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清的《学者的师承与家派》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和一种“普鲁斯特式”的笔触向我们展开了一位“旁观者”眼中的“师承与家派”的世界，以轻松活泼又不失学术严谨的充满哲学意蕴的语言,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群体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追述，将中国学术史家之宿弊和垃圾大胆地摊摆在阳光下,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以负责的学术精神为态度,以卢梭式的坦白和直率,臧否了包括郭沫若等在内的现代史学权威。。当这位“旁观者”避开了政治性的评判,引领我们瞥过无数个学术历史的角落,即从钩稽师承关系、师门户限,到师法家派,我们无法不为我们曾经对“史家学问的渊源”视若无睹而感到深深的震惊。作者跟踪历史的脚步,拨开蒙在史学领域的重重雾障,给某些史学家和史学流派作辨析,使读者能客观地理解史学的合理流变。

本书从学术渊源、学术宗主、师承授受、师门户限、师法家法、学术流派这一角度，以散点透视的笔触，建构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谱系、传承、衍化、发展、流变，是一部中国学术传承、学派传衍、学术群体生成的动态发展史。以近四十名学术大师为经、近三百名学者为纬，共同编制了晚清迄共和国这一百多年的学术谱系。从学术的而非政治的、微观的而非宏阔的层面阐释了学术大师的气概与学者气韵。

导 言／l

执守穷经慰空灵——杨守敬学记／4

述而不作亦通儒——沈曾植学记／10

断代为史传精神——柯凤孙学记／14

传古·考古·证古——罗振玉学记／19

博学·博通·博大——张元济学记／26

唯有渊深是国学——章太炎学记／33

“新史学”急先锋——梁启超学记／40

“新史学”开山祖——王国维学记／47

通知今古，返本开新——柳诒徵学记／55

北大“鬼谷子”——沈尹默学记／62

通史家风余韵长——吕思勉学记／7l

孤根崛起一宗师——吴梅学记／78

“一街两院士”——余嘉锡学记／92

恢诡偏执务绝学——黄侃学记／102

偏激偏执不偏见——钱玄同学记／109

“预流”而不“入流”——钱基博学记／117

通史·通识·通人——邓之诚学记／125

文史兼擅书艺绝伦——胡小石学记／132

大师其大——陈寅恪学记／14l

开代风气转多师——郭沫若学记／149

但开风气难为师——胡适学记／159

“贪多务广”亦孤独——顾颉刚学记／17l

心犹余憾洗铅华——钱穆学记／178

大气淋漓最是真——傅斯年学记／184

学界泰斗，一代宗师——李济学记／192

是非恩怨何时了——朱东润学记／200

专家之学寄遥深——徐中舒学记／207

两部通史一种理论——周谷城学记／213

孤学鸣高，自成家派——唐兰学记／219

师心不自用，矜义不自伐——尚钺学记／227

最是理论艰深时——侯外庐学记／233

悠悠长水铭斯人——谭其骧学记／239

为往圣继绝学——胡厚宣学记／246

毕竟是书生——周一良学记／252

“懋堂小学竹汀史”——杨联升学记／263

跋百年史学学派蠡测／272

参考书目／277

再版后记／282

述而不作亦通儒——沈曾植学记

辛亥鼎革之初的沪渎，一时英才荟萃，胜流云集。新派少年，纨绔子弟，前清遗老，失意文人，构拟出大上海的浮嚣与深沉。在政治遗老、文化新民的学人群体中，沈曾植(1850一1922，字寐叟，号乙庵)与他的海日楼如一座风雨中的碑石，对新旧学人折射出恒久而历时弥坚的魅力。在新与旧、中与西、趋时与尚古的双重选择中，沈曾植是以涵咏内蓄的睿智之思而沉潜于经史子集，钻入故纸堆以遣有生之涯，将郁积于胸的政治块垒淡忘于青灯黄卷之中。当我们寻迹20世纪初那挤满书蠹的海日楼，清理沈曾植斑驳、丛杂又个性化的思想与学术时，一种矛盾、苦闷、敛声屏息于以文化安身立命的沉重感撞击于胸：既为沈氏偏枯执守那已随历史年轮烟消云散的政治而扼腕，又为寐叟老人孤诣苦心于四裔碑铭之学臻至极境而心生感佩。

沈曾植算不上晚清政坛的风云人物，但他与诸多拥有赫赫声名的政界显要都有过或深或浅的交谊。上书张之洞励行新政，与盛宣怀策动“东南互保”，讽劝康有为变法维新不能操之过急，这都显而易见地表明了沈曾植的政治抱负与仕途情结。进入民国，深居简出于海日楼的沈曾植，竟避着海上遗老陈宝琛、陈三立、郑孝胥、罗振玉诸人，北上进京参与张勋复辟，官职学部尚书，都是那种植根心底的忠于清王朝的仕途情结在其中起作用。光、宣之时，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先后高中进士。沈家兄弟英雄少年，意气风发，一时名士咸集，玄歌诵和，互为推奖，济济人才，传为京师美谈。专以骂人耸动朝野的李慈铭，与沈曾植同考礼部会试。李慈铭对问北徼事的第五策甚为自得，诩为通场冠。但看了沈曾植的试卷，不得不倾心相服，与沈保持了终身友谊。

沈曾植的学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如果将其置入晚清学术思想史，可以视为西北边疆史地、元史、蒙古地理学研究的主脉；如果把它放到晚近浙学加以考察，沈曾植无疑是由博返约的章学诚一派的学脉统系的终结人物。四裔碑铭之学，是沈曾植极具功力的学问。沈氏根基学坛、受人推崇的，莫不归功于其碑铭绝学。沈曾植的碑铭之学系指唐阙特勤碑、突厥必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泪没密施合比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的“三碑”考索。沈氏以“三碑”为据，纠正了新、旧《唐书》的错误，并以现代蒙古语粗略解读了“三碑”擀隔难通的地方。沈的解读在俄罗斯东方学家的同课题研究中受到重视。30年代，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韩儒林，连续在《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禹贡》上发表了关于“三碑”的研究论文。这种研究完全超越了沈曾植的不懂古代突厥文、蒙古文的局限，具有科学性，在学术上产生了很大反响，从而奠定了韩儒林在突厥史、蒙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两书中，有不少零篇断札涉及辽、金、元史研究。《蒙古源流笺证》是沈曾植传世不多、颇见功力的重要著作之一。康熙元年成书的《蒙古源流》，在辗转抄录、流传中出现了蒙、满、汉三种文字合抄的版本。因为牵涉到语言学、元朝史、蒙古历史与地理等诸多学科研究，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从钱大昕、纪晓岚、魏源、张穆、何秋涛到洪钧、李文田、屠寄，皆对《蒙古源流》的研究有所贡献。沈曾植认为上述学者，“穿穴疏通，详前人所未详，发前人所未发，各已成一家言”。学术界公认研究《蒙古源流》，“非熟于满、蒙音纽者不能读，非深于史学、善用钩稽之术者不能通”。所以，学者对沈曾植的《蒙古源流笺证》特别重视。但沈氏的著作直到他1922年辞别人世都没有刻版流通。后来沈曾植之子沈慈护将遗稿交其父生前友人张尔田、王国维整理。张尔田在该书的序文谓，“先生著述矜缓，丹墨丛残，及身多未写定，其偶落于人间者，吉光片羽而已”。可以这样认为，沈曾植的《蒙古源流笺证》与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是晚清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洪、屠、沈三人的著作，直接开启了民国初期在该领域的研究。王国维晚年与寓居海日楼的沈曾植关系十分密切，王氏晚年转入辽、金、元史研究很显然是受到沈曾植的影响。王国维的音韵学、训诂学、蒙元史学皆请益于沈曾植，王氏以供研究之用的古籍碑版不少取资于海日楼。所以，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对沈氏的学术推崇备至。“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沈曾植73岁逝世后，王国维又撰写了挽联以推崇沈氏的学术与人品：“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与王国维亦师亦友、同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是沈曾植的晚辈。沈曾植与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同是“同光体”诗派的中坚。陈寅恪对父执辈的沈曾植的辽、金、元史研究当耳熟能详。在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及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期间，陈寅恪接连发表了四篇《蒙古源流》的研究论文。他利用藏文、满文、蒙古文对《蒙古源流》中涉及的作者世系、地理释证、吐蕃名号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这就将沈曾植专攻的《蒙古源流》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学术水平。

晚清学坛，佛学研究名重一时。诸多学者潜入其中，自成一格。夏曾佑、梁启超、章太炎等是援佛入儒，而杨仁山、欧阳竞无等则是执佛御心。在世道人心异术分途、时代急剧变革之际，学者从佛学理论中找寻精神慰藉的同时，确实有用佛理、佛性将儒学拯衰起弊的功利目的。沈曾植亦有这方面的研治佛学的动机，他与近代佛学大师杨仁山关系十分投契。杨仁山，名文会，安徽石棣人。曾任曾国藩幕僚。因厌倦官场生活，皈依佛门。杨氏创建的金陵刻经处，在佛学界有着很大影响。谭嗣同、章太炎、谢无量等曾听过杨仁山讲授佛经。沈曾植从学理上研究禅宗史、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俱有心得。沈氏1910年从安徽辞官归里，在南京与杨仁山等集会佛学研究会。杨仁山圆寂后，其弟子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建成支那内学院。为此，沈曾植撰写了《支那内学院缘起》，表达了晚年的沈曾植的精神寄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的文化保守派的健将胡先骗，是沈曾植知南昌府时所得士；而沈曾植则系胡氏先祖门生。胡先骗在《忆沈乙庵师》一文中说自己“国学终成门外汉”，对没有向一代鸿儒请益而终身遗憾。胡对自己的前辈沈曾植的为人与为学留有深刻的印象：“见师虽任冲繁之首府巨任，实乃蔼然儒者，头戴破旧之纱制便帽，身著一绉褶灰暗之旧绸衫，人其书室则四壁皆书史，自地板直抵承尘，其数量之多，殆不胜指数。”胡氏谓：德国哲学家克塞林伯爵到上海访问沈曾植，沈可能与其谈起佛家的心性学说，儒家的修身养性，让克塞林伯爵“胸中所蓄疑团尽为冰释”①。胡先骕说自己“志在科学”，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赴美国深造，专攻植物科，是我国著名的第一代植物学家。胡氏回国后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但他仍然醉心文史，与同事吴宓教授等共同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反对派。

名山藏不住，片羽洒学坛。沈曾植的舆地史学、内典佛学、音韵训诂、律学等，大抵以笺注疏释的形态在述说着著作者学问的艰深。信守“述而不作”的古训，沈曾植并没有留下太多成统系的理论著作，但就是这些断简零札，却萌芽与催生出现代诸多学术的雏形。在前清遗老的阴影笼罩下，现代学人在梳理20世纪初期的那份学术文化遗产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沈曾植淡忘了。这不能不说是晚近学术史的一种缺憾。P10-13

感怀与沧桑、光荣与梦想交织的20世纪，随时光的流逝已渐渐地从我们期待的视线中消隐了。100年的风云扰攘，100年的学术喧嚣，顷刻化皈宁静、恬淡，兀然矗立的学术精英似乎是百年中国文化的风之响铃，在一个世纪的时空隧道中撞击出清脆、激越的阵阵清音。是学术精英，以自己的天才与智思，创造了一个世纪思想、文化的繁荣；是学术精英，在一个民族沉睡之时，握紧人文精神之魂，于旦危暮亡之秋振臂而起，维系着古老民族的内在根脉。我们在追寻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不居的发展轨迹时，不由得为一代代史学大师“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襟与宏阔气度所折服。时代风会所寄，学术终有归诣。遨游学术殿堂的大师，总是以自己的坚苦励行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加压的道义与正义叠构的重任。学术良知在一次又一次地规范着学者的行为、操守。“出仕”情结与“不朽”精神，似一柄双刃剑，在诱惑着历史学家在时代挑战面前艰难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价值重估。

20世纪中国史学，在100年的漫长岁月中，经过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学术努力，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基本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说自立，朴学与理学并倡，史观派与史料派互长，专家与通人彼此渗透，史学旗帜在理论亢进与矜慎考据中蹒跚进步的学术格局。学术风气是学术进步的路标，而树立这一路标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通人。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群体凭藉自己的著作形态、研究方式、学术规范甚至个人的生存状态，在时代的学术风气中自树一帜，反过来又深刻地推动或主导着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学术风气积习而孕成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而将不同时代的史家裹挟前行的，是时代绵绵延展的学术思潮。‘‘但开风气不为师”与其说是一个史学家垦拓学术新领域的精神力量，还不如说是时代学术思潮的某种预示。

生命的延续构成了一个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时代，同样地，学术的传衍反哺了一代代气韵勃发的史家英才。无论是才华横溢的学者，精深独进的专门家，还是大气贯虹的通人，都不可能平地而起、自我为尊，而总是具有历时性的。学术的师承授受在这里就显得很重要而且很有必要了。所谓“三人行，必有吾师”，所谓“能者为师”，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承关系，但潜涵其中的重师严教的文化意蕴是呼之欲出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经典名言，透视出学术传衍与师承接受系统是牢密不可分割的。百年史坛的学术谱系中，“师之所存，道之所存”的学术现象是很普遍的。按照清代史学名家章学诚的说法，“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所以，师承之与学术的关系至深且巨。史学宗主以其学养与识解，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或开辟新式学术区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门户。而继起学者，在师门业已建构的学术基石上，进一步索隐探微，求真创新，就能将学术精魂发扬光大之。反之，如果谨守师承，拘泥师说，回护师门，就不可能对学术有所发明。学术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没有必要画地为牢，步步为营，更没有必要自囿门户之见，形成学术研究的固步自封。所以在百年史坛上，我们注意到了‘‘五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守师承而不拘执师门的现象。章太炎之于业师俞樾的《谢本师》，周作人之于业师章太炎的《谢本师》，以及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脱离师生关系，是从政治理念上宣布断绝师傅与生徒的关系，而在学术的接受系统上是不可能以一纸声明为决断的。

崛起于百年史坛而首执学术牛耳的史学隽才，人人皆有师。将历史学家的师承渊源，师门户限，师友关系，同门同调，学侣所自，一一厘清析明，不啻是一部世纪历史学家学术叙谱。事实上。作为以学术生命所寄的史学家，是在一个特有的人际关系中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的。史家在进行自己的创造性研究时，他的学术起点可以追溯到师门传授的起始阶段；而在研究过程中又不可能空穴来风，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凭藉而颇收师友切磋之益。没有胡适之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钱玄同的怀疑今古文经，就不可能有顾颉刚的“古史辨”派；没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就不可能有王国维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更不可能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如果不是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创导一种新的学术研究风气，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尚钺、胡绳、吴泽、刘大年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无由以崛兴。师承与家法在专门史研究领域更是如此。洪钧、沈曾植、屠寄、柯凤孙专注于蒙古史、元史，极其深刻地推动了陈垣、陈寅恪、韩儒林的“不中不西之学”的研究；缪荃孙、傅增湘、张元济诸人的版本目录之学，将现代中国的传统学术推向了一个极致，其间的继承与发展的脉络可以分划得一清二楚。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柳翼谋的《历代史略》崇尚的是一种贯通博识的学术气象。撰写中国通史不免被专家讥评为抄袭，但由夏曾佑首发其端的以章节体撰写中国通史，却吸引了一批苦志励行的继起者。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一时风起云涌，蔚为壮观。除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之外，其他人的通史著作大抵是由大学讲义改编而成。共和国时代，中国通史的撰写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即以著名史家为主编，集体撰写。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概莫如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虽说是以一人之力在撰写，但也没有最后告竣，以《中国通史》面目出现的范著，仍然是由范的弟子集体协作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师承关系在学术的传衍中的功能是巨大的。

历史学家是时代的骄子，是学术的弄潮儿，更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史家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学术潮流所淘汰、所淹没。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著名学者胡适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的日记》，第440页)应该说，胡适的学术判断力还是准确的。只不过对章炳麟的评判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因为此前章炳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批评。没有师承的钱穆60年代在评判民国时代的学术大家时，不隐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他说近人论学，章太炎最有轨辙；梁启超有生意，有浩气；陈垣不矜才，不使气；王国维其病在不尽不实；陈寅恪故作摇曳，临深为高；胡适之持论多病(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30～231页)。在钩稽百年史坛的发展脉络时，历史学家的自我评价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师承与家法是学术进步的阶梯。家学渊源是一名史家成就学业的很关键的因素。所谓庭训早启，所谓书香门第，无一例外地说明家学的重要性。甚至有这种学人现象，父子、兄弟学术相承继，皆为学术名家，他们的学问似乎不待旁求。张相文、张星娘和马宗霍、马雍是父子关系，皆为知名的学问家；容庚、容肇祖是兄弟，一是古文字学家，一为哲学史家；冯友兰、冯沅君是兄妹，一是哲学家，一为文学史家。家学渊源有自，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是显著的，也是重要的。

18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做研究生，准备撰写‘‘元代关学研究”的学位论文时，翻阅了不少宋代理学的史料，其中《伊洛渊源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觉学术师承与门户之见有着牵扯不断的关系。在阅读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时，对黄氏梳理中古学术史的独特方法发生兴趣。后来读到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觉得从家学渊源与师承授受的角度研究100年的历史学家群体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着笔撰写本书时尽量不从人所共知的学术贡献上下手，也力图避免作政治性评判，试图从钩稽师承关系、师门户限、师法家法的角度，用轻松活泼而又不失学术特性的笔调道出史家学问的渊源。因为资料的限制、时间的制约以及作者学识的欠缺，书中不妥帖之处是存在的，祈读者诸公鉴之谅之。

如果将20世纪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知名学人的师承与家派完整地加以比证研究与爬梳钩沉，就会更多角度、更深刻地阐释一个世纪中国学术体制、学术方式、学业传授、学问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本书显然只是其中努力的一部分。因为研究与写作充满了太多的机缘，以致囊括其中的学人给阅读制造了刻意选择的感觉。实际上并不如此。从自己所攻专业观察，确实将历史学家摆放在一个比较显著的席位，依次而文学、而语言学、而古文字学、而哲学。资料的匮乏对撰写始终是一种制约与障碍，所以，与其说是刻意选择，还不如说是文献不足征。这是需要向读者有所交代的。

当20世纪中国学术史成为学人关注的话题时，将研究的切口指向最能直观而深刻地反映学术本体的学人群、学人圈系，探究其间学术的人际关系、学术传承、学问出处、授受统系，是否更能给读者提供一种思考、一种智慧?用清快、明丽、写意的话语方式给出学术生存、播衍、迁转、流变的解读，是否能够酿造新的阅读兴趣?这自然是几番努力、些许期待了。

本书初版本是在2000年，那时作者将关注的学人主要指向了历史学领域。以后将学术视野扩展到文史哲诸学科，言传意到，会心不少。凭借陆续搜集到的不少资料，将篇幅扩张了近15万字，加添插图100余幅，以增订本的方式重新印行。这部著作能够以新形态面世，应该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王建槐先生与邹桂芬女士，没有他们对学术著作执著的忠诚和对编辑出版事业的炽爱，就不可能有读者视线中的这部书了。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张克兰教授为本书搜集了不少资料与文献图片，对她孜孜以求的劳动，特致谢忱。

王晓清附识

丙戌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