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一气呵成，最好慢慢地、细细地读，像品尝美酒一样，一次尝一点，每次啜饮都会给你一点亮光，每篇散文都以不同的方式滋补你的心灵。本书值得你放在床头，在工作之余，阅读两三篇，在优雅温馨的艺术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哲理，感悟人生的真谛，陶冶性情，舒畅胸怀，定有一番别样的快意和乐趣。

好杂文一定彰现出遗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精神和强烈自觉的公民意识。好杂文追求独到的见解，不避“片面”之讥，因为它不想独占话语权而终结真理，只要激活人类的思维，其“独见之处，既其精光不可磨灭者”。好杂文有情有“义”，还有“文”。修辞立其成，兼有思想个性与语言个性，才是最上乘的杂文。

自序

第一辑

早春的感动

“服务”的权力与拒绝的权利

“两校”凭什么能“掐尖”?

“贪官免死”的必要条件

“赤脚医生”制度真有那么美妙吗?

杜“皇上”的变态与×××的常态

地产巨头与背尸民工的两种行为逻辑

强盗·国妖·人妖

向阿卡耶夫致敬  

“副部级干部待遇”猜想”     

陋规的“复兴”          

贪官的逻辑

点评5月25日《南方周末》

权力痴呆症

治癌神话是如何打造的

曲学阿世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站”在哪里说话

我们现在怎样做冤民

第二辑

奥运冠军家缺水怎么办?

把仇和式强人留给历史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读经”要讲“机会成本”

父母之言

国人为何“懒得创新”

民主的真谛

命名与权力

牛群的标本意义

千城一面惹人厌

慎言“网络暴民”

民主的力量

谁能“拯救云南”

学习韩琪好榜样

一点也不浪漫

赞赏王小花们的心态

谁不说俺家乡好  

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   

第三辑

鲜花与玫瑰——关于郁达夫的一联句

“不患寡而患不均”正义

读白居易《骠国乐》随想

望文生义说“能耐”

王阿奶真的不简单

唱不尽古今旷男怨

“爱憎分明”别解

贾樟柯论人权

第四辑

“尸解”：毛泽东时代的邵燕祥——读《找灵魂——郡燕祥私人卷宗：1945一1976》

《一代报人王芸生》之憾

“江湖”无所不在 ——读雷电小说《容颜在昨夜老去》

巴勒斯坦的今生前世

陈昌浩的功罪是非

陈永贵是什么人?

西风残照大寨行

第五辑

两位恩师

失而复得的大学

理想的拔节

赤日下的歧路

我的“白兔记”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回顾我的精神历程

涌泉之感

另一种农民——记我的父亲

永失故园

第六辑

二沙岛上有仙人

南岳风物过眼录

不期而遇的新马泰

韩国见微

感动在大理

法国印象的明和暗

第七辑

好杂文的要素

“公民写作”扼杀杂文吗?

鄢烈山访谈录(代后记)

黄河边的河南省原阳县堤东村，2l世纪出了一个“皇上”。他的王国是一间教室，臣民是二十七名八九岁的乡村小学生。他走进教室，喊一声：“上朝!”学生们跪在地上或凳子上回应道：“吾皇万岁万万岁!”然后是“平身”、“谢皇上”……如仪。

嘻嘻，这场面似曾相识。对了，是在电视连续剧《天龙八部》的结局部分，那个志大才疏的慕容复，一心想恢复祖宗基业做帝王，闹得疯疯癫癫，最后戴着纸糊的冠冕晃荡在太湖边的沙滩上，一群野小子赶着他行跪拜大礼。不同的是，那帮调皮的野小子是嘻嘻哈哈戏弄帝王迷慕容复，而堤东村小学的学生是严肃认真地执行杜保岑老师杜“皇上”的“朝仪”。

杜保岑并非张铁林、张国立等人演的假皇帝，他是真的君临他的学生。谁敢稍露不恭的苗头，或被看着不顺眼，他就要让谁尝尝“好果子”：互相打耳光，舔干净“皇上”的皮鞋，舔铅笔或木棒上沾的屎，烟头烧耳朵、打火机烧手，吃粉笔灰掺土，躺在地上当猪……我把中外最著名的暴君，从古罗马的尼禄到中国的夏桀商纣惩罚臣仆过失(不是谋反抗上等“大逆”罪行)的手段在脑子里搜索一遍，也找不到杜“皇上”这般暴戾无道的，《天方夜谭》中的臣仆只是象征性地亲吻君王的脚或靴，哪有真舔的!

美军虐囚正在受到全世界包括美国国会与民众的谴责。那虐囚手段基本是两种，一是剥光衣服加以羞辱；二是以猛犬恐吓，意在摧毁被审讯者的尊严和意志，掏出情报来。据说，这是审讯专家们建议的心理施压手段；而执行过了头的士兵据悉在受特种兵意志训练时，假定落人敌手会受到这种对待，但在训练中他们的心理就发生了变态，于是将自己变成了施虐者。这个杜“皇上”比虐囚的美国大兵更变态：他要男孩们互相嘬“小鸡儿”。“有一次，杜老师下课后把五个男生留到教室里惩罚。他让一个男生站着，把裤子脱掉，把‘小鸡儿’拿出来，让其余四个跪在地上的男生轮流嘬……直到五个男生的‘小鸡儿’都被嘬一遍。”(《中国青年报》6月23日《乡村恶教》)杜“皇上”的变态真是令人作呕。他的施虐想象力已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有的暴君。

这个白白净净、身材瘦小、年方十九的教师进修学校毕业生，在家人、邻居、老师、同事眼中“腼腆、内向”，“像绵羊一样温顺”。之所以在成人面前他一副老实相，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块可能被“强食”的“弱肉”。他为此感到压抑，感到无奈；他隐忍着，等待着。一旦他成了“强食者”，便开始发泄他积累的郁闷，变本“加利”地补偿他的“损失”，对无力反抗的学生施以暴虐了。用这种心理“转移”论、“补偿”论来解释杜“皇上”甚于豺虎的暴虐行径，其实有些牵强。按照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的说法，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强者)；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弱者)。这就是人的本能中邪恶的一面，即兽性的“基因”。在这个意义上，杜保岑并不是“变态佬”，而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常态。

问题在于，哈维尔说的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但绝大多数人审时度势都能超越内心深处即潜意识中的“本我”，不会表现出太露骨的“猴壬”式的兽性。在21世纪，杜“皇上”的行为无疑是疯魔的，堤东村的村民得知后都感到怒不可遏，家长们涌到校园要校长交出杜保岑。可见，抖“皇上”的威风是不得人心的。

中国出了个杜“皇上”，舆论一片哗然。“这小子太出格了，太出格了!”我在嬉笑怒骂之余，静言默想，却又觉得杜“皇上”的变态其实也是中国的一种常态。历史学家吴晗说：“中国秦以前贵族专政，秦以后是皇帝独裁。皇权是今天以前治权形式的一种，统治人民的时间最长。”费孝通说：“贵族是统治者的家丁，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一句话，皇权专制就是“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用这样的尺度来看，当下中国有多少个皇帝?马德、李铁成、林“三光”等顺昌逆亡的卖官书记，在他们的领地上不都是货真价实的“皇帝”吗?

皇权意识的泛滥不仅表现在电视荧屏上，也不仅表现在二月河等人的帝王小说中，而是流播九州大地。今年4月18日我去陕西参观法门寺。进院门便见左侧的宣传牌上有一题为“佛光普照”的主打文章，记述十几年前一位中央领导人参观该寺的过程。其中讲道，法门寺的监院(庙中老二)对首长说：“自唐朝以来，先后有六位皇帝来过法门寺，您是第七位了……”这块牌估计还竖在那里。光天化日之下这教人有不知今夕何年之感。《红楼梦》上说“和尚道士的话信不得”，那就权当我没见过吧。我看《岭南新闻探索》双月刊2004年第3期，在第7l页读到一篇悼念某报社长的文章，写着：“旧时当官的讲‘食君禄，报皇恩’，老×受党多年培养……”这是什么腔调?所谓忠于党，该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信仰，忠实于党的宗旨，坚守理想与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么被“偷换”成了“食君禄，报皇恩”的封建君臣关系?这叫赞美吗?可见皇权意识浸肌沁髓有多么深。什么县委书记模仿国家领导人检阅三军，乡政府大楼仿天安门城楼，这样的新闻报道不一而足，都是皇权意识在中国根深蒂固的表现。官场如此，商界或别的什么界也如此，想过把皇帝瘾的人太多了!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土壤里，出个儿把杜“皇上”，实在是顺理成章的。

本人草成此文的今天，杜保岑还在警方追捕中，相信不久他会被缉拿归案。可是，无形的皇权意识我们怎么去追捕呢?

(原载《教师报》2004年6月30日)P16-19

动手整理这本集子的时候，原想编2004年本人的文选，倏忽迄今已过去了十八个月。于是以这期间发表的文章为主，编成了两本，另一本是思辨性评论，这一本以随笔为主(包括杂文、杂感、文史札记和忆旧、纪行的散文)。

这本集子是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之作品的名分来编的，为此，我首先要感谢中国作协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唯一的杂文作者)授给了我。在相关文章与访谈报道中已说过(本书附录较短的《羊城晚报》记者写的一篇，我是怎样参评的可参看《南方都市报》2005年2月8日B38版上广东省作协负责人的介绍)，我得这个奖是很偶然的。这表明文学界的人们不像我所在的新闻界的某些老先生对我有成见，不仅没将我看作一个危险分子，而且还不无好感。对于这种善意我理当表示感激。虽说从理论上讲我不必感谢谁谁谁，但是：一则，中国的法治还在建设中，不必讳言当下人治(因掌权者的德才而异的褒贬奖惩)成分尚浓，遇到欣赏你的人是你的幸运，应当念人家的好；二来，对作品的评价本无统一的度量衡，大奖不是非你莫属，人家推许你，对此一番好意，怎能假装清高不领情?我想，没有哪个心态正常的人喜欢别人对他持有敌意吧?动辄“势不两立”不是什么好德行，“对着干”与现代民主意识不相干。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凭良心说我自己愿意说出的自认为有益于社会的话而已。元代高士王冕有《墨梅》诗云：“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老实说，生于信息时代的我，没有这份影响乾坤的自信；我更欣赏岭南人张九龄《感遇》的名句：“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为文作赋，出于本心，不吐不快而已。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各类得主有二十多个，大概围绕我的议论是最多的，因为某人在网上发难一连写了九评，抨击我是被“招安”了，是“焦大”，是“新犬儒”。有人说长论短包括造谣污蔑都是很正常的，我也可以借机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一些理念。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对我是善意的，即便是一见奖项带官方色彩就反胃，一听“进步”二字就恼火的某些网友，我也能够理解其一腔“孤愤”。毕竟各人的经历、处境不同，性情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嘛。我坚信，绝大多数文友、网友，既不是反社会的唯恐天下不乱的“暴民”，也不甘做一介任人践踏的“顺民”，而渴望成为有权利享受尊严和自由的现代公民，进而认同所谓“启蒙”、“观念更新”，无非都是要以公民意识作先导，为建设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而清障、奠基、添砖加瓦。这也是我的写作一贯的基本态度。我虽然不求“上进”，至今只是一个“群众”，但从来不是造反者(虽然我认为革命作为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是基本人权)，所以谈不上被谁“招安”。我只想运用宪法确认的我的公民权利，是我所是，非我所非，推进中国的改革，促进社会的进步。是否如此，请看我的文章。

而且我还常劝自己，尽管我们对“文如其人”这句话要保持高度警惕，有的人写杂文好像满腔正义感，其实满肚子男盗女娼，混世媚权媚俗，投机钻营，比贪官流氓还无耻，人品连汪精卫还不如(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那是真心甘当烈士的)，但是论文还是宜看文本，笔墨官司不妨热闹，康生式的审干、红卫兵式的揭批大可不必，他犯法了自有司法机关去处理，不用咱们费神。

有朋友认为我的文章感情用事，缺少理性。我并不这样认为。我最向往的是白居易论讽喻诗的境界“快心露骨”。我撰文何尝有酣畅淋漓，“快心”且“露骨”的时候?七掂八量理性得可恶!

我感到自己学无专长的贫乏，但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写作激情在日渐消退。这种激情中，最难得的是对于邪恶的愤怒。这种愤怒不是那种矫饰的对虚拟的敌手打“太平拳”时所表现的愤怒，而是对自己有切身感受有清晰了解的物事的愤怒。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是新新闻主义写作的代表人物，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对美国文学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八十寿诞时，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曾以《不再年轻，但永远愤怒》为题予以介绍。表达愤怒是需要勇气的，即使是在美国这样言论自由的国度，当你与主流舆论观点相左时，你下笔得考虑很多因素。旅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直面“文化冲突”的著作，就叫《愤怒与自豪》。你可以不同意她的观点，但你得钦佩她不怕被恐怖主义分子追杀、被左翼知识分子的唾沫淹死的胆量。

党国英先生曾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对于拙著的书评文章，题为《高贵的愤怒》。我把这看作是朋友对我的勉励。但愿我能对现实长葆敏锐的感觉和愤怒的激情，而不麻木不苟且。

有一点想借此机会说明。

我本非“贞女”，更无“圣德”，为求文章发表和出版，只要无损我的基本立场和倾向，一向是能忍就忍，从不曾发青年老舍那种“改我一字，男盗女娼”的犟气，借官话装门面的时候也不少。记得《永玉六记》之五《汗珠里的沙漠》中的一段图文：

“失去了舞台，再好的人品和演技都等于零。一汪深深的潭水，淹死人从来不论价值。”

我理解这段话，不是教我们信奉犬儒主义，不择手段地去猎取所谓的“成功”，而是要我们珍惜生命，抛弃完美主义，争取发展的空间。其意与唐代诗人李贺的名句“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咽”相近；与鲁迅提的“韧性”有相通之处。鲁迅先生讨厌那些唱高调、作“恨恨而死”状的人，我也是。子日：“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不是那种极富进取心的“狂者”，没有那种掀天揭地的“狂者”之勇；我愿做一个“狷者”，有所不为，不妨放弃品味“马肝”的权利，做一个为祛病强身而“尝百草”的神农氏的后裔。无论如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表达意见的机会。

但是有些书商和出版者的不负责，要我来承担，心实有所不甘。在我已出版的集子中，特别要提到书商朋友操作的《正义的激情》(1997年)和《追问的权利》(2001年)，乱删乱改后违约没有在付印前给我看。前者错字连篇，以致有的句子与我的原意相反；后者加写了根本不是我的观点的一些话，而且为充新鲜，抹去了文后的发表报刊和日期，将一些职务性作品说明背景的附言也一并抹去，若有人据以批评我，我却无话可说。还有《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1998年)，正文校对很认真，后记却被一个刚入行的责任编辑删改得面目全非，不仅对原文断章取义，句子也改得令人哭笑不得。若后人据以骂我“狗屁不通”，我百口莫辩。那么，就请我的读者多看我几篇文章，从整体上认识我吧。

2005年2月28日草，改于2006年6月22日

在最新一届的“鲁迅文学奖”中，广东杂文家鄢烈山荣膺杂文奖。在近十几年中，鄢烈山的杂文被当做社会良心的一面旗帜，颇有鲁迅时代如匕首如投枪敢于针砭时弊的余风。日前，我们采访了鄢烈山，体验到他汹涌的激情……

为“人”说话

吴小攀(《羊城晚报》记者。以下简称“吴”)：谈谈你的得奖作品《一个人的经典》。为什么取这么一个书名?

鄢烈山(以下简称“鄢”)：我的这本书名应叫《一个“人”的经典》，主题都是关于人权的，讲维护人的权利，提升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权”在共产党历史上本来是一个很正面的名词，现在也写进了宪法。“经典”是一个瞎用的词，有点调侃意味；里面选的是一些我自以为关于这个大主题写得比较好的杂文。

吴：你认为杂文与当下流行的时评文体有什么不同?

鄢：1996年之前我比较多写杂文，之后就开始写时评。二者有共性，都是对社会的感应，要有思想，有观点，要有感情，但表现手法不同，时评更多地取材于新闻，杂文则可取材于天文地理历史，也可以是身边琐事；时评以论为主，杂文则可以曲折，可以更感性些，笔法可以更多样化。

吴：你的名字近几年越来越少在报纸上出现了，如果不写杂文了，你还会写些什么?

鄢：以后我会以写时评为主，也会写一些读书笔记，如果退休了，还可以搞一点专题研究。

吴：你曾经做过李贽的研究，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鄢：我是1989年之后开始对李贽作专题研究的。李贽不是反对孔子的主张，而是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孔子也很伟大，但并不代表孔子说过的话都是对的。李贽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将思想文化“定于一尊”的专制主义提出了挑战，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提出了“童心说”，认为做人为文要真诚。他还提出了做人既要“自以为是”(自信不盲从)又不能“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宽容)，这个观点是非常有现代性的。

对现实有痛切的认识

吴：得到“鲁迅文学奖”中的杂文奖，有什么感觉?

鄢：得到这个奖是很偶然的，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一直是比较“边缘化”的人物，这次算是得了一个比较不“边缘”的奖了。

吴：你的杂文总是很能抓住要害，切中肯綮，说出人们心中想说却未能说的话，感觉你的古文功底很好，而且对社会现实有相当犀利的了解，敢于说真话。是不是你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你的杂文创作倾向?

鄢：我觉得自己作为中文系的毕业生，我的文字还是比较简洁明快的，古文功底好则不敢说，相对于老一辈的大家，自己的阅读面比较杂，古文功底只能说是相对的还可以。另一方面，我的语言文学性不强，讽刺、幽默都谈不上，这与天赋有关。我从中学时代起就长于逻辑思维，而短于形象思维。当了六年多教师后，读了大学，毕业分配在武汉市的一个区政府工作，后来调到当地的长江日报社，最后到了广东的《南方周末》。在区政府做秘书的时候，没多少有意思的事可干，就开始写东西。

写作跟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良知、悟性和知识面有关。丁东说我的杂文里有“平民意识”，我出身平民，现在也是一个平民，有平民意识是很自然的。总的来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一个人的思想，但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就不一定了，出身与一个人有无正义感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参加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两个世界的英雄”拉法耶特，他本身是一个贵族；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也有很多是贵族出身，他们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出于理想和信念，他们对下层人民寄予同情。

徐友渔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比较丰富，经过了一个妄信、盲信到觉醒的过程。我从小就挨饿，一直到16岁才能吃饱肚子。经历过狂热时代，幻灭后对于现实有了比较痛切的认识。

笔下常带感情

吴：你怎么评价自己的杂文?

鄢：有些人认为我的文章是一种情绪化的产物，他们认为写文章需要“理性”、“建设性”，我对他们的这种观点是有保留的。“建设性”当然是一个好词，但现在却成了某些人用来阻止别人自由地发言的口号。作为一个公民，有表达的权利，就单篇文章来讲，批评之后难道还定要提出一个改良方案来吗?激情是杂文的生命泉，如果我没有话说，我就不说，如果不是这个事情触动了我，让我非写不可，我不会强迫自己每天写多少字。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小说家刘庆邦说：“我就是要感情用事!”有感情的文章才能与奉命文章、应景文章、写手文章区别开来。  

吴：你的这种感情其实应该是正义感。      

鄢：对这个社会关心，对这个民族的利益关心，对这个国家的命运关心，才会像梁启超那样“笔下常带感情”       

愤怒出杂文

吴：什么样的杂文才叫“好”  

鄢：在我看来，首先是那些字里行间充溢着真情至性，令我心弦为之共振的作品。比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所表达的痛惜与愤怒，刘半农的《“作揖主义”》所表达的对旧势力的轻蔑与憎恶，林放的《江东子弟今犹在》所表达的忧虑。与其说“愤怒出诗人”，不如说“愤怒出杂文”。

杂文最重要的是有风骨，不媚权不媚俗，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心忧天下，为民请命，匡扶正义，寻求公道。所以，好的杂文作者一定是敢爱敢恨不信邪的性情中人，好杂文一定彰显出遗世独立的人格、自由奔放的精神和强烈自觉的公民意识。

好杂文追求独到的见解，不避“片面”之讥，因为它不想独占话语权而终结真理，只想激活人类的思维，其“独见之处，即其精光不可磨灭者”。

好杂文有情有“义”，还有“文”。修辞立其诚，兼有思想个性与语言个性，才是最上乘的杂文。

没有理由悲观

吴：像你这样带着感情地写了近二十年针砭时弊的杂文，有时甚至还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不会有疲倦感和挫折感，或者想到放弃杂文写作?

鄢：肯定是有的，有某种厌倦感。邵燕祥曾经说：我再也不写反腐文章。可他后来还写。从积极的方面来讲，中国还是在进步，我认为这当中也有杂文的一份贡献在里面。第一，作为文章的主体，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不要把自己想象成政府的高参，希望领导马上采纳你的意见，这根本不可能。影响这个社会的力量是非常广泛的，人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还与整个社会的氛围有关系，而这种氛围是一点一滴汇成的。从中国的纵向历史来比较，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悲观丧气。第二，我得到来自底层老百姓的鼓励，很多不认识的读者用各种形式来支持我、鼓励我。第三，很实际的，除了写文章我还能干什么呢?写文章就是我的存在方式，也是反馈社会的一种方式。

(原载《羊城晚报》2005年1月15日)