他带来了不解的心魔,也给他提供了斗争的前沿阵地。
毕加索的情绪是时代的情绪。世纪之交,年轻的象征主义诗人艾伯特·奥利耶(Albert Aurier)写道:“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和学者,今天都在沮丧中滞步不前。他们破除了神性和星空奥义,却无力往古老的奥林匹斯传统上添加什么。”也就是这种存在的虚无感俘获了毕加索的心。他已经厌倦了在生活的激情和死亡的专注之间拉锯战似的思考,却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毕加索突然感觉到光是摆脱曼雅科和这画室是不够的。他必须得离开巴黎。尽管毕加索竭尽全力想要切断连接家庭的脐带,他还是给父亲写了封信来要返回巴塞罗那的路费。
他的生活一下子寄托在父亲的回信上。既然毕加索想要摆脱曼雅科,就得转而投向父亲荷西的怀抱。此时,接受父亲的庇护已经成了毕加索逃离曼雅科的小小代价。萨巴特写道:“显然,他脑子里有一种古怪的想法让他改变了方向,他不画画了。不管我们如何劝说,他都不肯离开画室的一楼,他在等邮差。曼雅科也表现得古怪了起来。只要我们在画室待着,曼雅科就不肯待在那儿。毕加索不肯让我们走。”
萨巴特对此下了个结论:“曼雅科和毕加索在怄气”。事实上,这场公开的冷战的输赢,全靠有没有一封捎着钱的信从巴塞罗那寄来。钱成了曼雅科制衡年轻的毕加索的惟一法宝。曼雅科暗暗祈祷荷西这回可不要再宠溺他那叛逆的儿子了。而毕加索此时惟一的期盼就是从巴塞罗那有信寄来。哪怕是绘画也不能打动毕加索的执著,他一心一意地等,好像连走神都会错过那封信、错过逃离的机会似的。
1902年1月的一天晚上,毕加索和萨巴特正在雕塑家、陶艺家帕克·杜里奥(Paco Durio)的工作室里待着。杜里奥正把高更的浅浮雕用红土和彩釉表现出来。毕加索平时喜欢和杜里奥聊天,聊的都是高更、塔希提岛和雕塑。然而这天晚上毕加索却显得坐立不安,急于回家去看看信来了没有。萨巴特和杜里奥陪他回到了克里奇画室。当他们走进房间时,看到曼雅科躺在床上,脸埋在被子里,恍恍惚惚地喃喃自语:“信!信!”地板上是那封来自巴塞罗那的信。
毕加索口袋里装着荷西寄来的钱,不愿再跟曼雅科在同一个房檐下待哪怕是一晚。毕加索赢了。他转身向一败涂地躺在床上的曼雅科“做了个鬼脸嘲弄他”,然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画室,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同甘共苦的生活。
数天之后,这个早熟而受挫的青年踏上了回“家”的归途,此时他已20岁。毕加索同曼雅科的决裂对自己的艺术前途和自身利益来说都是不利的。他离开曼雅科就好像鱼儿离开水一样。他仅仅是在抵触曼雅科,还是同时也在抵触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呢?而后者则会让他发现自己有悖于一贯自诩的“男子汉”形象。
当毕加索回到父母家中,便开始感受到冲动之举带来的后果了。现在住在家中吃白食,又让他感觉到回到了童年时依赖父母的窘境,这无疑有伤他的自尊。在巴黎的时节,毕加索把巴塞罗那看做是逃离异乡漂泊的希望所在,而现在呢,曾经如释重负的感觉伴随着对荷西的依赖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次回来比第一次更屈辱。上次回家只是命运的暂时转折,他心里很清楚命运仍掌握在自己手里,要不然他也不会在自画像上写下“我即是王”这样的话语了。至少那时他手中还有足够的钱来买回家的车票,而这次却只能眼巴巴地指望他那好心肠的父亲不计前嫌给他寄路费过来。毕加索一腔怨怒却只能听天由命,在家里实在待不下去,每天在外面晃荡到深夜,等到父母都睡下了才肯不情不愿地回家。他在咖啡馆或是酒吧里消磨时间,直到打烊。如果时间尚早,他就在兰布勒大街上来来回回地散步,逮着任何一个人就聊天,他宁愿这样无聊地打发时间,也不愿意冒险在父母还没入睡时溜回家里。
在毕加索看来,命运之神已经和自己失之交臂,并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给麦克斯写信:“这就是命运”。而命运此刻仍然看不清楚,仍然还系在他父母身上,仍然被那些一塌糊涂的作家和画家包围着。“我给这里的画家,看我画的画,他们觉得精神层面的东西太多了,而缺乏形式上的东西。真是搞笑!你知道,对这种人真是没什么好讲的。而他们写书写得烂,画画也画得烂。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不管是怨怒还是听天由命,毕加索仍然没能放弃绘画。尽管上天诸神没能满足毕加索的期望,却总是能提供给毕加索绘画的急需之物——巴塞罗那的画室就是其中之一。确切地说,这画室并不是毕加索的。这画室的房租由索托兄弟、约瑟夫·法拉分摊,不过这画室里的画布、油画,以及画室里的主心骨,都笼罩在毕加索的影子里,所以就连索托兄弟都说这是“毕加索的画室”。
巴黎的蓝色时期(Paris Blue Period)表现出来的时而绝望、时而温柔痛楚,此时在巴塞罗那表现得更为强烈。巴黎的低贱女人在巴塞罗那作品中化身为被生活、被充满敌意的世界所击垮的女人。在《两姊妹》(The Two Sisters)中,毕加索画了一个妓女和一个修女——本来他想画成妓女和当了母亲的妇人。毕加索一直以来都极端地把女人分成两种:不是贞女就是荡妇。在他自己的生活里,他把自己的母亲理想化到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步,甚至他自己都不能谈及那个不那么完美的现实生活中的玛丽亚。毕加索下了很多工夫来观察别的女人,跟她们睡觉、给她们画像,而在他心目当中,这些女人统统都是荡妇。毕加索私人收藏里有两幅小小的裸体素描,而这特别的作品对他来说总是有特别的意义。其中一幅他用西班牙文写着:“有了情绪就去操啊操。”他强烈地想把自己当成一个男子汉,因此拿他那精力旺盛的性欲来对付女人是再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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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艺术作品的主要特点是“新奇”。在我这些年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也是这一点。我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从小就被灌输了毕加索是20世纪里最了不起、最举世瞩目、最新颖独创、最多才多艺、最有影响力、最吸引人当然也是最偶像化的艺术家。1980年格兰宫的毕加索巡回展之后的一天,我在巴黎的街道上四处漫游,仿佛这样才能汲取画展上近千幅作品中的能量,这些作品中既有油画,也有素描,既有雕塑,也有版画和陶艺。毕加索的传奇和巫师般的魅力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在崇拜、幻想和不知疲倦的背后,其实并不轻松。
那次大型巡回展的两年后,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经历了五年时间以及无数的新奇发现之后,那个传说中的毕加索仿佛是各种想像中的虚构行为拼贴成的英雄形象,与我所了解的、本书中写的这个毕加索相去甚远。诚如亨利·詹姆斯坦言,“一件闪闪发光而坚硬的珠宝……光芒四射、熠熠生辉、浑然天成,而此时所见的光辉一面,彼时却深不见底。”此时所见的这个才华横溢的天才,彼时却是一个色情狂。眼见着生活中对油画、对女人、对理想充满了燃烧的热情,彼时却成了一个无力去爱的人:他的诱惑手段不是为了寻求爱情,甚至也不是为了想要占有,而是完全出于毁灭的欲望。毕加索曾经说过:“我想,我可能到死都没有得到过爱情。”
事实上毕加索内心的创造天性与毁灭天性之间的挣扎正是他生活的核心。而这二者之间的挣扎也正是本书的核心。毕加索作为创造者的一面是博大而光辉的,他丰富的创造力近乎神奇。毕加索的形象和幻想不但给艺术界,而且给整个20世纪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毕加索作为毁灭者的一面却是个悲剧。他的第二个妻子、孙子、多年的情人特蕾丝先后自杀身亡,结发妻子精神失常,《格尔尼卡》时期的情人、艺术伴侣朵拉·玛尔精神崩溃——这些都只是曾经亲近过他毁灭性性格的一部分名单。有超乎我预想的大量证据说明毕加索是个毁灭者。我本人或是我的研究助手亲赴巴黎、巴塞罗那、法国南部以及其他能够找到毕加索生活的见证人的地方,经过数百次的采访记录,这些没有被毕加索神话蒙蔽眼睛的见证人尽管起初不愿意讲,后来还是在采访中向我们吐露了天才毕加索的黑暗面的种种事实。
事实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光凭着事实本身并不能撰写出生活和传记。这些事实还得与一连串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及传记作者的情绪和想法串在一起。这些情绪和想法或有意或无意、或褒或贬,都来自传记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我力图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在撰写本书期间,我在一本法文书中发现毕加索的一段话,我把这段话翻译出来,装进镜框里放在桌面当座右铭,这话仿佛是毕加索在当面指导我:“评论人一定要像画像那样。你越是全身心投入,越是一心一意扑在上面,就越是接近真实。最糟的态度就是没有个性、没有爱恨——也就是超然度外。你还得有勇气才行,只有这样你才会对它感兴趣,弄出点什么名堂来。”
我全身心地投人进去,最后发现毕加索激发了我的全部情感,我们之间熟得不能再熟了。我就像迷恋他的作品一样,迷恋上了他的魅力、感染力以及黑色大理石般的凝视。尽管毕加索曾经让他的女人们生活在某个臆造的幻境里,不论环境与现实的鸿沟有多深,这个毕加索用无与伦比的魄力创造的生活和艺术的幻境都让我十分感兴趣。毕加索在与弗朗索瓦丝人住新居的同时,给特蕾丝写情书:“我一天比一天更爱你。你是我的一切。我要为你、为了我们的天长地久而舍弃着所有的一切。”为了能够给毕加索的这种魅力找到合理的解释,我埋头找到了西班牙本土的花花公子唐·璜,以及印度神话中的讫里什那天神,讫里什那是爱神,被他临幸过的无数女人都对他生死不渝。于是我明白了,不管是女友也好,还是男性朋友也好,毕加索对跟随自己的那些人来说,既有这唐·璜般可不抗拒的诱惑力,又能够像讫里什那天神一样许诺众人能从此超凡脱俗。结果呢,很多仰慕者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重则一命呜呼,轻则精神失常——这就是仰慕的代价。
毕加索非常擅长利用宣传来创建个人威望和光环,这让我尤为惊讶。毕加索曾说:“一幅画就靠人来看,而大家看的只是这幅画的传奇。”我得承认自己喜欢他身上的种种矛盾:那个满心里都是乡下迷信的毕加索,那个一掷千金过着波希米亚式浪子生活的毕加索,那个我行我素却又以共产党人自居的毕加索。
毕加索不仅于此,远比这些还要深邃。毕加索毕生都在与我们时代最为深刻的战争为敌,最终未捷身死。我意识到这一点,也就让本书的写作展开了新的一页。我忽然发现,毕加索的一生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才华绝世的艺术家,也不仅仅是一个非凡的男人那么简单,事实上,毕加索是我们这整个20世纪的写照。毕加索的一生映照、反映、浓缩了我们的这个世纪,连同他画笔下以及生活中的痛苦磨难,毕加索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文化英雄和传奇化身。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渴望超越人类性欲局限的先锋和游吟诗人,毕加索尽情释放性欲的同时又把女人诋毁成不知餍足的魔鬼。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代言人的另一面,毕加索对上帝和神灵也持矛盾态度。他会把宗教推出门外,却又从窗子里看着它回来。他鼓吹无神论的同时又以“受难的基督”自居,并且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中把自己画成“受难的基督”的样子。他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的种种黑暗和丧失人性的事件,这是一个被意识形态笼罩的世纪。毕加索在有生之年以狂热的姿态于1944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才华触及到了人类邪恶以及时代邪恶的深度。就像另一位对时代不满的代言人弗洛伊德一样,毕加索深刻而精确地看见了散落在文明华盖下面饱受折磨的性欲、暴力和痛苦。
毕加索的悲剧就是,在艺术中崇尚毁灭的同时,在生活中也进行无情的毁灭。毕加索恐惧死亡,相信世间本恶,他拿艺术当武器,把一腔怒火和仇恨都发泄在旁人以及油画上面。毕加索说:“一幅好油画,就得有个锋利的刃。”一段好姻缘也是如此。
惟一能够侥幸逃脱这利刃,并且还能延续自己的艺术生涯与人生的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吉洛。我一开始写作这本书,就要求采访弗朗索瓦丝。她答复我说,并不想再回忆起与毕加索的那一段生活,于是她拒绝了我的采访。两年以后,弗朗索瓦丝和丈夫琼纳斯·索尔克博士(Dr.Jonas Salk)一起来我洛杉矶的家里共度周末。这个周末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之旅。弗朗索瓦丝忽然答应服从“内心的召唤”,给我透露了很多当年的事情和想法,这些都是她当年自己的书中没有提到的。当年弗朗索瓦丝自己写毕加索的那本书出版时,毕加索还在世,并且她当时觉得孩子们太小,不便透露过多的真相。第二年,我与弗朗索瓦丝在洛杉矶、拉卓拉、纽约和巴黎又畅谈过许多个日夜。弗朗索瓦丝不仅毫无隔阂地给我再现了她与毕加索当年的生活,而且还给我看了相关的信件、法院卷宗和照片,这些资料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见识和理解。弗朗索瓦丝让我不要把毕加索给写死了,不要写象征和传奇意义上的毕加索。她让我直接去审视那个作为男人和艺术家的毕加索:“你可不能站在方丈之外给毕加索写传,雅瑞安娜,你得把毕加索写得活灵活现。”
在毕加索的生活中有些关键人物与他关系密切,毕加索和特蕾丝的女儿玛雅·毕加索就是其中之一。在伏尔泰站的一所公寓里,玛雅指着刚刚走进客厅的一双儿女说:“这是毕加索家族中我最重视的两个人。”毕加索从来就不愿意见他的孙儿孙女辈。我看着这个场景,不禁感慨万千,毕加索竟然把自己关在这样一个年轻活跃的生活圈子之外,宁愿晚年过着孤寂而绝望的生活。
在离毕加索逝世之地不远的穆更,毕加索生前的女仆、管家和心腹伊内丝就住在这里,她在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服侍着毕加索。之前不管是写信也好,还是打电话也好,伊内丝都没有给我回音。后来我亲自到了她家门口,伊内丝才最终答应给我讲讲那个每年生日给她画像、让她死心塌地的毕加索。听伊内丝沉浸在回忆中讲述着与毕加索的生活,我俩都深深地伤感不已。最后一次见面时,那天晚上伊内丝一直送我到车旁,然后把自己披着的手织披肩披在了我的肩头,她说:“这个时节正是冷的时候,你得披着它抵御夜寒。我自己倒还无所谓。”就从这一举动中,我体验到了她对毕加索的拳拳之心,也理解了毕加索曾经说“我这辈子都欠她”的含义。
当我们上了车,伊内丝说:“你就拿着这披肩好了。”我没有跟她客气什么。我拿出之前她啧啧称赞的耳环,对她说:“你也拿着我的耳环。”这个交换举动中包含的情谊把过去的隔阂一扫而空。
还有很多人一度或长期与毕加索关系密切,他们也向我提供了很多个人见解以及交往细节。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把一个象征性的毕加索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毕加索。这些给与我帮助的人包括:毕加索的律师梅特尔·萨里亚克,他参与了毕加索的很多重要事件,比如说弗朗索瓦丝出版《与毕加索在一起的生活》之后与她对质公堂,以及弗朗索瓦丝为一双儿女克劳德和帕洛玛的合法地位而诉讼的案子等;热内维耶芙·拉波儿,直到老了她仍然声称自己是毕加索惟一的真爱;拉泽美公爵夫人,她曾经将佩尔皮农的古堡给毕加索借住;希腊存在主义哲学家科斯塔斯·雅克罗斯,曾经在弗朗索瓦丝离开毕加索时与她坠人爱河;毕加索青年时代的好友莫利奇·托拉·贝拉利,后来跟晚年毕加索时常有来往;赫莲娜·帕梅林是毕加索最后20年的少数密友之一;毕加索惟一信赖的理发师,毕加索迷信要是让别人来剪头发会被人利用来诅咒自己;毕加索的花匠,他住在法国南部,贫寒的家里摆满了毕加索的作品。——正是这些朋友以及很多其他的朋友给我提供了真实的材料和想法,让我能够写出这本书。
我越是发掘毕加索的生活,就越是深人到毕加索的艺术中来,也就越是发现两者的契合之处。毕加索曾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人。”然而毕加索的艺术作品是如此富有自传色彩,他的作品就是他这个人。毕加索的宿命就是超越个人的幸运得失。描述毕加索的一生不仅仅是与他的感情际遇,还是一段跨越了91年生活的创作和毁灭的非凡之旅。
中法文化年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无尽的愉悦。先是2004年秋天,法国印象派画展——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皮萨罗、塞尚……印象派大师们都来了。接着2005年春天,毕加索的265幅版画作品也来了。我真替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欢喜。2005年是法国文化年,这本《毕加索传》从年头到年尾,终于可以算是交了差,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待。倾一己之力来翻译30多万字,译完之后,心里百感交集,有欢喜,也有遗憾。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见识到了毕加索生活的那个时代。格特鲁德·斯泰因、萨尔瓦多·达利、马蒂斯、阿波利奈尔、亨利·卢梭、卡尔·荣格、保罗·克里、萨特、波伏瓦、加缪……这些大师像走马灯一样轮番出现在毕加索的生命里,他们的名字投影到时代的大幕布上充当着一面大背景。与毕加索打交道的过程是压抑而沉闷的,可是每当看见这些名字的时候,心中就会涌出熟悉的欢喜来,恨不能向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招呼。
而毕加索可谓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不管是身前还是身后,他的风头无人能及。任何一种风格的画他都能画得像模像样,而模仿前辈名家的作品他也都能仿得以假乱真。就绘画技巧来说,毕加索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然而,没有哪一个大师是可以单靠技巧而成功的。毕加索之所以成为“大师毕加索”,就在于他有着大师的思想,而不是流于匠气。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蓝色时期、粉红时期,这些所谓的各种流派其实不过是噱头而已。毕加索自己是不把这些条条框框当回事的。
荣格说毕加索是个精神病患者,这话大抵是真的。艺术跟巫术大抵相通,都是让人迷狂疯癫,陷入忘我的境界里。几乎所有的艺术大师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神经质。艺术大抵要癫狂、要歌哭,而以强烈而极端的感情来刺激创作,有几个人能不疯掉?
毕加索与他的西班牙老乡——萨尔瓦多·达利恰恰相反。达利一生只娶了加拉这一位太太,并且他对感情非常专一。凭着熔化变形的时钟、抽屉、拐杖这些表达元素,达利照样能投入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成为一代大师。而毕加索则在感情生活上始终摆脱不了保守的天主教传统、闭塞多疑的气息、斗牛、迷信、血腥、神秘、压抑……
毕加索一生中娶了两位太太:奥尔嘉与雅克琳。与他保持长期、稳定情人关系的至少有五位:费尔南黛、埃娃、特蕾丝、朵拉、弗朗索瓦丝。至于那些逢场作戏的私情勾当更是不计其数。毕加索天生是个不羁的人,女人永远也别想拴住他。做他的女人一定很痛苦,可还是有不计其数的女人争先恐后地想要嫁给他。
这让我想起了法国雕塑家卡米耶·克罗黛尔的故事。卡米耶和法国雕塑大师罗丹之间的爱情毁掉了她的旷世才华。卡米耶的弟弟保罗·克罗黛尔皈依了宗教,后来成为法国文坛声名赫赫的大诗人;而卡米耶选择了爱情,最终幸存的几件传世之作也只能让世人惊艳一窥她曾经的艺术天赋。朵拉·玛尔和弗朗索瓦丝的身上都有着卡米耶·克罗黛尔的影子。这是艺术才华与爱情对抗的结果:朵拉·玛尔被毕加索抛弃之后一度精神分裂;弗朗索瓦丝跟了毕加索12年后,算是退步抽身早,没有重蹈朵拉的覆辙。世间最不堪的事情莫过英雄穷途、美人迟暮。朵拉变成了毕加索作品中的侧影,一个天才女子的一生不过是他的华丽铺陈。这就是爱情的代价。如此而已。
我的法国朋友裴米夏(Michel Perdrial)瞧不起毕加索晚年的作品,给我写信说:“但愿毕加索不那么长寿就好了”。可是,春天的时候,我去皇城艺术馆看了《毕加索·紫禁城·2005》画展,竟然有那么多美丽的木刻版画和铜版蚀刻画。我心里暗自惊叹毕加索晚年的版画作品遒劲而大气。可以看得出这些作品中用刀的章法稚拙有力,颇有汉印之风,又兼得黑白分明的墨趣,活脱脱是个耄耋之年的外国版齐白石。而国画大师齐白石晚年的瓜果小品也是愈见生机,盎然成趣。原来92岁的毕加索与93岁的齐白石一样,内心里天真烂漫一如孩童。
这本传记的作者雅瑞安娜·哈芬顿(Arianna Huffington)另外写过一本名叫《希腊诸神》(The Gods of Greece)的书,而这本小册子的插图作者竟然是后来跟毕加索决裂了的情人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coise Gilot)。本书中,哈芬顿着意以毕加索的私人交往为线索来寻找毕加索生活和创作的踪迹,并且通过这些细节来追溯他各个时期创作的思想根源。书中引用的书信、回忆录、采访录、报刊摘要……以及作品本身,应该说来源是真实可靠的。但是任何一部传记作品都不排除有传记作者的个人好恶与情绪偏袒在里面,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甄别的地方。
顺便提一下,毕加索的两位情人也根据亲身经历写过毕加索私生活。一本是毕加索的第一任情人费尔南黛写的《热爱毕加索——费尔南黛·奥利维耶的私密日记》(Loving Picasso:The Private Journal of Femande Olivier),另一本是他晚年的情人弗朗索瓦丝写的《与毕加索在一起的生活》(Life with Picasso)。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对比着看,一定很有趣。
本书根据西蒙·舒斯特出版社(Simon&Schuster)的英文平装本《毕加索:创造者和毁灭者》(Picasso:Creator and Destroyer)译出。恰好裴米夏手头有该书的法文本,所以前两章里涉及毕加索家族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亲属关系,我绕不清楚的地方就去问米夏。翻译过程中,米夏也一直在敦促我,一直在问我这本书的进展,问到我都不好意思,把自己躲起来。现在这本书出来,也一并感谢他的帮助。
我一开始兴致勃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来,并没有想到我的整个2005年也都会烙上鲜明的毕加索的印记。压力让我不堪重负。两年前我写下的《魔障二章》,恰好就是我这整个2005年的写照:
“应是前生无慧根,只言片语几劳神。文出笔下皆随意,梦到跟前总失真。岂料红尘铺绿野,无端旧鬼哭新坟。捉笔千年成一事,不知谁是浣花人。”我劳劳身后事,知他念念去年人。二十三年成梦魇,为谁嘿笑坐黄昏。”
我的生活仿佛成了一张毕加索设计的舞台幕布,又仿佛成了毕加索的某一幅拼贴画,画展、演唱会、超女、爱情、争吵、毕业论文、压抑、苦闷、痛苦……各种彩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